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学的诞生 ---为什么在西欧，不在中国？（下）
现代科学的诞生（下）
为什么在西欧，不在中国？
四 《圣经》违反科学吗 ？
国内的一位朋友，一直对基督教有兴趣，多年来与我断断续续讨论基督教。最近他对我说，他曾多次试图通读《圣经》，但每次读到书中的第一段话，就是《旧约》第一部书《创世记》第一章的第一句，“起初，神创造天地”，就觉得读不下去。他从事科研工作，觉得无法接受这样的说法。我认识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情况与这位朋友类似，觉得《圣经》不科学，所以心里排斥基督教。
大约四百年前，伽利略也曾面对类似的问题。他一生都是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年轻时，他改进了望远镜，然后把它指向天空，观察每个基督徒都觉得神圣和神秘的“天堂”。他的新发现，促使他支持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反对当时天主教廷支持的“地心说“，于是遭遇来自教廷的审查。面对巨大的压力，伽利略严肃地思考，“为什么无限能力与智慧的神，没有在《圣经》里用严谨和科学的语言描述世界？” 后来，他把自己的思考结果，写信给当时的重要人物，美第奇大公夫人。这封信后来成为科学史上的重要文献，其中写到，“神的目的是教人怎样进入天堂，而不是教人宇宙是怎样运行的… 我不相信同一个神，已经给了人感知、思辨、和智力，却不允许人用这些能力去自己地获得关于世界的知识，而只允许人通用《圣经》来获得这样的知识”[1]。通俗地说，《圣经》的目的不是教人科学，而是引导人认识神。神已经把科学研究的能力给了人，所以神要人类自己去探索科学，而没有试图利用《圣经》来传授科学。
《圣经 新约》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神是一种精神，不是一位住在天上的“白胡子老头”。但从《旧约》时代到今天的几千年来，《圣经》的信徒们，包括犹太教徒和基督徒，都把神看作心中的父亲。因为这样的比拟，最容易使一般人体会神的意义。就如同一对父子，神是大智大能，而人则相对远为愚昧无知。神把《旧约》传给人时，我们中国人聪明的祖先，还在看龟甲裂纹决定战争策略、婚丧嫁娶、治疗疾病呢！那时的人类文明还属于婴儿期。即使后来的《新约》，现在也大约2000岁了。耶稣离开这个世界时，他的大部分信徒是文盲，人类还处在文明的幼稚期。《圣经》成书时，人类对世界的认知还很低下，传输思想所依靠的工具，包括文字、纸张、书籍等，都非常稀缺、昂贵、和不方便，以至于大部分人难以获得。所以千百年来，基督徒一直理解，《圣经》就像一位慈父要长久地离开还不懂事的孩子，为孩子留下的一封简短的家书。因为孩子各方面的局限，父亲故意把这封信写得简单，内容贴近孩子的理解能力，但包括了他对孩子最重要的话，让孩子即使无知无能，经过努力，也能大致理解，并且在未来的成长过程中不断受益。我们的天父，希望软弱无知的人，听从他的话，在正确的道路上不懈努力，逐步获得真理，最后通往美好的未来。
与摩西或耶稣时代相比，现在的人类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所以我们今天读《圣经》，不能只停留在字面意思。我最近重温多年前与父母的通信。读到当年父母对我说的话，我马上感到他们对我的爱、和字里行间体现的良苦用心。当然，事过时迁，信里的很多具体内容已经没有现实意义了。类似地，现在人们读《圣经》，目的也是要体会神对人的爱，理解他的思想实质。而有些具体内容，显然已经不适用于我们今天的状况，比如《旧约》中的那些对割礼、安息日、和祭祀牺牲等的严格规定。实际上，几千年来的基督徒就是这样做的。他们一方面不断地从《圣经》中领悟神，另一方面不断地从神造的另外一本“书”，自然世界，里学习，然后把两种知识结合在一起，人就更深刻地理解了《圣经》也理解了自然，就变得越来越成熟了。所以，初学《圣经》的中国人，在读几千年前成书的《圣经》时，必须参考过去几千年里基督徒的实践与进步，才能更好地理解。
关于怎样读《旧约》，圣徒保罗有一段很适用的话。他说，“当我（指信徒）是孩子的时候，我的言语和想法都像孩子，想事的方式也像孩子。当我长大了，我就把身上的孩子气去掉了。现在我们看事情，还像镜中看月，有些模糊不清。以后我们更成熟了，就会像面对面那样看得清楚。现在我们懂得一些事情，未来我们应该懂得全面，就像神懂我们那样”[5]。研读《圣经》，我们需要记得人的变化。今天的中国人当然与几千年前的犹太人有很多不同，但神所代表的精神是一样的。如果人跟随神，人的未来就有智慧。
1. “神造天地” 的实际作用
i. 促进了科学的产生
《圣经》开篇就讲“神造天地”，曾在真实的历史中，强烈地推动了现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这句经文告诉人，自然世界来自神，所以神圣。《圣经》把它放在最开头，说明它非常重要，要求人认真对待。几千年来，因为《圣经》的缘故，基督教内部从教皇到一般信众，对自然世界一直非常重视。这种重视，就是现代科学诞生的思想根源与社会基础。
中世纪后期，文艺复兴之前，基督教已经在西欧实现全覆盖，并逐步成为无可争议的社会核心，主导思想、文化、政治、法律、经济、甚至军事，等等各个领域。但是，在面对这么多权力、利益、和责任的情况下，基督教的最高层总是非常重视和关注有关自然和科学的新发现，虽然它们与权力和利益没有直接关系。教皇经常直接过问科学界的新发展，根本原因就是《圣经》给与自然的崇高地位。比如在十三世纪，西欧各地的神职知识分子对古典文献的恢复和研究越来越深广。教皇克雷芒四世直接与当时的英国大学者罗吉尔·培根联系，希望他写一本全面阐述最新科学知识的书，然后直接送给自己看。当时没有专职科学家。培根自认首先是一名基督徒，然后才是科学家。他所属的教派有一些非常严格的规矩，限制培根做研究，更不许他把自己的著作外传。而热切的求知欲使得教皇竟然私下鼓励培根犯规、继续研究工作。于是，培根冒险写出了涵盖当时主要科学前沿的不朽名著《大著作》。
这种由《圣经》触发的、对自然的强烈求知欲，在基督教内部延续千百年而不衰。1610年，伽利略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星际信使》，讲述他利用自己改良的望远镜，发现了月球上的山谷。这个发现与当时人们按《圣经》字面理解而得出的、对宇宙天体的理解相矛盾。那时一般人认为，所有天上的东西，都是神摆在上面的，都是完美的天堂之物，与地上的东西没有关系，所以月亮上不应该有山谷。伽利略的这本科学专著，出版后迅速成为畅销书。他因此变成了社会名人。当时的老百姓之所以对伽利略艰深的科学著作这样感兴趣，就是因为《圣经》让他们重视所有关于自然界的新发现。试想，这样一部没有军事价值、不能让人发财、与所有人的日常生活无关、没有娱乐性、又严肃艰涩的科学书，作者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如果在中国发表，有可能畅销吗？它只所以受人瞩目，根本的原因就是，当时西欧的大众和精英里，有很多人强烈希望深入理解《圣经》里的话。
《星际信使》的畅销，并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中国的孩子们都知道，伽利略曾经在比萨斜塔上扔下轻重两个球，让围观的大众看到它们同时落地，证伪了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被教廷和大众接受的，“重物比轻物下落快”的古典物体运动理论。试想，如果某个中国人在明朝、宋朝、或现在做这个实验，皇帝会在乎吗？士大夫会在乎吗？政府会在乎吗？真会有很多老百姓围观这个既不能攒钱，也没有娱乐价值的事件吗？不太可能。伽利略是否在比萨斜塔上做过扔球实验，现在有人质疑。但没有人质疑，伽利略的其他几个简单的物理实验，包括轻重物下落速度对比、以及相同重量的物体从不同高度下落的速度对比，证伪了古典物理学，是现代科学，尤其是实验科学的开端。这些实验震动了当时西欧社会各界，结果被严肃记载，广泛传播。伽利略的这些纯科学实验，被社会如此重视，归根到底的理由是基督教。而社会的重视，也反过来推动越来越多的人像伽利略一样，投入科学研究。
图9：《星际信使》中的插图，出版于1610年。伽利略展示月亮表面的山谷图像。 照片来源： https://catalogue.museogalileo.it/gallery/GalileoGalileiSidereusNunciusFacsimile.html
ii. “神造天地“不违反科学
现在，大多数科学家们相信，我们的宇宙起源于大约140亿年前的一次“大爆炸”。认真地想想，这与“神创造天地”并不矛盾。比利时人勒梅特在1927年第一次提出“大爆炸”理论。最开始，科学界里也有很多人持怀疑态度。后来，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问世，“大爆炸”成为主流理论，怀疑的声音逐渐减弱，但从来没有完全消失。怀疑，是科学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永远都会有。
在科学家们逐渐达到共识后，全世界的基督徒也慢慢接受。2014年，天主教皇方济各对全世界宣称，“大爆炸，现在被认为是宇宙的起点，并不与神造天地相矛盾…”[4]。 其实，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圣经》讲神造天地，再造其他，总体的时间顺序是对的。《圣经》并没有讲到“神造天地”的很多细节，因为那不是《圣经》的目的。千百年来的基督教，早已经懂得这一点，所以从不担心《圣经》与“大爆炸”或其他宇宙产生的科学理论相矛盾。实际上，”大爆炸“理论的发现者，勒梅特，就是一位天主教神父，本身就是虔诚的基督徒。可能因为不熟悉，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对《圣经》的理解过于表面化，才会觉得“神创造天地”不科学。
让我们试一试去感性理解《圣经》为什么这样写。我也是一个父亲。假如我不得不长期离开年幼的儿子，在临走前只能留下短短几句话，我会对他说什么？也许我会说，“要吃好、睡好，才会健康”。长大后，他可能还记得我的话，但疑问，“为什么爸爸临走时与我谈吃、睡？科学家说节食瘦身才健康，不是吃得好才健康。爸爸为什么谈了吃睡，却没有谈学业？”希望他足够聪明，明白我那时的目的是告诉他，健康最重要，要重视饮食。因为怕他听不懂大道理，所以我故意讲得简略，让他能懂，宁可不精准。《圣经》成书时，所面对的局面与要远行的父亲面对的局面类似。《圣经》语言不严谨、但通俗易懂，明确了重点。今天的我们，如果看清“神造天地”怎样在现实中激励了科学的诞生与发展，就理解了《圣经》用语的大智慧。
图10：“大爆炸”理论发现者，乔治·勒梅特（1894－1966），本身就是天主教神父。
2. “神造人” 的实际作用
i. 中国人的误解
中国知识分子们抗拒基督教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能理解“神造人“的观点。这个问题与“神造天地”类似，但因为很多人态度激进、言辞猛烈，所以需要进一步说明。比如中学时，老师们不容分辩、斩钉截铁地讲，“基督教反对进化论”。一位在美国的中国博士后写道，“虽然基督教一直在演变、分裂和进化，但是它们却不承认进化论，为什么？因为一本圣经还有各种经典教条限制了它们自身，有些事情他们没有办法承认，不然他们就会前后矛盾，就不知道自己姓谁名谁，就没有了最基本的根基了“。他还进一步批评西方基督教，”先入为主，教条主义，的确是非常可怕地东西，在任何地方都是如此“[6]。持类似观点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多。他们不懂基督教，比如也不去查一查教廷对生物进化论的正式态度，就大发厥词，如同当年林则徐论断英国士兵。这些人自己先入为主，还要批评别人先入为主。
《旧约 创世记》讲到，在创造了宇宙自然后， “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又把生命的气息吹入他的鼻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即使按字面理解，这段经文也只是讲，人的身体来自物质世界，而精神来自神。《创世记》是写给几千年前、文明程度还很低的人类，态度就像一个父亲讲给幼年的孩子。它的目的不是教人科学，所以它语言简略，并没有深入讲述神造人的中间步骤，或延续了多长时间。它没有与进化论直接矛盾。实际上，生物进化论的两个先驱，达尔文和华莱士，在发现进化论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达尔文甚至是《圣经》原教义主义者，相信按原文字面理解《圣经》。也许就是因为他原来的想法过分狭隘，在发现进化论后，他对基督教有了新疑问。而华莱士则自始至终是坚定的基督徒，发现生物进化论，只是让他的理解更深刻。
西方基督教分两大流派，天主教与基督教新教。1859年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以后，科学界需要时间讨论和验证。天主教的罗马教廷一直有意旁观，不急于发表正式意见，但允许教徒个人在此问题上拥有自己的看法。后来，科学界的意见逐步统一，于是在1950年，教皇庇护十二世第一次表示，进化论与基督教并没有本质冲突。2014年，罗马教宗方济各，在梵谛冈教宗科学院发表演说时宣称，生物进化论和宇宙大爆炸理论是真实的。他说，“当我们读《创世记》时，会很容易地误以为神是一个魔法师…，但那是不对的”。他又说， "神不是神仙，也不是魔术师。他是赋予生命的创造者。…生物进化论本质上与神造万物并不矛盾，因为神造了万物后，它们才能够进化"。[4]
基督教新教，由于信仰特点，没有像教宗那样的权威制定统一教义，每个教徒、每个团体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与理解。所以在新教内部，各种意见都有，和平共处。美国人里，怀疑生物进化论的比例，在西方各国中最高。根据盖洛普2017年的调查，美国人相信与不相信进化论的比例，大约是60%和40%，相信的还是大多数[7]。很多中国人觉得，不相信进化论的美国人还是太多了。其实这种结果很正常。大多数美国人是基督徒。因为《圣经》特别谈到“神造人“，所以他们重视这个问题，大多数人有鲜明的意见。如果没有特别学习进化论，他们自然会按《圣经》的字面理解。依据类似的客观眼光回望中国，绝大多数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所以根本不在意“人是进化而来的“还是”神造人”，就更谈不上相信哪一方了。在自以为相信进化论的中国人里，绝大部分是因为他们只听说过进化论，从来不知道还有其他选项。这样没有选择的”相信“，意义不大，并不代表对科学的信心更坚定。
图11：“进化论“的两个创始人，达尔文和华莱士，在对神的信仰的感召下，无畏地探索自然。即使明知自己的发现可能冲击自己原有的信仰，也在所不惜，因为《圣经》说“神是爱”，“爱...只喜欢真理”。这就是基督徒无畏地探索科学的信仰源泉。
ii. “神造人“引发的后果
基督教“神造人“的观念，强烈地推进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发展。那时，西欧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在突飞猛进，但最明显的是艺术的复苏与进步。人们重新发现了古希腊和罗*****真的人体艺术，并立刻产生共鸣。因为基督徒觉得，人的身体与灵魂都是从神来的，所以神圣，值得被认真努力描绘和理解。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比如米开朗基罗、达芬奇等，经常充满热诚地赞美人与人体。他们作品的主题经常就是人，并且形象逼真、裸露、毫不遮遮掩掩。类似地，出于对真实的追求，意大利艺术家马萨乔发现了绘画透视学，并迅速被同时代的人接受，大量体现在当时的艺术作品中，也推动了建筑工程设计的发展。
《圣经》说，人与各种生物都是神造的，也促进了现代医学的进步。为了研究人与动物，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欧人，大量解刨、研究真实的人体与动物体。荷兰医生维萨里收集死尸，解刨后研究人体皮下的骨骼和肌肉形态。他的成果，既让当时艺术作品中的人体更加逼真，也开创了现代解刨医学。达芬奇解刨动物，研究神经系统。他也解刨人，绘制胎儿在子宫里的真实状态。总之，关注人与动物真实的身体，促进了现代医学的多个学科，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全面发展。
相比之下，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里，文化人就缺乏这种对真实或人体的热忱。在艺术里，中国人追求“传神”或“意境”。“传神”与“意境”本身都是好的，但中国艺术，一直没有发展出物体透视关系、人体真实比例等能力，当然也是严重不足。 同样，全面而真实的解刨学，也从来没有在中医里发展起来，思古追远，中国与欧洲这些区别，在于欧洲人在基督教信仰的推动下，严肃到“出格”地研究人、追求真实。
图12：《创造亚当》，米开朗基罗，1512，裸露、求真的人体是画面的主要内容。艺术要表达的就是，崇敬地看待“人来自神”、看待“人”。
图13：《蕉阴结夏图》，仇英（约1494年－1552年），明代著名画家。画面里的人体或自然景观，都不着重真实。
图14：安德雷亚斯·维萨里 （1514－1564）解剖学家、医生，他编写的《人体的构造》第194页。
图15：达芬奇(1452-1519)绘制的胎儿在子宫里的状态，细致逼真。
图16：《存真图》，中医解刨学的高峰，绘制于北宋，大约在12世纪初。长期被后代著作引用，包括出版于1601年的著名明朝针灸学著作，杨继州的《针灸大成》。
注释：
- Galileo Galilei: Letter to the Grand Duchess Christina of Tuscany, 1615
- 《新约 罗马书》1:19-20 Since what may be known about God is plain to them, because God has made it plain to them. 20 For since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God’s invisible qualities—his eternal power and divine nature—have been clearly seen, being understood from what has been made, so that people are without excuse.
- 《旧约 诗篇》93:1， 96:10，《历代志上》16:30
- “Pope says evolution, Big Bang are real“， USA Today, Oct 28, 2014
- 《新约 哥林多前书》13:11-12 When I was a child, I talked like a child, I thought like a child, I reasoned like a child. When I became a man, I put the ways of childhood behind me. For now we see only a reflection as in a mirror; then we shall see face to face. Now I know in part; then I shall know fully, even as I am fully known.
-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19906168
- Gallup, “In U.S., Belief in Creationist View of Humans at New Low”, Gallup News, May 22, 2017
五 总结
对基督教和西方历史了解的越多，我就越觉得，现代科学在西欧诞生和大发展，是非常自然、水到渠成的事，完全不是侥幸。可以说，任何一个社会，如果被健全的基督教文化主导，只要没有战争或瘟疫等大的困扰，就一定会产生科学。因为基督教教导人们崇尚原则，追求真相与真理，并无止境地深入思考。现代科学精神与实践，实质就是基督教精神与实践，在自然世界里的具体体现，只此而已，并无特别。
罗马帝国时代，皇权是社会主导，基督教还较弱小，不能主导社会。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欧变得至贫至弱，又经历了近千年的战乱和流行病肆虐，使得文明没有基本的发展条件。中世纪后期，由于历史的机缘巧合，从来没有直接掌握政治或军事权力、也没有觊觎过这些权力的基督教，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当时的西欧百废待兴，却让基督教获得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完全按自己的思想意图，在一张文明的白纸上画出新图画。以此为起点，在基督教精神的带领下，西欧爆炸式发展，把人类文明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见证了文艺复兴、启蒙时代、工业革命、现代民主社会的建立，等等。以追求自然界真理为己任的现代科学，就是这场大发展的一部分。
《圣经》写到，“神是爱”，《圣经》又写到，“爱...只喜欢真理”。耶稣和他的门徒们，早在两千年前就深刻地懂得，基督教的神兼容真理，可以和真理“欢愉地”共存[1]。中世纪的罗马教廷继承了这套思想，所以在面对被重新发现的古典知识体系时，明知它将在很多具体事务上挑战教廷原来的观点，还是非常自信地决定全面拥抱它所带来的理性主义，从此奠定了基督教与科学之间的根本合作关系。本质上讲，那时的教廷维护了神的精神，主动让出对物质世界的解释权。而后来历代教廷和西欧教会，都坚持了这种原则性安排。于是，西欧的科学家们可以毫无顾忌的按科学的内在要求探索真理。《天主教教理》是教廷出版的权威教义文本。它这样描述信仰与科学的关系，“在信仰与理性之间，不会有真正的冲突，因为给与我们理智和信仰的是同一个神，…神不会否认神，而真理也不能违反真理…因此，每项科学研究，如果真的遵循科学方法和伦理，就不会与信仰有矛盾”[2]。
形象地讲，现代科学是基督教的孩子。基督教孕育、抚养、教导了现代科学。科学的灵魂是一方面严格地要求与事实相符，另一方面永无穷尽地探求事实背后的规律、以及规律背后更深刻的规律。科学从基督教继承了这样的灵魂。类似地，科学也从基督教继承了其他关键要素，比如对自然世界与人的重视、机构组织原则等。在现代科学的萌芽期，基督教为它培养了几乎所有重要人才，从哥白尼到牛顿。基督教也为现代科学提供了最初的研究题目，比如天体如何运转、人类怎样起源等。最开始时，现代科学少有实际的应用，比如伽利略研究“日心说”、达尔文与华莱士探求“人类起源”等，除了回答《圣经》引发的问题，没有其他用处。是基督教会长期、稳定地在财务和物资上支持了这些科学家们的工作。教会还多次为科学研究做质量把关，比如对“地心说”与“日心说”的仲裁。基督教如父亲一般的照管，使得处于幼儿期的现代科学，在健康的轨道上迅速成长。
就像所有的父子关系，基督教与科学之间的矛盾也不可避免，尤其在科学快速成长、即将从基督教中独立出来的时期，比如大家熟知的伽利略与罗马教廷之间的各持己见。生活中，一个不知深浅的外人，看到了父子之间的争执和矛盾，可能误以为他们仇恨彼此，而忽略了父子间血浓于水的强大纽带。同理，我们在中国受教育的知识分子，有机会接触到西方科学，但被刻意屏蔽了有关基督教的关键知识。大家只听说过几百年来一些西方人对宗教的片面和极端的抱怨，比如马克思对基督教的抨击，而很少有人看清基督教对科学的呵护与培养，所以很多人误以为科学和基督教在历史上水火不容，那是大错特错了。科学与基督教原本就是一家人。现在科学成熟了、独立了，但它们依然相互尊重和需要。绝大部分西方科学家是基督徒。未来科学的健康发展，也离不开基督信仰。比如西方科学家们也面临政治压力或财富诱惑。为了保证科学精神得到贯彻，科学不被压力和诱惑引向歧途，科学界的决策人，内心需要坚信科学精神。科学家和任何人一样，他们的这种对原则的坚信，源头就是神。
反观中国，有些社会经验的人都懂，“不要想太多”、“不要较真”，因为这样做，在现实生活中行不通，做的人会倒霉。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和奥妙，虽然看似复杂，其实大家都很懂，可能很多人比我懂得更深刻和具体，所以我这里就不详述了。要指出的是，中国整个国家层面的情况也类似，就是不容任何人深入思考，真话和真实没有地位。其实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大一统“格局的顶层设计者们，头脑非常清晰和聪明，早就预测了这样的制度结果。春秋时代，礼崩乐坏，战乱不断。孔子和他的追随者，厌恶眼前的乱世，急于探求出路，于是设计出了这套儒家社会蓝图。这个蓝图的最高社会目标就是“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用的手段包括要求天下人忠于一人一姓。儒家大师们那时就懂，这个制度禁不起人民相互深入交流、结党，或大胆思考。因为如果天下人如此做的话，对一人一姓的 “忠”就不会长久，社会也就没有“治”，这个系统就要崩溃了。之后的历朝历代，对此心领神会，从来没有允许人们自由思考或自由交流，当然也没有像基督徒那样，让出对自然的解释权。而没有了思想探索的自由，没有了相互交流的自由，怎么可能有现代科学？看清了中国文化的总体设计，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诞生在中国了。
二零一八年九月于美国家中
注释：
- 《新约 哥林多前书》13:4-8 (NIV) Love is patient, love is kind. It does not envy, it does not boast, it is not proud. It does not dishonor others, it is not self-seeking, it is not easily angered, it keeps no record of wrongs. Love does not delight in evil but rejoices with the truth. It always protects, always trusts, always hopes, always perseveres. Love never fails. 其中Love … rejoices with the truth直译就是“爱在真理中欢愉”，《和合本》翻译成，“爱，…只喜欢真理”。
- “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 Part One Section One Chapter Three Verse 159: Faith and science: "Though faith is above reason, there can never be any real discrepancy between faith and reason. Since the same God who reveals mysteries and infuses faith has bestowed the light of reason on the human mind, God cannot deny himself, nor can truth ever contradict truth. Consequently, methodical research in all branches of knowledge, provided it is carried out in a truly scientific manner and does not override moral laws, can never conflict with the faith, because the things of the world and the things of faith derive from the same God. The humble and persevering investigator of the secrets of nature is being led, as it were, by the hand of God in spite of himself, for it is God, the conserver of all things, who made them what they are."
http://www.vatican.va/archive/ccc_css/archive/catechism/p1s1c3a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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