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战争》非官方读本 - 第十一章（美、伊战争的前世今生）
关键词：伊朗门丑闻、油轮大战、伊朗导弹、海湾护航
第11章 美国手上的指环
“糟得不能再糟了，” 这是理查德·阿米蒂奇对 1986 年圣诞节的感受。“伊朗门”丑闻大曝光曾一度威胁到里根总统执政基础的稳定。
与伊朗军火交易的另一只鞋子终于也落地了。从第一批陶式（TOW）导弹出货时开始，以色列人和美国人都向伊朗人收取了超额费用。伊朗账单上每枚导弹的费用为 10,000 美元，而国防部的实际成本才将近3,500 美元，因此很快就累积了数百万美元的非拨款资金盈余，即伊朗黑钱。奥利弗·诺斯（Oliver North）并没有将这笔资金上交给美国财政部，而是与塞科德（Secord）将军合谋，用这笔钱购买武器援助美国支持的尼加拉瓜叛军。诺斯后来称这是个“巧思妙想”的计划。此举涉嫌违法，国会准备在春季时重新举行听证会，把包括约翰·波因德克斯特（John Poindexter ）和诺斯在内的高级官员推到镜头前。这场听证会有望达到十年前的“水门事件”听证会一样的震惊程度。
由前田纳西州参议员、共和党元老约翰·塔尔（John Tower）领导的总统调查委员会对此事进行了核查。委员会委婉地批评里根采取了超然的领导风格，放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直接参与行动而不是仅限于政策协调。塔尔报告得出的结论是，总统的行为是在用武器换人质。里根就像《北非谍影》电影中的克劳德·雷恩斯（Claude Rains）一样，声称对这件事感到“震惊”，尽管他从一开始就对这项政策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丑闻带来的压力在政府内部引起人们相互诽谤和公开的敌视行为。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罕见地在电视上公开批评总统与霍梅尼进行武器交易。此举激怒了第一夫人南希·里根。她向平易近人的沙特大使班达尔亲王吐露，舒尔茨应该因对总统“不忠”而辞职。里根拒绝采纳妻子的建议，没有解雇他的国务卿，但是，日后两人在白宫战情室开会时继续为整个事件是否明智而争辩。尽管丑闻越闹越大，里根仍然坚信这是一次有价值的尝试。
这起丑闻引发了白宫内部人事大清洗。波因德克斯特辞职，弗兰克·卡鲁奇（Frank Carlucci）成为新的国家安全顾问，温伯格的前军事助理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作为副手，随卡鲁奇的进入白宫。一起加入国安团队的还有罗伯特·奥克利（Robert Oakley），他勉强同意接手中东事务。在中央情报局，威廉·凯西在12月时突然严重脑中风，一直在医院卧床至病世。参议院没有批准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接替凯西的职务，随后，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William Webster）接受了领导中央情报局的任务。
华盛顿与伊朗秘密交易的消息在中东引发了信任危机。国务院北波斯湾事务办公室负责人彼得·伯利（Peter Burleigh）表示：“我们派遣高级情报官去警告沙特阿拉伯国王和科威特的埃米尔，如果伊朗击败了伊拉克，他们将处于危险境地。可事实上我们当时却在向伊朗运送武器。他们反应可想而知，他们绝没想到我们会这么干！”
1987年1月，伊斯兰合作组织（OIC）在科威特举行年会。在两伊战争隆隆的炮火声中，成员国讨论了美国在该地区所采取的真实政策及其背叛行为。虽然华盛顿曾公开向各国施压不得向德黑兰出售武器，但美国自己却明知故犯。沙特官员一直怀疑美国在贩卖武器，美方则多次保证，绝不会有这类秘密行动。这种两面派政策的消息一经传出，大大地动摇了温和派阿拉伯国家对美国政府诚信的信心，质疑在对抗伊朗的问题上美国是否靠得住。里根政府的托词是，这是白宫地下室里一帮家伙们的越权行为。不过，绝没有人相信这个借口。
资深的中东事务外交官理查德·墨菲（Richard Murphy）谈到，在阿拉伯人眼中：“美国是一个极其成功的阴谋大国，海湾国家非常愤世嫉俗，他们深信国家之间只有利益而无私情。如果我们认为与伊朗打交道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就会与伊朗打交道。这让他们感到很不安。”
桑德拉·查尔斯（Sandra Charles）在五角大楼阿米蒂奇手下负责中东政策，他说“受 ‘伊朗门’ 事件影响，该地区领导人对我们充满了疑虑”。当情报显示伊朗正在有争议的阿布穆萨岛（Abu Musa）上部署鹰式（Hawk）防空导弹（与诺斯公司出售给伊朗的相同型号）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国防大臣在一次会议上对查尔斯作出回应：“很高兴知道你们提供的导弹现在成了你们自己部队的威胁。你们这是自食其果。”
卡鲁奇和鲍威尔对《坚定行动》（Operation Staunch）进行了彻底改革。里根总统正式任命国务卿舒尔茨负责新的跨部门协作，以遏制武器流入伊朗。舒尔茨将任务交给了分管安全支持的副国务卿、伊利诺伊州前国会议员爱德华·德温斯基（ Edward Derwinski）。德温斯基随后组建了一个由政府各部门（包括情报机构）代表组成的《坚定行动》委员会。委员会每两周在旧行政办公大楼举行一次会议，审阅关于运往伊朗武器的最新公开和敏感的情报汇总，为取消相关武器销售计划，给所有的政府机构制定一个协调方案。新的《坚定行动》立即取得了成效，尤其是在欧洲。西欧对伊朗的军火销售额急剧下降，从 1986 年的十亿美元骤降到 1987 年上半年的不到两亿美元。一年前共有二十三个北约国家向伊朗出售武器，现在减少到仅四个国家。同年年底，英国下令伊朗关闭其在伦敦的武器采购办事处。约70% 的德黑兰武器是通过该办事处采购的。
在国务院推进《坚定行动》的同时，五角大楼则依赖军方之间建立起来的长久联系来缓解政治上造成的损害。墨菲评指出：“通过中央司令部在军方之间建立的关系既让人放心，也很稳固。” 有一次，约旦国王侯赛因不满美国对伊朗政策前后矛盾，当面严厉斥责阿米蒂奇，在隔壁房间里的中央司令部和约旦军官们充耳不闻，专心编制联合演习计划。” 中央司令部司令官乔治·克里斯特（George Crist）将军在巡视了该地区后至信温伯格：“短期而言，我们的军事合作经受住了冲击，关系一如既往，并且能够为我们在该地区其他关系方面提供一些缓冲。”
当丑闻令华盛顿的政客们焦头烂额之际，“油轮大战”却在急剧升级。伊拉克飞机袭击了六十五艘悬挂各国船旗前往伊朗港口的船只。沙特阿拉伯允许伊拉克的“幻影”战机在其空军基地加油，以增加飞抵霍尔木兹海峡的续航力。另外，伊拉克在近期还从莫斯科购买了远程轰炸机。这些笨重四引擎“獾”式（Badgers）远程轰炸机可携带中国制造的威力巨大的巡航导弹，其弹头爆炸力是“飞鱼”式（Exocet）导弹的三倍。
海湾阿拉伯国家加大了对伊拉克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出资改进了伊拉克贯穿土耳其的石油管道。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每月向伊拉克提供多达十亿美元的援助，截至1987年，仅科威特的援助就达 130 亿美元。科威特还开启了向伊拉克提供军事援助的大门。1986年12月的一周内，前所未有的苏联七艘军火运输船抵达科威特，交付了超过三个营的 T-72 坦克以及先进的米格-29战斗机。
经过七年的战争和革命，伊朗的常规军事能力已大打折扣。据美国国防情报局估计，由于备件短缺和战斗损耗，伊朗空军作战飞机已经减少到至多几十架，且其中大部分被投入到伊拉克前线。他们的 F-4 战斗机在被沙特人击落后，伊朗人改用配备小型导弹的意大利制造的直升机攻击海上货轮，并将行动重心转移到波斯湾的中南部，借阿布穆萨岛和锡里（Sirri）石油平台之便展开行动。1986年，他们摧毁了十八艘船只，后因缺乏备件而终止了空中袭击行动。
至此，伊朗在海上作战的重任竟落在了残存的、曾经为人瞩目巴列维国王时期的海军身上。伊朗革命后，为了监控军队的忠诚度，教士们把持着所有军中高级职位，导致军官们弃武从商，转行到伊朗国家油轮公司任职或流亡海外。随着与伊拉克的战争爆发，政府试图留住飞行员和海军军官，所以打爱国主义这张牌常常奏效。另一些没有脱离军队的人不是出于对国家的情怀，而更多是为了养家糊口。这些人中有接受过美军训练的职业军官，他们逐步走上重要岗位，并且在与萨达姆·侯赛因的首场大规模战争中，执掌着这支实力不足的海军。
至1986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海军共拥有 1.5万人和十八艘军舰。但零备件短缺和战损使作战舰船减少了一半，伊朗舰队一次只能出动一两艘舰艇海上执勤。伊朗只有一枚性能正常的“鱼叉”式反舰导弹，部署在乔山号（Joshan）导弹艇上，多年来追踪这枚唯一的导弹是美国海军情报局的一个小小执念。四艘英国制造的小型护卫舰担负着伊朗大部分的海上行动，每艘舰艇都配备小型“海上杀手”型反舰导弹和一门口径4.5英寸的速射炮。
伊朗领导层对正规海军持鄙视态度，他们怀疑军官们与美国海军里的老朋友意气相合，因此有理由质疑他们对伊斯兰共和国的总体忠诚度。海军里没有为宗教而献身的“殉道者”，革命卫队认为这支部队缺乏应有的奉献精神和攻击性。1985年7月，驾驶小型快艇的革命卫队执行了第一次海上行动，扣押了科威特货轮“穆哈拉克号”（al-Muharraq）。由于没有其他资源用于扩大其海上行动，革命卫队所属的海军力量 — “伊朗革命卫队海军”（RGCN）得以迅速壮大，到1987年初时，它成为攻击航运的主要力量。
如果说伊朗海军是一支职业化、受过西方训练的部队，那么革命卫队的军官则是一批外行，他们靠热情弥补了训练不足。革命卫队的基层士兵是由革命分子和强征入伍者组成的大杂烩。曾有一名革命卫队的水兵，原是一个陆军的逃兵，他去布什尔看望一位在海军服役的朋友。结果，革命卫队在大街上逮住他，24小时后，他发现自己成了波斯湾中一艘小船上的机枪手。
这支舰队的骨干是由数百艘小船临时拼凑在一起的船队，混杂着与“波士顿捕鲸船”（Boston Whaler）类似的小船和快艇。试想一下，成群配备着火箭发射器和机枪的渔船攻击一艘三个足球场那么长的油轮，人们对海湾地区这种新威胁就有概念了。这支“蚊子”舰队不具备击沉一艘油轮的火力，但能造成严重破坏并杀伤船员。
1984年，瑞典政府不顾美国反对，批准卖给伊朗约四十艘被称做“舱式巡航艇”的博格马尔（Boghammer）快艇，革命卫队全部将其征用。这些船长41英尺，双沃尔沃引擎驱动，时速可达到45节。船上配备107毫米火箭弹、RPG-7火箭筒和12.7毫米口径机关枪。这些快艇组成了革命卫队分舰队的中坚力量。
革命卫队海军采用简易方法袭击船只。他们通常以三到五艘船为一组，靠近预定目标后，全速冲到油轮前方，等船只驶过时用自动武器和火箭推进榴弹射击舰桥和上层建筑。随后，他们设计出更复杂的战术：小船从反方向高速驶近船只，在反复穿插过程中，协调一致地向船只连续扫射。第一次袭击发生在1987年4月，同年另有42艘船只遭遇了类似命运。1987年9月16日发生了一件重大事件，这是伊朗改变战术的先兆。在海湾战争史上，一艘快艇首次在夜间袭击了一艘科威特油轮富塔斯号（ al-Funtas）。自此，原来商船用夜航避险的方法再也行不通了。
革命卫队与伊朗海军使用相同的基地，尤其是在阿巴斯港（Bandar Abbas）和布什尔港（Bushehr）。然而，革命卫队保持着一套平行且独立的指挥体系。常规海军和革命卫队全都分为四个军分区司令部（现在仍然如此）。 每个司令部都使用相同名称，因此，阿巴斯港海军第一军分区司令部或布什尔港海军第二军分区司令部在海军和革命卫队中使用相同名称。但除了称呼之外，这两个命令部完全各自为政。1987年，伊朗人试图组建一个联合司令部来协调革命卫队和常规海军的行动，但遭到革命卫队拒绝，坚决反对将他们的行动置于统一指挥系统之下，这一尝试终告失败。
革命卫队和伊朗海军之间的关系恶劣。私下里，许多伊朗职业海军军官对革命卫队持蔑视态度，认为他们目中无人、没有纪律约束。革命卫队认为海军墨守成规，仍然对其前盟友美国海军心存同情。两派势力曾多次相互开火，其中一起冲突是伊朗海军直升机与一个石油平台附近的革命卫队小船发生火拼。但革命卫队的势力日渐壮大。有一次，伊朗海军指挥官反对革命卫队扣押一艘科威特货轮时，革命卫队竟逼迫他引咎辞职。
有时这两支部队都缺乏组织纪律性。个别指挥官拒不执行各自军分区司令部下达的命令。1987年7月，哈什米·拉夫桑贾尼（Hashemi Rafsanjani）向日本外相刚刚保证，伊朗不会袭击日本在海湾地区的船只，自行其是的革命卫队军官接着就袭击了两艘日本油轮。阿卜杜拉·马纳维（Abdollah Manavi）中校是海军“萨巴兰号”（Sabalan）护卫舰的舰长，他后来升任海军副司令，负责海军作战。他的名声极差，人称“无赖指挥官”。作为一名狂热分子，他多次无视海军第一军分区（阿巴斯港）下达的不得向特定商船开火的命令。马纳维先是确认收到命令，继而就向那些不幸的油轮开火。他故意瞄准舰桥和生活区，以杀伤更多船员为目的。由于这个原因，马纳维舰长被冠以了一个恰如其分的绰号 — “邪恶舰长”。
为了寻找可供攻击的油轮，伊朗依靠几架美国制的 P-3 侦察机和伊朗的 C-130飞机 — 其中几架飞机在巴列维国王倒台前由中央情报局装备了信号情报收集设备。这些设备在监听船舶无线电通信、确认目的港口，向海军军分区转发信息方面非常有用。伊朗监听体系的关键环节是伊朗控制的波斯湾岛屿和石油平台。这些地方横跨在油轮航线上，归伊朗常规海军指挥，既是指挥与控制场所，也是前沿作战基地。它们还被当作集结基地使用，最初是直升机，后来是革命卫队的小艇。它们为陆基指挥部和在大约一百到两百英里外的海湾地区作战的海军部队提供了重要的通信纽带。除了向布什尔海军第二军分区发送报告的法尔西岛（Farsi Island）外，所有平台和岛屿基地都向位于阿巴斯港的规模更大的海军第一军分区指挥部汇告。
1986年2月，为了跟踪和监视包括美国海军军舰在内的潜在目标，海军第一军分区司令部发布一份详细的作战命令。该司令部将波斯湾南部和霍尔木兹海峡划分为东西两个区域，并在拉拉克（Larak）、阿布穆萨岛（Abu Musa）和西里克前哨站（Sirik，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外的波斯湾边缘）设立了下属指挥部。这些下属单位使用公共无线电网，将“可疑”的船只情况直接报告给阿巴斯港的伊朗指挥部。此外，海军在每个采油平台上派驻四名士兵，他们扮作伊朗国家石油公司的雇员，任务是监听所有过往各自平台的船只，并将信息反馈给阿巴斯港。如果军分区司令官决定攻击某艘船，命令将下达给船只预计途径的任何一个采油平台或岛屿，海军舰艇或革命卫队小船就会出击。在伊朗对所有航运发起的袭击中，超过三分之一主要发生在西里（ Sirri）、罗斯塔姆（Rostam） 和萨森（ Sassan）这 三个采油平台的方圆五十海里范围内。
伊朗海军使用采油平台指挥作战，革命卫队的小船则需要它们作为前进基地，因为小船无法在开阔水域中长时间航行。在平时，每天都有革命卫队的小船聚集在平台周围，使用海军电台向革命卫队指挥部传递消息。
革命卫队和常规海军加大了对沙特和科威特船只的打击力度，共袭击了41艘油轮，这些船只遇袭位置大部分集中在波斯湾中部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联酋）海岸附近，其中一艘油轮正在迪拜等待装载原油。从1986年9月开始，他们将愤怒转向弱势的科威特。伊朗在接下来的31次袭击中，有28次是针对科威特的油轮。伦敦劳埃德保险公司将开往科威特的船险费提高了五倍。油轮试图在夜间驶往科威特，希望以此能躲避伊朗海军的袭击。为了进一步施压，伊朗派人搞破坏活动，他们炸毁了科威特的两条主要原油输油管。
科威特并不是个特别值得同情的受害者。由于地理上的偶然，科威特区区不多的人口却坐拥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量之一。这个国家有今天完全归功于英国，是这个昔日殖民地强权辟出了科威特保护国。1961年科威特独立后，伊拉克凭借一些依据，宣称历史上科威特曾是伊拉克的一部分。英国派出7,000 名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前往科威特，阻止伊拉克吞并这个新国家。科威特引进了数以万计受过良好教育的巴勒斯坦人，让他们管理其官僚机构并发展其石油工业，但却拒绝赋予这些阿拉伯兄们选举权，并以鄙夷态度对待他们。
冷战期间，科威特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从中渔利。它是海湾国家中唯一与苏联保持全面外交关系的国家，这一点始终困扰着美、科关系。尽管科威特采取了外交平衡手段，但它仍然是个被狼群包围的毫无御敌之力的国家。科威特城内的窗子被经久不息炮声时时震响，执政的萨巴赫（al-Sabah）家族无时不刻地感到自己软弱可欺。科威特惧怕伊朗人，转而支持奸诈阴险的萨达姆·侯赛因，而萨达姆同样垂涎科威特，并拒绝解决长期存在的边界争端。原本科威特与美国保持距离是怕激怒其波斯湾邻国，但是为了生存，最终只能寄希望于美国。
“科威特人貌似中立，但当他们决定下注时，总会把筹码押在西方一边，”国务院驻中央司令部的政治顾问，后出任驻科威特大使纳撒尼尔·豪威尔（Nathaniel Howell）有如此观感。
科威特石油大臣谢赫·阿里·哈利法（Sheik Ali Khalifa）对伊朗袭击科威特油轮的行动愈来愈忧心忡忡。哈利法蓄着小胡子，相貌和善， 比起阿拉伯贝都因人来，他倒是更像个国际商人。在王室里他被视为精明，有商业头脑，所以执政的埃米尔谢赫·贾比尔·萨巴赫（Sheik Jabir al-Sabah）任命他掌管科威特最重要的企业。 他29 岁时接管了科威特石油公司，亲手将其打造成一家全球瞩目的公司，包括在欧洲建起了4,000 家加油站。
1986年夏天，阿里·哈利法和萨巴赫家族的其他显贵共同商议如何应对伊朗的袭击。与德黑兰的恐怖袭击有所不同，这些海上袭击伤及到了科威特的经济命脉。他们曾大致地商讨过使用科威特微不足道的海军保护他们的船只，但国防大臣谢赫·萨利姆·萨巴赫（Sheik Salem al-Sabah）反驳说，这会招致伊朗索性攻击他们的巡逻艇，将科威特卷入两伊战争。阿里·哈利法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只有超级大国提供的保护才能震慑伊朗。
但是，在科威特领导人心中真正的疑虑是，他们能否信得过美国。如果油轮战愈演愈烈，华盛顿是否会像两年前那样，从贝鲁特一走了之，让小小的科威特吃伊朗的苦头？阿里·哈利法决定试一下美国的水有多深。
12月10日，美国驻科威特大使馆收到科威特石油公司发来的一项特别的查询，咨询在美国注册船籍有什么要求。当时在国务院任职，后来担任驻科威特大使的爱德华·格尼姆（Edward Gnehm）被问及，是否更换了船旗的油轮会得到“美国海军的保护”。同一天，科威特油轮公司??船队发展部经理蒂姆·斯塔福德（Tim Stafford）发电传给美国海岸警卫队，称目前在法国注册的四艘科威特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可能要换成美国船旗，希望就此事给予指导。
海岸警卫队给斯塔福德发了一份枯燥乏味的法规清单，内容涵盖了从船上所需的灭火器数量到污染控制等要求。科威特油轮公司若想注册美国船旗的话，必须满足如下条件： 1. 船长必须是美国公民； 2. 至少 75% 的船员是美国公民； 3. 船只必须由美国公司或董事会大多数成员是美国公民拥有； 4. 战争期间美国军方有权征用。
但阿里·哈利法为自己的政策留了一条后路，他悄悄地联系了华盛顿的对手。他会见了苏联大使，商讨在“镰刀斧头”旗下注册一些船只。莫斯科立即做出积极回应，完全不考虑灭火器数量或公司资质。第二天，阿里·哈利法去电美国大使安东尼·奎因顿（Anthony Quainton），通报他说，苏联愿意使用苏联油轮或悬挂苏联船旗的科威特船只运输科威特的石油。“美国是否能像苏联承诺的那样，愿意重新注册部分或全部科威特的油轮？”他客气地问。 国家安全顾问卡鲁奇回忆道：“这听起来有点敲诈勒索的味道。”
伊朗门事件之后，美国政府内部仍然在中东政策方面举步维艰，阿里·哈利法的电话又引起一场辩论。虽然遏制苏联和伊朗扩张的基本原则从未受到质疑，但对于科威特这个始料不及的提议是否有利于达成这些目标的问题上，政府内部存在着分歧。在一份致高级官员的私人备忘录中，舒尔茨概述了他的观点：“在海湾地区牵头保护中立国航运，不是美国的职责。” 总体而言，国务院仍然有顾虑，不急于答应科威特的请求，因为这似乎是为了拯救科威特经济而公然向美国施压，美国的回报却微乎其微。
温伯格与舒尔茨再次发生矛盾。温伯格认为，要求协助的请求来自于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地区，这为建立美国安全所需的更紧密的军事联系提供了绝佳机会，也正是“新辉煌”（New Splendor）计划所设想的。国防部长坚持，如果没有任何作为，就可能削弱美国在波斯湾的地位，并会为苏联打开波斯湾的大门。至于换船旗的合法性问题，这位国防部长坚称，这些船只是否在美国注册并不重要。他断言，如果我们决定保护科威特船只，我们就可以这么做，因为这符合我们的利益，并有助于维护我们海洋自由航行的原则。“至于请求是否得体和帮助他们的目的则没有丝毫疑问，” 温伯格在谈及他的立场时说：“不应对请求的正当性以及我们出手相助的目的存在任何疑问。那是国际水域，我们和所有人都需要石油，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尽管温伯格后来表示，伊朗门事件这场灾难并未影响他的决定，但阿米蒂奇和奥克利这些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都从丑闻的角度看待科威特的请求。阿米蒂奇表示：“在“伊朗门”事件中因隐瞒实情毁掉了中东盟友们的信任，现在通过帮助阿拉伯温和派和阿拉伯国家恢复美国的信誉度，应该是个黄金机会。” 奥克利对此表示赞同，并且补充说美国在中东的政策已支离破碎，对伊朗在战争中取胜所产生的恐惧感变得极为严重。阿里·哈利法的请求给华盛顿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清晰地展示美国对其海湾盟友的支持，并表明在伊朗问题上我们与谁为友。
冬去春来，美国仍然没有给科威特任何承诺。
终于，失去耐心的科威特走出一招狠棋。科威特油轮公司??的谢赫·阿卜杜勒·法塔赫·巴德尔（Abdul Fattah al-Bader）向错愕的美国外交官们宣布，科威特和苏联已达成协议，为五艘油轮更换船旗，全部油轮由苏联船员驾驶，并由三艘苏联军舰在阿联酋法坎（Khor Fakkan）港和科威特之间护航。科威特政府仍想继续与美国人探讨注册其它六艘船，但苏联人的反应显然快得多，整个手续只需一周，而美国海岸警卫队则需要二十周。
这一消息在五角大楼三楼引发恐慌。中东事务主管桑迪·查尔斯（Sandy Charles ）给温伯格起草了一份备忘录，供他在第二天早上与卡鲁奇和舒尔茨的每周早餐会议上用。她建议美国应主动提出保护全部十一艘油轮，包括已经许诺了莫斯科的那五艘，先不理会海岸警卫队的手续如何，甚至不管他们是否悬挂星条旗。
第二天早上，温伯格打破了僵局。他指出，美国倘若不采取行动，就可能出现苏联扩大其海湾地区军事存在的危险。我们不能任由伊朗恐吓科威特。虽然卡鲁奇表示赞同，舒尔茨却仍然不为所动。 经过长达一个小时的辩论，温伯格直接致电总统。里根随即同意为全部十一艘科威特油轮提供保护。
温伯格立即致信科威特国防部长萨利姆·萨巴赫（Salem al-Sabah）：
总统认为，针对非交战国航运的持续攻击，加之伊朗“蚕”式导弹的威胁，已对我们的共同安全利益构成严重威胁。总统要求我转达他准备为这十一艘目前在科威特注册的油轮提供保护。无论科威特是否寻求在美国注册船旗，我们都准备为科威特的船只提供这项保护。
美国政府随即施压科威特解除与苏联的协议。不过，萨利姆·萨巴赫和科威特现在占了上风。他指责美国人办事拖拉和官僚作风之后，又补充说，他对美国要求科威特改变其政策的决定感到非常气愤。他说，毕竟“科威特是一个主权国家。”
至于与苏联解约，他表示：“有志者，事竟成。” 但萨利姆·萨巴赫随后告诫美国人：“在英国，一旦男人向女人求婚，他就不能退缩，这就是科威特和莫斯科之间的处境。”
美国副领事詹姆斯·胡珀（James Hooper）巧妙地反驳道：“直到男人把戒指戴在女人的手指上才算数。科威特有没有在俄罗斯人的手上戴上戒指？”
“这么说吧，我们的手正在伸向他们的手，” 萨利姆·萨巴赫诡辩说，“但那枚戒指还没有戴在俄罗斯人的手指上。”
3月9日，阿里·哈利法在与萨阿德王储（Prince Saad）会面后，给坦帕的克里斯特打电话。科威特政府已同意不接受俄罗斯这个新娘。它接受了美国保护科威特全部十一艘油轮的提议。科威特把戒指戴在了美国人的手指上。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威廉·克劳（William Crowe）抵达巴林，在前往科威特完成协议之前，他要与埃米尔和中东部队司令官哈罗德·伯恩森（Harold Bernsen）海军少将进行例行会晤。飞机着陆后，克劳发现阿里·哈利法并没有完全实话实说。科威特仍打算租用三艘苏联油轮运输部分原油。得知这个情况后让克劳措手不及。
“我们是不是应该取消这个提议，让科威特自己对付伊朗？让科威特争取自己与苏联谈一笔好生意？”克劳问伯恩森。参联会主席大体上支持更换船旗的想法，但私下里有许多舒尔茨同样的担忧。他也不喜欢科威特对美国的冷漠态度，对它在超级大国之间通吃的做法极不赞同。
“我认为为时已晚，长官，”伯恩森说。“现在退缩会严重损害美国在其他海合会（GCC）国家中的信誉。”当愤怒的克劳终于冷静下来后，他同意了伯恩森的观点。除了大踏步向前推进，努力削弱苏联在波斯湾新的影响之外，美国几乎没有可选择的余地。
科威特巧妙摆布了两个超级大国，为自己免受伊朗伤害争取到了保护。科威特同意将戒指戴在美国人的手上，同时也为俄罗斯情妇留了一道门。
做出这项政治决定后，中央司令部加强了保护十一艘科威特油轮的计划。3月6日星期五，下午6点左右，克里斯特打电话给他的作战参谋、空军少将塞缪尔·斯沃特（Samuel Swart），准备召开“董事会” — 指挥官在召集核心参谋们开会时都这么说。两个小时后，克里斯特在会上通报了拟议中的更换船旗行动，行动代号随机命名为 “私人珠宝”行动。华盛顿给克里斯特的批示是“将美国人的生命风险降至最低”，但仍要做好准备在96 小时内对伊朗发起报复性打击。
中央司令部在即将到来的护航行动中遇到了几个问题。它不仅没有现成的计划，而且克里斯特也没有一个级别高的海军下级指挥部来执行这个显然属于海军的任务。金斯顿中将没有成功说服海军支持为中央司令部组建第五舰队。克里斯特眼下的海上勤务部门由一名身在夏威夷、负责处理预算和文案工作海军少将组成。因此，任务重担落到了规模较小的波斯湾分舰队 — “中东部队”的肩上。该部队于1949年成立，由一艘旗舰和几艘驱逐舰组成，以巴林旧的英国海军设施为基地。海军没有别的奢望，仅指望这支小型海军力量能展现其军事存在而已。一旦中东爆发冲突，身在夏威夷的太平洋舰队四星上将将介入并接管指挥权。尽管建立了对中东战区有法定责任的联合军事司令部（中央司令部），但是这一切并没有改变美国海军的指挥体系。中央司令部可以在伊朗进行地面作战，但是太平洋舰队将控制军舰调动，海军或许会考虑支持中央司令部的行动，但说到家，海军指挥是单方面的，不会顾及坦帕指挥官的意愿。
为实施如此重要的作战行动，负责指挥中东部队的指挥官，却不是海军建制派所认定的典型海军将领。海军少将伯恩森毕业于达特茅斯（英国皇家海军学院），而不是美国海军学院；他虽是一名飞行员，但不属于电影《壮志凌云》里那类顶尖飞行高手，他驾驶的是平淡无奇的螺旋桨空中预警侦察机。尽管如此，伯恩森却非常了解波斯湾。在两伊战争爆发时，他曾担任过中东部队的旗舰“拉萨尔号”（USS La Salle）舰长，近期还曾担任中央司令部克里斯特的首席规划官，克里斯特对他极为看重。伯恩森在海军资历上的欠缺，他在政治敏锐度上作为弥补。海湾国家领导人欣赏伯恩森的冷静和谨慎性格，他是为数不多如此了解阿拉伯人的军官。虽然海军属于最保守的军种，但他思考问题时头脑机敏且不因循守旧。他是一名娴熟老道的特使，与海湾地区的埃米尔和国王建立了牢固的联系。这项使命既具有军事意义，又具有政治意义。尽管海军高层对他没有把握，尤其是海军作战部长卡莱尔·特罗斯特（Carlistle Trost）上将，但事实证明，伯恩森是最佳选择。伯恩森的作战参谋大卫·格里夫（David Grieve）上尉抵达坦帕，协助中央司令部制定作战计划。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熬夜奋战，为即将开始的护航行动拟定了一个总体构想。
3月13日，克里斯特将军在参联会会议室向各位总长介绍了中央司令部的计划。自从泰勒总统号（President Taylor）登船事件以来，中央司令部已经在执行一套基本应对方案，克里斯特设想将这个方案加以放大。派遣一艘或两艘美国军舰，沿着位于波斯湾以外的法坎港到科威特港的600英里航线上伴随油轮航行。中央司令部要求增加两艘舰艇（中东部队舰船总数达到八艘）来保护油轮，同时与沙特阿拉伯空军预警机和远在阿曼湾的航母保持通信联系。
3月22日，星期日，伯恩森的参谋人员首次与科威特石油官员和大使馆代表会面，讨论护航计划。伯恩森没有足够船只进行持续往返护航，但可以在任何一端聚集两三艘船，然后护送整??个600英里的行程。法塔赫·巴德说，这么做延缓了石油交付，但他别无选择，只能同意美国的计划。他们很快就避开伊朗“禁区”的海湾南部几条航线达成协议，科威特也同意让一名美国海军军官进驻科威特油轮公司??总部担任联络官，他用卫星电话与中东部队协调油轮的行程安排。此外，法塔赫·巴德答应护航期间允许一名军官登上每艘油轮，科威特还同意为这些军官购买短程对讲机，以便与护航军舰进行通信。他们的工作是向油轮船长提供军事方面的建议，并在军舰和民用船长之间充当协调员。
德黑兰以其特有的恶毒言辞对科威特护航安排的消息做出反应。哈梅内伊总统表示，科威特要求美国提供保护是“对该地区羞辱”，并警告科威特城及其石油设施均在伊朗军队的打击范围内。伊朗这位总统兼未来最高领导人在4月27日表示：“伊朗尚未利用其军事能力向科威特施压。”
伊朗除了那个规模小的海军之外，还另有其他军事选项。1986年8月，伊朗海军准将卡努什·哈基米（Kanoush Hakimi）前往中国，与中国谈判达成一项秘密协议，购买威力强大的中国制造的“蚕”式反舰巡航导弹。这些装载一千磅爆炸力弹头的土豆形状导弹，在相对简陋的雷达导引下，能够严重损坏超级油轮或击沉美国军舰。中国同意出售十二个发射器和多达 一百枚导弹。不久后，更多伊朗人抵达中国接受新式武器训练。
美国情报部门立即获悉这笔交易。卡努什·哈基米碰巧受雇于中央情报局。此外，英国间谍机构军情六处可能也有一名特工在收集此案的信息。伊朗军火商贾姆希德·哈什米（Jamshid Hashemi）声称，1985年至1986年期间，在中国进行的十轮混乱无序的讨价还价中，谈判达成了总价值 4.52 亿美元的交易。在此期间，他为英国情报部门工作，每周在伦敦与他的波斯语上线“迈克尔”会面一次。英国政府将他的信息转交给中央情报局。
在五角大楼的一次会议上，温伯格质问他的中国同行，后者断然否认向伊朗出售导弹。难以置信的国防部长回答：“我们的卫星拍摄到第一批离开中国并在阿巴斯港卸货的货物。”
到1987年1月，伊朗已拥有一个现役的“蚕”式导弹营，并在伊斯兰合作组织会议之前向科威特港方向发射了一枚导弹以示宣告。伊朗开始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建造十个混凝土“蚕”式导弹发射阵地。中央情报局和中央司令部认为这是对海湾航运和美国军舰的重大新威胁。伊朗现在拥有了严重阻碍石油出口的手段，因为一枚射程达五十海里“蚕”式导弹可以将一艘40万吨超级油轮变成一堆废铁。伊朗现在具备了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攻击任何进出船只的能力。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给国防情报局下达一项紧急任务，要求获取一枚用于解剖的导弹，1987年春天，在另一个情报部门帮助下成功完成了任务。
尽管哈梅内伊口出狂言，再加上他的新型“蚕”式导弹，伯恩森和克里斯特都不相信伊朗会硬干。克里斯特在冗长的作战行动评估报告中表示：“伊朗似乎不太可能故意攻击美国军舰或由美军护航悬挂科威特船旗的油轮。” 中央司令部的作战计划强调威慑优于交火。伊朗人不会冒遭到美国报复的风险。在阿拉伯海巡弋的航母为可靠的威慑提供了必要的力量，伊朗军方非常了解美国的军事能力。随即到来的护航行动带来的风险似乎微乎其微。然而，在哈梅内伊发出叫嚣后的一个月里，油轮战争的危险突然变得非常真实。这一次，萨达姆·侯赛因再次敲响了警钟。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