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实味与《野百合花》

文学城几坛有网友出了一个系列，回忆起“解放”前死于非命的新闻人。

那么，我们有必要，也必须看看，这些早年新闻人为之奋斗为之献身的中国新闻自由，是否有进步？

可令人失望的是，在现在的中国大陆，中共伪政权统治区的新闻自由，在全球180个国家的新闻自由排行榜上，居于178位，全球倒数第三，仅仅比名列179名的北朝鲜前列一名。

因此，我们也绝对有必要，看看中共伪政权是如何封杀中国新闻人，甚至剥夺他们的生命的，从而有效地将中国新闻自由拉到这倒数第三如此低的地步的。

今天，我就向大家介绍一位向往革命、投奔延安、投稿《解放日报》一篇《野百合花》而丢了性命的新闻人 - 王实味。

1937年、1938年，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怀着对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崇仰奔向延安，延安一时充满年轻人的欢声笑语。

这些热血青年大约有四万人，很多只有十几、二十岁，是中共以民主、抗日的名义把他们吸引到这块“革命圣地”来的。

王实味就是投奔延安的其中一位知识青年。

他20岁就读北京大学时就加入了中共，1937年10月来到延安后，他先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后调入马列学院编译室，参与翻译马列作品。马列研究院改名为中央研究院后，王实味转入中国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

王实味，1906年4月5日生于河南潢川县一个知书达礼的破落大户人家，其兄妹有六人，王实味排行第三。他幼年曾随父亲熟读了四书五经，因而有较深厚的国学根底。

1923年，17岁的王实味考取河南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

1924年因经济所迫考取邮务，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文院预科，与后来同样因惨遭磨难的胡风为同班同学。年底发表书信体小说《休息》。

他说：“我们青年的使命就是要用我们的力去捣毁一切黑暗的渊窟，用我们的热血去浇灭一切罪恶的魔火，拯救砧危的祖国，改造龌龊的社会，乃是我们应有的唯一的目标与责任。”

1942年2月始，王实味陆续在《谷雨》杂志、《解放日报》及中研院《矢与的》壁报上发表著作，其中《野百合花》这篇文章最出名。

在文章中，王实味写出了延安存在的阶级制度和官僚作风，他以“揭露一切肮脏黑暗”的士大夫精神抨击在延安“首长至上”、基层领导没有文化素养、动辄用政治帽子压制人的现象，并要求扩大党内民主，建立友爱、平等精神。

知识分子的困局：说真话的代价

在整风运动前夕的延安，王实味就像希腊神话里的卡桑德拉，明明看见了真相，却注定不被相信。他知道自己的笔尖正在触碰高压线，却依然在文章开头写下：”野百合不如家花香，但能治热病。”这种近乎悲壮的清醒，让每个字都成了投向体制的投枪。

他写某些干部”向上汇报时腰弯成虾米，向下训话时脖子梗得笔直”，写机关大院”思想总结比子弹还多，会议记录比粮仓还厚”。这些带着体温的细节，像X光片般照出了官僚主义的骨骼。更刺痛的是他对知识分子的刻画：这些本该用笔杆子战斗的人，有的在权力门前排队献媚，有的抱着书本在寒窑里瑟瑟发抖。

1942年3月23日文章见报时，王实味特意在窑洞前种下几株野百合。同事问他为何不种牡丹，他笑答：”牡丹要人伺候，野百合自己就能活。”这话里藏着知识分子的傲骨，也暗含对革命纯粹性的期待。

可惜当时的延安，已经容不下这样带刺的真话。

王实味写道：延安青年近来似乎生活得有些不起劲，而且肚子里装得有不舒服。

    为什么？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呢？有人会回答说：我们营养不良，我们缺少维他命，所以……。另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男女的比例是‘十八比一’，许多青年找不到爱人，所以……。还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生活太单调，太枯燥，缺少娱乐，所以……。这些回答都不是没有道理的……但谁也不能不承认：延安的青年都是抱定牺牲精神来从事革命，并不是来追求食色的满足和生活的快乐。

    那意思是，延安青年失望了，对等级制度失望了，对革命队伍缺乏‘爱和热’失望了。王实味又引用路上听到的两个青年女子的一段对话：‘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祇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哼，到处乌鸦一般黑，我们底ⅹⅹ同志还不也是一样！’

“说得好听！阶级友爱呀，什么呀—-屁！好象连人对人的同情心都没有！平常见人装得笑嘻嘻，其实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摆出首长架子来训人。 “

“大头子是这样，小头子也是这样。我们的科长，对上是毕恭毕敬的，对我们，却是神气活现，好几次同志病了，他连看都不伸头看一下。可是一次老鹰抓了他一只小鸡，你看他多么关心这件大事呀！以后每次看见老鹰飞来，他都嚎嚎的叫，扔土块去打它—-自私自利的家伙！”

“我两年来换了三四个工作机关，那些首长以及科长、主任之类，真正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实在太少了。”

通过这段对话，王实味说出了，延安青年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的失望和激愤。

然后，他进一步指出，延安存在一些不合理的现象，比如”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曲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食分五等，衣着三色”……

写到这里，王实味已经从表达年轻人的不满，转为批评延安的政治制度了。他得出结论：中国专制主义的旧传统已严重侵蚀了中共的肌体，即使在延安，”旧中国的肮脏污秽也沾染了我们自己，散布细菌，传染疾病”。

仿佛还嫌这样说不过瘾，他笔锋一转，将批评的矛头直指毛泽东独创的名言”天塌不下来”论。

“有一种民族形式的理论，叫做’天塌不下来’。

是的，天是不会塌下来的。可是，我们的工作和事业，是否因为’天塌不下来’就不受损失呢？这一层，’大师’们的脑子绝少想到甚至从未想到。”

为什么这段话闯了大祸：从四十年代初开始，毛泽东就愈来愈喜欢讲”天塌不下来”，在形势紧张，中共面临困境时，毛爱谈”天塌不下来”；在闻知党内外有不满意见时，毛更爱说这句话：”有意见，你让人家讲吗，天又不会塌下来！”，”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天塌不下来！”，”我劝同志们硬着头皮顶住，地球照转，天塌不下来！”

王实味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样直接批评的后果，继续满腔热血地慷慨陈辞：

“我们须要以战斗的布尔什维克能动性，去防止黑暗的产生，削减黑暗的滋长……要想在今天，把我们的阵营里一切黑暗消灭净尽，这是不可能的；但把黑暗消灭至最小限度，却不但可能，而且必要。

如果让这样发展下去，则天—-革命事业的天—-是’必然’要塌下来的。别那么安心罢。”

最后，他还书生气十足地声明，自己放言直谏绝非为争个人利益，甚至对延安的等级制度表现出善意的理解，认为”对那些健康上需特殊优待的重要负责者，予以特殊的优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一般负轻重要责任者，也可略予优待”。只是处在当前”艰难困苦的革命过程中”，”许多人都失去最可宝贵的健康的时期”，为了”产生真正铁一般的团结”，”负责任更大的人，倒更应该表现与下层同甘共苦（这倒是真正应该发扬的民族美德的精神）。”

《野百合花》发表后，在延安引起轰动。

各学校、机关纷纷仿效，办起自己的内部刊物，说出人们真实的感想。王实味的工作单位中央研究院，95%的工作人员同情、支持王实味的观点，研究院领导成为大家批评的目标。延安大学也出现了民主”一边倒”的局势。在3月26日全体党员大会上，与会者控诉了”个别领导同志，以主观武断的态度处理问题，缺少民主精神，以’尊重组织’、’尊重领导人的威信’等为借口变相地压制民主，以致造成一部分同志不敢讲话和不愿讲话的现象”，会议”打破了过去大家畏缩不敢发言的空气，充分发扬了民主”，有人甚至提议，应以清算的方式，明确责任问题，”是非属谁。责任属谁，根究到底，必须得出正确的结论”。

已经奉命停课，或即将停课转入整风的各学校，和已转入整风检查阶段的各机关，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动荡的局面，青年知识分子普遍要求”揭盖子”和割领导的”尾巴”……

一时之间，延安的宣传阵地有失控的迹象。

因为这些文章，后来《解放日报》报社受到整肃。

王实味把更直接的想法写到墙报上，大声疾呼人们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我们还需要首先检查自己的骨头，向自己发问：同志，你的骨头有毛病没有？”“你是不是对大人物有话不敢说？要了解，软骨头病本身就是一种邪气，我们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

可悲可叹！王实味不知道共产党最想打击的就是“硬骨头”的知识分子，他秉持中国知识阶层耿直敢言的精神给共产党提出建言，哪里知道这将引来杀身之祸！

毛泽东对《野百合花》是什么态度呢？

一天晚上，毛泽东打着灯去看王实味的墙报文章，看到激动的人群边看边称赞王实味，没人看毛泽东一眼。

回来后毛马上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

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读完《野百会花》后，气愤地”猛拍办公桌上的报纸”，厉声问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毛当即给《解放日报》打电话，要求作出深刻检查。他感到情况不妙，担心运动将失去控制，迅速改变原先制定的利用”自由主义”打击”教条主义”的策略，决定抛出王实味作为靶子，先行将”自由化”打压下去。

1942年3月31日，《野百合花》发表后一个星期，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抓住”立场”、”绝对平均观念”和”冷嘲暗箭”三个问题，向延安青年知识分子发出严厉警告：

“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近来颇有些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我们工作制度中确有许多缺点，应加改革，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则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毛泽东的上述警告赫然刊登在4月2日《解放日报》的头版。

第二天，1942年4月3日，中宣部正式发出有名的”四三决定”（即《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这个决定是”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针对中研院整风出现的”自由化”倾向，特为”纠偏”而制定的。《决定》明确申明：整风必须在各部门的领导机关负责人领导下进行，不得以群众选举的方式，组织领导整风的检查委员会；在检查工作时，不仅只检查领导方面的，而且要检查下面的和各个侧面的；每人都必须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四三决定”的颁布不仅结束了短暂的延安之春，而且标志着自1941年10月就秘密酝酿的干部审查运动即将拉开帷幕（当时成立了以康生为首的”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整风不久将转入严酷的审干肃反阶段。

1942年4月5日，《解放日报》刊登胡乔木起草的《整顿三风必须正确进行》的社论，指斥整风已出现了”不正确的方法”，再次重复毛泽东3月31日发出的警告，不指名地抨击王实味是”从不正确的立场来说话”，谴责王实味等的”错误的观念，错误的办法，不但对于整顿三风毫无补益，而且是有害的”。

至此，局势完全转变，暴风雨即将来临。

4月7日，中央研究院开始批斗王实味。院内原先支持、同情王实味的大多数人，很快转变立场反对他。许多人被吓得不知所措，纷纷反戈一击，或痛哭流涕检讨自己立场不稳，上当受骗，或义愤填膺，控诉王实味一贯“反党”、“反领导”。一些人甚至提出与王实味“势不两立”，要求组织严惩王实味。

王实味被控的罪名也不断升级，先后戴上了三项”帽子”：反党分子（不久又升格为”反党集团头目”）、托匪、国民党特务（又称”国民党探子”）。

之后，中央研究院对王实味发动更加猛烈的批判，无限“上纲上线”。王实味藉病拒不与会，更不承认自己写的那些文章有问题，后来被人用担架抬到会场接受批斗。这时的王实味，真正领教了共产党是多么残忍，他灰心了，放弃了抵抗。

6月4日，王实味找上中央研究院党委负责人，提出要退党，要走“自己所要走的路”。但是，共产党绝不会给他这种自由。

1942年6月6日，他被定为托派分子，并与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潘芳等其他4人，一起被打成”五人反党集团”，被开除出党。即使他痛哭流悌，收回褪党声明，承认自己的言论犯了弥天大罪，跪在中央组织部磕头求饶，也丝毫无济于事。

1942年10月23日，罪名上报并由毛亲自批准，将王实味打成“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开除他的党籍。

1942年年底，王实味被隔离审查；1943年4月1日，康生的中央社会部正式逮捕了王实味，将其关进了社会部看守所。

一段时间后，一贯拒绝认错的王实味，突然胡乱承认自己是托派中央委员兼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还参加过托派的“十月社”等。

审讯他的人说，王实味精神出问题了！

他的消息传出来后，中共为了“辟谣”，放王实味出来见外面的记者。一个记者的描述是：“一个脸色呈死灰色的青年……出来背书似地向记者们痛骂自己。”

另一记者写道：“我在他眼神当中看见了无数的恐惧，看见了巨大的恐惧。”

当时王实味对记者反复说：“我攻击毛主席应该被处死。我应当被枪毙一千次。但毛主席宽宏大量，他不希望我死。他让我工作。我勤奋地工作，这才了解到劳工神圣的伟大。我对他的仁慈感激不尽。” -这就是后来的王实味。

是什么把一个倔强有思想有个性的知识分子，转变成奴颜婢膝、只求苟延残喘保命的奴儿？

如此迅速的转变，哪怕是个傻子，都能从这中间清楚地看出：中共伪政权红色专政工具的恐怖。

1947年7月1日夜晚，在山西兴县，一名中共保卫干部将王实味带到黄河边的一处偏僻山隅，从他身后用大刀将他砍死。

因怕被认出，王实味被乱刀砍了近百次，确认脸部无法辨认后，血肉模糊的尸体丢在枯井内掩埋。终年四十一岁。

当时被中共处决的，并非仅仅王实味一人，延安保卫部门在转移时，经康生批准，将王实味等“重刑犯”100多人，陆续于黄河边全部处决。

 

王实味妻子31年后才知道丈夫被枪决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时在中央研究院工作的王实味，在《解放日报》上陆续发表了《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及《硬骨头和软骨头》等杂文，被当时中央社会部长康生上升为政治问题，随着又居心险恶地给王实味罗织捏造了“反党集团成员，国民党特务，反革命托派分子”的罪名，最后又由他口头发话，于1947年1月，将王实味在山西兴县枪决。这是一起莫大的冤假错案，制造这起冤案的罪魁祸首就是康生。

王实味被处决后第二年，毛泽东才知道，当时发了脾气，并气愤地说：“赔我一个王实味!”1948年8月，李克农担任了中央社会部部长（此时康生已离任）向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写了书面报告，对处决王实味的错误问题主动承担了责任。李克农为顾全大局，维护团结，在报告中只字未涉及康生，而康生装作一无所知，没说一句担负责任的话。

王实味1906年生于河南省潢川县。4岁丧母，6岁上小学，13岁小学毕业（当时小学7年制），17岁中学毕业（中学四年制）。他从小学到中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因受父亲薰陶，古文功底较厚，他的老师曾夸他是“天上的玉麒麟下凡”。

年轻的王实味，爱憎分明，追求真理，追求光明，钦敬和追随中国共产党，并于1926年1月，经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由于王实味个性强，脾气拗，敢直言，常和党支部书记闹意见，敢争吵，于是被党支部书记开除了党籍。后来又经过他再三努力，于1937年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给康生造下口实，说他是托派分子。

刘萤和王实味相知相识，又经过一年多的接触，她深感实味是个坚信共产主义、是非分明的好青年，他们相互了解，加深了友谊，终于1930年1月结为夫妻。这期间，他在上海笔耕甚勤，发表许多评论文章和短篇小说。他的短篇小说《小长儿和荔枝罐头》、《杨五奶奶》和中篇小说《休息》，曾受到胡适和徐志摩的重视和赞许。当时王实味革命热情很高，焕发出极大的政治热情，经常与杜宏远等人在一起忙于救亡工作（杜原是北大党支部委员）。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救亡热浪席卷全国，王实味和妻子刘萤一致认为应该马上到延安去，因延安是他们向往已久的地方，那是革命的摇篮，是抗战的策源地。当他们决定去延安时，妻子刘萤已是孕妇，一个孕妇再领两个孩子，当时路途险恶如何去得延安?于是刘萤决定打胎。吃了两副药都不见效，怎么办呢?经过商量，决定让王实味先去延安，刘萤暂时回长沙娘家。在长沙设法住院或手术，那里有家人照顾，可以较好地休息，等身体恢复后再去延安。于是1937年9月，王实味送妻子和孩子到郑州，之后，由她带着两个孩子回到长沙，王实味于当年10月去了延安。

王实味到了延安，不断给妻子写信，一是问打胎情况，二是问何时去延安?刘萤在长沙吃了几剂药仍不见效，情况异常。幸亏嫂子张罗，安排在德国一家医院做了手术，取出死胎，总算没丢掉性命，但身体虚弱，此时，日寇已渐向武汉推进，再经铁路去陕西已不可能，只好在长沙住下。

1938年7月，日寇大举进攻武汉，长沙百姓也开始逃难，刘萤和姑母拖儿带女逃到了湖南桃园县。此时王实味的信由刘萤在省立四师教书的同学余书云转给她（省立四师也在桃园），1938年10月，省立四师迁往辰溪，此时，刘萤想去延安，结果延安没去成，与余书云也失去联系，从此，刘萤与王实味断绝了音信。

1940年，经友人来信要她经重庆去延安，并说到了重庆孩子由她安置在保育院，并寄来130元钱给她当路费。她带着孩子经水路到了常雅，但因宜昌失守，水路不通。她们又从陆路到了沅陵，此时她手中的钱所剩无几，无奈只好由在桃园居住的一个邻居介绍，来到了沅沣县沅沣中学任教，直到1947年底才回到长沙。

1948年开始，刘萤在长沙市郊云峰中学教书。1949年2月参加党的地下工作，担任了联络员。1949年8月，长沙解放了，他们的女儿和儿子分别念高中和初中，她们看到解放军入城的队伍，禁不住流下了喜悦的泪水。中国绝大部分地区解放了，刘萤和孩子们以为很快就可以看到爸爸了，特别是刘萤以为天天盼望全家团聚的日子就要到了，可她怎么也没想到全家的团聚已不可能了!

长沙解放后，刘萤一面工作一面到处打听王实味的下落，但毫无结果。这使她焦急万分，她曾写信给中组部询问王实味在哪里?得到问答是：“王实味在敌人进攻延安时，要求到敌后工作，得到组织批准，从此失去联系。”

后来，又有人说实味可能在东北，正好1950年4月，吉林省教育厅到湖南招聘教员，经十二兵团介绍，刘萤去了东北。到吉林省后分配到吉林市女中教书。1951年暑期刘萤参加思想改造运动，才得知王实味在延安整风时犯了错误，但没有人告诉她详情。1954年春，刘萤被下放到蛟河一中工作，两年后，又从蛟河一中（县城）下放到蛟河二中（新站镇）工作，刘萤尽量不去想这一再调动的原因，甚至别人调工资她反而被降一级，她也不在乎。在蛟河二中工作时，她的工作态度和成绩终于赢得当地政府、学校党支部、老师和学生们高度评价，可有时一想到实味下落不明，她心里像压上一块石头。她女儿再次写信到中组部询问父亲下落。这次回答是：“王实味到台湾去了。”她们还以为是派到台湾去做地下工作了呢?她怀疑中组部所说的情况是否可靠?左思右想，最后责怪自己：“应该相信组织”她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全家团聚。

1962年，她已到了退休年龄，但学校应她要求又干了三年义务工作（后来学校要给她补发工资，她说捐图书室买毛主席著作吧），直到1965年她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她所热爱的教育事业，开始了真正的退休生活，户口迁到了长春，住在女儿家里。为了照顾孙子，1970年她又将户口转到吉林伊通县儿子家，1981年，她们又来到了湖北二汽与儿子、儿媳、孙子、孙女一起住在十堰。

直到1978年的一天，她和全家一起听中央电台广播，忽听到播音员说出了王实味的名字，她顿时紧张起来，屏住呼吸仔细听着：怎么说实味是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天哪!他竟被处决了!她顿时昏倒，待她清醒过来时，孩子们都守在她身边流泪。她已经72岁了，岂能经得住如此巨大的打击，后来得知王实味的罪名：反党集团成员；国民党特务；还是反革命托派分子。她听后，万分气愤，凭着她对王实味为人极透彻的了解，她当即断然肯定这些罪名是强加在他头上的，纯属政治诬陷，这是千古奇冤，可何时能昭雪呢?

1979年冬，中央已在批两个“凡是”。她决定去北京为实味申诉，要求中央为王实味平反，于是她为王实味清白而奔走呼号！十多年来，她与女儿不断地给中央写申诉信，并多次到北京上访，她感到虽有党内外各方面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然而争取为实味平反的路毕竟是漫长而艰难的。

事情终于有了进展，1982年2月，中组部否定了“反党集团”的存在，1986年8月《毛泽东著作选读》出版，有关王实味注释改写“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1991年2月，公安部下达给王实味彻底平反的决定，将1万元慰问金送给刘莹，并以“同志”相称。刘萤终于得到了些许慰藉，但她的心里始终存有说不出的滋味。

后来刘莹把慰问金全部捐献给当地文联，作为青年文学奖励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