“五反”运动与“抗美援朝”（14）

“五反”运动与“抗美援朝”（１4）

充满暴力和荒谬的“三反”运动

“三反”运动发动起来后，充满了暴力和荒谬，制造出了许许多多冤、假、错案。

据中共在“三反”、“五反”运动结束后公布的数字：在整个“三反”运动中，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有三百八十三万多人参加了运动，县以下的及军队的还不计在内。运动中有一百二十三万人被指控犯有贪污行为，比率高达参加运动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十二，差不多三人中就有一人被控贪污。其中属于“老虎”级的大贪污犯有二十九万二千多人，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百分之七点六二，算下来是十三人中就有一只“老虎”。这样高的贪污比率真可以惊世骇俗，让人匪夷所思！而这样的“成绩”基本上都是在荒谬的思维指导下，以暴力为手段制造出来的。

中共是怎样将所谓的“老虎”打出来的呢？中共华南分局有一份报告，其中谈到了一些单位抓“老虎”的情况：东江区运输公司二天内抓了四十七只“老虎”。这些“老虎”是这样抓出来的：大家开会揭发贪污分子，会上只要有人检举说某某人是贪污犯，此人即是贪污嫌疑犯。然后进行表决，只要与会者全体举手通过，这个“贪污犯”就算确定了。过程中完全不需要证据，也不需要调查核实。兴梅地区有一个机关即将解散，全机关四十多人需另行分配工作。当时是供给制，按规定每个人在离开单位时可领一笔加餐费，享受一顿比较丰盛的餐饮以资纪念。因为是集体离开，有人代表大家去领了这笔餐费。不料尚未来得及聚餐，其中有三十多人因先被分配了新单位而离开了，于是未走的十个人就把这笔聚餐费分三天加餐吃掉了。这件事也许做得有瑕疵，但应该说也不是什么大事。因为加餐费数额不大，也没有虚报人数冒领，只是应该参加聚餐的人有部分已先离开而没有吃到餐而已。殊不料到了“三反”时，地区“三反”办公室竟将这件事列为“浮报名额”，按贪污论处。结果这十个人个个成了贪污犯。中共西江地委为了提高“打虎”成绩，但又找不到理由打出新的“老虎”来，于是把当地银行中一批留用的旧人员在解放前按当时银行的规例领取的遣散费、年终奖金和借薪，统统作为集团贪污案处理。于是凭空多出了一批贪污犯。

中共建政后新创办中国人民大学。负责建校工作的是校行政事务部副部长刘一心。刘本人不懂建筑，从私人建筑公司请了一个姓白的总工程师来负责技术指导。建校大动土木，当然会有大笔金钱和物资往来。于是“三反”一来，这两人都成了“打虎队”的重点怀疑对象。为了找到他们贪污的证据，“打虎队”从刘一心的修建处和白总工程师的公司职员处下手，逼迫这些工作人员交代所谓的问题。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这些人作了虚假不实的交代和检举揭发。于是刘、白两人都成了“大老虎”，不仅被拉到几千人的群众大会上批斗，刘一心还被逮捕入狱。但到了运动后期核实案件时，发现所有揭发都查无实据，最后只能以“假案”撤销对刘一心和白总工程师的控罪。（以上材料来自王少军的《反腐风暴：开国肃贪第一战》）

复旦大学是国内著名高等学府，教师不管财务，但在“三反”中也要人人作交代。据一个复旦一九五三届学生吴中杰的回忆文章《复旦往事》说，因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干部特地批判了“学校是清水衙门，无贪污可反”的观点，因此学校师生只好人人做检查。因为实在没有贪污行为，因此“检查得最多的，大抵是用了公家的信纸、信封——甚至是旧信封，用公家的话机打私人电话，借了图书馆的书不还、丢掉图书馆的书不赔，等等。”“还有人检查在某校多领了一个月的工资而没有去上课，或者拿了多少稿费而没有交工会费。还有在解放前通货膨胀时期买过黄金、银元、美钞的。周予同（复旦教授，中国著名经史学专家）检查自己用屋前敌伪留下的木头，做了一张小桌、四只椅子；胡厚宣（复旦教授，历史学家、甲骨文专家）则交代在解放前曾买卖甲骨，从中赚了钱”。当时的学委会把这些都统计进“贪污行为”内，以致教授中的贪污比例高达百分之六十三点七，讲师中的贪污比例也有百分之四十九点三。学校里打出的最大“老虎”是一个姓李的保健科长，据他在全校大会上交代，说他私卖了多少阿司匹林和盘尼西林。但运动结束后李科长仍是李科长。估计当初他交代的“贪污罪行”有许多是被迫承认或自吹出来的，运动后期查无实据，只好平反。

网上有一篇署名董胜今的文章：《我参加了一九五二年的“三反五反运动”》，说的是他参加“三反”“五反”的亲身经历。由于是现身说法，因此所反映的当年“三反”工作队怎样制造冤案的过程更具体。当年董胜今在四川江津地区初级干部学校任教育干事。“三反”开始后，他被领导选为学校“打虎队”队员。学校是清水衙门，而且规模不大，连财务科也没有，这样的单位 “三反”应该没有多少搞头。但运动之中有哪个单位敢说自己单位是例外？因为学校还有一个伙食团，负责几十个学员的伙食，于是“打虎队”就将伙食团的司务长和炊事员作为打虎重点来审查。怎样审查？就是用肉刑逼迫他们交代。两人中司务长是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同志，大家对他一时还下不了重手。听说其他单位有跪煤渣一法的，“打虎队”中有一位地委来的姓于的秘书就稍加变通，叫人拿来劈柴，要司务长跪在劈柴的棱上，自己则与其他几个“打虎”队员坐在旁边打扑克，说：“你几时想交代了就喊报告！”结果司务长跪了没多久就受不了了。于是他们也就获得了“战果”。至于那个炊事员，因为是淮海战役中“解放”过来的“解放成分”（即“解放兵”），对他就不客气了，吊起来打。结果当然也是肉刑之下，何求不得！像这种做法，据董胜今说还算是“和风细雨”的了，“其他地方更加搞得阴风惨惨的，要不怎么会有那么多自杀的？”董胜今又说：“经过运动的人都知道，你作了交代，得到的答复往往是：‘交代不彻底，要继续交代。’这三五反当然也一样。”“肃反有百分比，反右有百分比，这三五反也有百分比。对你的贪污，是根据你经手的总金额来计算的，你交代贪污的金额达到了总金额的百分之三十了，就算你基本坦白，不再追了。”“贪污犯”作了交代，下一步就是追赃。为此“打虎队”又成立了追赃队，董胜今被指派为队长。因为学校是从璧山搬到江津的。这两个“贪污犯”交代的贪污案情大多发生在江津，说赃款也存在江津的什么粮店、杂货店。于是董胜今他们把两个“贪污犯”押到江津，一家家对质。结果没有一家承认他们在店里存过钱。董胜今他们继续逼问，“贪污犯”又改口说把钱存在一户地主家。可农村已经土改，地主家早已被抄家分光了财物，什么赃物、赃款当然也不会再有。结果忙活了一个月，一无所获。实在这些事都属子虚乌有，都是逼供逼出来的。

江苏省进入“打虎”高潮后，为了完成上级压下来的任务，各地已不是一只一只地打，而是一窝一窝地打。一些地方还总结研究出许多所谓的“打虎”战术和策略，如“敲山震虎”、“寻找虎踪”、“联合作战”、“内外兜剿”、“调虎离山”、“以虎制虎”、“专案专人”、“包捉包打”等等，有的地方则组织轮流斗争，不让审查对象休息，结果都打出了一批假“老虎”。如皋县有一个合作社全单位共一百十三人，“打虎队”用“以虎制虎”的办法竟然打出了五十三只“老虎”。

中共镇江地委部署“打虎”实行包干制，并申言如运动过后再发现“老虎”，单位领导者要受处分。在此压力下，地专机关各部门和各县（市），纷纷制订打“虎”计划并提出数字目标。为达打“虎”指标，很多地方出现车轮战、罚跪、吊打等逼供信行为。一时全区上下“捷报”频传，仅镇江市就打出亿元（旧币）以上的大贪污分子三十九人。

泰州地区专员、泰州治淮总指挥黄云翔在运动中成为“老虎”，罪名是包庇泰州银行的行长，说那个行长贪污了六十亿元（旧币）水利款。其实，整个泰州地区所有银行的钱加起来也没有六十亿，整个苏北的水利专款也没有六十亿，似这样明显虚假的事情，在运动风头上竟没有一个上级领导提出过疑问。（以上见中共苏北区委：《关于县级机关“三反”结束工作与当前生产的报告》，《“三反”、”、“五反”运动（江苏卷）》，第249-250页。）

山西富农滩煤矿为“打虎”创造出“软硬兼施”战术。其中“硬”的办法就有十七种之多，包括（1）一律不准出门；（2）戴布条（蓝布条可自由行动，红布条在院内活动，白布条不准出门。据八十人统计，戴蓝条的仅二十五人，戴红条和白条的有五十五人）；（3）大会斗争；（4）不准睡觉；（5）用棍顶下颚（迫其不能低头）；（6）罚蹲（一直到腿酸也不准动）；（7）通宵罚站；（8）坐反椅；（9）跪板凳；（10）头抵墙；（11）头顶碗；（12）两手举木棍；（13）不坦白不叫上厕所；（14）变相的打（扳指头、扭耳朵）；（15）上临时法庭（设一二审判员，由总支或保卫科长担任；三四个武装队员，曾审讯过六个人，这六个人都在“法庭”上被捆过）；（16）捆；（17）手铐加木塞。总之是不脱对人生理、心理的折磨。

在运动中，除了少数被领导指定为运动骨干的，所有参加运动的人都是贪污分子的嫌疑，个个都要开展所谓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都要写自我鉴定书，都要在不同程度上经受精神的压力和折磨，其中部分还要遭受肉体的摧残。因此在整个“三反”运动中，全国各地都发生过许多非正常死亡事件。

在南京市，“一时戴高帽子、挂牌、乱打乱绑乱罚跪、生追硬逼成为普遍现象。如下关银行办事处‘轮番轰炸’八昼夜，迫使审查对象承认贪污流失六十亿（旧币）巨款。”截止到一九五二年二月十九日，南京市自杀者二十六人，其中十二人自杀未遂，还有八人的家属自杀。

中共苏北区委一九五二年六月统计，“打虎”追赃中自杀死亡三十九人，逃跑三十三人。

苏南区太仓县税务局打出三十多只老虎，逼死了三人。无锡市在二月下旬发生多起自杀、逃跑事件，死了五人。

四川江津地区，“打虎”期间使用吊打和肉刑逼供，造成五十八人自杀。

青岛市据不完全统计，在“打虎”期间因肉刑逼供直接打死和自杀死亡者达一百七十二人，因被打致残者和自杀未遂者就更多了。全市在“三反”中被冤打成贪污分子的不下数千人。仅纺管分局一个部门错打者就有四百七十人。

广东省自“三反“开展以来，自杀人数直线上升。至三月七日，全省已发生六十九起，死了三十九人。另据统计：广州市委系统有三十三人自杀，省府直属机关七人，华南财委直属机关二人，华南军区各部队十四人，华南分局直属机关三人。自杀原因：畏罪三十五人，牵涉政治问题十二人，伪装自杀四人，被群众恐吓或逼供二人。（以上数字见王少军著《反腐风暴：开国肃贪第一战》）

上述几个例子所反映的，实际上连冰山一角都谈不上。中共曾公布过一个数字，说在“三反”运动中共有一千三百多人自杀身亡。对这样的数字我们只能“姑妄听之”。中共历次政治运动，哪次不要死上几万、几十万人！“三反”运动的残暴不比其他运动差，岂会平均一个县死一个也不到？ “360doc”网站有“三反五反运动”条目，其中《建国初期的‘三反五反’运动数万人被迫自杀》一文（本文来源《南方都市报》，作者：林野王。）称：全国参加“三反”运动的人数达到八百五十万至九百万，查出有贪污和占小便宜行为的人数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四。在整个“三反”“五反”中，全国有十八万四千二百七十人被捕，十一万九千三百五十五名党员被开除党籍，十三万三千七百六十人非正常死亡或伤残。这个数字是否准确，目前同样无法肯定。但可以肯定的是“三反”中因酷刑和自杀而死的人决不是一个小数。所谓一千三百多的数字，是绝对无法令人相信的。

经验告诉我们，中共对所有的统计数字，尤其是公布的数字，凡于它不利的，即使不能隐瞒也总是会竭力将它缩小；于中共有利的数字，则一定会夸大，甚至捏造数据。比如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开始中共不公布全国到底划了多少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以后，由于民怨沸腾，邓小平为笼络人心平反右派，当时公布的数字是全国共划了五十五万右派分子。然而近年中共解密有关档案，暴露了划右派的数目不是什么五十五万，而是三百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差不多是中共公布数字的六倍。除此之外，还有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被划为“中右”。这些人虽没有正式戴上“右派”帽子，但单位内也将他们与一般右派同等对待。当然，上述解密档案暴露的数字是否一定正确，也有待进一步查实，但五七年所划右派不止五十五万，却已有很多人提出质疑。又如“抗美援朝”志愿军死亡人数，中共最初说十三万，后来一次次加码到十八万多，而温家宝等中共高官都说“数十万”。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因大跃进引起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当时粮食部部长陈国栋、统计部部长贾啟允、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联合调查统计了一个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上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周恩来竟下令立即将调查证据全部销毁。以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在为大饥荒究竟饿死多少人而争论不休。在民间，周恩来给人的印象一向是“贤明”、“正派”，然而就是这样的人也会干出这样的事来，说明中共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是一贯对人民实行欺骗的。在“三反”死亡真实人数问题上，中共的做法也决不会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