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罗基：我的学生西哈努克亲王之子

西哈努克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说：“我对新中国的深切的钦佩和阁下一贯对我的友谊，促使我今天派我的三个孩子到伟大的贵国去学习。直到他们成年。”他还简要介绍了三位王子，并就培养方向提出了要求：

“尤瓦纳特（Norodom Yuraneath），老大，我觉得他天赋较差，学习不 很专心，成绩平平。然而他受到其外祖母非常的宠爱。我希望他能首先在一家炼钢厂，然后在北京附近的冶炼厂中培养成为一名工人。”

“纳拉迪波，老二，是一个好学而且勤奋的学生，遗憾的是他身体较弱，不久前还生过盲肠炎。如果他旧病复发，我认为他可以在贵国的首都就医动手术。我觉得他有前途被培养成为一名中文和俄文翻译。”

“凯玛努拉克（Norodom Khemanourak），最小的，是三个小孩子中最不聪明的一个，他记忆很差，随学随忘。因此我要求他在第一阶段先上小学，然后进入一所技术学校学习一门手艺。”

西哈努克特别强调：“我恳切地要求你们不要给予他们任何特殊的待遇。相反地，我认为有必要让他们适应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普通生活。”

被西哈努克夸为“好学而且勤奋”的纳拉迪波王子，成了我的学生。西哈努克认为“他有前途”，但只说把他“培养成为一名中文和俄文翻译”。

外交部得知，实际上西哈努克对他寄予厚望，将来能成为人民社会同盟主席的接班人。所以，中国人在纳拉迪波身上狠下功夫。文革中唯一坚持上课的大学生 纳拉迪波先是入芳草地小学，在灯市口中学上初中，在北大附中上高中。一九六六年中学毕业，免试进入北京大学，他选择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中文系）。

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北大已经停课闹革命。但中国与柬埔寨之间有文化协定，这个学生的学习不能耽误。北大的燕园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这个特殊学生的课堂设在友谊宾馆的套房里。友谊宾馆的大门口有解放军站岗，免受红卫兵的冲击，可以保证安定的学习环境。全国只有这一个大学生在坚持上课，还不是在大学的校园里。

北大从几个系先后抽调了九名教师，组成一个“王子教学小组”。九个老师教一个学生。大部分教师是中文系的。我从哲学系被调去当组长，人们戏称“太子太傅”。我的任务是“从政治上把关”。把什么关？我们的顶头上司不是教育部，而是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

当时对外文委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史怀璧对我们说：“你们不要把他涂得太红，太红了回国以后会脱离群众。”文化大革命的潮流是“最、最、最”，“红、红、红”，“不要太红”，就必须把关了；而我被人们认为一贯思想右倾，所以适合于把“不要太红”的关。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还是太红，结果害了他。不是我们把他涂红的，而是在中国这个大染缸里染红的。

纳拉迪波住在东城的柬埔寨驻中国大使馆，每天有专车接送，到西郊来上课。

因为当时的社会秩序很乱，公安部特地派一名带枪的随身警卫员。有时还会因道路堵塞，迟到数十分钟。

图：一九六一年，邓颖超接待西哈努克的两个王子和前首相黄意的三个子女以及有关人员。正中为邓颖超，左四为纳拉迪波，右四为凯玛努拉克，右一为庄则栋。

1.1960年7月24日，西哈努克将三个儿子交给了中国，让他们到中国读书、学习。周夫妇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做了三个小王子的监护人。

2.患病的周看望西哈努克母亲，祝贺她七十大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