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抗战时期，如非特地查阅相关的专史，我们接触到更多的是有关抗敌的历史。在中学历史知识普及阶段，学习的“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模块中，对于日本侵华的罪行着重了解的除了“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七七事变”等关键节点外，便是“南京大屠杀”及日本帝国主义对沦陷区政治上的“以华制华”和经济上的“以战养战”。在高等教育的“中国现代史”教材中则更多是着墨于我们对日的抗争与战争史，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沦陷区的统治，涉及不过两三页，概概而过。由是我们对于抗战历史中，对沦陷区乃至沦陷区城市市民生活是知之甚少的。尤其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也并不多见，这一点在此书中作者在导论及研究回顾中也有作详细梳理。 《劫后“天堂”：抗战沦陷后的苏州城市生活》透过大众传媒、档案公文、商业出版城市手册与导览书籍、私人记录、口述史料等丰富而又极具城市生活记纪实性的文献史料，分析苏州沦陷后政局变化，及茶馆、菜馆、旅馆、烟馆四大行业的发展变化，探讨了沦陷后苏州城市生活的状况。 在此书的探讨呈现中，我们看到的是有别于惯性思维中抗战时期沦陷后的凋敝萧条城市凄况，反而呈现出“畸形繁荣”的盛况。如此特殊的情形背后的社会和历史缘由究竟是什么？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随后苏州成为伪江苏省会，汪伪政权在苏州的政策执行是如何的，给苏州城市生活带来了怎样的影响，由此我们如何看待汪伪政权在沦陷区扮演的角色及起到的作用的？苏州沦陷后的两重天社会状况下，市民和行业者们的生存状态又是什么样的？这些问题得以深入探讨，也让我们从城市史的角度更深入地了解到抗战时期苏州沦陷区的城市实境，从另一个角度丰富了对抗战时期历史的认识。

 

 

一、苏州的沦陷 1937年淞沪会战后苏州沦陷到1940年汪伪政府建立，苏州经历了战火烧焚，轰炸破坏、尸横遍野、市民逃难，“苏州原本人口有36万余人，至沦陷时大多数已逃往他处，城内居民仅剩2万余人。”苏州沦陷区内人心惶惶，战争、死亡、恐惧、混乱、茫然笼罩着这座昔日的“人间天堂”城市。到地方名望人士在日军的扶持下成立的“自治会”，后以此为基础建立“维新政府”，社会失序局面有所改善。1940年汪精卫南京伪国民政府成立，“……苏州城市治理，逐步稳定了社会秩序，城市人口回升，工商业渐趋复苏。” 二、四大行业的畸形繁荣 随着苏州行政级别的变化和社会局面的控制，在一片“物价飞涨、居民生活艰难声中”，茶馆、菜馆、旅馆、烟馆四大行业却渐渐复苏，甚至迅速繁荣，一度“盛极一时”。各大茶馆成为苏州人日常听书、下棋、买卖商量和调解，甚至聚赌或体验新型娱乐的场所。菜馆分布扩大，还聚集了一批“娱乐、消闲与吃喝等活动的商店”区域。交通的恢复也带动了苏州旅游业的兴盛，旅馆业也随之繁荣，“客满牌”高挂。烟馆盛行，甚至城中所谓戒烟所实即是“挂牌”烟馆，“外国人估计1938年的苏州约有500家鸦片烟馆”，“……苏州在1939年真实的鸦片吸食者至少也应该有8000到10000人。”

抗战时期以四大行业为代表的休闲娱乐经济的繁荣，既有苏州人处于国家沦陷，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性”而进行烦闷排解的趋动，也有沦陷区相对稳定后人口大量回迁及外来人员的涌入，如公务人员、商人、游客等带来的消费需求刺激，更有汪伪政权对社会秩序安定措施的一定成效和对“同业公会”设立的肯定扶持。这些都客观上刺激了四大行业的发展与兴盛。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一种正常的繁荣盛况，在“歌舞升平”之下其实隐藏着城市社会的不安与骚动，以及极大的两极分化与生活压力。战争破坏造成的破坏，日本帝国主义对物资的大肆掠夺、封锁与统制，导致各类物资紧缺，造成不断攀升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再加上伪政府的重征捐税，自然灾害的频发对种植物的打击影响，四大行业看似经营繁盛，但实则盈利艰难。对于更多的普通居民而言，维生更是勉强。在动荡的时局下，即使茶馆、菜馆、旅馆、烟馆四大行业处于伪政府的管控下，繁荣底下也不免成为“藏污纳垢”之所。茶馆兼具的社会社交功能，“吃讲茶评理”和聚赌不时引发暴力斗殴。部分菜馆经营中“把生意建筑在女人身上”，旅馆生意中也时有烟、赌、娼、抢劫和自杀社会案件。烟馆的盛行不仅有其历史遗留原因，更是源于日本的毒化政策和垄断倾销，同时烟馆作为“伪政府”的重要税收来源之一，更是戒断不绝。

苏州休闲业繁荣盛行的背后，我们发现的“社会贫富两极化、暴力事件层出不穷、劳资纠纷的持续、女性的物化等现象”，我们看到的是沦陷区城市独特的一面。对我们研究抗战时期沦陷区城市生活及城市史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