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46）

我的文革（146）

一天，这两个军宣队军人又来我们单位。他们来后就召集全站人员站在原支部办公室前的小天井里开会。开始我们不知道他们要说什么，听了一阵才知道他们是来训话的。那个为首的军人，二十七、八岁年纪，扁扁的脸，薄薄的嘴唇，闪着一双小眼睛，操一口近似江北口音的普通话，似乎有点文化、也颇能说会道。我不知道他是排级干部还是连级干部，但估计他是政工干部。他先是说了一通形势大好和批判“派性”之类的话，因为都是报纸上的套话，并无新意，大家也不在意。但说着说着，他突然换了话题，以一种大人物的权威口气教训起人来。他撇了撇嘴唇说：“听说我们这里有个别的人，他不喜欢我们共产党，也不喜欢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嘛，我看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广大革命群众是喜欢社会主义的，是拥护共产党的，少数人不喜欢翻不了大浪。我们可以允许他不喜欢我们共产党，可以允许他不喜欢社会主义。但是，这个国家你还是应该要爱的嘛！爱国主义你还是要有的嘛！”他这是在说谁呢？也许有人一下子还弄不明白这个军代表在说谁，但我立刻就明白他在说我。因为若他单说有人不喜欢共产党，不喜欢社会主义，那可能还真弄不清说的是谁；可是说到爱国主义，说要爱我们这个国家，在我们这个单位，祗有我这种有海外关系的人才与这个问题扯得上。而我有海外关系，我的父亲还有两个哥哥都在香港，这在我们单位是众所周知的。除我之外我还没听说过有谁也有人在海外的。所以军代表虽然没有明白点出我的名字来，实际上等于是点了。此时全体肃立，静听下文。我也仔细地听着，等待他还要说些什么出来，以便根据他说的，分析军宣队将在哪些问题上整我；而我也可以准备好在适当的时候做出我的申辩。

说也奇怪，此时的我头脑竟出奇的冷静，心中没有一丝一毫的害怕。因为我清楚知道，虽然我大哥是一九四九年春夏时候，大陆完全解放前去香港的；但他是随他老板的工厂一起搬迁去的。去的时候因为南方还在战争，他们是从上海绕道解放区的天津上船的，而且船到青岛后，还在也已经是解放区的青岛停靠过，并上岸去参观过青岛市容。所以我大哥不是潜逃去香港的。至于我的父亲和二哥，都是解放后向政府申请得到批准才去的。这些在公安局都是有据可查的。他们既不是逃亡去香港的，也不是什么国民党、蒋介石分子，虽然文革中“海外关系”几乎成了“里通外国”的同义词，但要坐实我里通外国罪名，毕竟是要证据的。而把我们有海外关系的人说成“不爱国”，那也是要证据的，不是你小小一个军代表说我不爱国我就是不爱国的了。所以我不怕。虽然文革初期我家被抄了家，但也仅此而已。我们不属地、富、反、坏、右。军宣队仅仅在海外关系上做文章，最终是做不出什么文章的。

当时我很想知道周围人的反应，但又不便东张西望，于是只能克制自己，尽力保持一种“听不懂，与我无关”的神态，以不变应万变。岂知这个军代表说了这么一通话以后就没有下文了，又说到其他事情上去。我就知道他一定是听了我们单位内什么人的中伤和唆使，特意来敲打我的。军宣队下车伊始，根本还没有与广大群众接触，却就偏听偏信拿我开刀了，说明这个军宣队员的水平也有限得很。我在心中冷笑这个军宣队员：“你懂什么爱国主义！难道家里有人在海外就是不爱国了？中国在海外的华侨有几千万，难道这些人都是叛国投敌分子、卖国贼？你说要我们爱这个国家，不错，这是我们祖祖辈辈生长的祖国，不劳你吩咐我们也自然会爱它。可是，你们掌握了这个国家政权的党，爱我们吗？你有何证据要将我们在海外有亲人的人统统看成是不爱国的人？我们又有何罪，要处处受你们的歧视、压制、迫害！到现在还要烦劳你煞费苦心、含沙射影地诬蔑我、敲打我。你还竟然敢大言喇喇地说允许我不爱共产党、允许我不爱社会主义，你是多大的人物敢说这样的大话？多少比你大得多的高官因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被整得命也没有，而你竟然敢“允许”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真是瘌蛤蟆跳上了戥盘，狂得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几斤几两了！

散会后我回到宿舍坐定，想想有点气愤。但我明白今天发生的这齣“戏”，背后必定有原因。第一说明单位内有人在与我过不去。这也难怪，以我的出身，在某些人眼里只能卑躬屈膝地站在人后做做看客，那知在前阶段的文革中我却常常处在大众瞩目的“明星”地位，想来这令他们十分不服气，于是想借军宣队之威来打击我。其实军宣队只是上了这些人的当而已。第二，军宣队之所以会轻易上人之当，轻率当然是主因，但也与他们脑海中僵化的阶级路线和阶级斗争观念有关，是中共长期鼓吹阶级斗争和推行有关政策的结果。中共对待华侨、侨眷的政策，在文革前表面上与对待地、富、反、坏、右还有区别，与我们讲“统战”，但是我深知中共从内心里是不信任我们的。在他们眼里，所有华侨、侨眷都是属于“西方资本主义反动势力”的一份子，因此总是怀疑我们不爱国，甚至会里通外国、当外国特务间谍。因此他们总是暗中在警惕我们，监视我们，有时候防我们比防一般的地主、富农分子还严。因为一般的地主、富农都在他们的统治之下，觉得容易监控；而对于那些在海外的人，他们看不见摸不着，只能对我们国内的眷属严加防范。我们这些人都是公安局内控的对象，文革前就是这样。正因如此，我们不能与一般人一样获得升学、参军、就业的平等机会，甚至连民兵也只能参加普通民兵而不能参加“基干民兵”。而不是基干民兵，在民兵训练中是不让有机会摸到枪的。到了文革，极左的阶级斗争思潮泛滥，统战不讲了，连统战部都砸了，中共就开始赤裸裸地打压我们。几乎所有有海外关系的家庭都遭到过红卫兵、群众的抄家；所有有海外关系的人，在很多人眼里就是“特务嫌疑”和“投敌叛国嫌疑”。因此，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像我这样的人无端受到军宣队的攻击，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反倒提醒我今后我的一言一行都要格外地留意，不要被人真的抓到什么把柄。遍地是荆棘，到处是陷阱，这就是当时我们这种人对所处环境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