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青年王申酉被执行死刑前究竟发生了什么？

上海青年王申酉被执行死刑前究竟发生了什么？

　　　　　　　　　　　　　　　　·鉴　正·

　　王申酉的思想，在今天看来，都是正常的思想。他的不幸，就在于比常人早想了一二十年——

　　他批评“在我们国家里，还存在着革命功臣与广大平民的不平等”是１９６３年；
　　他批评思想独裁是１９６４年；
　　他批评“三面红旗一出，三年困苦降临到六亿人头上”是１９６５年；
　　他批评“在六万万人民中空前地培植起同封建时代类似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是１９６６年；
　　他指出“十年前划了３０万（注：原文如此）右派分子，他们绝大多数是无权无势的耿直志士”是１９６７年；
　　在他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１８日到２３日写的“供词”里，他全面的反思了建国以来一系列极左思想的恶果，提出了尊重价值规律，打破闭关锁国，实行对外开放等系统的改革主张。

　　他的观点，不过是写在日记中，写在给女友的书信里。他没有结社，也没有把他的主张付诸政治活动，仅仅因为思想，因为他的头脑里产生了与当时统治者不一致的思想，于是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让我们记住王申酉被枪杀的日子吧：１９７７年４月２７日。这个日子和遇罗克被枪杀的日子——１９７０年３月５日一样，都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都铭刻着国家的耻辱。苏格拉底被杀死是在２４００年前；布鲁诺被烧死是在４００年前；而中国杀死自己的思想家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遇罗克活了２７岁！王申酉也只活了３１岁！有人感叹当时中国没出几个思想家。中国人不是天生没有思想能力，而是最杰出的思想者，竟然被推上了断头台。

　　王申酉在８０年代初平反时，首都的一些新闻机构组织金凤等一流记者，花了很大的力气去采访，准备向宣传张志新一样大张旗鼓地宣传王申酉的事迹。然而，报导写成之后，有关领导人却提出：“藏之名山，传之后世。”藏是藏起来了，文稿在金凤手里已经藏得发黄发脆。能否传之后世，就不好说了。连同代人都不知道王申酉是谁，后世人怎么会想起寻找他的踪影呢？

◇　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所谓“供状”

　　警车飞快越过上海闹市区，驶向普陀区拘留所。当晚即开始审讯，紧紧围绕着所谓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罪名而展开。

问：“你的矛头针对谁？”
答：“我主要写的是现在的社会情况。”
问：“我们的社会是什么社会？”
答：“是社会主义社会。但我想有很多情况不符合社会主义社会。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生产力不能高速度增长；科技水平不是高速发展；文学艺术也不能达到高水平。我们社会是闭塞的，不是如马克思所讲的和国际交往密切。”
问：“为什么你的攻击在１９７６年？”
答：“我感到邓小平重新工作以后，中国有了希望，我的思想是和他完全合拍的。１９７６年批判邓小平以后，我情绪抵触，认为国家没指望了，自己也失望了。这在给女朋友和弟弟的信上都讲了……”他给女朋友和弟弟的信都给公安局当作“罪证”收缴了，在内蒙做工的弟弟也被关了起来。

　　一个多月２０次审讯，预审员反复要求王申酉承认所谓“恶毒攻击罪”。而王申酉认为这不是攻击，他是讲真理，讲人所共识的客观事实。

　　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１８日，办案人员要王申酉重写一遍给女友的那封没有写完的长信内容，作为一份他全面的“亲笔供词”。

　　原来的那封信已被他丢到水池中毁掉了。再重复写这封信时，他没有任何资料可供参考，手头也没有马恩典籍可供翻阅，一切全靠他惊人的记忆力，全靠他对马克思主义原理和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理解，靠他多年生活的观察积累和深入思考的透彻分析，他下笔一泻千里，从１１月１８日到２３日，６天中写了６万多字。

　　王申酉在１９７６年９月７日至９日用三天工夫写给他女朋友的这封长信分八个问题。除了他谈到与女朋友的结识及双方关系发展前景的问题外，主要阐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与他的世界观；对１９４９年以前中国历史的看法；对苏联历史的看法；对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国历史的看法与对M的看法；对中国目前现状的看法。

　　这是一份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剖析当时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探求建立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很有价值的宏篇论文。就是这样的一篇文章，却被当时的审查者们当作王申酉“恶毒攻击罪”的罪状供词拿出来。

　　王申酉这份“亲笔供词”全部复述了他在写给女朋友信中的内容，是他十年探索、刻苦攻读马克思主义联系社会实际形成的真知灼见。

　　当时万恶的“四人帮”已经被粉碎，“文化大革命”已宣布结束，他满怀希望他的命运会有根本的改变。他给父母写信，要求他们用他的工资代买《资本论》１－３卷、《剩余价值学说史》１－３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马克思传》、《论一元唯物史观的发展》、《没有地址的信》、《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书送来，还准备在牢中再次攻读马恩著作。谁料想竟无人理会他的正当要求，连这封家书也被扣压。他日日地兴奋和期待着。他万万没有想到，粉碎“四人帮”后的１９７７年，“个人迷信”、“极左思潮”仍然紧紧禁锢着当时执政部门一些同志的头脑。凶险的命运在等待着他！

　　六分钟决定他的命运，他不幸倒在我们自己人的枪口下。１９７７年年初，北京传来中央文件和通知，再一次强调要“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凡是恶毒攻击……者，必须严厉镇压，决不手软。

　　１９７７年３月，上海市革委会决定在“五一”节前要召开“反革命分子”公判大会，要求法院上报案例。上海市高级法院“死刑复核组”人员立即到各区、县选择公判典型。王申酉不幸被选中。“全面专政机器”飞速开动。

　　时间紧迫，连表面上的法律程序也顾不得了。按规定，公安局向法院起诉后，法院才能受理审讯、判刑。可是，王申酉一直关在公安局，并未移交法院审讯。为了赶在３月２０日前向市委上报公判案例，３月８日，市、区两级法院审判员联合突击审讯王申酉。此时，他们还没有接到公安局的起诉书。普陀区公安局的起诉书是在３月９日才正式送到区法院的，而在头一天法院却已开始审讯。

　　３月８日、９日、１０日、１６日上下午，普陀区法院和上海市高级法院联合提审王申酉五次，围绕“攻击罪”整理出了“攻击伟大领袖”、攻击“文化大革命”、攻击“反右派运动”、攻击“反右倾运动”、攻击“大跃进”、攻击“人民公社运动”、攻击“批林批孔”、攻击“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九项恶毒“攻击罪”。

　　３月１４日，普陀区法院党组和普陀区公安局分党委联席会议决定：对王申酉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３月１７日，普陀区区委书记董镇同志认为王申酉只是动嘴，没有动手，写信没有扩散，不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他批示：判处死刑，缓期两年。

 

　　区法院党组将原报批“死刑，立即执行”和区委书记的批示“死刑，缓期两年”两种意见一并上报上海市高级法院党组。

　　３月２５日，上海市高级法院党组开会讨论，一致意见：判处王申酉死缓。

　　４月５日，当时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在全市党员干部大会上说：“我们要认真贯彻执行１９７７年中央五号文件精神，开展几次大的打击，抓住典型案例，坚决打击，决不手软。”

　　参加会议的上海市高级法院院长开完会回来，睡不着觉。他想自己过去曾被市委领导批评“太右”，今天会上的精神是对政治案件判刑要从严，王申酉的案子我们判“死缓”是否轻了？如果上报市委审批时，市委意见是“死刑，立即执行”，岂不说明自己真的“右”了？想来想去，他决定将王申酉案改为“死刑，立即执行！”

　　４月６日上午，他召集党组开会，传达市委会议精神。建议立即改变上次党组判处王申酉死缓的决议，改判王申酉“死刑，立即执行！”王申酉的命运就这样可悲地决定了。

　　我们采访中了解到，上海市高级法院死刑复查组、刑一庭以及所有党组成员都没有看过王申酉写的六万言的“供状”，他们判刑的根据只是区法院整理的几百字的“九条罪状”。

　　１９７７年４月７日，一间布置得十分幽雅的会议室里，当时的上海市委常委会讨论市高级法院上报的公判案件。这一天他们共讨论了５８个案件，决定了６８个罪犯的判刑，每个常委都分到了一袋装有“罪犯”“罪行”的材料。他们在讨论这决定人命关天的大事时，包括汇报时间，平均每六分钟就讨论决定一个死刑案！王申酉的案子，排在第１２名。高院刑一庭同志同时汇报了普陀区委建议“死缓”和高级法院党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两种意见。市委的决定性意见是“杀”。

　　那位高级法院院长庆幸自己把“死缓”改为“死刑”，不会再被他的顶头上司批评他“右”了。

　　１９７７年４月２７日下午，普陀区体育场上，召开了一万六千人参加的公判大会。王申酉被押赴刑场，中弹倒地。这年他３１岁。

　　可笑的是，上海市高级法院的书面批文，在王申酉被枪决后的第二天才送到普陀区法院，而区法院却在没有见到批复件之前就宣布判决了。

　　王申酉生前说过：“人是应该为信仰而活的，我也愿为自己的信仰而死！”他的话不幸而言中。他为追求和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而献身。

　　１９８１年４月中共上海市委召开了庄重的追悼大会，为王申酉正式平反。受他株连坐牢的弟弟和朋友也都同时平反。

□　来源：《炎黄春秋》２００４年第９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