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专制传统是源于“治水”吗？

 

 

 

大家好，欢迎来到历史小僧的频道。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暂时放下对西方历史的讨论，来吐槽一个相当有名的奇葩理论，那就是魏特夫的“治水社会”。

 

这一理论出自他的《东方专制主义》一书，核心论点是，中国很多地区不像西欧那样有持续稳定的降水，想要发展农业、养活庞大的人口就需要依靠灌溉。这些水利工程规模巨大，无法靠各地村庄、部落独立完成，必须由统一的中央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由专业官僚协调物资和人员的调配。因为治水活动要求权力集中，于是产生了发达的官僚机构，而中央政府既然掌握了水利，就掐住了社会的经济命脉，进而就拥有了控制每一个人的能力。这就是东方专制传统形成的原因。

 

怎么样，听起来是不是很有道理？中国古代治理黄河、开凿大运河，可不是需要中央政府统筹指挥吗？同样需要治水的古埃及、两河流域，也都形成了集权专制统治，完全make sense！

 

正好我们接下来就想要讨论“王权起源”这个话题，那么就借这个机会，来好好解析一下魏特夫的理论，看看治水活动是不是真的像他说的那样，是专制政府产生的根源和契机。看完这期视频，你就会明白，这个广为流传的假说，不仅在论证逻辑上漏洞百出，其背后的历史观更是和马克思一脉相承，可以说是误尽苍生、贻害无穷。

 

先说“治水”。这一点魏特夫没有搞错，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确实不像西欧那样风调雨顺，想发展农业就离不开各种各样的水利工程。从这个角度讲，说古代中国是“治水社会”，并不过分。

 

但是，和魏特夫想的正好相反，治水活动不会自然导向专制，反而更容易催生自治。

 

有人就说你别逗了，没有中央政府统一指挥调度，黄河大堤、京杭大运河这些工程怎么可能完成呢？只靠民间众筹，能组织起这么多人力物力，承担这样跨地域的大工程么？这怎么听起来都有点“反常识”啊。

 

但其实在传统农业社会，大部分的“治水”活动都只是挖口水井，建个水塘，挖条水渠，修段河堤这样的小工程。这些治水工程规模小而且非常分散，具有强烈的“去中心化”特征，并不需要什么官员和专家的指挥调度，而是由农民自己完成。真正要动用“举国之力”，需要跨地区动员的工程是绝对的少数。

 

但很多这样的“小工程”，也不是农民一家一户能搞定的。比如想要灌溉田地，修渠引水，单凭一家的力量，修一条渠可能要好几年，而且这条水渠大概率不会只流经自己一家的地，旁边老张老王的地也可以从渠里引水。这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大家一起修，这样不仅完工快，还可以方便不止一家。治水活动的确像魏特夫设想的那样，产生了组织协作的需要。那这种合作的需求，是不是就意味着要有一个“中央政府”，派下负责治水的官员，指挥各家各户，调配人力物力，工程才能顺利进行呢？

 

当然不是。更简单的办法，就是需要引水灌溉的几户人家各派代表，组成个“修渠委员会”，每家出多少钱粮劳力，大家商量着办。这样可以根据每家不同的情况合理分担成本，等水渠修好了，这个组织还可以继续负责维护，如果出现用水多寡的争议，也可以帮助调解。这种集体协作的基本原则，就是共建共享，不建不享，规则、契约、惩罚都是在日复一日的农业实践中约定俗成的。

 

很多原本独立的小农，因为“治水”的需要联合在一起，为了共同利益协调合作，就形成了村落的自治共同体。他们完全可以自己解决大部分问题，并不需要上面派来的官僚参与。其实就算后来有了中央政府，基层官吏也很少参与乡下的治水活动，因为他们既没有治水的实践经验，也没有时间精力参与繁杂琐碎的治水活动。那你说农民非要请这帮“老爷”来管理自己，究竟是图个啥？难道不是吃饱了撑的么。

 

要是真的有一个大工程，需要“跨区域”合作才能完成，比如要治理一条流经多个村庄的河，那又该咋办呢？其实也不难，只需要有几个德高望重的人，带头去游说相关的村庄、部落或者城邦，联合大家的力量，齐心协力，共同治水。这显然要比在小范围内说服几家几户更困难，但也不是不可能。前提是，必须要让人们相信这个治水工程真的能对大家有利，而且还是集体力量能承担的，切实可行。只有参与者在权衡利弊之后还愿意投入，这样的“治水需求”才是社会的共识，它是集体协商一致后的结果，也是真正的民意。

 

重点来了，与魏特夫说的相反，这样自下而上形成的治水共识，并不会让“集权政府”应运而生，反而更可能产生民选政府、走向共和。因为类似“治水委员会”的组织， 本来就是由利害相关的民众自发建立的，职责分明，权责对应。因为每个人都清楚治水关系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出工出力也都出于自愿，基本不需要强制。

 

有人可能会说，你是不是夸大了群众的智慧了，难道用不着政府参与，山野村夫们自己商量着就把事儿给办了？你还真别小瞧这些朴实的农民。荷兰著名的拦海大堤听说过吧，这可是和长城并列的世界级大工程。但你知道吗，这个工程就是由沿海各地的农民自发组成的“水务委员会”修建和维护的，并不需要借助什么中央政府的力量。

 

所以古代中国虽然是一个治水社会，但治水活动基本依靠民间的“自组织”。自治组织往往有强烈的地方色彩，存在的基础是类似“治水”这样的底层需求和集体共识，更多依靠自愿而非强制。它们和权力集中、自上而下、靠强权维持的集权政府，在结构和原则上截然相反。一个是天然的自治网络，一个是权力金字塔，这就注定了后者不可能从前者中自然生长出来。

 

中国确实不像西欧那样，一年四季都有稳定的降水。但不同的是地理条件，而不是人性。你说实行两千年秦制后，我们的文化中存在很多奴性的成分，这个我相信。但要说专制政府出现之前，老百姓因为治水就能整出个集权体制，还养一群作威作福的官僚，骑在头上收税，我是绝对不信的。

 

三. “倒果为因”的“循环论证”：误把“脑洞”当作“共识”

肯定还有人会替魏特夫辩护，说既然“小工程”能促使村民自发联合，结成自治共同体，那么这些小共同体无法承担的“大工程”，会催生大一统国家和集权政府，不也理所当然吗？

 

但魏特夫错就错在他太“想当然”了。他的论证的起点，是说社会有对所谓“大型治水工程”的需求，但这经得起推敲吗？正如魏特夫自己所说，这些大工程之所以无法由小共同体完成，就是因为地域跨度太大、对人力物力要求过高，所以民间很难自发达成共识、联合一致。换句话说，就是利益谈不妥，合作难度大，干脆就不搞了。所以，在集权政府出现之前，所谓的”大型水利项目“，顶多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或者说就是个异想天开的“脑洞”。你说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真的能推动权力集中、刺激官僚体系发展，还进一步演化出专制政府吗？

 

魏特夫想象中的那种治水需求，既不是指农民自发进行的治水活动，也不是由真实民间组织通过协商达成的共识。他其实做了一个非常隐蔽的“偷换概念”，从一个后来人的视角，把历史上那些由集权政府建成了的大型水利工程，当做了集权政府还没出现时就已经存在的社会共识。他不是站在当时人的立场上，去理解他们的真正需求，也不关心当时的社会有没有达成共识的条件。而是想当然的认定人民都会和集权政府一条心，盼着能在中央的领导下搞个改天换地的大工程。

 

如果用一句话反驳魏特夫的论证，那就是民间自组织无法达成超出能力范围的共识，所以才无法完成所谓的“大型水利工程”。既然这种共识不存在，自然也就不可能推动集权政府的产生。魏特夫完全忽略了一个基本常识，那就是包括“治水”在内的一切社会共识，都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组织机构和决策机制之上，它只能是组织协商的结果，而非原因！

 

那么既然“大工程”不是民间组织的共识，那么提出这种计划的就只能是已经存在的集权政府。因为只有集权政府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征收税金和劳力，并且拥有能协调资源分配的官僚体系，所以才会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想法，也才能完成跨区域的大型治水工程。这些都是集权政府的结果，而与集权政府的起源无关。魏特夫的治水起源理论，就是在用集权政府的决策，去论证集权政府的起源，用集权政府实现了的大工程，反过来论证集权政府就是因为这些大工程产生的，根本就是一种倒果为因的循环论证。

 

有人可能还转不过这个弯儿来，说集权政府确实修了很多治水工程啊，这些大工程也只有大一统国家才有能力承担，说它们促成了集权政府产生，怎么就不合理呢？说集权政府有能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确没错，也确实建了些有利民生的水利工程，但说到政府的起源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相信魏特夫的人，大多是把政府的能力和起源搞混了。集权政府能调配全国的物资劳力修水利，同样也能盖宫殿、修陵墓、筑长城，难道你要说这些“大工程”也都是集权政府的起源吗？

 

有人还是不服气，说我承认像黄河大堤这样跨流域的大工程，不是民间能自发形成的共识，但你不能说老百姓就没有这样的愿望。他们只是没有那个能力，但这份渴望和不甘，不正是集权政府产生的催化剂吗？历史上有多少伟大工程，不都是从一些听起来不靠谱的“脑洞”开始的吗？

 

那我们不妨假设，真的存在这种潜在的民意。于是有一批目光远大的“有志青年”，为了回应乡亲们内心的期盼，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搞一个“大工程”。但只靠他们自己的力量远远不够，也没法说服那些没有共同利益的人一起合作，那该咋办呢？不能靠自愿组织，就只能武力征服，既然他们不服，那就把他们打服。于是他们就建立军队，南征北讨，一统天下，建立起遍布全国、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之后还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真的动用举国之力建设梦想中的大工程。这么一来，不一样可以说是治水的目标产生了集权政府么？

 

嗯，穿越小说恐怕都不敢这么编的。就算我们退一万步，假设现实中真有人为了集中力量治水，先推行暴力统一。那你告诉我，集权政府究竟是起源于征服战争，还是因为治水活动呢？究竟哪个是因，哪个是果？

 

很明显，集权政府起源于武力征服，才更符合常识。

 

“治水”虽然性命攸关，但大多没有行动上的“紧迫性”，可以有时间充分协商、从容组织，而不一定需要集权政体那种程度的权力集中和强制力。而军事行动则不同，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根本没有时间磨磨唧唧讨价还价。军队只有统一指挥、令行禁止，三军用命才能克敌制胜。而通过武力征服建立的政权，会自然的沿用军队的组织构架，推广自上而下的权力网络。另一方面，征服者手握枪杆子、掌握暴力机器，也让政权天然具有强制性。在古代社会，暴力和战争，其实是比治水活动更普遍的社会现象。由此产生的专制政府，也是一种非常原始且普遍的存在。

 

很多古老文明，比如古希腊的迈锡尼，并没有明显的“治水”需求，却同样产生了专制王权。以强权武力为后盾，集权政府就能无视牛马的意愿，不由分说让他们按照政府的规划，到千里之外去建设和他们没啥关系的大工程。你说这些都是魏特夫所说的“治水需求”？我反而觉得老百姓更愿意在家过小日子，而不是背井离乡去给皇帝修运河，因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着回来。

 

所以魏特夫治水起源论最让人无法接受的地方就在于，它其实在暗示，专制统治是老百姓自愿选择的结果！这就和中共声称“自己是中国人民的选择”一样无耻！所以相信专制政府产生于治水活动的人，和相信共产党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群高度重合，也就一点儿也不意外了。

 

关于王权和专制政府的起源，我们下期视频会做更详细的讨论。魏特夫把战争这个更明显的因素放在一边，反而试图从治水这种自主、和平的活动中寻求集权政府的起源，其实有着深刻的根源和动机。我们下面就来详细剖析。

 

有观众朋友会好奇，魏特夫也不傻，就算对神秘的东方缺乏了解，也不至于犯因果倒置这种低级错误吧？如果你对魏特夫的背景有所了解，大概就会明白他为啥会搞出这套奇葩理论了。

 

魏特夫是德国人，学生时期就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并在1920年代加入了德国共产党，还曾因此被纳粹关进了集中营。之后他流亡美国，在多所大学任教，一直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来解释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史。他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提出“治水专制”的概念，初衷是在看清了斯大林统治的残暴本质之后，想要借此来批判极权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但讽刺的是，魏特夫虽然脱离了共产主义阵营，但他的思想仍带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烙印，而他的“治水社会”理论可以看作是对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补充和发展。

 

“唯物史观”的信奉者有一个绕不开的难题，就是那套“阶级斗争”推动历史演进的理论，对中国这样的东方帝国似乎不适用。如果阶级斗争真的一抓就灵，那么中国和古埃及怎么还停滞不前，陷入不断的治乱循环呢？如果阶级斗争只适用于西欧，那唯物史观还称得上什么普适真理呢？所以为了修复这个明显的bug，就不能不将东方的情况“特殊化”，这样即便自己那套理论解释不了，也可以借口是“特例”搪塞过去。

 

这下大家看出来了吧，魏特夫别出心裁提出“治水”起源论，就是为了给唯物史观打上这个补丁。马克思的追随者都会刻意回避集权政府的暴力起源，就是因为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框架中，“阶级斗争”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核心动力。而暴力和战争，不过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和夺取政权的手段。如果通过对东方帝国的研究，发现强权武力是专制政府的起源，那么“阶级”这个唯物史观的核心概念不就得靠边站了么，说那些依靠暴力维持的政府有什么“阶级属性”也就纯属扯淡了。

 

其实只要摆脱“阶级斗争”观念的束缚，回过头来看西方历史，就不难发现，阻碍东西方社会发展的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暴力和垄断了暴力的专制政府。西欧之所以脱颖而出，是因为英国凭借岛国的特殊优势，幸运的完成了宪政革命，成功的限制了政府权力，这才让自由市场有机会充分发挥作用，引发了后来的工业革命。而一旦正视真实的历史，承认英国发生的是宪政革命而非“资产阶级革命”，“官民矛盾”比阶级矛盾更为根本，唯物史观的整个理论大厦都会在顷刻间崩塌。

 

然而遗憾的是，经过几代人不间断的洗脑教育，建立在魔改历史之上的唯物史观，俨然已经成了中国人集体潜意识的一部分。所以“治水社会”这个唯物史观的补丁，在中国有最广泛的受众，也就毫不奇怪了。毕竟能相信把老百姓嘴封死的政府是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能相信专制政权的存在是为了修治水的大工程，顺民思维无缝切换、毫无违和。

 

有趣的是，在今天的简体中文圈，已经有人为魏特夫的理论找到了新的“妙用”，那就是用“治水社会”来论证集权政府出现和存在的正当性。简单说，就是东方需要治水，所以专制有理。而且还希望继续发挥这种“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至于这些大工程是不是真的利国利民就不重要了，因为民意已经被代表了，政府说你需要你就需要，不问你信不信，只问你服不服。

 

魏特夫自己可能也没想到，自己为了反抗极权专制提出的理论，有一天会被用来为集权政府存在的合理性辩护。

 

以往对魏特夫“治水社会”的批判，都集中在“简单归因”和“地理决定论”这些方向。但现在我们知道了，魏特夫的理论可不止是“简单归因”，而是完全的因果倒置！

 

真实历史并不像唯物史观描述的那样，西方阶级斗争，东方治水专制。东西方面对着完全相同的历史难题，那就是垄断了暴力的专制政府对市场的任意干预和对全社会的压榨，只是形式、范围和程度不同而已。

 

近代文明的全部成果，几乎都可以归功于宪政政治下市场机制的充分发挥。而东方到今天仍然没有摆脱专制政府的压迫，反而陷入了“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陷阱难以自拔。一边是官方变着法儿的污名化宪政民主，另一边大众则做着资本主义终将灭亡的春秋大梦。一面鼓动和欧美的意识形态对立，一面和俄国、伊朗这些流氓国家称兄道弟，不断的滑向文明洼地。

 

如何才能扭转这种趋势呢？一套和现代文明接轨，符合常识的历史观或许会有帮助。

 

感谢您观看历史小僧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