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力: 冬去春来,北大右派改正的日子
郭力: 冬去春来,北大右派改正的日子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郭力，1957年出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后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两年。1984年考回母校，在中文系汉语专业攻读研究生。1987年毕业进入北京大学出版社工作，历任编辑部主任，总编助理，学科副主编。2005年调任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总编辑。2017年退休后从事北京大学校史研究。
作者：郭 力
1978年11月，一个寻常的冬夜，黑龙江省海伦县水果公司干部徐友敬家，夫妇俩已经休息了。忽然，徐友敬的妻子王桂云听到有人敲门，她很意外，这么晚了，谁会来呢？她叫起徐友敬，开门一看，这个不速之客是她的单位水泥厂的一个干部崔万义。崔万义是毕业于武汉钢铁学院的右派，被发配到这个边地县城已经多年了，今天他准备回河南平顶山老家探亲，在火车站候车时看到一张报纸，报纸的头版赫然醒目地刊登着《贯彻党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崔万义仔细地看过全文，内心按捺不住地激动起来，他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可能会发生重大改变，他急于找人分享这激动人心的消息，他马上想到了曾经的同事、同命运的好友徐友敬。他马上退掉车票，拿起报纸直奔徐友敬家。
徐友敬，北大西语系德语专业53级学生，1957年毕业前夕，他突然被划为右派，莫名蒙难的徐友敬不知自己犯了什么天条，后来定罪名时被告知他抹黑社会主义新农村，缘由是一次假期徐友敬坐火车回山东潍坊老家，在火车站遇到一个乞讨的农民，徐友敬心生怜悯，把自己身上的三斤六两粮票送给了农民，回到学校他无意中提到这件事，没想到被同学记下了，并在划右派凑数时借此把他划成了右派。
徐友敬被打成右派后，先被发配到黑龙江850农场，跟著名右派丁玲一起劳动改造。后分配到黑龙江海伦县水泥厂，又调到海伦县水果公司。
在水泥厂，他认识了哈工大毕业的王桂云，王桂云出身好，政治条件好，是水泥厂的团委书记，徐友敬爱上了这个正直能干的女性，遂展开追求。王桂云矛盾万分，经过八年的相处，终于认定了徐友敬人品才华兼具，值得托付终身，二人于1967年结为连理。
在海伦县这个小城，知识分子很少，徐友敬工作认真，为人清正，人缘很好，但右派的身份始终像沉重的十字架，令他不能抬起头做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崔万义，成了徐友敬的患难之交，两人时有交流。
40多年后，王桂云向笔者提起那个难忘的夜晚，仍然无法平静，她说：崔万义和徐友敬拿着报纸边看边议论，两人心中都燃起了希望。第二天，崔万义买了车票回武汉母校，询问改正的事情，而徐友敬则给北大写信，申诉自己的冤案。
1978年冬季和1979年春季，是北大700多名右派最难忘的季节，经历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磨难与煎熬，他们终于在二十年后，迎来了生命中最重要的转机。
北大右派改正工作的启动
数百名右派命运的转折
1978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为右派分子落实政策的55号文件。北京大学根据文件精神，迅速成立了第二落实政策办公室（以下简称“二落办”），负责右派的复查和改正工作。
作为反右运动的重镇，北京大学划右派716人，还有800多人受到各种处分，情况复杂，在全国高校无出其右。因此右派改正工作是非常繁重的。当时，不仅有“二落办”这样的专门机构，各系也有指定人员负责右派改正工作。
55号文件精神在全国各地不胫而走，分散在各个地方的北大右派们纷纷致信母校，申诉自己的冤案，有人写到母系总支，有人写到校党委，也有不少人直接致信北大落实政策办公室。笔者看到几封申诉信的原件和影印件，它们只是成百上千封申诉信之一二。
当年同时划为右派的难友们很多二十年不通音问，此时开始互通消息，交流彼此的情况和看法。笔者收集到1978年12月气象专业54级右派学生陆一强（当时就职于辽宁气象局）和马鹤年（当时就职陕西气象局）的通信，信中陆一强谈到，北大成立了落实政策第二办公室，处理右派改正问题。关于右派的改正，文件规定，仍按照1957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的规定，判别哪些人是应划的，哪些人是错划的。文件规定的申诉程序是，本人向现在所在单位提出申诉，所在单位县团级以上党委受理，转复原单位处理。陆一强说：由于我对此事早有思想准备，并且看到了原件摘录其中有关的内容，因此已于本月初写成一个约万字的申诉报告，经辽宁气象局转交北大。北大党委摘帽办（也就是所说的第二落实政策办公室）已给我复函，内容如下：你的来信收到了。遵照中央【1978】55号文件，我们即对你申诉的问题进行研究，一俟处理完毕，即尽速给你答复。在此期间，望你继续做好本职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新贡献。
陆一强提到，我姐姐仍在北京，她通过老同志，从一位在北大做人事工作的同志处打听到消息，据说北大党委的态度比较积极，不管本人是否提出申诉，只要发现划错了的，就要主动给予改正，这种态度当然好。但是有些问题当时歪曲了。因此，我们认为还是自己写一个详尽的申诉报告为好，这样做更有利于帮助有关组织和同志，实事求是地弄清问题的本来面目和真实性质。
陆一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中央对反右运动的定性只是“严重扩大化”，并没有说所有的右派都是错划的，而是强调按照当年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中规定的六条标准，衡量是否划错，划错即改正，否则维持原划。这使在二十年中经历过多次整肃的众多右派对自己能否改正，并无十分把握。因此，当时定性比较严重的右派，在申诉材料中，往往有一个共同点，即承认自己当年是有错误有偏差的，但并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陆一强在鸣放中是比较活跃的学生，被定性为极右，他在申诉材料中就是这样申述的，他说：我比较认真地研究了有关文件，说了我在整风反右运动中确有错误，但并不是在根本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主要是思想意识上的错误，学术性问题上的错误，以及一时对在学校中以这种方式从整风转为反右，不理解不满所犯的错误，但据57年10月《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的规定，这些错误应当受到批评纠正，但不应划为右派。我对五八年三月那次结论材料，逐条进行了申辩。我的基本态度是（以）完全彻底的实事求是态度弄清逐条事情的真实背景和经过，力求恢复事情的本来面目，有多少错误就说多少错误，绝不缩小，但对于那些肆意歪曲的，事后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的，凭空任意夸大的问题，也毫不含糊，毫无顾忌地提出申辩，要求组织确定错误性质的问题，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陆一强对于右派改正的申诉态度和分寸的把握是有一定代表性的，他们的认错或许是为争取获得改正，早日得到正常工作生活权利的权宜性做法，或许是在当时环境下的真实认知。
北大划右的过程经历了几个阶段，时间仓促，当时宁“左”勿右，不负责任的态度使一部分人划右没有完整的程序，右派身份似是而非。还有一些人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升级为“反革命”，陷入更深重的苦难。右派改正需要解决这些问题，仅靠当事人的申诉材料肯定是不够的，学校采取了走群众路线的方式，即向当时的校友了解其班级划右派的名单及其右派言论，处理情况，征求对右派是否属于错划的看法，当年被当成反革命分子的情况，等等。笔者搜集到西语系党总支向系友发放的调查表和被咨询者的反馈意见，目前尚不了解是否各系都发放了这样的调查表，但是，一些当时亲历反右的学长也向笔者回忆，系里曾向他们征求某某右派是否应该改正的意见。
笔者看到几份被咨询者的反馈，他们大概都能回忆起班里所划的右派，以及一些言论，至于如何处理，往往不清楚，以笔者调查的情况看，右派的处理也主要是右派本人和学生干部了解，其他人所知不多。对于右派是否错划，在当时的环境下，还是比较敏感的问题，回复者往往比较谨慎，但对于特别明显被冤枉的人，同学的回复往往比较一致，比如西语系法语专业55级右派学生黄北斗，有多位同班同学向西语系总支证明，黄北斗是党员调干生，一直担任班级团支部书记，他有社会经验，为人比较稳重，与人为善。他是班级各项工作的实际负责人，在鸣放时很注意保持冷静，没有写过大字报，还让同学们不要去参加串联、捐款等活动，同学们回忆：黄北斗划右派跟班里的党员和同学没有任何关系，是系团总支书记关树强因与黄北斗有矛盾，借机报复，宣布黄北斗为右派并组织批判的。
黄北斗的同学们联名上书为其鸣冤，有一个因素就是关树强是华侨，在60年代就出国探亲未归。而很多系级当年主持反右的人还在系里任教，不少还担任领导职务，因此，对于右派改正的抵触是可想而知的。所幸当时的大环境是努力创造宽松和谐的氛围，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以胡耀邦为首的开明领导人一直在排除阻力，持续推动右派改正工作，北大的右派改正工作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也在迅速推进。
至1979年9月22日，第二落实政策办公室汇报工作情况时，全校所划715名右派中，695人已做结论，20人待定。在已做结论的695人中，有689人要改正，6人不改正。
确定改正的689人占右派总数的96%。在这689位获得改正的师生中，有无辜蒙冤的徐友敬、黄北斗等，有当年积极建言献策的陆一强、马鹤年等，还有数位引人注目的著名学生右派：林昭（79年2月改正）、沈泽宜（79年3月改正）、张景中、杨路（79年5—6月改正）、沈元（79年9月4日改正）。
林昭的右派改正相当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新闻专业右派改正的特殊性。在1958年，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就转到了人民大学，只有54级是从北大毕业，之后的55级至57级，均为北大入学，人大毕业。在右派改正工作开始后，北大认为新闻专业已转至人大，改正工作应由人大负责，而人大认为，右派是在北大打的，档案也在北大，应由北大负责改正。时任人大新闻系系主任罗列曾在反右时担任北大中文系副主任，为人正直，曾保护过林昭，他有心接手此事，但他当年已年过花甲，且工作繁忙，实感力不从心。他为此事找到时任新华社记者的陆拂为。陆拂为当年在系里没有任何职务，只是新闻专业54级3班的支部书记，由他来做整个新闻专业的右派改正，其实没有任何合适的名义和理由，而陆拂为接受了这个极为繁琐费力的工作。林昭的右派难友、新闻54级同学文秉勋、刘发清都回忆当时新闻专业所有右派的材料都在陆拂为家里。他为数十位右派和中右的改正工作殚精竭虑。而陆拂为也因此较早了解了林昭的悲剧，他为此痛彻心扉。他为自己没有能保护林昭，使林昭免于丁酉之灾而非常负疚。因此他与罗列为林昭的改正尽了大力，而林昭在1957年的鸣放中并没有非常尖锐的言论，这也使北大顺利通过了林昭的右派改正。
沈泽宜的较早改正是由于他在反右中的态度，他是激进活跃的学生右派骨干中唯一公开认罪的，也是当年校方唯一策反成功的知名右派。划右以后被从宽处理，但也在社会底层坎坷度日二十年。北大或许对他心存歉意，不仅较早批准了他的右派改正，而且派专人去他的家乡向他宣布了改正通知。
张景中和杨路的改正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被划为右派之后的遭遇和超人的努力。张、杨都是数学系54级的天才学生，被认为天赋超过他们的学弟杨乐、张广厚。而他们又同是5.19运动中的先锋，张、杨和同学陈奉孝在5.19当天贴出了非常犀利的大字报，提出取消党委制，实行民主办校等主张，并参与了“百花学社”的一系列活动，是学校中尽人皆知的激进学生。他们在反右中坚持不认罪，态度强硬，最终被送劳动教养，在劳改中度过了二十年苦难生涯。但两个天才学生在极度残酷的环境中，从未放弃数学研究，即使是在饥荒中几乎饿毙的情境下，依然没有忘记数学。二十年卧薪尝胆的努力，使张、杨在改正之后迅速拿出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他们的研究水平甚至超过了很多当年留校的同学。慧眼识珠的中国科技大学在右派改正之前，就已经先下手为强，聘请二人入职。而北大数学系，为二人的右派改正，还颇有争议。为此开了多次座谈会，最终同意二人改正，但指出当年有错误。杨路学长回忆：“在1979年5—6月，我们收到了右派改正通知书，我和张景中的一模一样，都是说我们当年有错误言论，但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虽然留了尾巴，但是毕竟是改正了。张、杨用自己在逆境中绝地翻身的超人付出与惊人成就为自己赢得了改正的结论。
改正的难点
不予改正和宽大处理的右派
1979年9月22日北大落实政策办公室的汇报材料中，提到715名右派中有6人不予改正，20人待定。
不予改正的6人是：谭天荣、龙英华、刘奇弟、顾文选、贺永增、陈远。
他们的情况是：
谭天荣：物理系53级学生。他一直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作为物理系学生，他喜欢哲学，读了不少哲学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及其许多问题，都有与众不同的看法。
他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题目为《一株毒草》，落款为“一个强壮而又怀有恶意的小伙子”，题目和落款都充满挑战意味。之后，他又连续贴出了第二株、第三株、第四株“毒草”，核心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已经转化为自身的反面”，“不承认任何种类外界权威、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要站在理性的审判台面前”。
谭天荣的标新立异，狂傲不羁，在校内外引发很多争议和关注。当时的北大人，不管是否认同他，都不可能不知道他。谭天荣也是激进学生社团“百花学社”的核心人物，参加了很多重要活动。
反右开始以后，谭天荣面对高压式的批判，毫不退让，坚持不认罪。他宣称“右派分子，人类的傲骨”，他的这种不惧高压、不畏强权的态度，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也成为被毛泽东点名的唯一一个北大右派。
龙英华：哲学系56级学生。他是激进学生中唯一的共产党员。在鸣放之始的5月19日，龙英华继历史系55级几位同学贴出第一张质疑团代表如何产生的大字报后，贴出了第二张大字报，提出设立民主墙的建议。之后，他又贴出《论“五一九”——现阶段马克思主义启蒙运动与初步批判“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世界往何处去、中国往何处去、北大往何处去》等十几张重磅大字报，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民主化等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还在很多大字报上留言表示赞同支持。北大鸣放被称之为5.19运动，就出自龙英华的宣示。他说：“五一九”运动是新的“五四”运动，是现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运动。龙英华是个行动派，不仅写大字报，还喜欢演讲，参加辩论，至今，很多北大老学长尽管叫不出龙英华的名字，但都记得那个讲话口音很重的湖南人，因为听过他的演讲辩论。龙英华参加过学生社团“百花学社”的活动，但很快退出，他更愿意独自行动。他效法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发动群众的方法，到印刷厂去动员工人争取民主，他说：你们并没有当家作主，要实现民主管理工厂，就靠大家去斗争，去努力争取。可以想见，龙英华的言论行动已大大超越了鸣放整风的范围，令官方无法容忍。龙英华的言行多次上了内参。1957年7月2日，北大党委宣布开除龙英华的党籍。他被打成极右分子，1958年2月，被开除学籍，送劳动教养。
刘奇弟：物理系54级学生。1955年大学二年级时，刘奇弟在肃反中曾被打成反革命遭监禁批斗，由于个人遭遇的切身体会，他贴出大字报《白毛女申冤》，为肃反中的蒙受的冤屈呐喊。同时，他还公开为胡风鸣冤，提出：胡风绝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释放胡风。他同时是“百花学社”的骨干分子，积极参与了很多活动。刘奇弟在反右中多次遭遇围攻，但态度强硬，坚持不认罪。于1957年10月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狱。在六十年代初瘐死于兴凯湖劳改农场。
顾文选：西语系英语专业56级学生。1957年5月25日，北大西语系学生在北大办公楼礼堂召开了一个反三害控诉大会。会上顾文选讲述了他在肃反中被无辜监禁的遭遇：他1949年参加革命，一直在杭州公安局工作。1955年肃反中被以“污蔑打击领导，拉拢小集团，文艺思想反动”的罪名批斗和殴打，他还手保护自己，结果被指控为打人，关进监狱。被非法关押四个月。终因无法定罪被释放。但也因此丟了工作。1956年，他以社会青年身份考入北大西语系。控诉会有数百听众，顾文选的发言影响很大，他在控诉会上的讲话记录，以《我的控诉》为题，发表在后被定为反动刊物的《广场》上，长达14页。顾文选因此被打成极右分子，并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狱，判刑5年。在北京清河农场劳动改造。1963年刑满后，被留场就业。1966年，他逃出清河农场，北上到了苏联。但被引渡回国。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顾文选成为北京五十五名现行反革命的首犯。3月5日，以叛国投敌罪被处决。
贺永增：西语系德语专业54级学生。1957年鸣放时，贺永增是“百花学社”的发起人之一，参加了印发宣传品，到外校串联等活动，并参与组织了5月25日“三害控诉会”。曾有“崇拜希特勒”的言论。由此被打成极右分子，并被指为“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被判刑5年。刑满后被安排在“北京编译社”工作，从事德文翻译，文革中，他和同事被关入北京行政干校，因被诬为“梅花党潜伏特务”，贺永增精神一蹶不振，某天，爬上干校里的高烟囱，跳下烟囱自杀。贺永增去世时已婚，有两个孩子，但其妻和孩子都表示不要反动的丈夫和父亲。
程远（汇报材料误为“陈远”）（女）西语系德语专业教师 。程远1923—1925年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及哥廷根大学，1929年再度赴德留学，因参加反对法西斯组织，1933年被驱逐出境。1935年，上海发生“怪西人案”时，程远曾掩护被追捕的地下党员刘思慕。因此入狱被拘禁数月。抗战爆发后任上海第十四伤兵医院代院长。1940年任重庆私立孤儿院小学校长。1943年后在重庆北碚江苏医学院和复旦大学任教。1950年起在北京国际新闻局任德文翻译，后在外文出版社工作。55年肃反时她因所谓“历史问题”和为胡风张目受到批判。1957年上半年，她调到北大西语系德语专业任教。鸣放期间，她在会上发言，为“地主父亲喊冤”，还说党员干部不学无术，靠斗争起家。并对肃反的问题提了很多意见。她与后来被打成右派的西语系学生贺永增、周依萍来往密切，交流较多。为他们打气撑腰。因此被打成右派。文革中遭到更残酷的迫害，被诬为《红岩》中的特务“玛丽小姐”，受尽折磨。1968年1月9日 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在铁床上把自己吊死。
上述六人，因鸣放时的言论、活动、影响力，划为右派后的“叛国”等表现，以及所谓历史问题，成为1979年9月被初步确定为不予改正的右派分子。
未作结论待定的20人，我们无从获得所有名单，但根据其他材料，可以确定如下几位在列：
张元勋：中文系54级学生，1957年鸣放时与沈泽宜共同写出著名诗歌体大字报《是时候了》，担任同人刊物《广场》主编，撰写《广场发刊词》并作为“百花学社”骨干参与到北京市委上访、组织印刷《广场》等多项活动，被定为“极右分子”，遭受轮番批斗之后，以“反革命罪”被逮捕，判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而后被押送团河农场、茶淀农场等地劳动改造。1965年，刑满后继续留在清河农场劳改。1966年，曾以林昭未婚夫的身份去监狱探望林昭，文革中被押送山东章丘煤矿挖煤。1970年，又被押送山东济宁劳改农场劳改。1979年11月24日，张元勋收到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平反判决，被宣布无罪。张元勋回忆：他在平反之后，即久居北大等待右派改正①。可见其改正时间在平反之后。
陈奉孝：数学力学系54级学生。1956年，陈奉孝因看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对苏联、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产生怀疑。 1957年鸣放期间，因发起“自由论坛”，组织“百花学社”，并参加同人刊物《广场》的编辑出版工作。被打成极右分子，他企图逃往国外，在天津港口被捕。进而被打成“反革命集团”首犯，判刑15年并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在北京监狱、兴凯湖劳改农场、长水河劳改农场等单位劳动改造，1972年刑满，但被强迫留在劳改单位继续改造。在劳改期间因一直不认罪，受过各种酷刑折磨。1979年反革命罪获得平反，而右派未获得改正，1980年，被安排在内蒙扎赉特旗三中教书。陈奉孝并不在不予改正之列，应属于待定的一员。
雷光汉：历史系55级学生。 1957年鸣放时，雷光汉写了一张小字报，内容是沙俄时期俄国侵占了我国很多领土，但苏联当局一直不予归还。还提出他赞成胡风不是反革命的观点。又因他出身富农，而被打成右派。1958年送门头沟斋堂村劳动改造。一年后回校插班入56级继续学习。1960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新疆伊犁霍城县中学教书。其间他在《伊犁日报》上发表了一些关于新疆历史的文章，文革中因此被打成黑帮分子。大串联期间，他借机跑到北京，找到同学沈元，两人对文革动乱局势很有共鸣。1970年“一打三反”中沈元被枪毙。当时在新疆从事考古工作的同学王炳华得知此消息，即通知雷“速逃”。雷于1970年4月泅渡伊犁河，逃到哈萨克斯坦。被苏联边防军抓捕关押。后在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城镇侨居，后又因对克格勃长期监视不满，试图逃往伊朗，在边境被捕。在监禁数月后，流放西伯利亚囚犯农场服苦役。后到哈萨克斯坦当工人。文革后，雷光汉重获中国国籍，曾两次回国探亲。他80年代成家后，在哈萨克斯坦塔拉兹城定居。雷光汉因被传曾为克格勃工作，致其要求回国定居未成，右派改正一直被延迟。
在后来的几年中，总书记胡耀邦及相关领导机构尽力排除右派改正工作中“左”的干扰，督促这项工作在阻力中推进。北大作为当年反右重镇，对于改正的难点——当年性质比较严重，情况复杂的右派，也在尽力推动改正。
根据《北京大学纪事》1982年6月24日记载②：
校党委向教育部党组、市委教育工作部报送《关于检查知识分子工作的报告》。《报告》说，我校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在政治上，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反右派时716人（错划改正703人，从宽12人，未改1人）
从1979年的不予改正6人，待定20人，到1982年的从宽12人，未改1人，意味着改正工作有了大跨步推进。
上述“从宽12人”，“从宽”的含义是什么，根据笔者的调查，57年“百花学社”的发起人陈奉孝应属于“从宽”的一例，陈奉孝回忆：1980年7月，在北大等待改正近一年之后，北大校方给他出具了一纸证明，内容如下：
陈奉孝同学在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期间确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言行，但鉴于他当时年轻，又经过多年改造，思想有很大转变，建议关于他的右派问题予以改正。
陈奉孝对此表示：这个建议的前提是当年我“确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言行”，这实际上等于肯定了我不属于错划，其结论是“鉴于他当时年轻，经过多年改造，思想有很大转变”，所以才建议予以改正。实际上这相当于判刑时的“教育释放”那样的从宽处理。实事求是地说，这个建议的前提也算符合我当年的情况，因为我和杨路、张景中、钱如平等人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自由论坛宣言”里，第一条就提出了“取消党委制，实行民主办校”的主张，按当时划右派的六条标准来衡量，说我有反党言行，我也无法辩解，因此我也没多说什么④。陈奉孝拿着这一纸证明回到劳改所在地内蒙，被安排到扎赉特旗三中任教。
另外一例从宽的哲学系56级党员右派学生龙英华，笔者采访到龙英华的妻子聂湘娣，聂湘娣对笔者说，龙英华的右派改正持续了很长时间，1980年—1981年，北大给与龙英华撤销开除党籍等处分的通知，但没有涉及右派改正。
可见，“从宽”的含义是当年并不属于“错划”，但给予“从宽”处理。但也如同陈奉孝所说，按照当年划右派的标准，像陈奉孝、龙英华以及北大的一众右派，也的确是名副其实的“右派”。
右派改正“去尾巴”
和最后一名未改正的右派
1983年，中央统战部发文，要求实事求是地正确解决错划右派改正结论中的“尾巴”问题，1984年，胡耀邦明确提出：“对改正的右派分子不能留尾巴，国家建设急需他们，要使其心情舒畅地投入工作⑤。”北大“二落办”及时落实了这项指示。
《北京大学纪事》1984年5月18日记载⑥：
校党委常委开会，巫宇甦汇报解决右派结论中留“尾巴”的问题，他说：全校留尾巴的29人，有的确有错误言论，现在拟改为“鸣放期间的言论，不属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原划右派属错划，予以改正”，会议同意此意见。
去掉尾巴的工作根据胡耀邦指示贯彻落实。去掉尾巴的29人有原改正结论留了尾巴的，如张景中、杨路，还有生物系53级右派张强华、化学系56级右派纪增善，他们都于1984年收到了二次改正通知。著名右派学生沈元，稍晚于他们，其家属于1985年1月收到二次改正通知。值得关注的是，去尾巴的29人中也包括1982年记载的“从宽”12人。陈奉孝于1984年收到北大的公函，右派问题获得彻底改正。龙英华也于1984年收到右派改正通知。这意味着北大承认了他们也属于错划右派，至此，实际上北大716名右派中的715人已都获得改正。
至1986年2月，《北京大学纪事》中关于右派改正的记载如下⑦：
校党委综合1957年反右斗争及落实中央55号文件精神，进行复查的情况。其中说，全校共划右派716人，教职员120人，学生596人。经过复查，原划右派予以改正的715人，并作出了复查结论。维持原划的1人。
这个记载与前述1982年的“错划改正703人，从宽12人，不改1人”，1984年的“从宽”去尾巴前后呼应，明确了“715人改正，1人维持原划”，这维持原划一人是谁，一直是个谜。北京大学数学系曾被打成右派的闫桂勋在《北京大学右派分子改正考》一文中关注到这个问题，他说：这一人是谁呢？为什么没有改正呢？他在1957年的言行有多严重以至于不给他改正呢？遗憾的是《北大纪事》没有明说。闫桂勋认为：当年北大定的最大的几个右派如：谭天荣、陈奉孝、张元勋、王国乡、林昭等都改正了，不可能还有因57年的问题严重而维持原划的。他为右派改正的问题拜访过《北京大学纪事》的主编王学珍书记，他听“王学珍老说，只有1人逃往国外，不予复查”，因此他推测，“维持原划的1人”应为“因去国外不予复查1人”，也就是说，所谓“维持原划的1人”并不存在⑧。
笔者在做调研搜集材料时在网上购得原北大人事处处长马树孚（1937—2016.5.2）于1987年1月至4月记录的工作笔记，其中的记载揭开了这一谜底。马树孚在参加1987年3月31日落实政策会议时记录：右派改正，全校715人，已改正的714人，（未改正者）顾文选，原西语系学生，因反革命罪，判8年，后又叛逃，66年偷越国境，被枪决。同一问题又见几天后的1987年4月3日第二次会议记录：顾文选，79年曾说维持原结论不变。右派改正应抓紧。马树孚当时已任人事处处长，参与落实政策工作，其工作笔记应有相当强的可信度。
从1979年9月到1987年，原来决定的不改正6人已经有5人获得改正，仅有顾文选仍维持原划，原因何在？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他的叛国罪。
1979年第二落实政策办公室的汇报中关于顾文选是这样记载的：“顾文选，西语系调干生，原在公安部门工作，57年鸣放对肃反有攻击性言论，他在西语系组织一个控诉会，控诉肃反运动，在礼堂开几百人参加，气氛搞得很紧张，超过大鸣大放，造成了很大影响，后来在1966年左右逃到苏联，过了几个月，被苏联驱逐出来，公安局审讯，在苏联出卖了我情报，骂我们，没什么油水就把他推回来，后判了死刑立即执行，叛国投敌产生了严重后果。证明了他57年对党是有仇恨的，根本立场是反党的，这个人不能改。”
叛国罪是右派改正中的一个敏感问题，上述情况汇报中也提到沈元“投靠苏联大使馆”的“叛国”问题，还提到逃港的物理系54级右派沈迪克，说对他的改正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偷渡叛国，要慎重。曾因谋划逃港而被判刑的生物系53级右派学生张强华回忆：他和一同判刑的逃港右派袁植芬是生物系中最晚被改正的右派学生，这应该也和“叛逃”罪名有关。外逃苏联成功的历史系学生右派雷光汉，改正经历更是一波三折，笔者将在下文记述。
顾文选的“出卖情报”应该是子虚乌有的，一个在劳改中监禁多年的犯人何来情报可出卖？但这种莫须有的罪名也没有可能去证伪。顾文选在鸣放中的“控诉”本已在当时就轰动全校，把他后来的“叛国”与当年的“控诉”联系起来，就顺理成章地得出了“对党有仇恨，根本立场是反党的”结论。
从马树孚的工作笔记中看，北大校方并没有遗忘放弃顾文选，根据《北京大学纪事》1987年10月13日的记载，右派改正立案715人全部结案，这表明顾文选的错划案也于此时了结。虽然，结案并不等于改正，但是，根据马树孚工作笔记中所表明的校方态度，顾文选获得改正应该是很有可能的。
闫桂勋学长所说王学珍老提到的“1人逃往国外，不予复查”也实有其人，此人就是历史系55级右派学生雷光汉，雷光汉因一直有传言说他曾为克格勃工作，成为国家安全部的监控对象，他在文革后曾一再要求回国定居，但因“克格勃”嫌疑未能实现。北大右派改正也因此而延滞。最终，雷光汉于1987年收到通过大使馆发来的改正通知书，改正通知书是由新疆霍城县委统战部做出并发送的⑨。笔者推测，北大因雷光汉的外逃和“克格勃”问题难以处理，便将此案转到新疆霍城县雷光汉的工作和出逃地点，由霍城县将右派改正案和文革中黑帮案一并处理，而北大方撤销此案。故此有霍城县委给雷光汉发出右派改正通知书的非常规举措，北大的右派改正立案和结案数也从1986年的716变成了1987年的715。
对北大右派改正工作的评价
实事求是地说，“严重扩大化”是中央给反右定的调子，以北大作为反右重镇，划右人数众多，而且不同于其他单位的右派，北大很多右派的观点都是针对体制弊端，是对重大问题的质疑和反思，因此，想要校方在右派改正中，短时间内一揽子解决问题，没有任何迟滞遗留，也是不实际的。纵观几年的改正工作，校方一直在不断地推动此事，一步步将未改正的人数降到最少。对于最后一个未改正者顾文选也仍没有遗忘放弃，与有些单位对右派改正消极对抗甚至坚持不认错（如人民大学对著名右派葛佩琦的改正拖延数年，在胡耀邦已有明确指示的情况下，仍坚持对右派学生林希翎维持原划）相比，北大校方的态度是负责和实事求是的，工作是值得肯定的。
右派改正工作在北大这样一个重灾区，是非常繁重和琐碎的。北大的改正工作不仅有校方的不懈关注和推动，而且也有具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有些工作人员的辛劳令右派学生都深为感动。数学系的著名右派学生陈奉孝曾深情回忆负责右派改正工作的系行政秘书杨连杰，他说：我在北大念书时，杨连杰在俄语系工作，在反右运动中，她虽然知道我的名字，但并不认识我，我更不认识她。她是文革前夕才调到数学系当行政秘书的。她丈夫原是北京市军分区的副司令员，但她丝毫没有官太太的作风。1959年她丈夫去世，一直守寡，带着三个女儿苦熬日子。她本人还有严重的心脏病，住在中关村一幢旧楼的四楼顶西北角的一间半房子里，生活也是很艰难的。可她为了数学系这些右派同学的落实政策，整天东奔西跑，累的好几次心脏病都犯了。杨连杰不仅为我的落实政策跑前跑后，帮我每月从北大财务处领生活费，而且主动为我介绍对象。1980年的春节，在北大招待所等待改正的陈奉孝没有回家，杨连杰找到招待所，邀请他去家里过除夕。陈奉孝和右派难友赵清在百年校庆回北大时，还去看望了杨连杰，他回忆：杨连杰早已退休在家，完全变成了一位慈祥的老太太，谈起当年落实政策的事，我和赵清都差点落下泪来。像她这样的好人，到我咽下最后一口气的那一刻，我也忘不了她⑩。
从1978年落实政策办公室成立，到1987年右派改正结案，历时九年，这是一项虽然漫长艰难，但结果令人欣慰的大工程，也是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北大校领导和具体工作人员尽力而为，完成的一项善举，值得记录于史册。
①见张元勋《北大一九五七》（补充版）明报出版社2010第349页。
②王学珍等《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1010页。
③根据《北京大学纪事》1980年4月2日记载，北京大学党委向上级报送的《关于北京大学落实政策的情况汇报》中说：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共划右派716人，其中教职工120人、学生596人。由此右派总数从之前汇报中的715人增至716人，我们从之前材料中看到的数字，可知这一个人是教职工，因为在1979年9月22日的汇报中，曾提到右派715人中，有教职工119人，而上面的记载教职工人数变成了120人，这1人之差究竟是何缘故，没有资料予以说明。
④见陈奉孝《梦断未名湖》2005第283—284页。
⑤见俞梅荪《再忆胡耀邦》，博客中国2017年2月3日，该文注8:（耀邦关于右派改正不留尾巴的指示）摘自《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原载《怀念耀邦》第4集，亚太国际出版公司2001版第296—302页。
⑥王学珍等《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1044页。
⑦同上书第1084页。
⑧见闫桂勋《北大右派分子改正考》《炎黄春秋》2012年第7期第55页。
⑨雷光汉《苏联流亡记：一个中国‘外逃者’的回忆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8第263页。
⑩见陈奉孝《梦断未名湖》2005第269—2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