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39）

我的文革（139）

说实话，当时我对很多省市区成立革委会的具体经过并不很清楚，原因是缺少资讯。因此所谓“军政府时代来临”这个感念，基本上是以军人占据革委会第一把手为多这一点得到的感觉。但是，从以后得到的各种小道消息看，我认为我对“军队趁机夺取地方政权”这个判断大致是不错的。一九六七年九月中央传达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的讲话，强调两派停止武斗，实现大联合，在不少省市区实际上并没真正得到执行。各地武斗仍是频繁发生，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使用的武器也越来越精良，根本的原因就是军队在背后操纵。这些军头的目的：在革委会未成立前，尽力打击异己，搞乱治安，为争取自己进入革委会、掌控革委会制造理由；在夺取革委会权力后，则为巩固自己在革委会的权力、地位继续镇压异己。

如当时武斗十分激烈的广西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广西自治区的文革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发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号召后不久，造反派就已有了相当的发展。一九六七年上海发生“一月革命”，广西造反派在形势带动下更加壮大，保守派组织几乎完全瓦解。一月十九日，时任广西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的韦国清，因为执行资反路线镇压造反派的原因，被桂林造反派连续三天召开万人大会批判。一月二十二日，南宁市二十二个造反派组织成立“广西革命造反派夺权行动委员会”宣布夺权。当时，广西军区曾在三十一日召开“接受军委（支左）命令和支持广大群众誓师大会”，表明立场支持造反派夺权。二月十九日，原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贺希明等十二名领导干部联名发表声明支持造反派。三月六日，广西各造反派、解放军支左部队、以及“革命干部”三方代表，共同协商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这是革委会正式成立前的临时权力机构。当时广西的革命形势看来一片大好，成立“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的条件基本具备。但是，由于韦国清还没得到造反派的谅解而无法进入革委会，于是他就利用军队“支左”机会指使军区部分干部向造反派发难。他们先是以南宁造反派“工总”组织不纯为由砸了“工总”，逮捕了“工总”一名领导人。接着，又以学校班级实行大联合为名，强行解散各学校原来的学生组织。军区的这种行为激起造反派强烈不满。南宁造反派在三月十九日公开发表声明，率先提出了“打倒韦国清，解放全广西”的口号。当时，以黄永胜为首的广州军区是支持韦国清的。三月二十一日广州军区派副政委陈发红到广西军区传达“中央的看法”，说“韦国清是有功的，是好同志，要支持他站出来”，实际是对军区施加压力，要军区站到韦国清一边来支持韦国清进革委会。但造反派不买账，他们对军区表态：“韦国清是硬抬出来的，是违背人民意愿的。”这样，军区与造反派就在韦国清进不进革委会问题上造成了严重对立。四月十九日，原广西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伍晋南、贺希明和候补书记霍泛三人联名发表声明，支持造反派。而军区党委则在二十六日非法撤销了贺希明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副主任职务。在这样针锋相对斗争的背景下，广西造反派在四月二十二日成立了“四·二二火线指挥部”，统一指挥造反派的行动，对军区开展斗争。而军区则将在“一月革命”中垮台的保守派重新扶植起来，在五月十一日成立了“南宁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后又扩大为“广西联指”，与“四·二二”对着干。至此，广西两大派正式形成。

当时全国都开始发生武斗，广西自然也不例外。六月十三日两派首场武斗在南宁爆发。然后武斗迅速扩大到整个自治区。由于“联指”一派得到省军区和各地军分区、人武部的支持，他们不仅获得军队供给的枪支弹药，还可以调动工厂工人和郊区农民进城武斗。而“四·二二”派在开始一段时间，由于获得一支驻扎西宁的、直属北京的野战部队的支持，还可勉强抗衡“联指”。但到了一九六八年春，这支野战部队调出广西后，“四·二二”派就开始明显处于劣势，处处挨打。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中央曾将两派代表召到北京谈判，签订了《广西两派促进革命大联合的十条协议》、《关于立即停止武斗的协议》和《关于全面上缴枪支弹药的七点协议》。但这些协议由于没有思想基础，是中央强迫签订的，再加上军区阳奉阴违，背后操纵“联指”，这些协议都没有被执行。相反，军区趁着“武汉七·二〇事件”后中央权威弱化的形势，变本加厉地镇压“四·二二”派。军区除了公然派部队配合“联指”围剿“四·二二”派，还纵容地方成立所谓的“贫下中农最高法庭”，非法抓捕杀害地富分子及其子女和“四·二二”成员。据官方统计，仅在一九六八年一月至六月这段时间，被杀害的地富分子及其子女和“四·二二”成员，总数就有三万人左右。在杀人过程中，许多地方还发生了极其野蛮的吃人肉事件。

一九六八年二月，广西公安机关声称破获了一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案件。据公安部门报告，说这次行动抓捕了六十三人，只有三人漏网。所以即使这个案件属实，也已无继续大规模追查的必要。但韦国清为了进一步镇压造反派，向中央谎报说这个组织在全广西已发展了两千多人。六月十七日，韦以广西军区和单方面成立的“区革筹”名义发布《关于继续深入侦破“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问题的指示》，称“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混入了某些群众组织，有的还当上了头头，打着造反的旗号，狡猾地利用群众组织掩护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说“现在这个反革命组织并没有完全摧毁，必须彻底追查组织，缉拿漏网主犯归案”，号召要“组织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主动地、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发动全面的、猛烈的进攻”。最后，也是据官方统计，在这个“反共救国团”冤案中，全广西被杀者达三万七千四百多人。仅南宁地区因此案被打死、逼死的就有四千九百四十三人。百色地区批斗了九千三百九十六人，打死一千零七十四人，打伤致残的有二千一百三十五人。而被害者大多是“四·二二”派成员。

在这样面临生死存亡威胁的情况下，“四·二二”派为了自保不得不抢夺武器武装自己。但军区的武器不是那么容易抢得到的。最后“四·二二”派不得不将脑筋动到中共运送“援越抗美”武器弹药的列车上。这就犯了中央的大忌。军区趁机向中央告状。当时广西是“抗美援越”的后方基地，不知中共中央是真信了韦国清的报告还是怕了韦国清这些军头，又或是为了保证“援越抗美”的大局不受影响，当然更有可能是毛泽东本就急于要两派停止武斗尽快结束文革，而“四·二二”派既不听话又无力对抗“联指”，总之，在这么多重因素下，七月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下发了矛头明显针对“四·二二”派的“七·三布告”。“布告”除要求立即停止武斗，无条件交还抢夺的援越物资和解放军武器装备，还要对“确有证据”的反革命分子“依法惩办”。所以这个布告实际是毛泽东抛弃广西造反派，联手韦国清镇压广西造反派的“死刑宣告书”。当时从这个“布告”我更进一步看清了毛泽东对造反派纯粹利用的心态。当他觉得没有利用价值时，他会毫不犹豫地将他们抛弃，甚至毁灭他们。

“七·三布告”下达后，韦国清又以这个布告为“尚方宝剑”，配合当时正在全国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出动军队在全省范围清剿“四·二二”。八月八日，“四·二二”派在南宁市的最后一个据点被攻克。大批被俘者遭到军队和“联指”公开处决。据中共官方“当代中国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的广西》一书披露，广西在文革中“无辜滥杀了八万多人”。而据当年参加广西清查的公安干部晏乐宾在《炎黄春秋》上发表的文章透露，“有名有姓有地址的死亡人数有八点九七万人，”“另外全区失踪者二万余人，无名无姓的死者三万多人”，总计十四万人以上。而据民间的调查统计，“非正常死亡者”近二十万。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韦国清如愿以偿当上了革委员主任。而从韦国清身上，也让我见识到这批军头为了一己之私利，是可以怎样翻云覆雨搞乱时局，不惜杀人如麻，以便乱中夺权的。过去读史书说“安史之乱”，军阀滥杀无辜杀得十室九空。文革乱况虽还不到这一步，但性质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