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运动与“抗美援朝”（19）

“五反”运动与“抗美援朝”（19）

荒谬的“五反”

“五反”的另一个特点是荒谬。这个特点首先表现在所谓的“违法”户比率竟高达百分之八十、九十。据一份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九大城市的不完全统计，在受审查的四十五万私营工商业户中，犯有不同程度“违法”行为的工商户达三十四万，占了被审查总户数的百分之七十六。其中上海达百分之八十五，北京达百分之九十。广州市的情况据网上一篇具名叶曙明的文章说，广州一地二百二十个行业，共四万七千八百一十九户工商户，被查出有违法行为的达四万二千四百四十六户，占总户数百分之八十八点七六，介于上海、北京之间。一九五二年三月五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在“五反”运动中队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在这个文件中毛泽东亲自规定了划分各类工商户的比例：守法户约占百分之十左右，基本守法户约占百分之六十左右，半守法半违法户约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严重违法户约占百分之四左右，完全违法户约占百分之一左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55、56。）由此看来，这个高达百分之八、九十的“违法”比率，都是按照毛泽东规定的比例划出来的。工商户违法不违法不是根据事实，而是按照领袖定下的比例来定，这样的事情不能不说荒谬吧？

在这个运动中，绝大多数“违法户”的“罪行”是所谓的“偷税”和“漏税”，“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恐怕百无其一。但是，正如前面已经说到过的，中共因为财经困难，早在一九五〇初就开始加强税收工作，并把征税的重点从过去主要依靠农村的农业税，转移到了对城市工商业者征收的工商业税。为此中共不仅健全了税务机构，配备了坚强的税收队伍，还改革税法、增加税种和提高税率、广布税网，连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也不放过，强调要“堵塞漏洞，把偷、漏的税统统收回来。”我曾见到一篇文章，说当时中共的税收额比之国民政府时期已经高出了三倍。在这种情况下，若说仍会有少数人作奸犯科偷税、漏税，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若说百分之八十、九十的工商户仍在不同程度上偷税、漏税，做各种违法行为，则实难令人相信。我真不知他们是怎样查的，依据的又是什么税法？是因为以前中共的税收人员都太无能，还是所有的工商业者都狡猾无比、神通广大？

我曾问过几个年长的、亲身经历过“五反”的人，当年查偷税漏税是怎样查的？依据的是什么法？可是他们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而大致的情形又都差不多：就是运动来了，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大会斗、小会批，大呼小叫，逼你交代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等问题，有的还要动手动脚打人。反复地斗，反复地交代，直到工作队认为你交代得差不多了斗争才会暂停。然后就逼你交补税款、交罚款。至于这偷税、漏税是根据什么查出来的，真也说不清楚。我曾力所能及地找了一些有关的文章、书藉来研究，可惜正规的“学术”文章，竟没有一篇说到这个问题的。倒是在网上我看到了几篇作者本人亲身经历的回忆，又综合了从其他渠道得到的零星消息，才大致上了解了这个“查税”情形。

当年“五反”查偷税漏税，其实根本就不是靠什么税法去查账，而是依据对你资产、营业状况的评估，预先就定下了要你缴交各种罚款的大概数目，然后发动店员、工人对你乱批乱斗，靠运动的声势、压力，逼迫你承认各种捕风捉影、甚至根本子虚乌有的罪名；不承认，就加大批斗的力度，威胁要逮捕、枪毙你，直到你承认为止。下面是我在网上看到的一篇当年参加“五反”工作队的人写的一篇回忆文章。这也是迄今为止我看到的将“五反”过程说得最详细的一篇。由于作者说的是亲身经历，而且文笔颇佳，将一些关键的地方都说清楚了，所以十分难得。以下是该文的摘要，谨敬献各位读者分享：

这篇回忆发表在博讯网站（boxun.com）上，名为《抓“不法资本家”——“五反运动”记实》。作者铁流，本名黄荣泽，成都茶叶店学徒出身，后改行做记者和作家，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关押劳改二十三年，一九八〇年获平反。据铁流说，一九五二年春，他刚参加完土改运动，就被调到成都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参加“五反运动”。因为他原是成都茶叶业工会青工委员，就被编入成都市茶叶业的“打虎队”。队长哲丽英，是个中共烈士女儿。运动开始后，“按照上级的布置，我们首先将茶叶行业一百三十八家茶叶店，按大、中、小三个不同的等级排队，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违法户、严重违法户等五大类。凡是生意做得大又有钱的茶叶店老板，都是违法户或严重违法户，那些中不溜的茶叶店，大都划入半违法半守法户的范围，那些雇一兩个工人的茶叶店，绝大部份是基本守法户和守法户。”“开初我不明白，這划分的标准根据是什么？我问哲队长，她笑笑，十分坦然地说：‘不违法怎么会做大生意？又怎么赚上大钱？我们把他们列为违法户或严重違法户，就是要向他们追索赔款，罚他个精光，罚他个倾家荡产。’”

他们首先组织青年学工，许以表现好的积极分子将来吸收为国家干部，再将拟好的划分五类的工商户名单交给他们讨论，最后选定了最先开刀的“典型”，总府街裕昌荣茶叶店。被选典型的条件是：“一要有油水，赔偿的金额大；二要有民愤，在同行业中大家都恨；三易于攻破，怕关押怕逮捕。” 裕昌荣老板姓杨，他生意做得大，一直做到西北、西康一带，但为人吝啬，所以人缘不太好，正符合“打虎队”的要求，于是未经查账就将他列为“严重违法户”。“打虎队”找他要他坦白交代犯“五毒”的罪行，杨老板不肯承认有违法行为，说不信可查账，于是“打虎队”就开斗争会斗他。

据铁流描述：“斗争会一开始，全场一片怒吼叫他站出来，他想抗拒不站，立即跳出几个老虎队员，把他揪上主席台。早布置好的发言的老板们，为了‘争取立功’都抡着发言。有的揭发他漏税偷税，有的检举他茶叶中渗假，气得杨老板破口大骂，说这些揭发检举全是捏造，没良心的瞎编。大家说他不认罪，不低头，诬蔑攻击政府，于是拳头加巴掌，雨点般地打了下去，当场打得他皮青脸肿不像个人样。有的要求逮捕，有的要求严惩，吓得杨老板一身打抖，咚地跪在地上哭着求铙：‘我有罪，我有罪！我五毒俱全，不是个东西。我愿意赔退，请求政府宽大……’还一边说，一边哭，一边打自已耳光。哲队长问他赔退多少？他说五千万。（哲队长）转头问大家：你们说他老实吗？不老实！会场一遍怒吼。多少合适？五个亿！十个亿！十五个亿！二十个亿！（指旧币，一个亿相当于人民币一万元，下同）…… 杨老板一听急得翻眼珠，气呼呼说：‘你们还讲良心不？我一年做多少生意，大不了三两个亿，现解放才两年，这赔退数目高于我十年生意，道理上也说不过去嘛！’共产党自来不和人讲道理，讲道理就不是共产党。怎么办？升温加热，最后暂定五个亿。自此，打虎队员日夜跟着他追收脏款。杨老板为了退脏，将家中历年储蓄全部交了出来，甚至太太的陪嫁、儿女预留的学费，都献给国家，还是过不了关，后来吊死在自家厕所梁担上。”

“在斗争杨老板小胜之后，‘五反’运动在茶叶业全面推开。被斗的资本家站在工人当中，任工人吼，任工人骂，任工人推过去拉过来，搞得這些被斗的资本家头昏眼花，骨头散架。一天不行两天，两天不行三天，直到被斗的资本家承认交待自已的違法事实为止。如遇上顽固的资本家，不承认自已違法事实，除坚持天天斗争外，还罚跪、罚站、顶板凳。再不，几天几夜不准睡觉，还在商店周围主要街道的电线杆上，安装了高音喇叭，每天从早到晚不间断地呼喊口号，或是指名道姓地点他名字，并叫工人宣读揭发他的材料，要他立刻交代问题。除此，就是宣读中央和省市委文件，一再交待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抗拒交代，死路一条’。这些软硬兼施的手段，不停地攻击发炮，使空气中充满浓浓的火药味，每个氧气分子都是致人于死地的子弹。”“ 杨老板自杀后，接着春熙路陆羽春茶叶店邹老板，因不满打虎队员的凶横，全家六口服毒自杀，经抢救活下四人，邹老板和他老伴死了。不几天，全市其它行业也出现资本家自杀事件，有的跳楼、有的抹喉、有的投水……”。

铁流学徒的茶叶店叫“雨前春”，老板张叔奇是铁流的三师傅，也被定为“严重违法户”。“打虎队”要他赔退十多个亿人民币（旧币），因交不出又怕逮捕，吓得打算全家自杀。哲队长知道后要铁流去做思想工作。铁流说：“我当然义不容辞，立即赶到店里。师婆一见到我吓得语无伦次，罗罗嗦嗦说：‘黄，黄，师兄，不，黄政府，呵，呵……黄，工作队，过去有什么对不起你的事，不要放在心上，都是我的错，你是知道的，我们做生意从没有偷过工，减过料，更没有偷过税，你和我们师徒一场，要說说公道话啊！’我感到十分骄傲，过去在我面前她是何等傲慢，今日却恨不得给我磕头。唉！时代变了，地位变了，我真成了国家主人！但师傅总是师傅，师婆总是师婆，不能太过分，现既然求到我，我也不能太刁难别人。于是态度十分和霭，语调十分柔和，说： ‘师婆，你要相信党，相信政府政策，我们工作队不会寃枉一个好人，只要赔退了就没有事。’ 师婆抹着眼泪道：‘怎么赔退得出十多亿啊！’我只好坦露心曲道：‘师婆，到这个时候了，你是保钱还是保人？’在一旁的三师傅，明白我话中意思，急忙說：‘妈，黄师兄说了，只要赔退，就不会逮捕。钱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退，砸锅卖鉄都退！留得青山在，还怕没柴烧。’在我离开时，三师傅一再感谢说：‘只要不斗争，不逮捕，什么事都好办。’ 这时，我才真的明白，‘赔退’是‘五反’的根本目的。‘五反’反什么？就是要资本家把钱拿出，拿得越多越好！”

“一九五二年四月的一天，成都市节检会召开全市各行各业不法资本家赔退大会，地点在成都军区北较场的大操场坝子里。那天，中共川西区党委书記李井泉亲临大会。大会主席台前放了几十张长条桌，桌上摆满金条、金砖、金元宝，银元、银锭、银撬宝，以及各种珍珠、玛垴、玉器之类的财物，黄灿灿，白晃晃，在阳光下耀得人睁不开眼眼。這是我平生以来看见這么多的金子、银子、珠宝玉器，值多少钱啊！共产党真厉害，敛财搞钱有的是办法！另外，那些被定为違法户、严重违法户的不法资本家，排着一列长队，人人手中抱着人民币、美钞、金银财宝、珍珠玉器，依次上台向人民请罪，向政府认罪，然后低头弯腰把手中钱财，毕恭毕敬地放在桌上，然后退着身子走下来。那天，三师傅张叔奇也在這个行列里，我十分高兴，他终于‘幡然悔悟’，走了‘坦白从宽’的‘光明大道’。”

网上还有一篇署名高天民的文章《一个民间商人的血泪史——三反五反纪实》，说的也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据高天民说：一九四九年前，他在上海与另两人合伙开了一个汽车材料店。当时国民党败退台湾，留下很多美国汽车被中共第三野战军接受，需要修理的车很多。因为是与军队打交道，他们很小心，不敢多赚军队的钱；又因知道共产党“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警告，也不敢对这些客户请客送礼。他们去解放军的办事处联系工作，见到他们虽然住在国民党高官留下的高级公寓里，但生活简朴，所以也肃然起敬。“三反”运动开始，各地部队到店里来找老板要求交代贿赂干部的人络绎不断，有时还被押到淮海路一处地方隔离审查，弄得几乎精神崩溃。有一家与他们店联号的汽车材料行两个老板，因为受不了折磨，服氰化钾自杀了。他亲眼目睹了两人的死相，因临死前的挣扎连脚上的皮鞋也踢到了墙角，显然死得十分痛苦。

“五反”开始后，高天明自思：中共说的资本家“五毒”，他们平时对来店里的干部连香烟也不敢敬一支，怎敢行贿？店里做的生意都有发票，税务局又查的紧，不可能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他们店里经营的汽车零件都不是自己制造的，也没有以次充好卖给客人；盗窃情报，他们这种商店与情报根本搭不上界；如果说有赚钱没有亏本就是盗窃国家财产，那最多把盈利全都交出去好了。唯有一件事，即他们经营的汽车零件都是从国外来的。进货款要外汇，而政府从不供应外汇，他们的做法是通过广州的地下钱庄与进口商套汇。他们只要汇钱给广州的地下钱庄，由地下钱庄安排就可以在香港取得外汇，然后在香港办货运回内地。这是一贯的做法。当时共产党需要美国汽车零件修汽车，并不管这等事，现在“五反”了就将这事拿出来跟他们算账。

“五反”工作队威胁高天民说：“就凭你私套外汇的罪，立即可以判你死刑。今天搞五反，是给你一个从宽处理的大好机会。老实对你说，我已具体掌握你的材料，你不坦白也可判刑。”高天民说：“此时我只好说：‘一定坦白。’他们说什么，我全认，行贿、偷税、漏税都按他们掌握的材料办；至于盗窃国家资财，我正在和他们讨价还价，我说至多不过二、三万元（按：此处所说的是新币，在当时应为二、三亿元），话还没说完，就马上遭到斥责。我想再加些吧，如果总数在十万元之内，还可以勉强应付，若要再加码，那就不堪设想了。我陆续往上加，但坚持不超出十万元。队长冒火了，指责说：‘说了半天还是鸡毛蒜皮，差得太远太远……’。队长所以如此说，自是按五反对我店的要求而来，同时也听了店中职工的检举揭发。当时老板既无解雇职工之权，职工对老板的态度也大大的改变，工会指示什么，他们就去做什么，比过去对老板还巴结。这次他们奉命对老板检举揭发，各人都有一套本账，谁对老板财产检举得多，谁在五反运动中立功就最高。但尽管胡说乱道，他们所说的数字与我坚持的十万元之内的数字比较起来竟是鸡毛蒜皮。虽然如此，我们总归是完了！但共产党就是这样来搜刮工商界的吗？我越想越不对头，又坚持了几天。可连续的谩骂、威吓、疲劳、审问，终于使我垮了下来。我想反正是完蛋了，完就完罢！我被逼得无路可走。这时说老实话根本已行不通，出于过关免死想法，只好鼓足勇气，自动加码十万，不行就再加二十万，这样加上去直到一百六十万，队长才认可了，却要我说明这一百六十万的来龙去脉。我只好再来一个弥天撒谎，胡编乱凑，好不容易才写了出来。其实这一百六十万的天文数字，早已超过了我店里那些年的营业总额，更超过了实有资产；即使把三个老板的私产都加进去，也还差得远，根本不用辩论就可以看出这数字的虚假。”

高天民说：“工作队通知我隔天就可以回家。翌日上午，我们三人获释。此时另二人还不知道怎么突然会被释放的？我说：‘这笔大生意，队长和你们都谈不成，逼到我头上来了。我们谁也受不了这样无限期地关在这里日夜批斗，只有求释放才是唯一的生路。我再三思考，只好胡说以迎合他们的要求，所以大家可以活着回去。’但他们一听一百六十万的数目时，惊叫说：‘这怎么了得！’我说：‘眼前我们过关保命要紧，也只好作茧自缚，总比关在这儿挨斗、等死强些。’于是三人匆匆分手。但其中一位被关了三周之后，已被斗得七颠八倒，连回家的路也认不得了，还是由我把他送回去的。”

“第二天，五反工作队队长来店里召开职工大会，宣布本店老板已经‘彻底坦白’，由原定的第一档‘完全违法户’，从宽处理降为第三档‘半守法半违法户’。如果是第一档，就要送法院去坐牢。又过了一些日子，对他们店的处理通知也来了，各种罚款、补税，总计是二十八亿元（二十八万元），还说这是经过核实后的‘宽大处理’。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钱缴清罚款，从此税务局的人就每天来店里坐等，有钱就拿走。这样情形共持续了二年多才把这笔‘巨债’缴清，而店里也空空如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