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41）

我的文革（141）

再以我们上海隔壁的江苏省为例。江苏省的造反派出现得非常早。还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在反对学校工作组的斗争中，南京大学就出现了第一个造反派群众组织“南京大学红色造反队”，负责人是南大青年教师文风来。八月二十七日，另一个造反派群众组织“南京大学八·二七革命串联会”成立，负责人是南大数学系青年教师曾邦元和学生张建山、葛忠龙等。此后，这两个组织在批判江苏省委“资反路线”的斗争中常常并肩作战，在社会上享有很高威望。随着批判资反路线斗争的深入，造反派队伍不断壮大、集结，到“一月革命”前以“南京大学红色造反队”为核心的“江苏省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总”）和以“南京大学八·二七”为核心的“南京八·二七革命串联会”（简称“八·二七”），已成为南京最负声望的两大造反派组织。

当时江苏省委为了自保，向上海市委“取经”后组织南京、无锡、常州等地工人也成立了“赤卫队”，并在六六年的年底下令向南京集结，意图一举击垮造反派。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被省委安置在江苏饭店内的赤卫队首先发起挑战，他们抓了几个“红总”成员囚禁在饭店里。“红总”知道后立即调集人马包围饭店要求放人。但赤卫队不肯放人。最后双方发生了武斗。武斗持续了三天，双方共伤了几百人。“一·三事件”消息传到中央，中央严厉批评了江苏省委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错误。可省委却把责任推卸给“赤卫队”等保守组织，结果造成保守派人心涣散，组织迅速瓦解。

在这样的形势下，一月二十二日，以文风来为首的“红总”召集南京市大部分造反组织头头开会，商讨大联合和夺权问题。然而，由于“红总”和“八·二七”在大联合以谁为主问题上谈不拢，会议不欢而散。第二天，“红总”撇开“八·二七”召开第二次会议，决定成立“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文风来任主任委员。二十六日凌晨，“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宣布夺了省委的权。由于夺权没有得到“八·二七”等组织的同意，因此立即遭到“八·二七”等没有参与夺权的组织反对。造反派开始分裂为支持夺权的“好派”和认为“一·二六夺权好个屁！”的“屁派”。两派争锋相对开始了造反派的内斗。此后，“南大八·二七”的张建山、葛忠龙因与曾邦元意见不合，从“八·二七”中分裂出来投向“红总”，这种做法更加深了“八·二七”与“红总”的矛盾。于是南京造反派原本大好的形势开始变得前途莫测。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以“红总”为首参与夺权的造反派开会讨论“掌权方案”，拟定了掌权核心组人员“由学生四人、工人四人、农民二人、省级机关一人、解放军一人、新华社记者一人”组成。对于这个夺权，因为没有“八·二七”的参与，显然是缺乏代表性的。而这个“掌权方案”中学生、群众的代表相对太多，而革命干部和解放军的代表太少，也不符合中央的“三结合”应以革命干部为主的意图，因此中央对这个夺权一直没有表态。事后我们以冷眼观之，显然文凤来等人对于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和夺权，想得过于理想化了。而且，群众代表一当与权力沾上边就产生了政治野心，也给了别人可乘之机。

在“红总”和“八·二七”从联合战斗到相互内斗的过程中，南京军区对江苏省委的态度非常微妙。与一般地方军区与所在地党委的关系十分密切不同，以许世友为首的南京军区对江苏省委的态度十分冷谈。与造反派的关系也十分暧昧。从表面看，许世友与造反派的关系似乎比与省委的关系更要亲密些。但这是假象。后来我知道，上海“一月革命”发生后最先向中央提出解放军“支左”的就是许世友。所以，许世友绝对不是支持文革、支持造反派的。许世友亲近造反派的真正用意是要找出造反派的弱点，让造反派内斗，然后伺机将造反派镇压下去，同时夺取江苏省的文革大权，独霸江苏省的党政军大权。有些人以为这个满脸横肉的“许和尚”仅是一介武夫，这个看法大错特错。以我看，他的心机、手段，比之武汉陈再道、广西韦国清、广州黄永胜有过之而无不及。

许世友独霸江苏的野心，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五日中央下令江苏实行军管后就表现得更加明显了。江苏的实行军管，以及之后对广东、云南的军管，都与周恩来有密切关系。周恩来表面支持造反派夺权，实际是反对造反派夺权的。在原地方党政干部基本上被打倒或“靠边站”的情况下，他是宁愿让军队来掌握地方政权的。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与他有相同的考虑，但也有不同之处。据我观察，毛泽东对造反派掌权也不放心，因此他在“一月革命”夺权风潮风起云涌之际，先是抛出“公安六条”，接着又命令军队“支左” 和批准“军委八条”，就是明显的证据。但毛泽东对造反派进入革委会的态度与周恩来还是有差别的。毛泽东除了革委会要以革命干部和军队“支左”代表为主，也允许部分政治可靠的造反派代表进革委会，既作为新干部来培养，也将他们作为“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但周恩来内心是十分排斥造反派的。他在外交部策划假夺权就是明显例子。文革中大家都知道许世友与周恩来的关系十分友好，是见面就要在一起饮酒的“酒友”。周恩来藉口为保障沿海边疆省份的治安提出了对部分省区实行军管的建议，以许世友的机灵不难明白周恩来对造反派的真正态度。所以当江苏实行军管以后，他大权在握，他就开始在江苏大胆镇压造反派，同时排挤原省委、省人委的干部，企图独占江苏权力。

“一·二六夺权”前后，原江苏省委领导干部纷纷被造反派批斗和监禁。其中只有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因得到中央保护在二月份去了北京。三月五日实行军管后，这批干部被移交到军队手中。按一般人想像，这批省委领导过去与军区领导同在一城为官，多少有些交情，他们既已被转交到军区，待遇相对要比在造反派看管时好一点，然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军队对他们的看管比造反派还严厉。据知情者说，许世友原打算要将这些人一直囚禁到死的。即使对已被中央保护起来的江渭清，许世友他们也不放过，先是企图将江打成“走资派”，后又试图将他打成江苏“五·一六”的“总后台”。

南京军区对待江苏省委领导的态度是这样，对待省机关中下层干部也是极尽排挤打击之能事。实行军管后不久，军管当局就将近七千名省级机关干部集体下放到金坛农村劳动。对于那些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干部，长期进行审查不予解放。一九六八年秋“上山下乡”运动开展后，军管当局又将大批反对派成员连同其家属强令下放到农村去务农。“五七干校”出现后，军管当局在南京周边建了六个“干校”，把其余剩下的干部也统统赶到“干校”去。六所“干校”的学员超过一万，而当时全省级机关的干部也只有二万多。我不清楚这一万多去“干校”的干部中是否也包括了之前下放到金坛农村劳动的这七千省级机关干部；如果不包括，则全部二万多省级干部中有一万七千多被许世友的军管会赶到了农村和“干校”去了。

许世友除了打击、苛待原省委、省人委的干部，对待少数被结合进各级革委会的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军区也以各种名目不断予以打击、排挤和清洗。清查“五·一六”原本是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姚文元的《评陶铸两本书》中提出来的。当时姚文元为什么突然提这个问题，很多人至今不明所以。据我个人推测，可能与“武汉七·二〇事件”后毛泽东虚弱的地位有关，为了讨好、拉拢周恩来，于是把曾经反周恩来的这个红卫兵学生组织拿出来批判。但这个组织其实只存在于北京外语学院等少数几个大学的极少部分学生中。据我曾经就读北京第二外语学院的一个小学同学告诉我，这个组织总共也只有几十人。所以当时批“五·一六”批了没有多少时间就停止了。想不到隔了两年多许世友在江苏又以“清查五·一六”的名义搞了一个运动。清查开展后，省革会组、局以上负责干部有百分之五十五点五，科室负责人有百分之四十二，一般工作人员有百分之三十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大联合”时期经中央批准的二十八个省革委会常委，有二十一个说是“五·一六”。其中群众代表十二人除了三名来自基层的工农代表，其余全部被隔离审查。又据一份由许世友在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期间炮制的、准备上报中央的材料，说“原省、专、市领导班子中有大批坏人。省一级干部中有重大政治问题的占百分之七十二；部委厅局干部中有重大问题的占百分之二十八；十五个专市级干部中有重大问题的占四十点九；原省、专、市第一把手有重大问题的占百分之六十九。”总之，原江苏省各级党政干部大多不可靠，文革新进入革委会的干部、群众代表也大多有问题。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许世友把这么多新老干部以“五·一六分子”等罪名打下去，目的何在，相信再笨的人也看得出来！

这里有必要特别说一下“红总”头头文凤来和“八·二七”头头曾邦元的下场。南京这两个最大的造反派因为“一·二六夺权”闹翻后，矛盾越来越深，最后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由于“屁派”不同意夺权，不同意成立革委会，无异给了当时还没有机会插手革委会的许世友一个机会，因此许世友在南京两派群众组织中最初是支持曾邦元的“屁派”的。许世友老婆田普曾公开支持“屁派”。这就引起了“好派”的反对。一九六七年夏季“好派”曾发起过一个“倒许”运动。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江苏省革委会成立，许世友如愿以偿担任了省革会主任。接下来在清查“五·一六”的运动中，时任省革会副主任的文凤来就成了“五·一六分子”。在残酷的、不间断的批斗中，文凤来被整的精神失常，最后在一九七六年以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好派”另一些头头，如当时已经被分配到外地工作的南京大学学生张建山、葛忠龙，新华社南京分社记者戴国强，都被抓回南京隔离审查。至于“屁派”头头曾邦元，他在省革会成立时当了常委，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开始他趁机打击异己，把许多昔日战友、后来因意见分歧而分道扬镳的人打成“五·一六分子”。因此这些被整者对他恨之入骨。为了报复他，他们故意将曾邦元也拖下水，说他也是“五·一六分子”，结果也被关押起来，一度整得很惨。文革结束后，曾邦元又被作为“四人帮”“搞乱江苏”的爪牙判处有期徒刑十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所以，江苏省的文革造反派两派都没有落个好下场。当然相对来说，“好派”的下场更惨。

许世友对原党政干部和造反派的态度是如此，可用“心狠手辣”四字来概括，在军区内部也以人划线，打击异己。一九六七年夏季曾卷入“倒许”风潮的军区领导人王必成（中将，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林维先（中将，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鲍先志（中将，南京军区副政委）、史景班（少将，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杜方平（大校，南京军区国防工业部部长）以及省军区领导干部赵俊、陈茂辉，军区空军领导干部江腾蛟、王绍渊、高浩平等都遭到他的打击报复。在清查“五·一六”期间，南京军区政委、副司令中有十个人被整了材料。一九六七年三月成立的省“军管会”中，军以上干部全部被整了材料。

所以回顾江苏省文革的历史，许世友实际是以“支左”和“军管”为插手地方政权的机会，打击、排挤所有一切非我势力，企图独占南京军区和江苏省的党政军权力。这种情况到一九七〇年初重建各级地方党委时，全省十五个地、市委一把手，仍没有一个是干部身份的，全省六十八个县一把手，只有八个是干部身份，其余全部都是军队干部，而这些军队干部也都是许世友认为可靠的部下。所以，许世友通过文革中的一顿操作，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的一个新军阀。这种状况一直到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毛泽东听从邓小平建议，将八大军区司令对调，且规定只能光身一人赴任，不准带工作班子，才有了根本的改变。当时全国有十一大军区，对调的有八个。有些司令在当地一呆就是十几二十年，其势力 “根深叶茂” 、 盘根错节，可知情况的严重。

许世友为了达到他在江苏说一不二、绝对权威的目的，在江苏整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一九六九年“清队”运动中，全省因“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等问题受到审查和迫害的人就超过一百万。在一九六九年至七〇年的“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全省有三十五万城镇居民被下放到苏北农村务农，其中南京市下放的就有十三万多。在持续三年的“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中，全省有十三万多人受到审查，其中被折磨致死致残的有六千多。而实际数字据说至少两倍以上。当时我因工作关系，常有机会去江苏的吴江、昆山、太仓等县出差，曾亲眼见到被迫下乡务农的城镇居民在离开老家时呼天抢地、哭声震天的凄惨场景；也曾亲耳听到那边的同事告诉我的、他们单位的某位同事在一次运动中自杀的经过。他们还告诉我老百姓对许世友的畏惧，说小孩子不听话夜哭，只要大人说一句“当心被许司令听见”，小孩就吓得不敢再哭了。

上海警备区属于南京军区管辖。当时的上海警备区司令廖政国在许世友的影响下，虽不敢明目张胆反对张春桥、姚文元和以“工总司”为首的造反派，但在警备区内部却打击异己，批斗并一度关押支持造反派的副司令张宜爱。一九七〇年四月廖振国调任南京军区炮兵司令后，继任司令周纯麟与上海市革委的关系才稍有改善。

许世友与张春桥关系不好在上海是人尽皆知的事。他曾公开警告江苏的造反派不要“东张西望”，意思是不要学上海的样，与上海造反派有勾搭。但实际上他又是一个两面派。因为他与张春桥关系不好受到了毛泽东批评，于是他就特意去打了一个豹子送给张春桥，对外却说他送给张春桥的只是一只兔子。王洪文刚当上党中央副主席时，他积极向王献媚，知道王洪文有个造反“小兄弟”马振龙还没有女朋友，就主动对王洪文说他有两个女儿可以介绍一个给马，还说两个随他挑。后因知道马振龙已经有了女朋友才作罢。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他看到王洪文接班毛泽东的机会已不大，于是公开藐视王洪文。中央军委开会毛泽东委托王洪文点名，许世友就是不理他还发了脾气。“四人帮”垮台后，他又以反“四人帮”英雄自居。所以，许世友这个人其实品质十分恶劣，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投机取巧，与北洋军阀时期的一些军阀并无多大差别。在“杨、余、傅事件”中空军政委余立金以“叛徒”罪名突然被抓捕，就是许世友告的密。林彪垮台后，余立金在一九七四年复出任中国民航总局第一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二政治委员，即此就已可证实其“叛徒”罪名的不实。

以上三例，都是地方军头为了攫取更多权力，不惜祸害地方，滥杀无辜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