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运动与“抗美援朝”（16）

“五反”运动与“抗美援朝”（１6）

迫不及待登场的“五反”运动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在西南军区的一个通报上批示说，：“三反”运动“务必于一九五二年一月上半月取得显著成绩，下半月取得更大的成绩”。一九五二年一月四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一个关于“三反”的指示，重申中央直属机关总党委的决定，说“限期一月一日至一月十日，各院委、部、会、院、署、行、局、处及其下面的一切单位，务须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坦白检举，于一月十一日送来报告。”毛泽东还告诉各级党委负责人，为了能迅速完成“三反”任务，可以缩短学习时间：“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缩短学文件的时间(有四五天就够了)，召开干部会，限期(例如十天)展开斗争，送来报告，违者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职查办”。（《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的指示》手稿，一九五二年一月四日。）上述毛泽东的几个批示突出地表现了他对时间的紧迫感。他限期要下属将“三反”运动发动起来，并限期要取得成果。为了在限期内完成“三反”任务，连学习文件都可以走过场，有四五天意思意思就够了。

那末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在一月中旬以前将“三反”运动发动起来呢？如果我们将这个问题与陈云、薄一波在一九五一年七月向中央提出的警告，说如果财政赤字问题不解决好，“到一九五二年三月，我们的物价平稳就保持不住”联系起来，那么就不难明白毛泽东为什么这么着急了。因为要解决“抗美援朝”战争缺乏经费问题，通过“五反”从工商业者头上弄钱是目前唯一最有把握的途径。但发动“五反”要有一个理由。而发动“三反”就是为发动“五反”制造理由。根据种种迹象，我猜毛泽东原来的打算是在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以后，“三反”运动就会在全国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然后过半个月、一个月，至迟在一九五二年的一月初就可“在三反的基础上”发动“五反”了。“五反”搞一个月、二个月，从民族资产阶级那儿把钱搞到手了，就可赶在三月以前解除财政危机。殊不料时间过了一个月多，很多地方、部门对“三反”还无动于衷。这样下去发动“五反”的计划必然要“泡汤”。于是他发怒了，气势汹汹地连续作了上述那些批示。在雷霆震怒之下，在违令者“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职查办”的威胁下，原来对“三反”还感觉“迟钝”或反感的领导，这下才感到再不有所表示，自己的“乌纱帽”也要不保了。于是“三反”终于发动起来了。但此时时间已太晚了。为了赶在“三月”这个财政危机爆炸点以前，毛泽东不得不打破原来的计划，大大缩短“三反”与“五反”两个运动之间的间隔时间，提前发动了“五反”运动。

“五反”是这样开始的：一九五二年一月五日，毛泽东在转发北京市委关于“三反”斗争的一个报告上写道：“将这个报告发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和地委，在各大中小城市中一律仿照办理，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漏税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特别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重庆、沈阳及各省省城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藉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争取在两个月至三个月内基本上完成此项任务。请各级党委对于此事进行严密的部署，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这是发动“五反”的一个讯号。在这里请大家注意一月五日这个日期。这一天，中央直属机关的“三反”也还没有发动起来（中央直属机关的“三反”是在一月十九日以后才动起来的），而毛泽东已经在发动“五反”了。

同一天周恩来在全国政协讲话，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向会议作了准备开展“五反”的“吹风”。周在讲话中对民族资产阶级横加指责、凶相毕露。他说：“中国资产阶级本身也同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一样，具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本质。” “因此，解放后，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正如天津工商界自己所检举的，常常以行贿、欺诈、谋取暴利、偷税漏税等犯法行为，盗窃国家财产，危害人民利益，腐蚀国家工作人员，以遂其少数人的私利。这种情形如果不加以打击和铲除而任其发展下去，则我们革命党派、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团体日益受着资产阶级的侵蚀，其前途将不堪设想。”

一月九日，政务院召集华北、京津高级干部大会，国务院副总理、兼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节约委员会主任薄一波作报告。他在讲话中明确指出要在工商界开展一个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要求各级干部对这场运动做好思想准备。

在这“山雨欲来”的形势下，作为全国工商界龙头大佬的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在一月十二日开会决定，在上海工商界开展反行贿、反欺诈、反暴利、反偷税漏税的“四反”运动，以主动积极的姿态配合当局。我不知道这是他们真的拥护共产党反贪，还是希望藉此“主动认错悔改”的表态来稍稍减轻运动对他们的打击力度。

上面这三件事仔细思量起来，我觉得有一个现象很“有趣”：中央直属机关、包括中央直属机关主要部门的政务院，他们对“三反”反映迟钝，运动迟迟发动不起来，但对“五反”却十分积极。毛泽东一月五日批示要发动“五反”，周恩来、薄一波不仅迅速表态还立即对运动做了动员，可见他们对“三反”根本不感兴趣而对“五反”却十分起劲。究其原因，无非“三反”是要搞自己，而“五反”是搞别人。与此成对照的是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可绝不敢像中共干部对待“三反”那样“老油条”，装聋作哑，能拖则拖，而是“闻风而动”，诚惶诚恐地 “响应”党的号召，主动向自我开刀清算自己了。这是怎样的一幅浮世绘？这令我想起《聊斋志异》中的一篇短文《黑兽》。蒲松龄先生在此文中说有一种动物叫狨，猕（一种猴子）最怕它，“遥见之，则百十成群，罗而跪，无敢遁者。凝睛定息，听狨至，以爪遍揣其肥瘠；肥者则以片石颠顶，猕戴石而伏，悚若木鸡，唯恐堕落。狨揣志已，乃次第按石取食，余始哄散。”我想这狨就很像中共，而这猕则像极了民族资产阶级。这就是“五反”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共统治下政治地位的真实写照。而这种情况也说明了在“五反”还没有正式开始之前，作为统治集团的中共和作为打击对象的资产阶级，其实双方都早已作好“五反”的思想准备了。很多中共干部对民族资产阶级早就想动手，要像消灭地主阶级一样消灭他们了。因此接到毛泽东的命令后，他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准备着要对资产阶级来一场大围剿了。而此时离《共同纲领》的制定还只刚刚过去了二年多一点。由此可见这个《纲领》的脆弱，也可见主持制定这个《纲领》的执政党的虚伪。

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决肃清资产阶级在国家经济机关中的破坏活动》，正式在全国公开吹响“五反”的进军号。社论气势汹汹地历数民族资产阶级的罪行，说：“近三年来，有些工商业资本家，为了达到卑鄙目的，不惜采用请客、送礼、借款、回扣、行贿、入股、分红等各种手段，设置了许多圈套，来勾引和腐蚀国家经济部门的干部，使这些干部成为他们在国家机关与国营企业中的内线，替他们窃取机密，供给情报，利用国家机关的名义，帮助他们违法走私，并在国营企业内和私人工商业的交易上，跟他们狼狈为奸，有些工商业资本家甚至派遣自己的代理人，打入国家经济行政部门和国营企业中，盘踞要津，窃取领导，企图使某一部分国营企业，变质为替资产阶级服务的工具。这就是资产阶级在我国国营经济机关中进行破坏活动的最狠毒的方式。”社论号召：“一切受到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对于资产阶级的进攻缺少警惕性的领导干部，必须猛醒过来，清楚地认识目前资产阶级向国家经济机关进攻的情况，提高警惕，发动群众，对于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举行一个坚决的反攻。坚决地肃清资产阶级在国家经济机关中的破坏活动。”

终于，筹划已久的“五反”运动迫不及待地登场了。因此，在实际上，在全国很多地区，

“三反”与“五反”几乎是同时进行和交叉进行的。所以，“五反”不是在“三反”取得“资本家腐蚀政府干部”充分证据的基础上开展的。这一点，我认为对于后世的许多读者来说，都是必须了解清楚的。

      下面为了行文的方便，我将毛泽东怎样结束“三反”的打算提前告诉大家。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转发华东军区的“打虎”报告上批示说：全军“打虎”战斗已达高潮，“目前第一要注意打尽老虎，不要松劲；第二要注意调查研究，算大帐，算细帐，清查老虎真假，严禁迫（逼）供信。注意这两条，就可获得全胜。”仅此“严禁逼、供、信”一句话，他就轻轻松松将“三反”运动中所有逼、供、信的罪行统统推给了基层具体掌握运动的人；而他本人则是一贯正确的。

三月六日，他又批准发布《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说：“凡贪污未满一百万元（旧币，下同）者，只要其情节不严重恶劣，彻底承认错误，保证不再犯，一律不以贪污分子看待”。“凡贪污超过一百万元，未满一千万元之贪污分子，只要其情节不严重恶劣，彻底承认错误，保证不再犯，一律不予刑事处分。……如系年岁较轻或偶一失足而能自动坦白者，或系发觉后积极参加三反工作并业已立功自赎者，得免以贪污分子论处，不予行政处分”。“凡贪污超过一千万元，未满一亿元之贪污分子，可依其情节轻重、坦白认罪程度、退赃和检举立功等情况，分别给以适当的刑事处分，或免刑而只予行政处分”。“凡贪污超过一亿元之贪污分子，一般均应按其情节轻重给以不同的刑事处分，追缴贪污款物，但自动坦白、真诚悔过，退出赃物，在反贪污斗争中检举立功者，亦可免予刑事处分，改给以适当的行政处分。”类似的批示还有好几道。多么宽宏大量！多么富有人情味！好像完全不记得就在两个月前他那些杀气腾腾的话：“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 (劳动改造)，直到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以及逼迫下级大抓、狠抓“老虎”的那副穷凶极恶的样子。

从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毛泽东发动的历次整人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在运动初期，他竭力施压，逼迫手下官员放手去整人；等到他发动运动的目的达到了，他就出来做好人，宽大一些明显整错了的人，美其名曰“落实政策”。而这种“好人”也只有他才有权去做，以此让人感激他的“仁慈”、“大度”和“英明”。这次“三反”运动自也不例外。俗语形容有的人既要做坏事，又想落个好名声，说是“既当*****，又立牌坊”。毛泽东比这些人高明，他是逼人做*****，自己立牌坊。

纵观全国的“五反”运动，有两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恐怖和荒谬。下面就这两点先分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