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庐山会议后，中央提出了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的口号，发动了新一轮的跃进热潮。这一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当时已经困难重重的经济形势，导致各个经济部门的比例严重失调，经济生活全面陷入紧张。农业大幅减产，人民的生活日益恶化，饥荒在广泛地区蔓延。
从1960年起，农业和轻工业的产量大幅度下降，人民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广泛的饥荒开始出现。实际上，从1958年开始，主要农作物的产量就已经呈现下降趋势。1960年粮食产量比1957年下降了26.4%，棉花产量下降了35.1%，油料产量下降了54.8%，生猪存栏数下降了43.6%。农产品产量的急剧下降，给城乡居民的生活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勉强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1960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达5044万人，比1957年增加了2593万人，但工资总额却增加至263.2亿元，国家财政面临着巨额赤字，1960年赤字高达81.8亿元。
巨额的财政赤字直接导致市场供应紧张，通货膨胀加剧，居民的消费水平大幅下降。为了满足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需求，国家实施了近似平均主义的粮油肉蛋等基本生活用品定量供应政策，甚至包括肥皂和火柴等生活必需品。与此同时，农村地区也面临着严重的粮食短缺和高额征购的双重压力，饥荒情况愈加严重。1960年，粮食和棉花的产量甚至回到了1951年的水平，油料的产量更是低于1949年。在浮夸风和高征购政策的影响下，1959至1961年不仅是农产品产量下降最为严重的三年，也是国家征购农产品最多的三年。这几年，国家对粮食的征购量都超过了1000亿斤，占当年总产量的30%到40%。由于高征购，农民人均粮食占有量降至200公斤左右，1961年更是下降到191公斤，远低于人的最低生活需求。
饥饿所引发的普遍营养不良、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开始在全国蔓延。1957年，中国的死亡率是10.8‰，而到了1960年，这一数字飙升至25.43‰，其中农村死亡率达到28.58‰，有40个县的死亡率高达100‰。中国每年增加约1000万人的人口，但1960年却比上一年减少了1000万，而1961年又减少了348万。在河南、山东、安徽、贵州、四川等省，数十万甚至数百万的人因饥荒而死亡。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中央开始调整经济政策。1960年6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1960至1962年三年计划的相关调整。毛泽东在会上明确表示，要压缩生产目标，强调质量、品种和规模的重要性，把这些放在首位，数量则排在第二位。6月18日，毛泽东写下了《十年总结》，从哲学角度总结了十年来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和教训。此次会议决定对二五计划后的生产目标做出较大的调整。7月中旬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重点讨论中苏关系和经济问题。会议最终决定压缩基建规模，并加强农业战线。与此同时，苏联在1960年宣布终止援华项目，并撤走了在中国的专家。这一举动客观上也促使党中央做出经济调整的决策。
十具
2026-01-11 05:51:46此文一个月前发表在国内主要网站上。有读者留言“中国76年人均粮食占有量还没达到36年的水平”。毛胆实在是肥。 联系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