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北京，郭沫若的葬礼隆重举行。然而，在几千公里外的大连，一位名叫郭安娜的白发老人，仅仅是用那双变形的手指，平静地擦了擦墙上旧相框的玻璃，这一擦，仿佛抹去了半个世纪的爱恨纠葛。

世人大多只惊叹于一个结果：郭沫若在日本“抛妻弃子”留下的那五个孩子，后来竟然无一例外成了新中国的顶尖栋梁。但很少有人真正读懂，这五个名字背后，是一个女人如何用柔弱的肩膀，扛住了一个时代的坍塌。

她原本不叫安娜，在遇见那个改变她一生的男人之前，她是日本佐藤家族备受宠爱的千金小姐——佐藤富子。如果不是1916年在东京的那场逃亡，她本该穿着华丽的和服，在北海道帝国大学校长的官邸里抚弄琴弦。

父亲摔碎全家福的怒吼，没能挡住她提着装着锅碗的木箱，义无反顾地钻进了月租两元的贫民窟。从那天起，世间再无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佐藤富子，只有一个蹲在河边用刺骨冰水搓洗学生制服的妻子安娜。

但这仅仅是苦难的前奏，真正的至暗时刻降临在1937年。那个声称去为了国家大义而战的丈夫，留下了一张归期未定的字条就消失了，独独把五个嗷嗷待哺的孩子留给了她，海浪没能带回丈夫，只泡涨了那支被遗忘在码头的钢笔。

一个女人带着五个孩子，在兵荒马乱的东京如何活？

她必须撕碎曾经的高贵，当大家闺秀的尊严无法换来一碗米汤时，她活成了那片土地上最顽强的“草根”。为了救治患肺炎的幼子，她毫不犹豫地走进当铺，把自己最后一点念想——母亲留下的玉佩换成了药片。

每一个深秋和寒冬，她那双曾经只想握笔和抚琴的手，在充满了冻土的荒野里不知疲倦地翻找。从带霜的荠菜到苦涩的马齿苋，哪怕是烂菜叶，只要能煮热了塞进孩子的胃里，就是活下去的希望。

但安娜的伟大，从来不仅仅是“活着”，即使是在烂泥坑里挣扎，她也要强硬地举着火把，把孩子们的精神世界照亮。

家里常常连点灯的油都不够，但读书声从未断绝，她把微薄的薪水一分掰成两半花，却在面对孩子的精神需求时变得无比慷慨。

小儿子痴迷音乐，在那样的乱世和赤贫中，这简直是痴人说梦，可安娜像是一只不知疲倦的工蚁，硬是从那个破家当里一点点抠出积蓄，竟真的搬回了一台旧钢琴。在那间破风漏雨的小屋里，黑白琴键敲击出的旋律，是对抗贫穷最有力的武器。

二儿子不到十岁就懂事地去给邻居画像贴补家用，她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转身就省下口粮钱，给孩子买回了像样的画笔和颜料。她不只是喂饱他们的肚子，更是在哪怕烧成灰烬的绝境里，也要把“教养”二字刻进孩子的骨髓。

她甚至极少在孩子面前展露幽怨，那支被海水泡过的钢笔，她一直别在围裙上；那篇篇被藏在和服袖子里的诗稿，她读给孩子们听。她指着作业本上那个必须用铅笔描了又描的“华”字告诉孩子们：不管大人的恩怨如何，你们的根，在那片海的对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