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被马家军搅局失败了。就按长征制定的另一个目标，即通过山西抵达外蒙，打通国际线，所以组织了东征。

精木 2026-03-10 15:12:25 ( reads)

决策过程

1.1 国际的意见

在打通国际交通线的问题上，一开始共产国际确实希望红军直接北上，1935年11月18日左右，原在莫斯科的中共党员张浩为传达共产国际的关于“抗日反蒋”策略方针的重要指示给中共中央，斯大林建议: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蒙边境[1]。换言之，苏联同意红军向北和西北发展，打通国际交通线。

1.2 中共中央的内部分歧

得到共产国际消息的中央负责人张闻天非常希望红军直接北上宁夏，接近外蒙古打通国际交通线，因为陕北资源贫穷，张杨部队盘据附近对根据地产生严重的威胁，甚至有消息称张学良在陕北盖碉堡围困红军，很多高层对能否守住根据地表示担忧，因为更倾向于走宁夏北上接近蒙古[2]。张闻天在瓦窑堡会议上也承认一开始他的”方案是占据宁夏，背靠外蒙“，因为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历，让张闻天”反对长久停留一地“，”为了长期与敌人作战,红军行动要更广泛、更活一些“[3]。

但是作为军事负责任的毛泽东则持有不同的意见，因为长征时期红军连续作战、士兵疲于奔命损失巨大，因此更看重根据地存在的重要意义。同时，因为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三战对东北军的胜利，陕甘支队和红十五军团稳住了在陕北的立足点，毛也对战争前景更加乐观，希望红军可以通过根据地建设和红军兵力扩张，打破张杨部对红军的包围。他在给张闻天的信中说：

关于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我是完全同意的。因为这个方针是使中国革命战争，尤其不久就要到来的反日民族战争，取得更加有力量与更加迅速发展的正确方针。我不同意的是时间与经路问题。第一，红军目前必须增加一万人，在四个月内我们必须依据陕北苏区用空前努力达此目的;第二，最好是走山西与绥远的道路，这是用战争、用开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与外蒙靠近。为完成上述两种任务，我想有六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够了。所以，我们应在明年夏天或秋天与外蒙靠近。[4]

虽然毛不反对北上接近外蒙古，打通国际交通线，但是他反对直接走宁夏北上，而是要坚持根据地和军队的建设，认为“目前不宜即向宁夏，根本方针仍应是南征与东讨，东讨之利益是很大的”[5]。一开始中共中央并没有在如何打通国际交通线的问题是形成统一的认知，虽然12月5日给张闻天和李德的电报中要求“（一方面军）俟阎锡山情况明了后，再定向南或向东的方向”[6]，但是考虑红军此时担心阎锡山会参与第四次“围剿”，《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中明确说明”第四次‘围剿’中阎锡山必从山西向陕西打来”[7]，此电报可能是应对阎锡山（从东）或者东北军（从南）可能的来袭而非准备东征。之后，局势的演变和毛泽东的坚持决定了最后的政策是向山西绥远进发。

1.3 统一战线的逐渐建立和东征决策

张浩还带来了共产国际对统一战线建设新政策的指示：(1)基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2)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这是统一战线之最广泛和最高的表现;(3)工农苏维埃改变为人民苏维埃;(4)改变富农政策[8]。随着共产国际允许甚至鼓励中共和国民党干部建立反蒋统一战线，红军改变了和包围他们的国军部队的关系，国军高桂滋部成功和红军达成互不侵犯和联合抗日的协议[9]，动摇了国民党对陕北苏区的包围。

在直罗镇战役等一系列中，红军俘虏了不少东北军将士，随着反蒋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展开，红军释放了若干被俘将士，并通过这些俘虏，对张学良部进行分化宣传。基于东北人希望打回东北的心态，毛甚至开始尝试着对东北军的高层将领做统战工作，试图争取这些东北军上层将官联合红军。虽然后者才刚刚开启，效果尚未展现，而且对张学良本人也是批判而非统战，但是对东北军基层将士影响不小，如直罗镇战役中，第57军一〇九师被歼，被歼灭一个团的一〇六师在被释放战俘的宣传下也发生了动摇，毛甚至于11月26日径直写信给第57军代军长董英斌劝其“勒马悬崖”，速与红军议和[10]。

虽然杨奎松认为，“他们（中共中央）这时虽然已开始重视统战，但工作重心更多地仍旧是放在军事发展上，而不是统战工作方面”[11]，但是统战工作的开展，一方面基于劳山、榆林桥、直罗镇等在陕北的胜利，若无这些胜利对东北军的打击，中央也不会认为可以通过统战分化国军；另一方面，统战工作的成功开展，也强化了中共中央对东北军的威胁不足的认知。很明显，中央认为东北军战斗力相比于第五次反“围剿”的中央军来说有差距，虽然其人数众多，但是通过合理的战术和统战工作的分化，可以很好地减轻东北军对东征的红军的威胁。

基于对西北局势的认知，12月23日在瓦窑堡举行的中共中央军事会议上，毛提出下一阶段全部工作的内容，就是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苏区，他主张:“打通苏联是中心口号，(应)与巩固和扩大苏区联系起来。”连希望直接北上的张闻天在发言中也认同毛，认为“下一步党的中心工作是在山西”[12]。会议最终决定将打通国际交通线的步骤分为三步：第一步，在陕西扩大红军，巩固苏区，准备东征;第二步，进攻山西西部，击破晋军主力，进一步扩大红军，完成与苏联的通讯联络;第三步，转进绥远，靠近外蒙和抗日前线[13]。自此，中共中央在到达陕北后，正式决策东征打通国际交通线。

2.决策原因

2.1 军事实力评估

决策东征和中共中央陕西周围形势评估有关。直罗镇战役后，中共中央对东北军和阎锡山部的动向认知是“陕甘的敌人是缓进，山西的敌人是封锁”[14]，可见围攻苏区各方面国军对陕甘苏区难啃的骨头都没有积极进取的意思，张闻天正是基于这种事实认识到三次“围剿”已经终结，建议开一个详细讨论各项问题的会，即后来召开的决策东征的瓦窑堡会议[15]。而且随着对国军统战的进行，争取一些国军官兵中立不进攻是可能的（例如高桂滋部）。国军进攻苏区的延迟为东征提供了很好的时机，既可以稳住苏区形势，又可以打击国军的包围。这也是为什么红军敢以“小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这样的非正式武装“进行保卫苏区与围困敌人的任务”[16]。

决策东征的重要原因是当时红军不仅认为东北军战斗力一般，而且很可能对很少交手的阎锡山部队的实力也认为不强。瓦窑堡决议和周恩来在1936年1月撰写的《东征胜利与我们的任务》中均对东征胜利结果的预期是“击破阎锡山主力，消灭阎锡山的一部（或大部）”[17]，鉴于李德预估“敌人阎锡山一个就有八万人”[18]，红军需要面对相当于自身几倍的敌人，如果没有对阎锡山军队实力的低预估，周恩来也不会认为东征胜利可以消灭阎锡山一部甚至大部。1936年3月6日东征开始后的电报中出现“敌人战斗力虽弱，但主力数不少”[19]印证了东征前晋军实力弱和人数多的印象。

《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

2.2 财政和经济方面的考量

除了对东北军和阎锡山部实力的预估，瓦窑堡会议决策东征也和客观物质条件有关。陈永发指出，当中央红军来到陕北后，因为陕北已经经过几轮打土豪分田地，能获取的额外产出越来越少，供应庞大的军队很困难，而陕北资源稀缺，工商业税收数额有限，1935-1936年财政已经差不多入不敷出，到1936年甚至被迫使用银行发钞票。

935-1936年陕甘苏区岁入岁出数据

极端困难的环境，导致很多人希望打到更富庶的山西去，有人认为“陕北苏区人少物质困难”，主力红军反正也不易久留，去山西进而转进绥远前途可能更有利些[20]。1936年1月9日，毛泽东等人的电报中说：”目前财政状况因暂时不能有任何税收，更由于陕北地方贫瘠，唯一的来源是红军及游击队在活动区域的筹款”[21]。足见陕北环境艰难。

另一方面，张闻天也分析过走宁夏直接接触外蒙的难度，虽然一开始张闻天的“方案是占据宁夏，背靠外蒙“，”但因那里作战不便,若不能占城,我们便处于困难境地“，说到底，宁夏同样人口不够，资源短缺，缺少可以驻扎的城市，不适合作为国际道路，因此张闻天”同意先向山西方向发展“[22]。

2.3 对国际形势况的评估

对国际形势的预估也是红军东征的原因。在“日本帝国主义分裂华北与向西急进”这一全国形势下，中央对国民党行动的认知为“南京政府中亲日派占了上风”[23]“阎锡山在日本的指挥下进行卖国贼活动”，而山西形势因为阎锡山得“卖国活动”非常有利于红军，“阎锡山部队中抗日革命情绪在发展着。黄河东岸民众有欢迎红军之表示”。毛周等领导人相信，通过东征，可以“更加暴露阎锡山的真面目”“使群众看到，红军是真正抗日的”，从而“推动晋、直、豫的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推动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的实现”[24]。1936年3月1日发布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可见东征对外宣传的抗日属性。张闻天也认为，到了山西，”能组织更广大的群众到我们领导之下”，山西相比于陕北“更能取得广大群众的同情”“我们高举抗日旗帜,肯定会取得群众的同情与拥护,群众更会走到我们的领导之下”[25]。

另外，根据瓦窑堡会议的决议，红一方面军要在1936年下半年同日本军队在晋绥察方面发生部分的战斗，鉴于直接向北和向西无法直接遇到日军，只有可能东到华北地区才有可能真正打起抗日旗号[26]。这一点和张闻天在瓦窑堡会议上的观点不尽相同，张闻天相信，随着红军进入山西，日军会急不可耐”迅速占领山西“”缩短我们实现与日直接作战的时间“[27]。而且，瓦窑堡会议的决议中提到，在山西和绥远，要发动内蒙古群众，组件蒙古游击队，扩大游击区，通过正规军和游击队的活动“调动敌军，恢复神木、府谷、佳县、吴堡、清涧、米脂、绥德等县敌占地区之全部或一部”[28]。另外，中央也认为，哪怕没法在绥远得到苏联的援助，但是当地地区宽大、人口众多，借助当地反日情绪也可以做文章[29]。

参考

《林育英、张闻天二同志致四方面军电》，1936年2 月14 日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2012年，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第28页
《关于军事行动方针的发言》，1935年12月23日，《张闻天文集（第二卷）》，第39-40页
《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等问题》，1935年12月1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08-409页
《目前根本方针应是南征与东讨》，1935年11月30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96页
《毛泽东致张闻天、李德电》1935年12月5日，《毛泽东年谱》（上）
《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1935年11月30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98-405页
《林育英、张闻天二同志致四方面军电》，1936年2月14日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2012年，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第31-32页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2012年，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第34页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2012年，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第37页
《关于军事行动方针的发言》，1935年12月23日，《张闻天文集（第二卷）》，第39-40页
《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1935年12月2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13-421页
《东征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1936年1月底，《周恩来军事文选》
《洛、博致毛泽东电》，1935年11月24日，《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81页
《粉碎蒋军进攻关中陕甘苏区的部署》，1936年3月3日，《周恩来军事文选》
《东征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1936年1月底，《周恩来军事文选》
《李德关于红军渡过黄河后的行动方针问题的意见书》1936年1月27日
《毛泽东和彭德怀致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电》，1936年3月6日，《毛泽东年谱》
《毛泽东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1935 年12月23日
《毛泽东、秦邦宪、林伯渠、周恩来致彭德怀、杨尚昆电》，1926年1月9日，《毛泽东年谱》
《关于军事行动方针的发言》，1935年12月23日，《张闻天文集（第二卷）》，第39-40页
《东征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1936年1月底，《周恩来军事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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