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这辈子（上）

外公出生于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的川东某县，比末代皇帝溥仪大一岁，比他的同县乡亲，后来被称为“改革总设计师”的那位小一岁。他的童年，正值大清崩解、旧秩序瓦解的年代。辛亥革命之后，民国建立，却未能带来真正的安定。袁世凯称帝失败，随即是漫长而血腥的军阀混战。在四川，这种混战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

 

外公出生的川东小县虽然又小又穷，却出了两个名人：一位是后来叱咤风云的“总设计师”，一位是一度耀武扬威的四川军阀杨将军。但外公却跟他们没什么交集。

 

在三兄弟中，外公排行老大。家境虽说小康，但乱世难熬，作为长子，他早早就担起了照顾弟弟们和全家的责任。外公的婚姻也颇多波折。第一任妻子命薄。生下大儿子——我的大舅——不久便因病去世。后来，外公续娶了我的外婆，才逐渐有了一个完整的家。外婆宽厚能干，两人携手，养育了一大家子儿女。

 

外公聪明好学，读过私塾，练就了一手好字，还显出过人的财会才干。正因如此，年纪轻轻的他就被人延揽，给另一位军阀田军长当了军需官。田军长来自我父亲的家乡县城，雄踞川北一隅，在混乱的年代里割据一方

 

1920、30年代，外公跟随部队南征北战，走过许多地方，也见识了太多血雨腥风。据他回忆，1932年，在成都省门之战中，几股军阀为争夺后子门边的一座煤山，竟投入七八个团的兵力。那煤山不过四丈多高，却硬生生打了五天，伤亡两千多人。

 

田军长组织了敢死队，每人发二十个银元，由外公亲手发到他们手里。外公说，那些年轻士兵接过银元时，眼神里既有光亮，也有悲凉。他们把钱一枚枚塞进绑腿里，然后端起枪，奋不顾身地冲锋。能活下来的，便带着这笔巨款去换一条新生活；若倒在阵前，这些银元就会被转交给他们的家人，算是最后的抚恤。

 

外公在军中，也结识过几位意气相投的朋友。其中特别要好的一位团长，年轻骁勇，常骑一匹白马，在战场中往来驰骋，威风凛凛。外公常说：“那人真是天生的将才。”

 

然而，战争从来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勇武而留情。那一年在成都混战，这位团长依旧骑着白马，在市区街巷间驰骋指挥。就在众人仰望他身姿的时候，忽然一声枪响，子弹穿过胸膛，他翻身坠马。手下士兵目睹这一幕，惊呼：“团长被打死了！”

 

外公后来回忆起这件事，总会停顿良久，仿佛眼前仍能看到那匹白马在成都的街头嘶鸣。几十年过去了，那一瞬间依旧历历在目。

 

后来田军长的部队与对手讲和，但仍然在四川大地纵横驰骋。这时，一封加急军报从川北老巢传来：张国焘、徐向前率领的红军第四方面军，已经从鄂豫皖苏区杀入川北，在通江一带开辟了川陕根据地，老窝失守。

 

田军长听到噩耗后，暴跳如雷。原本割据一方，而且在省城也有立足之地，却冷不防老巢川北失陷于红军之手，简直如晴天霹雳。他连忙召集将领，誓要夺回通江老窝。

 

可惜田军长的部队里，有不少所谓的“双枪兵”。所谓的“双枪兵”，是“一条步枪，一条烟枪”。白天端着步枪上阵，夜里则点起鸦片烟枪。许多人上战场之前，非得先吸一口“提神”，结果枪还没打响，整个人已经迷迷糊糊。

 

红军纪律严明，士气高昂；田军长的“双枪兵”却贪财好烟，战力空虚。对比之下，胜负可想而知。

 

到了1935年，田军长终于迎来与红四方面军的一场大决战。外公说是在三汇镇，但他自己也觉得未必确切，毕竟那时烽火连天，镇与镇之间消息混乱。

 

决战的结果却是无可置疑的——田军长惨败。川北山川之间，枪炮声如雷，喊杀声不绝于耳。红军的攻势一波接一波，势如破竹；田军长的队伍却越打越散，军心早已涣散。所谓的主力顷刻间土崩瓦解，喊杀变成了哭喊。

 

外公眼见军情不支，也顾不得军需官的职责了。田军长早已不见踪影，只听得谣言四起：有人说他被乱军冲散，有人说他化装逃脱。外公也只能“脚底抹油”，跟着大队人马仓皇四散。兵败如山倒，谁也管不了谁。

 

因剿共失利，田军长在蒋介石那里也丢了颜面，很快就被撤职查办。但这些，外公当时并不知道。战败之后，他仍然随身带着几大包军需银元，肩头压得沉甸甸。

 

同为军需官的另一人，却趁乱卷款而逃，连夜不见了踪影。外公却想得很清楚：“这些钱不是我的，是军用的。我若中饱私囊，良心难安。”于是，他一路辗转，托人打听田军长的下落。哪怕田军长身败名裂，外公仍觉得这些银元该“物归原主”。

 

他开始辗转打听田军长的下落。道路艰险，行踪隐秘，前后耗费数月。最终，他找到了田军长。那时，他已经吃斋念佛，暂时隐居。外公将所保管的银元如数奉还。

 

其实，田军长并未真正出家，不久后被任命为国防部参议。外公则彻底告别军旅生涯。

 

这段经历，他此后长期讳莫如深。直到改革开放后，他才偶尔在老友聚会中提起，语气平静，却再无年轻时的锋芒。

 

脱离军阀体系后，外公回到家乡，与人合伙创办县火柴厂，转而投身实业。外公不单是股东，更是操持全局的人。他早年当过军需官，最拿手的就是管账理财。每天厂里进多少原料、产出多少火柴、卖了多少钱，他都记得清清楚楚。渐渐地，火柴厂的经营走上了正轨，运营下去了。

 

抗战期间，四川未遭日军大规模入侵，仅有零星空袭，小县城只是被飞机“顺路”投下几颗炸弹，在渠江里炸出几朵水花。与前线相比，这已是不幸中的万幸。

 

在回乡之前，外公已有一个儿子——大舅，那是他第一任妻子留下的骨血。第一任妻子早逝后，外公续娶了我的外婆。

 

大姨便是外婆所生的长女。此后，外公与外婆携手抚育子女，家中渐渐热闹起来。到1948年前后，外婆又接连为外公生下七个孩子，其中两个不幸夭折，只留下五个存活下来，其中就有我的母亲。

 

外公一生最看重的，便是子女读书。他自己少年时因战乱漂泊，未能深造，总觉得这是人生的一桩憾事。所以无论日子再紧，他也要想方设法供孩子们上学。孩子们也都很争气，在学校里成绩出众。

 

外公的家境，放在县里虽说谈不上富贵，却也算得上殷实。孩子们能吃饱穿暖，还能有书读，这在当时已经是至少小康。

 

母亲后来常说：“我们上学时，同学们家里条件都差不多。要是家里真是赤贫，那孩子根本不可能念书。”因此，等到建国之后评定成分时，读过书的一代几乎无一例外，都被划入“剥削阶级”出身。

 

这种荒诞的局面，让人哭笑不得。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不过是勉强维持温饱的小城人家；可在政治标签里，却成了被批判的对象。母亲回忆那段岁月时，只能摇头一笑：“原来读书，也能读出个‘剥削阶级’来。”

 

多年以后，大姨和外公外婆聊起自己小时候的同学与朋友时，随口提到：“她们大多都是地主出身。”

小舅有些惊讶：“怎么会这样？难道我们县里全都是地主吗？”

大姨笑了笑，说：“在我们县，基本上只有地主、资本家才拿得出钱送孩子——尤其是女孩子——去读书。能成为我同学的，自然大多是这个出身的。”

 

外公子女的同学里，有两位最让人难忘。

 

其中一位是大姨的闺蜜胡小姐。她出身并不显赫，父亲只是军阀杨将军祖宅里的管家兼园丁。她容貌平常，却极为聪慧，是县女中公认的“学霸”，成绩遥遥领先。

 

然而命运多舛。十四五岁时，她竟被年长三十岁的杨将军看中，强纳为妾。后来随杨将军去了台湾。婚后不久，她生下一女，却依然凭着才智和毅力走出了另一条道路——考取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专攻核物理。学成后，她留在美国，成为洛杉矶一所大学的教授。

 

另一位则是邓小姐，她先后与我的大姨、二姨和母亲做过同班同学。按照坊间流传的说法，她正是后来那位“总设计师”的同父异母妹妹。

 

起初我对此颇为怀疑。毕竟，那时她的大哥身为野战军政委，正率部挺进大别山，把国民党统治区搅得天翻地覆。照理说，国民党不可能允许他的继母与妹妹还安然地留在自己的统治区生活、上学。

 

然而，许多资料和网文却一致记载：邓小姐直到解放后，才与这位声名赫赫的大哥第一次相见。从此她和母亲就跟着大哥一起生活。她才不惊人，貌不出众，但后来升为少将，夫婿更是成为中将。

 

到了1949年，中国大地经历了一场真正的“苍黄”与“沧桑”的改朝换代。四月间，解放军攻占首都南京，宣告旧政权大势已去。紧接着，“宜将剩勇追穷寇”，大军势如破竹，席卷大江南北。到了冬天，西南已成最后的战场。十二月，解放军长驱直入四川，川东川北一带也在枪炮声中迅速易帜。外公所在的那个县，自然也未能幸免，被“解放”的日子终于来临。

 

对于外公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可以轻松面对的局面。他的身世与经历，注定在新政权的眼中不会是什么光彩的履历。军阀旧部、商人资本家，这些成分都让他处境堪忧。他也深知，风雨欲来的年代，已容不得他躲避。

 

外公及其全家在解放后的命运，请看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