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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周期性的农民起义,是因为底层百姓追求“平等的思想”?还是因为想当顺民都不可得?【转载】

-非圣- 2025-12-20 23:48:07 ( reads)

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其次数之频繁、程度之剧烈,在世界史是独一无二的特殊现象。

几乎每一次的改朝换代,都伴随着大规模的全国性农民起义,而且这些起义都以推翻政权为目标。秦朝的陈胜吴广起义、西汉的绿林军、东汉的黄巾起义、隋朝的瓦岗寨、唐朝的黄巢起义、宋朝的梁山泊和方腊、元朝的红巾起义,然后就是明朝的李自成和清朝的太平天国。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农民起义,动辄百万之众,他们基本上把原来的社会结构破坏得很彻底。

但是,世界其他地区不是这样的。

西欧直到公元8世纪才有农民起义的记载,从8世纪到16世纪的800年间,西欧数得上的农民起义不超过8次,而且这些农民起义没有一个以推翻政权为目的,西欧没有一个王朝是民众起义推翻的,这些起义更像是社会抗议,而不是造反。中东和印度,极少看到农民起义的记载,日本也是。俄国发生过较多次数的农民起义,并且有些以推翻政权为目标,但一方面这些农民起义集中在彼得大帝改革后的18世纪和19世纪,总体次数远不及中国,另一方面从来没有发生农民起义的改朝换代。

看到这里,很多人会有疑问,古代中国的大一统,使得纷争减少,带来了和平。而且,古代中国的文明高度,在全球十分出色。中世纪的欧洲老百姓多么穷啊,那些启蒙思想家直到18世纪还在羡慕中国的富庶。在很多人的脑海里,封建割据下,国家四分五裂,战争连绵不断,诸侯都是世袭,老百姓没有上升空间, 还要忍受诸侯领主的残酷剥削。中国却是统一的大帝国,国家直接为民做主,打掉了中间的诸侯领主的剥削,老百姓应该活得更好啊。这是一个“制度优势”,农民应该拥护这个制度啊,怎么反而比分裂的欧洲带来了更多的农民起义?他们怎么会如此痛恨当朝政府呢?

然而事实是,封建割据的西欧农奴,其生活水平并不见得比中国的农民低。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西欧农奴的税负远比中国农民稳定。

诸侯的领地是世袭的,他们对待领地农奴不会像官僚那样残暴,他们必须考虑长远利益,庄园农奴的过劳死或逃亡对他们很不划算。而且,西欧领主与农奴是有白纸黑字的契约的,契约规定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和税赋。契约的主要内容,一般沿袭不变,几百年下来就会形成一种惯例。因此,农奴的税负水平,可以长时间保持稳定。

南京大学的雍正江在论文《15-17世纪英国农民福利保障模式转型研究》中得出结论,“一个佃户的地租往往长达200年或250年保持不变”。农奴只对领主负责,而中国古代的农民通常会受到各级官吏的压榨。朝廷规定的名义税率通常很低,比如西汉和明朝只有1/30,但是通过层层加码和各级克扣,农民的实际税负往往增加数十倍。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官僚系统必然扩张,腐败程度必然加剧,“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些官僚只对上面负责,他们的利益在于升迁,反正干个几年就要走人了,因此很容易出现暴虐百姓的事情。最终的结果就是:老百姓的实际税负与名义税负出现较大的偏差,而且这个偏差往往越来越大。

在绝对税率的比较上,西欧农奴的税率普遍在1/4-1/2之间,这个税率介于中国王朝的前期与后期之间。我们可以打个简单的比方,100年内,中国农民与西欧农奴的平均税率都是1/3,不同的是,西欧农奴一直是1/3,中国农民前期是1/6,中期是1/3,后期是1/2。当上级单位试图增加税负时,西欧农奴有契约和庄园法庭进行申诉和妥协,但中国古代是权力压倒一切、权力支配一切,没有了诸侯、贵族等中间层,农民直接面对权力的鞭笞,根本无力抗衡,对于官府的增税行为,中国农民没有申诉渠道和博弈空间,从而导致税负单调上升,直到突破临界点。

有人肯定会问,如果中国农民的生活状况不见得比欧洲农奴好,但古代中国比欧洲富庶是没有疑问的,这怎么解释呢?其实,这种矛盾很好解释:古代中国的统治阶级生活状况远好于欧洲领主,因为好处都被统治者攫取了。

高税负并不必然导致社会动荡,因为一方面一部分税赋会用到社会保障,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另一方面如果有低保,农民但凡能活下去,也不会铤而走险走上起义的不归路。一般来讲,国家权力与责任是匹配的,高税负就是高福利,低税收就低福利。但古代中国的权责是失衡的,官府有权无责。因此官府权力很大,对民间控制能力很强,税收很严厉,但不承担社会福利。

即便朝廷想赈灾,经过各级官僚的层层盘剥,到灾民手里也所剩无几,历朝历代都有处决赈灾贪污的官员。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里和珅与纪晓岚在监狱的那段经典对话流传甚广,朝廷下拨了粮食,但灾民吃的是喂猪的糠麸,和珅还认为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因为官字两个口,先喂饱上面的官,才能喂下面的民。

欧洲中世纪也会发生大面积的灾荒,但很少有大面积的流民,因为领主会尽量让农奴活下去并把他们固定在领地内。正是因为这些体制原因,导致看起来远比欧洲富庶的古代中国,其人均寿命并没有明显比欧洲高。根据民国时期许仕廉《人口论纲要》以及1936年实业部公布的统计数据,古代中国人的平均寿命30岁左右。根据敦煌出土的敦煌户籍记载,以及其他一些学者的相关研究,古代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在27~35岁之间。中世纪欧洲人的平均寿命也差不多这个水平,蒂尔尼和佩因特合著的《西欧中世纪史》写道,13世纪英格兰的平均寿命是35岁。13世纪是西欧相对发展比较好的时期,但相比西欧大陆的法德意,英格兰比较穷。总体来讲,古代中国农民的人均寿命,与西欧是一个水平。这与两个地区的农业文明发展水平是不相符的。

总之,大规模农民起义,并不是底层百姓追求“平等”,主动去夺权,而是想当顺民都不可得,只能铤而走险。也就是“官逼民反”!因此中国历史停滞在绝对的二元对立政治结构中,停滞在流民暴民与集权系统的不断轮回中。

跟帖(6)

十具

2025-12-21 02:37:18

中国周期性农民起义的主因是马尔萨斯陷阱。财富分配方面的平等诉求,是次因甚至只是主因的表象。

华府采菊人

2025-12-21 04:20:15

最关键的的有少数“二杆子”,一不小心这些人还真的是”雄才大略“

英二

2025-12-21 04:28:24

民不聊生+没有宗教的束缚

不开窍

2025-12-21 05:56:57

"领主会尽量让农奴活下去并把他们固定在领地内",其中“把他们固定在领地内”才是关键。

英二

2025-12-21 06:05:00

奴隶与农民的代差

衡山老道

2025-12-21 08:53:58

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农民远比世界其它国家多。起义,若没有规模,很容易被镇压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