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感觉荣氏家族，王光英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做出了切实的贡献（至少初期）

1980年，王光英被迅速起用，出任天津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当时天津大沽化学厂因技术落后濒临破产，王光英立即为该工厂引进聚氯乙烯生产设备，并拯救老厂，之后大沽化学厂获得政府1700多万投资及外资注入，实现不断扩产。1981年，他担任天津市副市长，负责恢复天津商业^[4]:58-59，期间成功恢复和整顿和平路、东马路商业一条街^[9]；此外他担任第三届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席^[10][11]。

1981年2月12日，王光英在香港、澳门考察后，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送呈《港澳见闻和八点建议》，建议“用香港的经营方式成立一个高效能的综合性公司做些零星生意”，“如放开手脚，给予随时调用几亿美元的权利，也搞承包责任制（各部门少加干预），给国家赚大钱是有可能的。”^[12]国务院批复“在港设一完全打破官商一套的综合公司，委托光英同志负责筹办。干部也由他选人，由中国银行贷款支持”^[13]。

1983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支持下，王光英在香港筹建光大实业有限公司^[14]。他先后任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和光大实业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名誉董事长^[15]。光大进入香港之时，正值中英双方对香港主权回归谈判，香港民众人心动荡，光大的入驻受到香港各界关注^[4]:59。最初光大公司业务在搜罗商业情报，并将全球各地物美价廉的先进二手设备引进中国大陆。刚开业几个月内，光大公司获悉智利一家铜矿倒闭，矿主此前订购的1500辆崭新的美国道奇、联邦德国奔驰牌的大吨位载重机、翻斗机需要折价拍卖^[16]。王光英迅速拍板派出采购小组，并予以全权负责权限。几日后小组抵达智利，并通过检验磋商后，这批货物以原价折价38%低价全部售给光大公司。整个交易过程仅用3个月，光大首单获利2500万美元，为中国大量节省外汇并提供国内生产需求^[17]。

光大公司业务扩展期间，他还通过中国外交部邀请基辛格访问光大公司，以及联络全球各界政要，提高光大集团的社会地位。其中竹下登在出任首相前就与王光英有较好的交往，出任日本首相后，竹下登建议日本三菱信托银行与王光英关系密切，而三菱信托银行在华投资，其中对光大公司的投资在中国保持第一。在他主政时期，光大集团积极谋求外资进入中国，其中包括香港财经大厦、江门外海大桥、北京王府饭店、金朗酒店、京广中心、天伦王朝饭店、珠海磨刀工程等^[4]:62。而其崛起也有力促进了国际资本对中国的投资、以及进出口贸易的发展^[18]。

1983年起，王光英担任第六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1984年1月，王光英找到李嘉诚，成功说服后者与光大实业公司合作经营城市花园。此前李嘉诚与王光英签署了一个经董事会通过的协议，若地价下行，三个月内光大可以随时退出，但退出协议尚未公布。不久地价大幅下降，王光英在同年6月宣布取消合作计划^[20]；不久李嘉诚也将此物业卖出^[21]。长江实业并向光大退还4890万港币本息，香港舆论哗然^[20][22]。然而，李嘉诚在当初卖出城市花园的住宅单位予光大集团时，长实系属下的上市公司国际城市（城市花园发展商）股价急升，长江实业董事周千和减持部分该股份，导致交易在终止后，被裁定为内幕交易。1986年，李嘉诚等人被内幕交易审裁处裁定触犯内幕买卖条例，受到公开谴责。光大虽未直接参与国际城市的股票买卖，但王光英名望大损，被中共中央调回北京^[23]。香港对大陆的质疑，直到中国信托投资公司主席荣毅仁派其子荣智健来港投资，方才挽回香港对大陆的政治信心^[24]。

1989年，王光英离开光大，并担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3年，担任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98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他连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25][26][27][28]}。此外他还担任全国工商联第五、六届执委会副主席和第七、八届执委会名誉主席^[29]。此外担任中华海外联谊会第一届理事会名誉会长等^[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