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校办监狱” ～兼忆与匡亚明和路慧明同牢共监
南京大学“校办监狱”
～兼忆与匡亚明和路慧明同牢共监
2026年3月3日
1969年2月9日晚，戴宁生挤上乌鲁木齐至上海的52次加班车，车上挤漫了回家探亲过春节的人。他找到了一个空隙，在一个车厢口的地上坐了下来。火车在寒冷黑暗中驶出了西安。戴宁生紧绷着的神经一下松弛了下来，脑子里一片空白。“下一步该怎么办呢？”他努力顿促着自己麻木的头脑再运转起来。南京有他爸爸妈妈和二姐的家，但西交大一定已经通知南大戴宁生逃跑了。爸爸妈妈和二姐的家肯定已经被盯上了，他一时是绝不能去的。他必须要再得到一点钱和粮票。然后他可以去安徽当涂，听说大姨妈在那里；还有二姨妈，听说她在当涂附近的农村。西交大和南大应该都不知道她们。“再说吧，再说吧，到南京后再说吧。”他没法集中注意力去思考，只想让麻木的头脑继续麻木下去。
已经是深夜了。车厢里，一个少妇抱着一个两三岁的婴儿站在那里哄孩子睡觉。她有座位，但她不想坐，更不想去休息睡觉。她站着，兴奋地向半个车厢的陌生人叙述着她的故事：
“10年前，我只有15岁就离开了上海。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呀！这次，用我积攒了10年的钱才买得起这张回上海的火车票，第一次回家看爸爸妈妈。我都有自己的孩子了！”她滔滔不绝地说着，周围的人同情地听着。“伟大领袖说的话当然不会错。可是，我们是给骗到新疆去的呀！”她开始向大家描述起10年前他们那些15岁的小小男女青年是如何被从上海骗到新疆去的。
戴宁生盯着她，专注地听她说着，不觉心里一阵酸楚，眼睛就湿润了起来。
2月10日星期一晚，戴宁生顺利到达了南京下关火车站。因为没有票，他没敢从出站口出站，而是沿着铁轨走，一直走到铁轨和一条马路相交的地方才走出车站的。家乡没有刺骨的寒风，空气非常的清新、湿润、甚至有一点初春的暖意。
胜利冲昏了他的头脑。
***
有一个童话故事，讲的是一只一抬脚就忘事的小老鼠。它躲在安全的洞里，本能地告诫自己：外面有只猫在等着它，很不安全！所以不能到外面去。可是它一抬脚，就忘了自己刚刚的告诫。它钻出洞来，立刻就被那只等着它的猫抓住了。
现在戴宁生急需要的是钱和粮票。他逃离西安交大时仅有的两块五毛钱和一斤粮票，2月9日的早饭花掉了五分钱二两粮票，革命公园的门票花掉了五分钱，午饭和晚饭各花了一毛五分钱三两粮票，一顶帽子是七毛钱买的，购买去窑村的火车票花了三毛钱，2月10日在火车上吃了两次盒饭每个盒饭三毛钱，共计花销了两元，口袋里只剩下一张整五毛钱的人民币票子和二两粮票了。
如果有了钱和粮票，他就可到安徽的马鞍山、当涂一带去找他的大姨妈或二姨妈，在她们那儿躲避躲避风头。她们是母亲的表妹，西交大和南大应该都不知道她们的存在。大姨妈是马鞍山市一所小学校里的语文老师，二姨妈嫁给一名当涂农民。她们都是极为善良的人，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她们看着戴宁生出生、长大，是绝对可以信赖的人。
谁能给他这急需要的钱呢？老家南京的亲戚朋友很多，但当此特殊时刻能给他钱和粮票的人大概为数就不多了。事隔多年后回过头去看，他当时并没有把所有在宁的亲戚朋友梳理一遍，慎重考虑权衡利弊一下。他只简单地想到他的父母和二姐。毫无疑问，父母那儿是断然不可去的。他们的那个三层楼联栋屋又住进了数学系三家年轻人【见篇末注一】。窗外有周伯勋两个坏儿子偷听不说，现在南京大学肯定在知道戴宁生逃跑后又加强了对他父母的监视。
在戴宁生的脑子里，在南京大学物理系做教师的二姐那里是唯一的可能性了。但是，他知道，二姐家也是不安全、不可以去的。南京大学在得知他逃跑了之后，也一定会把二姐家监视起来的。戴宁生盘算着等到第二天早上，他到鼓楼广场那一带，看看能不能碰上从家里去南大上班的二姐。鼓楼广场那里行人很多，应该是二姐去南大的必由之路。（多年后，戴宁生和他二姐谈及此事，他二姐说：“你一跑，西交大就通知南大了。物理系和数学系都来警告了我们。我知道你当时最需要的就是钱和粮票，所以把钱和粮票都在身上放好了，只等碰上你给你了！”）
小老鼠告诫着自己。不幸的是，它一抬脚，就忘了这些正确的自我的告诫。戴宁生并不知道二姐家现在到底在哪里。他想他明早想要在二姐去南大的路上遇上她，他最好先弄清二姐家现在在哪里。本来，二姐家是在离玄武湖不远的峨嵋路上的，二姐夫的父亲孙光远【见篇末注二】，中国几名第一代近代数学家之一，还请戴宁生去那里吃过饭。戴宁生的印象中，他们有自己的一个不小的院子和一栋维多利亚式的楼房。后来，那个院子和房子被附近哪个单位征收了，又给了他们附近高楼门路上的一小块地让他们再修盖一栋小洋楼。孙光远老教授的大儿子正好是南京工学院建筑设计系的。听说这座新的小洋楼就是这个大儿子设计的，戴宁生二姐向他描述过这栋小洋楼的设计特点。二姐的这个新家他没有去过，但可以想象出大概是个什么样子，小小的院子里有一栋二层的小楼房。他隐隐约约地记得邮寄地址好像是高楼门79号。
摔断了骨头的脚任然在做痛，但与两天前刚刚断了的时候相比，能忍受多了。虽然他跛着脚，每走一步，断了骨头的地方都要疼痛一下，但不是那么钻心难忍了。他一瘸一拐地从下关火车站走进挹江门，然后沿着中山北路向南走，经过察哈尔路，再经过三牌楼。这些路以前他在南京生活时从来没有走过，每次去下关火车站都是乘坐公共汽车。在他的心目中，三牌楼和察哈尔路都是些离家很遥远很遥远的地方，步行是去不了的。现在为了省钱，拖着断了骨头的脚走起来，没想到却显得并不那么遥不可及了。走了一个多小时后，终于走到了通往玄武湖公园的大方巷和湖南路交口的地方，从这里向东转，就应该可以找到傅厚岗、峨嵋路和高楼门那些街道了。
不一会儿，他就站在了高楼门79号的外面了。一堵十米左右长的墙中间有一扇门，墙和门看上去都挺新的，不是那种陈旧的使用了多年的。院子里有一栋小小的二层楼房。这完全符合他想象中二姐的新家。小老鼠告诫自己：那里有只猫在等着它，很不安全！所以它不能到那里去。可是它一抬脚，就忘了刚刚的告诫。
戴宁生向79号走了过去。小老鼠又告诫自己：里面有只猫在等着它，很不安全！所以它不能去敲那扇门。可是它一抬脚，就忘了刚刚的告诫。戴宁生举手按了一下门上的电铃。
***
等了不一会儿，出现了一群人的脚步声，听上去是一群人走出了那栋小楼房。一个人打开了门，正撞上了戴宁生。戴宁生戴着一个大口罩和那顶在西安买的帽子，用四川话问到：“这儿是戴蓉生家吗？”那人嗯了一声，走出了那扇门。其他人也一边和主人告别，一边依次从戴宁生眼前走了出去。戴宁生进了这个小院子，关上那扇门，面前是刚刚把客人送走的二姐和二姐夫。
二姐夫一把抓住戴宁生的右手腕，坚定地说：“你和我一起去南京大学吧！”戴宁生想挣脱那只被紧紧抓住的手腕，说：
“你不用这样抓着我，我的腿瘸了。我需要一点时间考虑一下。”
“没有什么可以考虑的，我们走吧！”
“让我先给他倒杯水喝一下吧。”戴宁生的二姐在一旁抹着眼泪说，她挺着一个大肚子，肚子里是她的大儿子。
“不用了，我们走吧！”
戴宁生不肯听从，他脑子飞速地旋转着：“怎么办？”他想，当务之急是离开这里，“让我考虑一下！”
“不行！我们走吧！”戴宁生和他的二姐夫在那儿僵持住了几分钟。
“咚，咚，咚！”那扇被关上的门又被敲响。
二姐夫抓着戴宁生的手腕，示意他二姐去开门，二姐顺从地走过去打开了门。很清楚，那群被送走的访客本来就是为戴宁生逃跑之事而来的。他们并没有离开，而是在院子外面站着听着，最后决定再敲门进来。
这一群人大约有四五个人，都是陌生的面孔。他们不会是二姐夫和戴宁生父亲所属的南京大学数学系的人。因为他们如果来自南大数学系，那么好歹会有一个比较熟悉的面孔。看来他们都是他二姐所在的南京大学物理系的人了。
“走吧！”这群人中一个显然是个小头目的人说。
事到如此，没有什么说的了。二姐夫依然紧紧地抓着戴宁生的右手腕，戴宁生没有再企图挣脱。他一瘸一拐地和这群人离开了二姐家，在略有寒意的深夜里，在空旷的街道上，绕过鼓楼公园，再沿北京西路向西走，进了南京大学的西校门，来到了南京大学戊己庚楼。戊己庚楼的侧门上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南京大学无产阶级专政队。”
14年后，戴宁生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为了不忘记1966年至1972年那段在中国的经历，他抽出1983年夏天录制了十来盘录音带，每盘90分钟，去回忆讲述那段往事。当他叙述到1969年2月10日晚在南京高楼门79号的情节时，他发现自己的记忆有清楚的部分也有模糊的部分，甚至有些部分是空白的。
近半个世纪后，再回想起这段往事，他除了自责，实在没有也不应该有任何其它的想法。他的幼稚、鲁莽、愚蠢和自私给二姐和二姐的一家带来了不可置信的灾难，以致祸及下一代。他二姐那时肚子里怀着她的大儿子，那算是一种什么样的胎教？他当时在西安站如果不是正巧撞上了一趟乌鲁木齐去上海的春节加班车到了南京，而是撞上了一趟去北京的车次，他也许就会到北京了。他的幼稚、鲁莽、愚蠢和自私就会不可避免地给他在北京的大姐或三姐以及他们的家庭带去难以置信的灾难。（多年后大姐后来告诉他，那时西安交大事实上通知了北大，北大化学系文革组要求也正在受难的大姐就她弟弟的问题写了交代材料。）他的二姐夫为了保护他的家庭，做了他必须做的事，在当时的环境下，其实没有更多的选择。
戴宁生为什么完全没有为他的父母和姐姐们以及姐姐们的家庭去考虑他去寻求他们帮助时会给他们带来的严重后果？他是家中的独生子，是因为他从小给父母和几个老大的姐姐宠惯了？是因为他太自我中心了？太自私了？
再说戴宁生那天晚上到了南京下关火车站，他为什么不考虑在火车站过夜？南京火车站和西安火车站不一样，西安火车站当时对他是绝对不安全的，可是南京火车站应该是比较安全的。也许，南京火车站之外，还可以寻找其他过夜的地方？他为什么当晚就进入市区，而不是耐心地等到第二天的早晨？而或，他为什根本就没有考虑直接去安徽马鞍山或当涂？马鞍山和当涂离南京只有一箭之遥，慢车走不到半天也就到了。他身上好歹还有五毛钱二两粮票呀（当然，他并不知道那里他大姨妈和二姨妈的确切地址）。还有他那些住在城南深巷子里的远房的亲戚们，他们都是些看着戴宁生从出生到长大成人的极为善良的市民。他怎么压根儿就没有掂量考虑一下呢？
唯一的答案只能是戴宁生自己的幼稚、鲁莽、愚蠢和自私。
***
戴宁生被带进一间灯光明亮的会议室。几个带他来的人似乎离开了，换成了另外一批人。这些新换来的人中好像有几个模样不那么陌生。想来他们是南京大学数学系的人了。他模模糊糊能辨认出其中一个人叫黄炳生，外号“黄小二”。
“日妈妈的！你还想伪装！”两个苏北佬中的一个人用劲一把撕掉了戴宁生戴的口罩。戴宁生的耳朵一阵剧痛，幸好那时的口罩带子是棉线做的，用劲一拽就断了；否则撕下来的可能就不仅仅是口罩，还要加上他的耳朵了。戴宁生瞥了他一眼，似乎看见他的左边太阳穴那里有一块铜板大小的圆疤痕。
三年后1972年秋天，戴宁生出狱后因小姐姐病重第一次回宁探亲。那时在小粉桥五号附15号的家、那栋联栋屋已经失火烧掉了，父母住在南京大学集体宿舍13舍119室。几家人共用一间寝室为做饭用的厨房。当时父母都在学校的食堂里“劳动改造”着，一个当伙夫一个当帮厨。戴宁生向父母讲述了那天晚上的故事。母亲说：
“那个太阳穴上有个疤的苏北佬是数学系的一个教辅，叫张德富。”
母亲还给戴宁生讲叙一段她和那两个苏北佬打交道的故事。母亲说，这两个苏北佬后来来审问她，张德富把一只脚踩在椅子上，用手指着母亲的鼻子要母亲老实交代。
母亲回答说：“你讲的话我听不懂。我不知道你要问我什么事情。”
另一个苏北佬态度比较缓和，母亲说：“他说的话我比较能听得懂些。”
“日妈妈的！他是我的老乡！”
母亲平静地说：“他的话好懂一点。你的话我听不懂。”
从此，戴宁生和他母亲就给张德富起一个外号叫“一个疤”。戴宁生心里还另外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日妈妈的”，不过因为太粗俗了，不便使用。
到了1973年春天，戴宁生父母虽然依旧住在南大13舍119室，但他父亲已确定要恢复数学系的领导工作了。那时戴宁生正好有一个在南京工学院机械系进修半年的机会，所以和父母住在一起。他父亲多年的恶习是吸烟有瘾，特别是爱吸好香烟。那时最好的香烟牌子是中华牌，但据说那是专门供应中央首长的，极难弄到手。老百姓能吸到的最高级的牌子是上海卷烟厂生产的牡丹牌。可是牡丹牌香烟也很不容易买到。南京偶尔有卖的，五毛钱一包，但一般都被售货员开了后门卖给熟人了。上海则要好买一些，而且是四毛九分钱一包。为了父亲能抽上牡丹牌，他们几个做子女的，还有父母的亲朋好友们可真是没少花力气。
话说有天中午，戴宁生父亲不在家，他母亲在隔壁公用的厨房里做午饭，戴宁生一人坐在119房间里，房门是半掩着的。有人轻轻地敲了一下门。戴宁生走到房门口打开门来，只见一个猥琐的人，手里攥着一个旧报纸包着的东西，小心翼翼地问：
“戴先生在家吗？”他是来找戴宁生父亲的。
“不在，有什么事吗？”
那人说：“没事，没事！我托人给他买了两包牡丹香烟。”说着，他打开旧报纸包，拿出两包牡丹香烟递给了戴宁生。戴宁生一边谢谢他，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块钱给他。那人顺手把准备好的两分钱放在戴宁生的手上，战战兢兢地说：“上海买的，四毛九一包。”
戴宁生说：“母亲就在隔壁做饭，我去叫她。”说着就喊了一声：“妈！来客人了！”
那人慌忙地接连说：“不用了！不用了！”他一边说，一边往后退。戴宁生母亲走出那间公用厨房，那人见了他母亲，转过身去，犹如耗子见了猫似的，一溜烟跑了。
母亲看着那人消失的背影，转过身来，气愤地厉声责问戴宁生：
“他来干什么？”
戴宁生一时莫名其妙，不知母亲为何如此生气，说：“他给爸爸送来了两包牡丹烟，还找了我两分钱。”
母亲质问道：“你不认识他？”
戴宁生回答说：“不认识。”
母亲狠狠地指着戴宁生左边的太阳穴问：“你没看见那一个疤？”戴宁生顿时醒悟过来，但他仍然有困难把这个可怜巴巴的人和那个“日妈妈的”人联系起来。
又过了很多很多年，从南京大学数学系里分出了一个计算机科学系来。戴宁生的父亲算是该系的创始人。再以后，戴宁生父母相继去世了。他的二姐夫成了计算机系的系主任后来又退休了。到了2010年，南京大学计算机系纪念戴宁生父亲诞辰100周年时，计算机科学系里有一名叫张德富的老人跑前跑后地张罗着，热心诚肯地操办着各种相关事宜，可能还攥写了纪念戴宁生父亲的文章。戴宁生开始怀疑起自己的记忆了。难道是他把哪个人的名字搞错了？难不成数学系和其后分出来的计算机科学系有两个同名同姓的苏北人张德富？
***
回过头来说1969年2月10日戴宁生被关进了南大专政队。戊己庚楼是金陵大学时期盖的甲乙丙丁等四栋楼中之一。它盖在大运动场东面的坡上。楼的东面在坡上，西面在坡下。所以从东面看最下一层是地下室，从西面看，最下一层可以算作第一层。南京大学无产阶级专政队就设在庚字楼的最下一层。这是个理想中货真价实的监狱。因为这层楼本质上是个地下室，只在接近天花板的地方有个小小的窗户。这窗户又高又小，用这些房间当牢房就不用担心“犯人”们逃跑了。另外，据心理学家的研究，这种昏暗潮湿压抑的地下室，是最容易摧毁一个正常人的精神和意志的，它使被羁押的人感到低人一等、软弱无助而滋生自认罪孽深重的心理状态。
这最下一层在其南端有一扇门，就是挂着“南京大学无产阶级专政队”牌子的地方，算是这个监狱的进口。进口的第一个房间大概是供看守人员使用的，接着就是关押女“犯人”的，然后都是关押男“犯人”的房间。有一间房间里放着几张桌子，大概算是审讯室。想来当初金陵大学的设计师们设计这戊己庚楼时，该楼分为三段分别称为戊字楼己字楼和庚字楼，各个楼在东面的坡上都有一扇门，可供下到地下室或走进地面上的那一层。如今这些门为了确保最下一层是个完美的监狱，统统都被封死了。
戴宁生被安排在很里面的一间房间，应该是正对着庚字楼那扇堵死的门下面的那间房间里。革命风暴淹没南京大学前，这间地下室可能是一间暗室，所有墙壁都是漆成黑色的，还有一个水池和水笼头可能是供在暗室里做试验或冲洗相片用的。房内空无一物。阴暗潮湿的水泥地上铺了一些稻草算是供睡觉的地方。让被关押的人睡在地上铺的一层稻草上这个安排，太像戴宁生在什么电影上看到过的牢房了。想来为了模仿一个真牢房，有人还真花了点心思和力气，为这个城里的房间里弄来了些稻草。
第二天（也就是2月11日）一早，看守们打开了每间牢房的房门，开始做各种早上要例行做的事情。戴宁生发现，他这间暗室的对面，是那个通往堵死了门的楼梯肚；楼梯肚的空间呈三角形，又矮又小，除了靠近门的那小部分，成人在里面无法直立，当然更不可能有窗户。他惊奇地看到，住在里面的是大名鼎鼎的匡亚明【见篇末注三】。楼梯肚里，和戴宁生的房间一样，地上放了一层稻草供睡觉用。大个头的匡亚明正弯着腰，用一根用秃了絮子只剩下把子的苕帚在扫地。他把一夜睡散了的稻草扫归到那做地铺用的稻草堆里，把小小楼梯肚的其它地方用那根苕帚棍棍刮得干干净净光光堂堂。
再过一会儿，是向伟大领袖早请示的时候了，那些被集体关押在一间房间里的人开始大唱“东方红”和大声背诵圣人语录。像匡亚明和戴宁生这种一人一间的似乎就看各人自己了。从走道南头关押女“犯人”的房间里转出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对戴宁生来说，那独一无二的爽朗的女高音毫无疑问来自路慧明。路慧明曾经是南京大学数学系的总支书记，和戴宁生父亲工作上配合得非常好，经常到他们家来做客。她的女儿谢小玲是他南京十中高中时的同班同学。她的丈夫是开国少将谢胜坤【见篇末注四】。能与路慧明和匡亚明这样的人关押在一起，戴宁生觉得未免有点过分抬高了自己。
再下一个节目是大便。这个被称做“专政队”的临时监狱把关押的“犯人”分成两批，每批不到20人的样子，分别被带到戊己庚楼外，到附近运动场后面的一个公共厕所去大便。可是这个公共厕所里没有那么多的蹲坑位子供所有人使用。所幸这个公共厕所的结构比较奇特，男女两边的两排蹲坑中间有一个排粪沟。排粪沟修在男女隔墙下面，有一个狭小的空间可供人钻进两堵隔墙的中间去。所以一部分人就必须钻进排粪的沟上，把两只脚分别踩在排粪沟的两边去大便。看的出来，决定谁去钻洞蹲排粪沟是看守人员享受施展淫威的时候，特别是命令跛了脚的戴宁生去钻粪沟。【见篇末注五】
到了2月11日晚上，戴宁生一个人坐在稻草堆上，看着天慢慢地黑下来了。忽然，一股强大无比的悲伤像海啸的巨浪一样向戴宁生袭来，莫名的悲伤迅速吞噬了他的理智。他只想大哭一场，放纵自己，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在他的记忆里，他一生没有哭过，更不用说像现在这样放纵自己，完全失去控制地痛哭起来。
是因为想那无比宠爱他的父母了吗？是因为离父母这么近在咫尺而不能见到一面吗？是因为他度过幸福的童年和青少年的故乡转眼是如此陌生如此冷酷？是因为他出生和成长的美丽的金大校园变成了监狱？是因为那个看守人员明知他脚跛了却故意让他去钻排粪沟？是因为那个面熟的历史系教师洪焕椿的分饭的“犯人”【见篇末注六】因为认识他而故意只给他分不到他人二分之一的饭菜？还是因为那个以往常到家里来做客外号叫“黄小二”而现在当了造反派小头头的黄炳生的嘴脸？还是那个凶神恶煞的张德富？还有再也摆脱不了的那些乔装白脸红脸的骗子、恶棍和小丑？是人性的泯灭？是他才20出头就惹上了一身纠缠不清的屁事？是这个走投无路的世界？是命运捉弄他这个尚未涉世的年轻人？……
都是，都不是。他须要的是从痛哭一场中再生出一个更加坚不可摧的人来！
他痛哭了几分钟后，控制住了自己，以后一生中再也没有这样哭过，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他已经准备好了去接受一切荒诞的不公、一切黑暗的现实、一切严峻的挑战。他相信他能战胜一切邪恶，他坚信他能主宰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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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篇末注一】一楼的原吃饭的房间住着周根灵和他妻子朱素珍，二楼的两间卧室分别住的是徐永生和他妻子谭耀明，以及仇庆久和他的妻子苏维怡。
【见篇末注二】孙光远（1900年至1979年5月1日），原名孙鎕，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数学家，中国近代数学奠基人之一，中国微分几何与数理逻辑研究的先行者。
【见篇末注三】匡亚明（1906年3月17日 — 1996年12月16日），时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
【见篇末注四】谢胜坤（1911年12月26日 — 2005年4月6日），时任南京军区后勤部部长。
【见篇末注五】据当时也被关押在里面的戴宁生父亲的同事和朋友杜闻贞说，专政人员还配备了警棍。关于该庚字楼专政队里的日常生活，吃饭大便等，杜闻贞写的题为《一个幸运知识分子的坎坷》一书的第六章（第49页至第54页）中有详细描述。
【见篇末注六】根据戴宁生本人的记忆和杜闻贞在《一个幸运知识分子的坎坷》一书注五中所写的。
【本文摘自我2024年写完的《在中國的一場噩夢 ---- 一名反動學生在文革中的經歷》一书
灵芝联想
2026-03-03 06:32:21见过二姐夫，很有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