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90）

我的文革（90）

（三十四）夺权中的乱象和斗争

前面，我说了上海夺权的大概经过。但说的主要是造反派与当权派及保守派的斗争经过。其实在造反派内部也有斗争。这种斗争一类是属于争权夺利。其实人无论处在顺境还是逆境，这种斗争都会发生。相对而言共患难不易，共富贵更不易。这是人性使然。还有一类斗争是因观点不同引起的。应该说文革初期一段时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老百姓思想最自由、也最好斗的时期。因此虽然都属造反派，他们也会由于对某人某事观点不同而发生斗争。而“一月革命”中央号召造反派夺权，造反派内部因争权夺利因观点分歧引发的斗争就更加激烈。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张春桥在北京的一个关于上海夺权经验的讲话中就有所介绍。另外，上海“工总司”编写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斗争纪要》，和上海市革命大批判组编写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中也有相关记载。这些乱象，有些我也是亲见亲闻的，只是年深月久有些事情发生的确切日期已记不清。这里我就以上述三种记载为本，结合我的记忆，说说“一月革命”中各造反派在夺权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一些乱象。

如前所述，上海夺权是因为陈、曹市委挑动“赤卫队”大量离开工作岗位并策划“三停”，以及大刮“经济主义妖风”引起的。造反派在当时这种情况下为了表明自己是听从党中央“抓革命、促生产”号召的革命派，为了将文革进行下去，主动将某些部门、单位的生产管理大权接管了。这是一种自然发生的趋势，并非造反派想借趁机夺共产党的权，而且这是要冒很大政治风险的。但是到了中共中央公开表彰上海造反派，并呼吁造反派联合夺权后，造反派中某些人也开始私心膨胀。他们设想这次文革打倒“走资派”就如一九四九年打倒国民党政权一样，胜利后他们都是有功之臣，就可分个一官半职。他们以为自己拉了一帮人、树了一个“山头”，先下手为强，抢先夺权造成既成事实，只要名气响，抢的“地盘”越大，将来分封的官职也越大。于是种种有关夺权的乱象也就随之而来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由“工总司北上返沪第二兵团”（据说总人数有五六十万）和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上三司）带头的十一个造反派组织率先发起了对上海市委、市人委的夺权。也不知张春桥是怎样说服北上返沪第二兵团司令耿金章的，结果耿金章宣布“二兵团”退出夺权，余下“上三司”等组织顿感势单力薄，夺权行动也就告吹。

一月十七日，“工总司”、“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红革会”和“上海市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委会”等四个组织也宣布联合夺权。因张春桥嫌参与单位太少不同意，夺权没有付诸行动。

一月十九日，“工总司”、“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和“红革会”，在联络了“同济东方红”、“交大反到底”等大小三十八个造反派组织后，再次开会筹建上海的新权力中心。这次张春桥同意了。新权力中心最初取名“上海革命造反派政治联络总站”，后因追慕一八七一年成立的巴黎公社，取名“上海人民公社”。

虽然，三十八个组织联合夺权已具相当代表性，但还有遗漏，而且也不是所有人对这三十八组织夺权都心悦诚服的。“上三司”头头赵全国第一次与“工总司北上返沪第二兵团”联合夺权因“二兵团”退出没有成功。一月二十二日， 赵全国纠合了“中三司”、“中教司”、“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上海兵团”，及市委机关“工农兵造反总部”等五个组织再次夺权。他们宣布接管了上海市委，派人占领了康平路旧市委书记处和旧市委办公厅机要室。张春桥果断下令镇压，由王洪文率领“工总司”一批队员把占领康平路的“上三司”赶走，把赵全国押送公安局。后赵全国以“政治扒手”的罪名坐了七年监狱。

一月二十三日，工总司常委范佐栋、王文海准备分裂“工总司”，另外成立一个“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还有，“工总司”北上返沪二兵团常委张富根同“红卫军”一些头头串联了虹桥机场一些人，准备成立“中国民航上海管理局革命造反委员会”。这两个图谋虽然不影响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大局，但是属于分裂“工总司”的行为，所以很快也被粉碎了。事实上，自“工总司”被毛泽东中央看中以后，凡属分裂“工总司”，或要与“工总司”分庭抗礼的组织都会被张春桥打下去。

毫无疑问，张春桥的这种扶持“工总司”独大，以及偏袒独亲以徐景贤为首的“市委机关联络站”的做法，有很多人是不服气的。因此，就在一月二十三日那天晚上，复旦大学“孙悟空”等一批“红革会”下属组织聚在一起开会，准备“炮打”张春桥。二十五日凌晨，上海各主要街道上突然出现了一批大标语：“坚决反对目前成立以张春桥为首的新市委！”“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张春桥不等于中央文革！”还贴出《一问张春桥》、《为什么？——二十个问张春桥》和《三十六个为什么？》等大字报。此外，还有消息盛传“红革会”在三十日要在人民广场召开有三十万人参加的“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三十日凌晨，中央文革发来“一·二九特急电报”，明确指出：“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最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而不是指向以陈丕显、曹荻秋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完全错误的。”由于“工总司”在“解放日报事件”中与“红革会”结成了深厚战斗友谊，因此“红革会”炮打张春桥，“工总司”开始是持观望态度的，等看到中央文革电报后，才紧急联合了五十五个本市和外地驻沪群众组织发表通告，表示坚决拥护中央文革来电。 这第一次“炮打”在中央文革干预下被压了下去。但因为发生了“炮打”，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筹备工作也停顿了六天，直到二月二日才恢复。

此外，一月二十九日，以耿金章为首的“工总司北上返沪第二兵团”联合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等“工总司”反对派，组成“火线指挥部”，与“工总司”在南市区斜桥附近武斗，后因中央文革明令反对“炮打张春桥”，耿金章等看形势不对才匆匆停止武斗。

 二月二日，上海人民公社筹委会举行会议，决定二月三日在人民广场召开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同天深夜，“工总司北上返沪二兵团”和三十六个本市和外地在沪组织的头头也举行紧急会议，决定成立“新上海人民公社”，与上海人民公社唱对台戏。“新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新闻传单，在全市到处散发，连我们青浦街头也有。张春桥得知这个消息后急忙打电话把耿金章找来，给他看了毛泽东指示的电话记录：“要搞革命的三结合，要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参加上海市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领导工作。”张春桥还明确表示不仅他会参加上海人民公社，驻沪三军也奉令支持上海人民公社。耿金章这才明白成立“新上海人民公社”是不可能成功的，就放弃了进一步行动。但第二天三日开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已是不可能了。最后成立大会延迟到二月五日才召开。

 当时，全国最早成立夺权后新政权的是“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时间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二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西南的春雷——欢呼毛泽东思想在贵州的伟大胜利》表示祝贺。第二个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是黑龙江省，时间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新政权名为“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二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东北的新曙光》社论表示祝贺。 第三个成立的是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时间是二月三日。上海是第四个成立的。前两个省成立革委员，《人民日报》都很快表态承认并祝贺。可是山东、上海成立革委会后好长时间不见《人民日报》表态，于是人心浮动，谣言四起。很多谣言都是怀疑张春桥有历史问题，说他曾被国民党逮捕过，是叛徒，所以中央迟迟不表态承认。直到二月二十三日，“上海人民公社”遵照毛泽东指示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这个新政权才算获得了中央正式承认。为了解除广大群众的疑惑，当时张春桥还特地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说“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这样就发生改变政体、国家体制、国号问题，是否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呢？国家主席是否要改叫公社主任或社长？因为改变了国号，又会发生外国承认不承认问题”。”（大意）总之，叫“公社”这个称号十分不妥，会引起好多麻烦。这才使我们明白了“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后迟迟得不到中央表态承认的原因。不过这个时候，我们青浦造反派已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了，绝大多数的造反派组织被“砸”掉，许多造反组织的头头被逮捕入狱，我们已无心情去庆祝、关心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