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是靠恐怖建立权力基础吗? 一一六评张戒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延安整风是靠恐怖建立权力基础吗?
一一六评张戒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钟馗再世
延安整风运动(1941年5月至1945年4月)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整顿党的作风的运动。迄今巳有七十八个年头了，但是国际上一小伙反华分子和中国国内与国际反华势力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公知们，总是时不时要拿延安整风运动来说事，对这场具有伟大深远历史意义的运动，总是千方万计地恶意编造、捏造、毁谤、诬蔑、抹黑。延安整风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为什么那些国内外的魑魅魍魉们还是那么耿耿耿于怀呢?因为他们对抗战时期的延安军民以及延安整风运动所创立的延安精神，以及由此所带来的抗日战争胜利，新中国的诞生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害拍得发抖、害拍得要命，妄图欺骗世人并扰乱世人的视线，从而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同时也恨不得把延安精神从地球上抹去，当然，这是痴心妄想。
女文痞张戎及其不学无术的洋丈夫乔.哈利戴便是这伙国际反华势力的马前卒、传声筒。因为收了某国中情局的施舍，她和她丈夫就像哈巴狗似的摆着尾巴时不时也跟着吠形吠声的狂吠几声。
张戎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以下简称《鲜为人知的故事》）里专辟一章（见此书第206页到221页）来攻击当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我们仔细阅读该章中的内容并对比其他反华分子所写的相关文章，发现女文化流氓张戎及其洋鬼子丈夫是笨鹦鹉学舌，没有什么新意。她在书中所写的东西，都是从反华势力那里照搬、照抄、批发而来的。整篇文章东拼西凑、东拉西扯，甚至断章取义，把根本没有或不存在的事和人，硬生生给恶意编造出来，仿佛当年张戎这个女文痞及其洋鬼子丈夫就在现场似的。
在这一章的开头，张戎这个文化女流氓在文中先说“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国入侵苏联。”“这对毛泽东的打击非同小可”因为“苏联是他的资助人，自顾不暇的苏联显然不能对他像以往那样帮助了”，因此“多少天来，毛都睡不着觉”，接着张戎这个女人又写道：“斯大林日夜担忧东西两面受敌，要中共牵制日本，保证在日本侵苏時帮苏联打日本。”张戎这个文化女流氓还造谣“斯大林亲自给毛打过几次电报要他牵制日本人，其中一次是德国兵临莫斯科城下时，另一次是斯大林格勒大战前夕，几次毛都婉言拒绝。这激怒了莫斯科。更使苏联人怒不可遏的是毛建议他们诱敌深入，退到鸟拉尔山脈去打游击。”甚至还进一步造谣说“有人说毛拒绝帮忙是认为苏联快不行了，崔可夫将军甚至说毛想利用希特勒的进攻取代苏联。有流言说毛曾说：‘斯大林打不过希特勒’，‘二十四年的社会主义拼不赢八年的法西斯’。”还无中生有地说：“为了鼓励毛行动，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负责人)七月七日发电报说，这就陸续寄一百万美金来。”又造谣说：“不久以前，毛还在对莫斯科说他的军队如何強大，光八路军就有三十二万九千八百九十九人(看，这个数字居然精确到个位数，引自哪里也没指明，可见造假十分明显)。可现在毛对莫斯科申辩说他的部队太弱，不能打仗：‘人力物力都缺，根据地在缩小，弹药快没了一一形势日益困难。’莫斯科不能指望他，‘假如日本进攻苏联时，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是不很大’”张戒这个文化女流氓还写道：“苏联那时是中国的主要、甚至仅有的同盟，向中国提供抗日的军火物资，爱屋及鳥。人们也就认为中共全心全意打日本”（以上见张戎《鲜为人知的故事》第206一208页）
这里所说的既东拉西扯，又东拼西凑，矛盾百出，完全是恶意编造、是造谣、是诬蔑。张戎这个文化女流氓在恶意编造、造谣、诬蔑方面，可谓是做到了极致。
中共从来也未收到季米特洛夫”陆续寄来的一百万美金“。而对于苏联人民在斯大林领导下反抗德国法西法的战争，中国共产党人和毛泽东一直是从多方面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和声援。德国法西斯1941年6月22日突然进攻苏联，毛泽东立即于6月23日就在中共中央党内作出了《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指示。
毛泽东在指示中明确指出：“德国法西斯统治者已于六月二十二日进攻苏联。此种背信弃义的侵略罪行，不仅是反对苏联的，而且也是反对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的。苏联抵抗法西斯侵略的神圣战争，不仅是保卫苏联的，而且也是保卫正在进行反对法西斯奴役的解放斗争的一切民族的。”
毛泽东在党内指示中強调：“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在目前时期，一切力量须集中于反对法西斯奴役。”
而中国共产党在这场斗争的任务，毛泽东在党内指示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全中国的任务是：
- 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即用此以援助苏联。 :
- 对于大资产阶级中的反动分子的任何反苏反共的活动，必须坚决反抗。
- 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806页）
除此之外，毛泽东在此之前还陆续写下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三日）、《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五月）、《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反对投降活动》（一九三九年六月三十日）、《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一九三九年十月十日）、《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一九四零年一月二十八日）、《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一九四零年五月四日）、《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五日）等等一系列关于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的论著、文章、党内决定和指示(以上均见《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第1版，第128一一763页)。
事实上，按照毛泽东上述所有关文章、论著、决定、指示所闸述的战略思想，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根据自身的情况，一直在日占区积極开展各种形式的游击战，运动战，歼灭战，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极大的打击，收复了许多失地，扩大了抗日根据地面积，解放了几千万被日本強盗奴役、蹂躏、受苦受难的同胞。
由此可见，从当时国际国内的情况来看，毛泽东从战略上所制订的抗日、反攻、维护统一战线的一切方针、政策、战略，是完全正确的、是完全符合我国当时的抗日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实际的，是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战斗的。一切事实都给张戎这个文化女流氓一记重重的巴掌，彻底揭穿了她的一切谎言和丑恶嘴脸，揭穿她实际在替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涂脂抹粉的真实意图。
张戒这个女人还对延安边区根据地、对中共领导人、对边区老百姓的生活进行攻击、诬蔑、抹黑一番。胡说什么
“集中在延安的热血青年大约有四万人，多是十几二十岁，由中共地下党把他们介绍到这块‘革命圣地`来的。到达延安时，他们无一不是兴奋万状。”“青年们又慕煞干部们身上又臭又脏的烂军服，处处觉得新鲜、刺激和神祕，为之颠倒。《延安颂》的歌声响彻全城”“但很快的，他们就或多或少失望了。”又说什么“他们来延安是冲着一个梦，这个梦与现实相差十万八千里。最使人失望的是‘平等`问题。这个他们理想的核心，竟然在革命圣地无踪无跡，不平等、特权比比皆是。”（见张戒《鲜为人知的故事》第208页）张戎这个女文化流氓为了证明延安的“不平等、特权比比皆是”的假象，举了几个例子：一是“就吃来说，每个单位都有大、中、小三灶，二是“高级领导有特别的营养食品。”，二是“穿着也一样，一般人穿当地自织自染的土布，粗且扎人。领导人穿国统区进囗的舒服的斜纹布。毛的内衣内裤是极细的布。”(见张戎《鲜为人知的故事》第209页)，
这段话没加任何详细说明。仔细揣摩这一段编造，着实让人感到，这也太离奇、太可笑了。我们不禁要问：张戒是1952年出生，那时张戎和她的洋鬼子丈夫还不知在哪里，阎王爷太约还把他们压在地獄的最低层，还没让他们投胎人世间吧。就算张戒的老公比张戎大十几二十多岁吧，结婚时是她的老外老头吧，那么上世纪四十年代，也顶多是个儿童或少年，怎么会知道上世纪四十年代当年的延安的呢?怎么会连老百姓、中共领导吃什么，穿什么样衣服，以及他们吃的、穿的，有什么不一样，甚至连毛泽东穿的内衣内裤是极细的布，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呢?这不是让人可笑至极吗?同样可笑的，张戒这个文化女流氓还硬生生的编造出一个为毛泽东“洗洗补补的傭人”来，张戎编造说：“一个为毛家洗洗补补的傭人告诉我们，她本人不夠穿内衣裤和袜子的资格，只能穿空心棉襖，经常都在感冒。”（见张戎的《鲜为人知的故事》第209页），这段话编造得也很离奇、也很可笑。第一、没有说明那位傭人是在什么地点、什么时候告诉他们的，这就跟上面的编造一样，上世纪四十年代，张戎及其洋鬼子丈夫还在十八层地獄之下，难道阎王爷发善心，让他们到人间来逛一遭，还到过陝北的延安不成?第二、既为棉襖，那有空心的，倘若空心，那就不叫棉襖。第三、“一个为毛洗洗补补的傭人”，是根本不存在的。但是，毛泽东穿的衣服裤子补了又补却是确确实实的。一次在《延安大生产运动的动员大会》上作报告时，毛泽东穿的棉裤左右裤脚上就各补了一个很大的四方形补丁。建国后他穿过的睡衣到逝世后，人们整理遗物时才发现睡衣补了七十多个补丁。这件睡衣现在就陈列在毛泽东纪念馆里。
张戒这个女文化流氓说到延安的不平等、搞特权时，还诬蔑说：“日用品像烟草、蜡烛、写字纸都按等级分配。”说到孩子，或有自已的保姆。职位低一些的高干的妻子生产可以进医院，产后有专人服侍。再低一些的干部可以送孩子上保育院。有幸结婚的一般的干部要么不生孩子，要么自已想法子对付”“艰苦的生活条件使疾病常常发生，但是医药分配按等级。毛本人有美国医生马海德，还有两个苏联医生。医院分高干病房跟一般人病房，进医院得要介绍信，连病人的饭菜也分等级。”(以上见张戒《鲜为人知的故事》第209页)
张戎这个女人甚至还恶意造谣调侃：“延安盛传着一句笑话：‘延安就三样东西一一太阳、厕所、空气是平等的。’”
”说到这里，张戎又硬生生造出一个叫做“司马璐”的，在医院里看到的一场戏“一一两个江西佬，胸前还挂着“长征纪念章”，跟指导员大吵大闹的咆哮着要离开延安的场面。(见张戎《鲜为人知的故事》第210页)
张戎这个女人在这里说的话，句句都是谎言，没有一句不是诽谤、诬蔑、造谣和抹黑。跟国民党的宣传，反华势力和公知们的叫嚣如出一辙，与之相比毫不逊色。
那么，当年的革命圣地一一延安，到底是“不平等、特权，比比皆是”呢，还是革命志士人人向往的圣地?下面，就让我们来听听当年访问过延安的各界人士是怎么说的。
根据陝甘宁边区延安交际处的相关档案记载，仅1938年至1941年期间，访问延安的国内外人士就达到七千人之多。其中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苏联、印度、西班牙等国家的人士就有600多人。来自国外的有记者、医生、军人和爱国华侨领袖，来自国内的有爱国民主人士及其他跟共产党持有相同观点、主张抗日统一战线的各界人士，还有美国政府派遣的“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简称美军观察组）
到延安访问的爱国民主人士有黄炎培、章伯钧、褚辅成、冷遹、左舜生、傅斯年等6人。这6人是国民参政员，为了促成国共商谈而访问延安的。回到重庆后，黄炎培先生写下了《延安归来》一书，并于同年8月在重庆国讯书店出版发行。此书初版2万册没几日便售罄。书中以一位民主党派人士的视角真实记录了其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亲身感受到的民主氛围，介绍了一个充满朝气的真实延安。此书一经出版发行，轰动了整个重庆，乃至全国，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国民党当局对此惊慌失措，只好对此书进行查禁，由此而在国统区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拒检运动”。
想不到黄炎培到延安访问的第一个印象是：“延安是经过几次日寇的大轰炸，最近从瓦砾堆上，建筑起房屋来，成为疏疏落落的街道，当然说不到繁荣。但在新市场区域，把重庆来比，仿佛像信义街、棉花街一带，中间不断地是新建的房屋。商店二分之一，至少三分之一，都是合作社，或类似于合作社的组织。中间不少数量的商品，是公务员家庭制造出来的。警察是没有见过。游民，他们叫做`二流子`，也绝对没有的。”(见黄炎培著《延安归来》，国家行政管理出版社，2021年6月第一版，第7页)
给黄炎培先生的第二个印象是：“说到人物，我愿意先谈谈延安的民众。现在延安有五万人口，其中三万多是公教人员和他们的家属等。这种人员不论男女都穿制服，女子学生装短发，都代表十足的朝气。当地老百姓，衣眼也都很整洁，衣料是蓝或白的土布。绝对没有褴褛污秽的流浪者。女皆天足。此等士人是代表朴实和体格的健全，却从没有发现过乡绅士式的男子，和涂脂抹粉、洒香水、高跟鞋等摩登装束的女子。
至于中共重要人物毛泽东先生，依我看来是一位思想丰富而精锐又勇于执事者。朱德先生一望而知为长者。此外，轰轰烈烈的贺龙、彭德怀、聂荣臻、林彪、刘伯承诸位先生(徐向前先生在病中没有能相见)在一般人相象中，一定脱不了飞扬跋扈的姿态。料不到，这几位先生都是沉静笃实中带些文雅，一点没有粗犷傲慢的样子。真是出于意外。”(同上，见第9一一10页)。
给黄炎培先生的第三个印象是：“我们在延安，倒自自在在的。要到哪里，看哪人，都绝对自由。你不需要带路，你就自已去。可惜我们时间实在太短，没有有能出延安，到四乡去走动。就在延安，看到的地方，也实在太少。就所看到的，只觉得一切设施都切合一般的要求，而绝对不唱高调，求理论上好听好看。举几个例子，他们知道贫农的要求，不一定在乎自有其田，只在乎有田可耕，而减轻租额，于是变分田政策为减租保租。他们知道贫农要求有钱可借，而减轻利率，于是不禁止债主放债，但严定减租保息。有人讲怀疑中国共产党在开倒车，然毛先生说：那些都是党八股，万要不得。他们知道老百姓最苦的是贫且病，只在都市设医院，施医给药，是不夠的，于是组织医疗队，巡回四乡，医和药是送上门的。他们常常抓住一人或一个地方办出优良成绩的，来一个扩大运动。离开延安二三十里吴家枣园吴满有耕地办事成绩好，赠他一个劳动英雄徽号，各地举行大规模吴满有运动。毛先生说，我们要打倒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我们要向老百姓学习。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知识分子多一点。读了马克思主义，没有能根据它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创造出合乎中国实际需要的自己的理论，做了中国共产党员，看不见中国，只看见书架上的革命文献。这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还是少一点好。他主张有些书本知识的人，快回到实际工作里去。这都是中共三年来的新方针。至于执行得比较彻底，不马虎，在延安的几天里，隨处可以见到，这是事事有组织，人人有训练的缘故。
我们应该知道中共政治作风已变了，不是变向别的，而是变向平凡。”（同上，见第13一一14页）
我们再来看看黄炎培先生在日记中又是如何描述延安的:“街道是整洁的，阶下有水道。都没有看到馆，没有看一个游手好闲的人，男女都气色红润，尤其是女子，特别秀硕。在街上绝对没有看见过一个面带烟容而颓唐的人。”
“绝对不拉兵，前方士兵缺额，都就地补充。这里也常有志愿从军的青年，最近有二十多人愿赴东北，政府替他们饯行，勉励了他们不少话。”
“政府好像对每一个老百姓的生命和他的生活是负责的。医院不多，但有若干医疗队，巡回各乡村替老百姓看病。”
“富户虽是把一部分的田分掉了，但余下的田，收租倒有了担保。这里现行的政策，对田主们替他们保租，但须减租。对债主们替他们保息，但须减息。到处有庙会，不禁止的，但趁此举行各种有关教育卫生宣传。”
“这里公务员的衣食用品都是公家供给的，每一公务员每人每年有棉衣一套，单衣一套，衬衣一套，棉鞋单鞋各几双。每日米二十两（今年为了备荒，改为十六两，有的人特别报效，自动改为十五两），蔬菜一斤。每月猪肉二斤（去年三斤，为了备荒故减），油一斤半。
生育一切公费，连纸都由公家供给。孕妇产前公家车送医院检查。婴儿六个月以下，公家给钱。以上到一岁半，每月给面二十斤。母亲如乏乳，则供给牛乳。
医药公费，其他用品，如纸笔等，皆供给，但有限量。作家特别优待的，例如作家领取纸笔，不加限制。
体弱的皆给保健费。并非体弱，但有特殊情形，如年龄过高的也得用保健费名义加给。这种保健费多少不等，每月由几千元多到一万元。
政府奖励每一公务员和他的家属努力生产，或就屋旁余地种蔬菜，或纺纱织布制衣服及一切手工艺，如儿童玩具等，这种生产所得，都归他本人的。这是一笔很可靠的生活补给。而街头日用品的丰富，以及墻根屋角没有闲地，也就为这一点。”（见黄炎培著《延安归来》，国家行政管理出版社，2021年6月，第28、30、31、33、34、35页）
当年到延安访问的，先后还有梁漱溟、李公朴、赵超构等为代表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
1938年1月，梁漱溟以参议员的身份奔赴延安。此次延安之行往返大约三个星期，与毛泽东进行了两次长谈，甚至争论。之后又到各地进行参观，并访问了陕甘宁边区。后来梁漱澳回忆这段往事时，他动情地说：“现在回想起这场争论，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毛泽东的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他送我出门时，天已大亮。我还记得他最后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见白吉庵 李仲明著《梁漱溟口述实彔》，团结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第99页)
梁漱溟在《我努力的是什么一一抗战以来自述》中““记载：“然而在极苦的物质环境中，那里的气象却是活泼，精神却是发扬。政府、党部、机关、学校都是散在城外四郊，傍山掘洞穴以成。满街满谷，除乡下人外，男男女女皆穿制服的，稀见长袍与洋装。人都很忙！一般看去，各项人等，生活水准都差不多，没有享受优厚的人，是一种好的风气。人人喜欢研究，喜欢学习，不仅学生。或者说人人都像学生。这又是一种好的风气。爱唱歌，爱开会，亦是他们一种的风气。天色微明，从被窝中坐起，便口中哼啊抑扬，此唱彼和，仿佛一切劳苦都由此而忘却！”（同上，见第99页、第100页）
那么，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又是怎样看抗日战争时期中的延安的呢?
陈先生在华侨中是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于一身的著名华侨领袖，是爱国华侨的典范，也是南洋一带有名的富商。蒋介石想通过陈嘉庚在华侨那里捞到一笔巨款，所以对陈先生一行的回国访间，作了精心的安排。如组织了几千人的重庆各界人士和新闻记者到机埸欢迎陈嘉庚一行。但这些欢迎人群中男的西装革履，女的旗袍高跟鞋，甚至还涂脂抹粉。陈先生一下飞机即向新闻记者阐明此行的目的。他说：“此行回国，一是向抗战军民致敬慰之音；二是考察战时国內状况，带回南洋向华侨报告，使千万侨胞增加爱国热心，以外汇财力资助祖国抗战。“至于慰劳行程，他郑重表示：“第八路军所在地延安，如能达到，余亦拟亲往视察，以明真相，庶不负侨胞之委托。”
国民党当局对陈嘉庚拟前往延安视察十分不安，竭力阻挠。诬蔑共产党“共产共妻”、“杀人放火”、“状如土匪”等等。还恶意攻击“中共破坏团结”、“不服从中央”、“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专事磨擦”等。蒋介石为了防止他倾向中共，大骂共产党“无民族思想、口是心非、背信弃义”，一连说了中共许多的坏话。
蒋介石为了博取陈嘉庚这位南洋华侨爱国领袖的欢心，光在重庆一地即准备了八万元经费进行接待，举办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宴会。不料陈先生对这样的排场、奢侈、浪费却极为反感，他认为正当军民艰苦抗战之时，不该如此铺张浪费。为此，陈先生特地在报刊上发文：“我们巳带来慰问团一切费用，无需消耗政府或民众招待费用，在此艰难抗日时期，应当极力节省无谓开支为佳。”特别是接待陈先生的富丽堂皇的嘉陵新村，居然是国民党大官私邸，使他极为惊讶!当他听到那座雄伟新颖富丽的嘉陵宾馆竟是孔祥熙私人所开时，更使他为之愕然!他想，孔祥熙长期担任行政付院长、院长，又兼国民党中央银行总裁、财政部长，竟公然搜刮民脂民膏私营企业，而国民党监察院却不问不管，可见国民党大官们贪污营私腐化成风，并非空穴来风、并非虚传。
然而，当陈嘉庚先生绕过层层阻挠、越过一路上国民党当局精心组织安排的诬蔑共产党的表演，决意要去陕甘宁边区、去延安探个究竟、探明真相，到达延安时，他又看到怎样的一番景象呢?
当陈嘉庚先生等人于5月31日到达延安时，首先映入他眼前的是，来迎接他等一行人的群众队伍也有三四千人之多。这些聚集在道路两旁的老百姓，虽然身上都是穿着打了补丁的衣服，不像重庆接待团5000多人穿着西装革履、或花里花俏的，但是延安的老百姓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淳朴的笑容，十分自然，就像是在迎接自已的親人一般，这是装不出来的，让陈先生一下子感到十分的親切。
迎接陈嘉庚先生的还有共产党中央的许多领导人。当陈先生下车走到沙堆上时，看到一位中年男子稳步走刭陈先生面前，热情地握着他的手道：“陈先生，我们可把你盼来咯!我是毛泽东。”隨后毛泽东把他引进住自已的窑洞中。这使陈先生大吃一惊，中共的领导竟然如此随和，住在这样一个简陋的地方，真是想象不到!他们简单聊了几句后，就到晚餐时间。陈嘉庚先生原以为中共会摆出一桌山珍海味佳肴来讨好自巳，可是到了就餐时，看到的一切却令他大跌眼镜。像样的餐桌都没有，是一张大桌面搭在破旧的小方桌上，桌面坑坑洼洼，铺了几张旧报纸或杂志用以遮丑。所谓的晚餐就只两菜一汤，两菜是大白菜和豆角，汤则是鸡汤。
毛泽东是这样说明：“陈先生，请你谅解啊!我们这里实在拿不出像国民党那样的大餐，这两个菜是我自己种的，这个鸡汤则是邻居大婶唯一的正在下蛋的母鸡，她听说我这里有自远方来的贵客到访，说什么也要宰了鸡，熬了大罐子的香浓的鸡汤给我们送过来。这里的老百姓都很朴实啊!”见多织广的陈嘉庚先生听完此话后，竟然止不住地哽咽。使陈先生看到这整座延安城都遍布着共产党的质朴纯洁，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官民关系非常融洽而和谐，这里的所有人都有着乐观向上、饱满的精神状态。
实际上，毛泽东请陈先生的这顿晚餐，如果按钱来计算还不足1.5元。
陈嘉庚先生从1940年5月31日至6月8日，在延安地区总共度过9天。时间虽短，但这9天却是他毕生难忘的9天，也是他难以忘怀的经历。在此期间，他不顾已67岁的高龄，广泛接触了各界人士，悉心进行多方考察研究，拜会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以及其他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多次与他交谈，阐明共产党建立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团结各党各派、各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共产党的主张和建议等。听取朱德总司令介绍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占区打游击战，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建立敌后抗目根据地以及国民党顽固派包围陝甘宁边区、制造两党摩擦等情况。并与财政、公安、司法各界负责人进行多次深入交谈，参观考察了女子大学、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延安新市埸及安塞铁工厂、出席延安各界的欢迎会和欢送会。通过这些活动与接触，使陈先生眼界大开，展现在他面前的原来是这样一个充滿生机的神奇世界。
陈嘉庚先生在延安只9天的时间，但他接触各界人士，考察地方比较多，给他留下了许多深刻的印象。下面我们仅举几例：
其一是，身为共产党的领袖，住的窑洞却十分简陋。进了毛泽东的窑洞，只见墻上挂一幅地图，陈设简单，仅十几只大小不一的木椅，一个旧式乡村民用木桌，并无其他能看得上眼的摆设。这跟陈先生在重庆被蒋介石招见，到蒋豪华官邸所看到的一切，真是天壤之别。
其二是，有天午饭后，陈先生到延安新市场散步，看到道路两边有许多商店，买东西的人还较多，说不上熙熙攘攘，看去还较热闹，生意兴隆。人们告诉他，这些商店大多是私人开的，陈先生不相信。后来就直接去问边区财政厅长南汉宸：“这些商店每家有多少资本?要抽多少稅?”南汉宸回答：“资本有多有少，多的10万、20万，少的数十元、上百元。我们支持本地商人和外面商人做生意，对他们办的商店抽税很轻很少。”陈又问：“对农民怎样抽税呢？”南答：“这要根据收成的好坏来定，每季收入超过400斤的每百斤抽几斤交税，不到400斤的就免交。”说到这里，陈嘉庚先生完全改变了国民党所宣传的“共产党有产必共”的看法。
其三是，陈嘉庚先生在延安期间，很喜欢跟在延安学习的华侨或闽南藉学生交谈，对他们所言多深信不疑。一次他们谈到边区实行民主政治，老百姓自已选村长、乡长和县长，陈先生提出疑问：“老百姓不识字的多，不会写自已想选的人的名字，怎么选举呢?”学生们告诉他：“开选举大会时，候选人都背对群众坐在一张长桌子的后面，每个人身后放一块碗，候选人看不见老百姓选了谁。监选人按应选出的名额给每个选民发几粒豆子，选民把豆子放到自已所信任的人碗里。最后，谁碗子里的豆子多谁就当选了。这就是无记名投票。”陈先生听后不禁哈哈大笑，他风趣地称之为“豆子选举”，认为它体现了共产党办事公道，真正民主的良好作风。
其四是，陈嘉庚先生在延安期间，毛泽东到他下榻的窑洞拜访几次，或同午餐或共晚餐。陈先生还应邀出席演讲会。他发现中共领导人对他的接待和国民党当局有很大的不同。同是欢迎或接待，中共当局和领导人朴素而诚恳，而国民党当局及其官员却是奢侈而虚伪。陈先生与毛泽东多次会见，其间发生的一些小事，颇引起他的注意和惊奇，给他留下深刻的记忆。如一次在和毛泽东谈话，一些在延安学习的南洋华侨学生来到，不敬礼便坐，并参与谈话，绝无拘束。还有一次，毛泽东在办公室与陈先生谈论南洋情况，总司令部的人都可以参加，顷刻间席位告滿。有一位勤务兵迟到，望见长板凳上毛泽东身边略有空隙，便挤身坐下。毛泽东向他望一望，就把自已身躯移开一点，以便让他坐得舒服一点。还有一次，毛泽东陪同陈嘉庚先生逛新市场，毛泽东穿着并不比当地赶集的农民好多少，来来往往各式各样的人与他打招呼，有的人还停下来和他聊几句，大到对边区政策的建议，小到家里的红白喜事，人们语无顾忌，毛泽东都能认真地听。陈先生想，这种事情在国民党统治区是绝对不会有的。
其五是，陈嘉庚先生是一个很细心的人，为了证实所闻所见的真实，特意单独一个人与许多在延安学习的南洋华侨男女学生，以及他自已创办的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投奔延安而来的学生，多次敞开畅谈，就心中所疑详细询问，这些学生们也都能夠无拘无束地敞开思想，反映延安的真实情况，他们的所闻、所见、所谈跟陈先生的所见、所闻都是一样的。这样一来，陈嘉庚先生的心完全踏实了。延安地区确实与国民党统治区完全两样。
其六是，通过实地考察，陈嘉庚先生对延安地区最好的印象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没有苛捐杂税，不像国民统治区捐税多如牛毛。第二，领导人廉洁，他们的薪金跟一般干部、士兵相差很小，一律称津贴。这同国民党达官贵人的丰厚薪俸，以及贪污舞弊、中飽私囊形成鲜明的对照。第三，没有乞丐、没有妓女、没有失业的人，人民生活过得去，不像国民党统治区民不聊生。第四，领导与群众平等相处，不像国民党统治区等级森严。第五，治安好。第六，男女严肃。第七，朴素成风。
陈嘉庚先生此次访问延安，发现了在黑暗的中国还有一个光明的地方，看出中国已经出现了救星，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于是他在《南侨回忆录》的序言中写道：“余久居南洋，对国内政治，虽有风闻而未知其事究竟如何。时中共势力尚微，且受片面宣传，更难辨其黑白。”“及至回国慰劳，并至延安视察，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新之基础。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
结束行程，准备返回新加坡时，陈嘉庚先生还十分激动地对秘书说：“中国有救星，胜利有保证，大家要更加努力啊!”
回到新加坡后，陈嘉庚先生一直想着要为延安的军民提供一些经济和物质上的援助。他想到，尤其是作为领导人的毛泽东甚至连一辆专车都没有，平时不少时间都花在走路上，办事效率大大降低。不久后，一大批物资运往延安，包括军需、医药品，以及两辆美国“福特”牌骄车。有关部门研究完分配意见后决定：一辆骄车作为公用，另一辆给毛泽东当专车。可毛泽东得知后却提出修改意见，将其中一辆分配给负责指挥作战的朱德总司令，因为战事繁忙，朱总司令经常需要奔波，有了轿车后，可以省去很多麻烦。而另一辆毛泽东提议分配给一些年龄较大的同志，他们年事已高，身体不方便，因为只剩下一辆，便由几位同志共同使用。
很显然，毛泽东宁愿自巳多走些路，也要将侨领赠送的骄车分配给更需要的领导人和年事高的同志使用。
而张戎这个女文化流氓却编造“延安最显眼的特权标志是汽车，这里唯一的一辆汽东是纽约洗衣房华侨捐赠来运送伤员的。但毛把它‘私有化’了，做了他的专车。人人都知道这是‘毛主席的小包车”（见张戎《鲜为人知的故事》第209页）。
这纯粹是一派胡言、诬蔑！
张戒这个又化女流氓说的是一辆雪佛莱半吨重的货车，车身上赫然写着“救护车”三个大字，尤其显眼。三个字的上方漆着一个大红十字，下面写着：“纽约华人洗衣联盟有限公司捐赠”。毛泽东连陈嘉庚先生赠送的福特小骄车都改配给需要的同志，会将这样的伤病员“救护车““私有化了”，“做了专车”、“小包车”吗?
“就吃来说”张戒这个文化女流氓诬说“高级领导有特别的营养品”（见张戎《鲜为人知的故事》第208页），到底有没有“特殊的营养品”?上面民主人士和爱国侨领亲临延安考察、访问所看到的真相，已足以驳斥张戎的谎言了。不过，还有一件动人的事不得不提一提。著名的孙中山先生夫人宋庆龄女士考虑到延安物质匮乏，曾特地托人给几位共产党的领导捎来了营养品。可他们都舍不得食用，全都送到了当地的幼儿园，给幼儿园的孩子们食用。在他们的眼中孩子们正在长身体，是未来的希望。
抗日战争期间，到陕甘宁边区延安和抗日根据地釆访的还有英国、法国、美国、苏联等国的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和塔斯社进步记者。
那么他们又是如何来看待陕甘宁边区、延安的呢?真的有如张戎这个文痞所说的“不平等、特权比比皆是”吗?
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冒着生命危险，冲破了国民党以及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革命的严密的新闻封锁，于1936年6月3目进入陕甘宁边区。他是在中国红色区域，到延安采访的第一个西方记者。在延安，毛泽东多次与他长谈，有时甚至彻夜长谈。毛泽东与之敞开心扉，气氛十分融洽。还邀请他参观了自己住的窑洞。斯诺写道：“毛泽东和他的夫人住在两间窑洞里，四壁简陋，空无所有，只挂了一张地图。毛氏夫妇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除此之外，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隨时衣物一一包括两套布制服。他虽然除了主席以外还是红军的一个指挥员，他所佩的领章，也不过是普通红军战士所佩的两条红领章。”（见埃德加.斯诺著《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董乐山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一版，第73页）。
“我第二次看见他是傍晚的时候，毛泽东光着头在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地做着手势。我起先认不出是他，后来等到别人指出才知道。南京虽然悬赏二十五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豪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一一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剝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一一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同上，第69页、第70页）
“他的实际影响是通过在政治局的支配地位发挥出来的，因为政治局有着决定党、政、军政策的大权。不过虽然每个人都知道他而且尊重他，但没有一一至少现在还没有一一在他身上搞英雄崇拜的一套。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口中老是叨念着‘我们的伟大领袖’。我没有听到过有人把毛泽东的名字当作是中国人民的同义语。但是，我却也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不喜欢‘主席’一一每个人都这样叫他一一或不景仰他的人。”（同上，第70-一71页）
“毛泽东的伙食也同每个人一样，但因为是湖南人，他有南方人‘爱辣’的癖好。他甚至用辣椒夾着馒头吃。除了这种癖好之外，他对于吃的东西就很随便。”（同上，见第74页）。
看，延安有如张戎这个文化女流氓所造谣的“就吃来说，每个单位都有大、中、小三灶”(见张戎《鲜为人知的故事》，笫208页)吗？
“毛泽东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有相当深邃感情的人。我记得有一两次当他讲到巳死的同志或回忆到少年时代湖南由于饥荒引起的大米暴动中发生死人事件的时候，他的眼晴是润湿的。在那次暴动中他的省里有几个饥饿的农民因到衙门要粮而被砍了头。有一个战士告诉我，曾经亲眼看到毛泽东杷自已的上衣脱下来给一位在前线受伤的弟兄穿。他们又说当红军战士没有鞋穿的时候，他也不愿意穿鞋的。”（同上，第77页）。
看，中共的领导有搞特权吗?
斯诺不畏艰险，排除各种阻挠，于1936年6月至10月，在我国西北革命根据地，即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进行长达四个月的实地采访，向全世界作了真实而客观的报道。他根据采访所得的第一手资料，写成的《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出版后发行全世界，一版再版，始终成为畅销书。它是最早也是第一本向海内外客观而真实地介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书，在海内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至今它仍然是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重要通俗读物。
到访延安的第一位英国记者是英国《每日先驱报》特派记者詹姆斯.贝兰特。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麓的窑洞接受了他的釆访。贝特兰多次与毛泽东深入交谈，计对贝特兰提出的问题，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谈话，后以《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为题收录于《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73一386页），被人们所熟知。在贝特兰看来，毛泽东虽然不拘礼节，却有一种知识的力量和卓越的威仪。贝兰特还釆访了延安的工人、农民、军人、手工业者等，深入考察中国共产党如何动员社会备方投入到这场伟大正义的战斗。他通过深入走访，从职业记者的角度，记录下自已对延安革命根据地的看法：“延安最吸引人的是它普遍给人以蓬勃朝气和希望的感觉。这个小小的山城曾经是防御北方异族入侵的要塞，现在成了抗日的基地，热气腾腾，充满活力，男女青年为了今后的长期奋斗在兴奋地接受教育。”同时，贝兰特也认为，延安边区和以前的‘苏区’是不同的，因为边区的政治是全国最接近于真正民主的政治，边区实行战时经济，贯穿着‘抗日’的教育方针和实行群众的多方面动员。正因为这样，延安与中国其他地域相比，显得十分出色。“对于许多中国青年，这陕北的一个小小山城的价值是不可比拟的。它是一个象征，象征一种从许多年的艰苦万状的战里锻炼出来的领导。这种领导，中国正需要它。“
此后，贝特兰不畏艰险，前往晋南八路军总部和由贺龙领导的120师驻地进行实地釆访。在华北战场前沿地区，贝特兰还先后采访了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等多位中共及军队高级将领，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领导人产生了由衷的敬佩，被延安的蓬勃朝气深深吸引，更加相信中国抗日的希望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他写出了《华北前线》一书，其中对华战区整体情况和抗日战场部分战役的报道，加深了世界对中国抗战的了解，也坚定了中国人民战胜日寇的信心，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
1944年6月9日，冈瑟.斯坦因(英籍)作为《曼彻斯特卫报》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特派记者，也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达延安釆访。斯坦因在延安开展了长达五个月的釆访活动，他参加各种集会，访问参观工厂、农村、机关、学校、报社、监狱等等，接触了延安各阶层人士。
在延安期间，他单独釆访毛泽东，毛泽东和他进行过多次长时间的会谈。毛泽东坚定的信念、充沛的精力和十足的耐心，都给斯坦因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说：“毛泽东给了我充分的时间，对我的问题作详尽的答复。对于我记者式的追问，没有人像他一样的耐心了……毛泽东没有回避我的任何一个问题。我认为他坚定不移的信念是诚实的。”
在斯坦因的眼中，延安显得安静、和谐、繁忙而有条不紊，虽然条件很差，但人们充满乐观向上的精神和对敌斗争必胜的信念。延安的物质是缺乏的，但能自已丰衣足食；延安的生活是俭朴的，但人们和睦相处，在围绕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延安没有重庆的那样繁华，但它是中国的希望。
1945年，斯坦因根据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写成了30多万字的长篇纪实实彔一一《红色中国的挑战》。该书在美国出版后，立刻在西方国家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強烈反响，增进了外界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了解和同情，澄清了外界对中共所散布的种种谣言和污蔑。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国际知名的美国作家，她十分关心和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她多次访问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和延安。1946一1947年，斯特朗第五次来到中国，先后访问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延安、东北和华北解放区，将实地采访的素材和所见所闻收集整理，写成了《中国人征服中国》一书。该书于1949年在美国出版，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引起广泛強烈的反响。斯特朗在书中写道：“在延安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儿，就是‘人民’。……‘到人民中去’，‘向人民学习’，这些都是口号。但这些词儿似乎包含着比口号更深的涵义，代表着一种极深的感情，一种最终的信念。”
斯特朗在延安访问期间，毛泽东在杨家岭的住处接受了她的釆访，进行了长时间交谈，她看到毛泽东住在两间窑洞，里间是寝室，有一张木床，一个木方凳，一个木箱；外间是办公室，有一个旧书架，一张作为办公桌的旧方桌，还有一些小方凳。斯特朗到毛泽东住处釆访毛泽东后，在访问记中赞叹地写道：“党的负责干部，住在寒冷的窑洞，凭借微弱的灯光，长时间的工作，那里没有讲究的陈设，很少物质享受，但是住着头脑敏锐、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
斯特朗与毛泽东长谈，毛泽东回答了她提出的许多当时国内外都十分关注的问题，后以《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为题，收录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91一1196页）。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给当时正在谋求独立和解放的各个国家及其人民以极大的鼓舞、斗志和力量。
到抗日根据地、陝甘宁边区和延安釆访的著名外国记者、作家，还有哈里森.福尔曼和尼姆.威尔斯。他们根据自巳釆访、考察所见所闻获得的第一手真实材料，福尔曼撰写了《北行漫记(又名“红色中国报道”)》一书；威尔斯撰写了《续西行漫记（又名“红色中国內幕”）》。这两本书跟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一样，出版后在世界引起强烈的反响，这三部书公允真实地向全世界人民介绍了中国和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国际进步力量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此外，还有著名记者、作家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毛泽东印象记》、《中国共产党与解放区》，爱泼斯坦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武道的《我从陝北回来》等。这些专著，都客观的介绍了陝甘宁边区、延安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介绍了军民团结杀敌的英勇斗争，驳斥了国民党的种种污蔑不实之词，同时也深刻揭露了日寇的种种暴行。
这些外国进步记者未赴中共抗日根据地、边区和延安之前，听到的差不多都是国民党歪曲事实的宣传，他们都很想亲自到根据地、边区和延安探个究竟。国民党当局和蒋介石对此是十分害怕的，所以，千方百计编造各种理由，设置层层关卡加以阻挠。但是各国进步记者还是不畏千辛万苦，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国民党当局设置的种种阻挠，抵达了根据地、边区和延安。他们看到听到的却是跟国民党当局所宣传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朝气蓬勃、民主、平等的崭新天地。这在他们所撰写的书中均有反映和详细描述。
即使美国政府派出的军事观察组，到了以延安为中心的地区考察后，也发生了180度的改变，前后的看法、认积截然不同。美军观察组一行18人，由美驻华使馆武官包瑞德带领，他们从1944年7月到1947年4月，曾考察了延安、陕甘宁边区和晋绥等多地。
组长包瑞德本人就极端反共，但政治立场并没有影响他的专业判断。观察组向美国政府发回的数百份扱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前途握于中共，而不属国民党”“救中国非共产党力量不可”，这个正确判断早已被历史所证明。
观察组成员对国民党区域有一个共同的印象：“征兵当局用绳子将壮丁捆成一串。但在延安，这种被捆着当兵的人，从未见过。”包瑞德还回忆说：“在华服役期间，我有好几次看见国民党的军官，其中包括一位两星将军抽打士兵的耳光，这种情形我在共产党区域从未见到过。”
观察组的另一位成员约翰.高林则对隨时出现在街头漫步的中共領导人印象深刻，他写道：“领导人轻松地在他们的人民当中走来走去。”“士兵和军官在轻松的同志式友爱气氛中，相互谈天和开玩笑。在集会上不安排座次，在讨论中，毛和所有其他人都简单地被称作‘同志’。”
组员谢伟思则在他来到延安的笫一份报告中这样写道：“延安民众官吏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鲜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妇女不穿高跟鞋，亦无口红……民主模范，自修、自觉、自评，与重庆另一个世界。”
几十年后的1970年，包瑞德在回忆录中还这样陈述他对中共的印象：“在重庆，我们所到之处都能看见警察和卫兵，在延安，我们所见到的任何地方，包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都没有一个卫兵。在毛泽东朴素简陋的住处前面，即或有什么人在站岗，这对于一个偶然的过路人来说，也是不显眼的……”（参考资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2021年5月19日；《光明日报》，2021年7月24日，第10版）
然而，张戎这个女文化流氓对怀着一顆革命热情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却诬说什么“对年轻的志愿者们来说，逃跑更是难于上青天，抓回来面临处决，大部分也就断了走的念头，留下来了。”
让我们来看看哈里森-福尔曼是怎么说的？
在西安时，在记者团的強烈要求下，不得不安排记者们到位于西安飞机场附近的“劳动训练营”(又称集中营、劳动营)参观、采访。但国民党为记者的到来已作了精心而充分的准备。
福尔曼写道：“我们在营里四处走走看看。这里的住处虽然拥挤了一些，条件却不是太差，崭新的毯子、崭新床单、崭新的毛布，一切都摆得井井有条。学生们身上的制服也是新的。男生的头刚剃过，衬着被太阳哂黑的脸，泛着青光。我们偷偷向教窒看了一眼，只见学生们全都挺直腰干坐着……
这以后，我们被带到操场，去观看学生们的体育活动。我隨意挑了几个女学生，首先问了一些很普通的问题。她们每个人都咬定自已是自愿来这里的。其中一个人扯得较远，她说自巳是看了当地报上的广告以后来的。那么，是否能随时想走就走呢？她们似乎避免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一个说，‘我的体质还不合格’；另一个说，‘我要完成我的课程’；第三个说，‘我还没完全清除长期与共产党相处而受到的污染。
“听到这些令人生疑的回答，翻译和女学监都宽厚地笑了。24岁的罗清秀小姐说，她自1942年从共产党地区出来就一直在营里。最初为什么去延安？她说那不是自愿的，而是被強制抓去的。早在1935年，她和她富有的双亲在四川过着宁静而和平的生活，当红军在著名的长征中经过她家乡时，把她的父母、叔叔和兄弟都杀了，并把他们的头颅扔到井里，然后把她带到了延安。在延安，她马上进了新的共产主义大学。几年后她逃了出来。因为她不喜欢她的老师。她的老师教的尽是谎言，哄骗青年人。
23岁的傅秀英小姐说她也是四川富庶人家的女儿。红军也杀了她的父母，将她带到延安。她目睹了父母被杀。在长征途中她不敢尝试逃跑。到延安后，她才找了一个机会逃出来，直接到了训练营。傅秀英显然把日期弄颠倒了。她在1938年逃出延安（在训练营成立之前），1941年才到了训练营。最后她说因为没有家，所以希望在营里至少再呆三年。
翻译早就在拉我的袖子，说现在我们该去和其他人一起喝茶了。
在茶话会上，接待我们的是训练营的主任，还有12个据介绍是学生代表的年青人。主任简短地讲了几句。他承认，虽然绝大多数学生都是自愿来校的，也有少数是‘犯了军法‘被监禁管制的。
这些学生代表很友好，回答问题也毫不在乎，事实上他们个个都显得急于受到釆访。赵青小姐曾于1938年到过延安，是和她的同学一道去的。她家在郑州，听到共产党的宣传，说是延安正在开展许多救国救民的工作。在延安，她花4年时间在一医院学习护理。然而，她发现那里的一切完全不如她所想象的好。共产党的宣传告诉她，要相信延安是一个有崇高理想和目标的地方，但是她在那里的4年中完全没有找到这些。共产党无情地对待病人，而仍不以为耻，这使她感到伤心。他们強迫她入党，她认为这不合适，最后便大胆地翻山逃走了。在边境她受政府军的优待，他们告诉她很多有关西安筹办这个训练营的情况，她要求允许她进入那里。在这里她巳经度过了两年时间。究竟还要多久才能使自已改造诚一个新人？她没有把握，但是希望不要太久。讲完这些话后，她对着主任笑了笑。主任坐在桌子对面，对她的故事表现出很大兴趣。好象他以前从未听她说过似的。
有一个叫周文成的学生说，他是一个陆军少校，在贺龙的参谋部工作了5年。
“有一次，我们与日本人的驻地十分靠近。”周说，“当时以为会与石友三将军手下的中央军合作进行袭击。那是1940年2月2日，在河北一个小地方卫县。但是令我们惊异的是，贺龙命令去袭击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央政府军。我们杀了他们四、五百人后，石友三（石友三，国民党军第39集团军总司令，陆军中将。1940年企图投靠日军，被蒋介石下令活埋。一一译注）的残部才逃离了。”
“贺龙为什么下这样的命令?”我问。
“因为他想扩大地盘。所有共产党都这样。”他口齿伶俐地回答。
后来，当我向贺龙问起此事时，贺龙嘿嘿地笑着说：“从未听说过此人，而且，无论是我还是我的部队都从未到过那地方。”
写到这里，我还是先放下这段叙述，来谈一谈几个月后两个年轻人到延安来看我时的一次饶有趣味的谈话。这两个年轻人叫王欧明和罗卓英，都是20出头，我们釆访西安劳动营，他们也在那里。他们不愿意谈自已是如何逃出来的，因为怕牵连到帮助过他们的人。但是对于劳动营的真象，特别是对于我们的那次参观他们所讲的一切却令人心服。
首先，他们告诉我，他们是怎样被送到劳动营。王是西安防空学校的无线电报务员。1941年春天，在朋友的一封信中，他提到了苏联的新宪法。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只不过是他在西安的书店买的一本书引起了他一点兴趣。这封信被邮局截获，转到军事总部。而这时，王因特殊任务去了位于陕甘交界处的天水。
有一天深夜，两个陌生人拿着手枪闯进他的寓所。他们将他单独监禁，两个月内没有谁审讯他，也没有谁告诉他为什么被拘禁。后来他们用镣铐锁上他，将他带到兰州，关进了“政治监獄”。两周后，被被带到一位姓乔的团长面前。团长直截了当地问他，为什么要研究苏联的新宪法?这是第一次暗示他被捕的原因。自然，他极力否认他是共产党间谍，他从没有到过共产党地区，并且咬定，他对苏联宪法唯一的兴趣，就是想了解什么是宪法，因为等到国民党认为“训政时期”应该结束时，中国肯定需要有一部宪法，大家都在对此事议论纷纷。
他们严刑拷打他，企图逼他承认。这种定时拷问一直持续到1944年3月。他被带上镣铐，遣送到西安劳动营。
另一个人叫罗卓英，13岁就参加了东北军，1937年战争爆发，他逃离了东北军，投身于共产党部队林彪麾下。1940年，他奉命随林彪的参谋长陈将军去新疆。陈将军在新疆住院治疗时，罗一直陪着他。当年10月在返回部队途中，两人都被西安当局扣留。当局不承认他们的身份证明。他和陈将被单独地监禁了三年。他们被定期拷问，形形色色的审判官逼他供认各种罪行。年轻的罗被带到审判官面前。他被判无期徒刑，送劳动营执行。
在我们到达的前一天，他们的队长就将学员集中成若干组，花了几个钟头要他们熟读油印的材料，上面有许多可能提出的问题以及规定的答案。等到我们问那些问题时，事实上得到的都是预先准备好的回答。因为营内的犯人都得到警告，如若回答了不适当的话，将会带束严重后果。
我翻开笔记本，问王和罗，你们认识罗清秀吗?
“她被命令说她富有的双亲被共产党杀害。她是这样告诉你的吗?”
我笑了，“她是这样说的。”
“啊，全是谎话!”罗说。“她说她住在四川，但她从没有到过四川，她说她长征时被带到延安，她也从没有到过延安。这是一个在西安与许多可疑的人鬼混的放荡女人。当局指控她和共产党有联系（这可能不是真的），判她到劳动营。她对你们讲那番话，事先并没有得到改善待遇或受到奖励的允诺，但她不敢不讲。”
“赵青?”王说，“啊，她是个坏女人。我猜想她曾告诉你那伤心的故事，有关她在延安觉醒后翻山逃跑的经历?”我点头。“啊，她从共产党地区逃出是不错一一但是她是同别人的丈夫一同逃跑的。他们在过边界时双双被抓，送到了劳动营。她的姘头还在劳动营，但是对她已毫无留恋了。现在她向营里的一位军官暗送秋波，希望通过他让她出去。”
少校周文成?“那当然认识，”他们同声说，“这家伙告诉你们，他曾是贺龙将军的参谋?哼!如果他在共产党或其他部队当过少校，那我们都是将军了。”
他们告诉我很多其他的情况，我不一一在这里说了。他们自巳曾在很近的距离内看到过我们。他们组内有一个男青年，本来想不顾一切向我们说出真象，但为了他的安全，他们只好不让他接近我们。只有那些肯定能讲出由当局制造的谎言的人，才可以在记者面前露面。(以上摘自哈里森.福尔曼著《北行漫记一红色中国报道》，路旦俊、陈敬译，湖南出版社，1993年4月第一版，第16一22页)
不难看出，哈里森.福尔曼在国民党西安集中营（又称劳动营、训炼营）的釆访经历和亲眼所见所闻写下的描述，彻底撕破了国民党当局精心策划的一场闹剧，揭穿了国民党当局的谎言!也给了张戎这个文化女流氓一记重重的耳光，揭穿了她恶意编造的谣言和诬蔑。
事实上，从抗战时期开始，全国各地就有着大量的学者、科学家、医生、作家、艺术家和知识青年奔赴延安和抗日根据地，他们心中也燃烧着希望，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延安的精神必然会传递到全中国。根据统计，到了抗战后期，已经有4万多知识分子汇聚在延安地区，当然，在他们之中，也不乏有一些“大家闺秀”和“豪门公子”。但是许多知识分子通过学习和锻炼，受延安革命精神的熏陶，成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建国后，他们在各条战线上担任了领导职务，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重大的贡献。当年来到延安的革命青年等来去自由，根本就不是張戎这个文化女流氓所诽謗的“他们进了延安就出不去了……。逃跑更是难于上青天，抓回面临处决。”(见張戎《鲜为人知的故事》，第210页)
张戒这个文化女流氓还别有用心的恶意编造什么“艰苦的生活条件使疾病常常发生，但是医药分配按等级。毛本人有美国医生马海德，还有两个苏联医生。如有什么需要，他直接向莫斯科要，或给重庆的周恩来打电报。医院分高干病房跟一般病房，进医院得要介绍信，连病人的饭菜也分等级。”(见张戎《鲜为人知的故事》，第209页)
张戎这个女文化流氓又在撒谎造谣。
当年，抗战时期在延安有四所医院，即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中央医院、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和边区医院。这些医院除了医治杭日前线送回来的伤病员之外，也给当地的老白姓治病，公务员、党政军领导干部有病也可找各医院的医生看病。医院根据需要还组织医疗队下乡到老百姓家里，送医送药上门。如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经常组织医护人员深入农村和部队，防治伤病。该医院的徐根竹医生带领防疫队到槐树庄一带调查总结防治“吐黄水病”的经验，向群众宣传防治办法。肖志功医生带防疫队到清泉沟进行斑疹伤寒、回归热等传染病的诊断、预防和治疗。涂通今等医生赴甘泉一带为部队战士和当地老百姓医治疥疮和脓疮疹等病。
许多国际友好人士为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尽艰辛来到延安参加医疗卫生工作。美国的马海德，加拿大的白求恩，印度的爱德华、柯棣华、巴苏华，苏联的阿洛夫，德国的米勤，朝鲜的方禹镛等。
当时的延安中央医院尊重人才、爱惜人才，制定了“来去自由”的原则：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再加上八路军真诚抗日的口碑与正确的政策，使医院不仅集中了许多优秀的医务工作者，有在协和等大医院工作过的护理人才，还有从苏联、日本、德国留学归来的专家；有海外归来抗日的华侨医生和从国统区的山东齐鲁大学、上海震旦大学的爱国医学精英。他们有的夫妇双双来到延安，有的带来了X光机等珍贵设备和急需药品。
所有这些国内外来到延安、边区和抗日根据地的医生，都为医疗工作、医疗医护技术的提高、治病救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哈里森.福尔曼一到延安，他说：“我们首先遇见的人中，有两个外国人一一林迈可和马海德。虽然林是燕京大学的历史和英语教授，但他长期的嗜好却是无线电。共产党劝他留下来，制作和修理他们的设备，并训练报务员和技术人员。他在前线待了两年半，和日本人捉迷藏，因为日本人特别想捉到他或杀掉他。他比我们早一星期到达延安。”（见哈里森.福尔曼著《北行漫记一一红色中国报道》，路旦俊、陈 敬译，湖南出版社，1993年4月第一版，第51页）
“马海德和共产党在一起已经七年了。他用中国名字马海德，这样他就更可以全身心地投身于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卫生服务工作。他也是三十多岁，充满天真活泼的幽默和热情。他是一个热情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人。”
“在这地方我最喜欢的一件事，”马海德说，“就是这里绝没有职业上的嫉妒。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里没有金钱刺激，不必为特殊荣誉和恩宠而勾心斗角。大家一起工作，象一个大家庭的成员，并共同分享滿足和失望。这样就把医药恢复到了其本来应该承担的角色，即为人类服务的一门科学。”（同上，见第52页）
马海德医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在延安的七年，他医治的伤病员高达4万多人次，其中除了战士、干部、共产党的领导之外，有许多是当地或附近的普通百姓。
马海德告诉福尔曼一种新的疾病，他们暂时把它叫做跛脚病。他说这种病在临床上有一定的症状：胫骨头肿大，膝关节僵硬，形成特有的跛足，造成明显的残疾。这种病是从青春发育期到二十一、二岁。这种疾病袭击这个年龄组里所有的男孩和女孩。它流行延安正东、黄河沿岸约3600平方英里的地区。为了解除当地老百姓的这种病痛，马海德和他的同事们想尽一切办法进行研究，寻找出这种病的病因和治疗办法。(同上，见第52一53页)
为了弄清楚这种神秘新疾病，“他们所需要的一一最需要地一一是Ⅹ光机。尽管有几个组织，包括美国红十字会，准备供应这种设备给八路军，然而国民党封锁着这个地区，阻止设备送到延安。”(同上，见第53页)
马海德还告诉福尔曼，他“隶属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它座落延安郊外，医院设在一排窑洞内，是为纪念诺尔曼.白求恩而建立，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白求恩1939年在为中国共产党军队服务献身。医院是孙中山夫人发起，部分由海外捐助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举世无双一一不是因为它起的作用，而是因为它在一无所有的条件下所作出的贡献。因为受到日军和中央政府军的封锁，在过去的三年中，除了我们行李中从重庆带去的少量药品外，医院没有得到过任何外来药品的供应。
设备和供应的缺乏，反而激发他们去进行独特的设计，去寻找能用的替代品。中国药草、药剂，和化学药物被科学地试验过。结果，发现许多药不仅能替代西药，而且药效显然更好。他们日趋減少的西药，只有在最紧急的时候，经过全体医药人员协商讨论后才能使用。
“因为缺少麻醉药和葡萄糖之类必需的药物，他们不得不常常给病人输血，而献血的往往是职工成员。”（同上，见第54、55页）
再说苏联医生阿洛夫。他是斯大林亲自派往延安的一个医术精湛的外科医生。他就职于延安中央医院。说起中央医院，这里不得不说一段小插曲，中央医院最初名称准备叫“中央干部医院”，毛泽东知道了，说：“叫干部医院，那老百姓有病看不看呢?我看还是叫‘中央医院’好，面向延安和边区党政军民，为群众服务。”阿洛夫和中央医院的医务人员遵照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既为中共中央领导和前线指挥抗日的高级将领、战士治病，也为当地百姓治好了病。
中共七大之前，毛泽东指示给前来开会的中共中央政局委员、书记处的18位领导和前方来的十位指挥员体检治病。这些人多年在极其艰苦条件下工作、打战，身体都很差。彭德怀拉了十年痢疾，一直在靠喝石灰水治病。刘少奇肠子下墜，顿顿吃稀飯。任弼时高血压、心脏病。他们都得到阿洛夫和中央医院医生的救治。
阿洛夫曾救治了老白姓的两个孩子，孩子母亲为小孩起名“院生”、“院成”。劳动英雄炼铁被铁水燙伤，赶大车刘大叔被车轮碾伤，阿洛夫都给治好了。有位病人脚化脓了，已决定截肢，而阿洛夫却保住了他的脚。百里外的许多群众骑驴赶来找这位外国医生看病。（以上有部分资料摘自马海德医生的孩子周幼马撰写的《在延安苏联医生阿洛夫》一文，2013年4月8目）
张戎这个文化女流氓还撒谎，说什么“抗战刚开始时，延安有个国民政府派来的红十字会医疗队，给一般共产党和老百姓看病。但不久它就被赶走了，有谣言说它用的针药全是有毒的，还在食水里下毒，散播细菌。医疗队走后，个别医生留下来，主要为特权阶层服务。”
张戎这个文化女流氓撒谎造谣，也不看对象，谁都知道红十字会是个慈善机构，担负有战地救护的职责。哪里有战场，它都会派红十字会人员前往救助，这是国际惯例。而张戎却偏偏要在红十字医疗队前面加上“国民政府派”，这不是笑话吗?慈善组织要政府派吗?
再说，延安根本就没有什么“特权阶层”，假如真有，那这阶层还会叫曾经放过毒、散播过细菌的医生看病吗?因为是恶意编造，所以张戒这个文化女流氓根本无法自圆其说。
事实上，中国红十字会在抗战初期便组建了救护总队部来协调全国的救护工作，其派出多支医疗队、医护队奔赴全国各个战区。根据相关资料查知，在抗战初期被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派往延安地区和抗日根椐地前线的救护队有：第7医护队、第23医疗队、第29医疗队、第33医疗队等等。救护总队派往延安地区的医疗队和医护队对于当时延安的医院来说，可谓是雪中送炭，因为这些队伍里的医师和护士不仅医术高超，而且还携带了边区急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械，这对于“没有得到一片奎宁和一个包扎包”的八路军来说，是雪中送炭，显得尤为重要、珍贵。他们为支援延安地区抗日根据地以及全国的抗战工作，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张戒这个文化女流氓当起了重庆国民党当局的喉舌，说“共产党游而不击”，诬蔑毛泽东“对部队他一再下令‘不要过分刺激敌人(日本人)’”(见张戎《鲜为人知的故事》，第207页)。张戒还进一步诬蔑说“既然不打日本人，又不打蒋介石了，毛有了闲暇。他着手整党，要把中共变成一架驯服的机器。”（见张戎《鲜为人知的故事》第207页）
先来看看毛泽东究竟有没有“一再下令‘不要过分刺激敌人(日本人)’”。我们仔细查过《毛泽东军事文集》（一共六集），收入了毛泽东历年来指挥作战的命令、电文，以及有关对敌斗争的形势、战略、战术等等方面的文章论文。单从1935年11月红军到达陝北至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只这个时间段，毛泽东下达的命令、电文等就有430多项(篇)，根本就没有张戎所说的“一再下的令”。不言而喻，张戒这个女人又厚皮厚脸地在撒谎造谣。
至于什么“不打日本人”，共产党真的是“不打日本人”吗?共产党倘若不冲在前面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都象国民党军队那样一退再退，把华北大片的土地让给侵略者，那么共产党怎么会在敌后抗击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又一个抗日根据呢?哈里森.福尔曼在延安时曾深入前线作战地釆访，看他是怎么说的。
“在中国的抗日武装力量中，八路军和新四军大约占不到五分之一。然而，这些共产党军队却要和目前在中国的所有日军的49.5%交战，还要和80万伪军(关于伪军的情况世界知道的比较少)的90%以上交战。在7年战争中，共产党共进行了92000次以上的战斗。共打死打伤伪军110万人、俘虏敌人15万以上。战利品包括步枪32万支（按5个人3支枪的比例算，足夠装备54万人），机关枪9000挺，大炮600门，以及大量各式各样的装备，如迫击炮、掷弹筒、手榴弹、子弹、无线电、电话机等。55名日军高级军官被击毙，其中包括一名陆军中将和七名陆军少将，另外还有一些上校和少校。与此同时，共产党的伤亡有40万人，其中包括535名上校以上的军官。”
”我们所进行的战斗，“总参谋长叶剑英将军向我指出，“自从1940年以来就没有得到过国民政府一颗子弹，一文钱或一磅食品一一只有一次例外，那就是收到了苏联通过重庆最高统帅部运来的120挺轻机枪和6门反坦克炮。”
以上事实就回答了罗士恺将军所公开指责的：“共产党在过去的6年中没有打过一仗。”40万的伤亡数字，几乎相当于目前八路军和新四军加起来的总数（57万人）。
为什么共产党能取得这样大的成就呢?主要是因为在他们队伍中有非常高?的士气。这种士气，根据副总司令彭德怀的说法，是耐心的政治训练的结果。（见哈里森.福尔曼著《北行漫记一一红色中国报道》，路旦俊、陈 敬译，湖南出版，1993年4月第一版，第132一133页）
福尔曼根据自已在前线的所见所闻，继续写道“日军于是调动強有力的兵到自已后方，以便‘扫荡’这些共产党游击队。1941年和1942年两年，日军的扫荡战役在人数和残暴上都达到了最高峰，结果，使共产党控制的人口从1亿人減少到5千万人
然而，共产党继续组织群众反抗日军。敌人的‘清乡’‘三光政策’和‘毁灭战役’遇上了地道战、地雷战、河道阻塞战以及用来对付这场战争的特殊情况的其他形式的反击。此外，还有200万以上的民兵组织起来骚扰日军，同时配合八路军正规部队和游击队开展‘打了就跑’的游击战。与此同时，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帮助人民重新组织他们的行政制度，而且在无记名投票基础上选举民主政府。同时还发起了大生产运动，正规军和游击队在不打仗时都参加生产。
到1943年，经过长期执行稳步、坚定的政策之后，共产党已在华北收复了失地，而且实际上在开始扩大他们所控制的土地。今天，他们宣称在他们的控制范围内已有9千万解放了的中国人。他们的军队在漫长的战线上作战，北从绥远到满洲，东刭太平洋，南到海南島和广东，长江沿岸几乎到上海。他们还兼顾到北平、天津和青岛。
这个广大的地区，依靠武器的力量完全得到解放一一这些武器是从日军手中缴获的。这片地区现在己组织起15个半自治的抗日根据地。这些抗日根据地的5个在华北：晋察冀、晋冀豫、晋绥、晋鲁豫和山东;8个在华中：苏中、浙东、苏北、淮南、淮北、苏南、皖中和湘鄂皖边区。华南根据地则在海南島及广州近郊。
到1944年夏天，他们已攻击和摧毁了13000个敌人的据点和碉堡。当人们考虑到他们是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艰苦作战时，这种战果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在延安，当他们告诉我这个数字时，我简直不敢相信，但是根据我与敌后作战的八路军一起度过的两个月内所亲眼见到的一切一一我亲自参加了攻夺和摧毁这些据点和碉堡的行动一一我相信了共产党的话没有夸张。华北抗日根据地的8千万人民已有5千万从日军的奴役下得到自由。”（同上，见第129一130页）
到底谁是真正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谁是消极抵抗、甚至一退再退到不抵抗的，从福尔曼深入八路军杭日前线亲闻、亲见、亲历所记彔的报道，我们便一目了然。当然，福尔曼的报道又绐了张戎这个文化女流氓一记响亮的耳光。
什么”不打蒋介石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只要仔细一推敲，便不难晓其意，其言外之意便是共产党过去一直都在打蒋介石，如今不打了；国共两党的内战也是共产党挑起的，蒋介石一直处于挨打之中。不言而喻，这是在颠倒黑白，这是张戒这个文化女流氓，妄图给蒋介石这个历史的罪人、历史的僵尸涂脂抹粉，把历史给颠倒过来，但是历史是人民书写的，历史就是历史，谁也不能把它改写或颠倒。
那么究竟是谁在打谁?又是谁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起国共两党的内战的呢?
自从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事件(史称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全国各地许多共产党人被逮捕、被追杀，死的死、关的关，腥风血雨席卷全国。共产党人被追杀到闽西、江西一带的山沟沟。蒋介石还要赶尽杀绝，组织十几、二十、甚至最多时五十多万的国民党军队，对在山沟沟里共产党刚刚诞生的工农红军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围剿(共五次)，直逼得共产党红军不得不转移，走上长征之路。而蒋介石为了消灭工农红军，亲自飞到南昌、贵阳督战指挥，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后追前堵，飞机轰炸，直到把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逼到中国最贫瘠之一的陕北高原。但蒋还不死心，想致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于死地而后快。蒋企图筹划第六次围剿，并任命张学良、杨虎城为正付剿总司令时，张、杨这两位爱国将领看到日本侵略者都打到家门口了，还中国人打中国人，怎么去抵抗日本鬼子的侵略?他们认为共产党人主张的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对的。所以在劝蒋抗日不成的情况下，不得不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不得不同意共产党的主张一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然而蒋介石表面顺服了统一战线，背地里却一直制造摩擦……。
由此可见，共产党一直处于挨打的境地，从苏区直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从未主动打过蒋介石，只是在蒋介石组织几十万军队围剿，时不时搞摩擦，不得不奋起反抗。张戎这个文化女流氓不顾历史事实，维护蒋介石，肆意攻击共产党、毛泽东，在世人明亮的眼晴面前，是绝对不会得逞的。
张戎这个文化女流氓，对延安整风运动也是恨之入骨。她别的本事没有，造谣、诬蔑、无中生有的恶意编造，倒是有一套。什么“对年青的志愿者，就是这批人毛得用来做他的权力基础。要他们为中共冲锋陷阵，毛得从根本上改变他们。这个工程就是著名的‘延安整风’”；什么“他们指控大部分国民党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是‘红旗党’，打着红旗反红旗，是为蒋介石服务的特务组织。这下几乎所有在延安的年轻志願者都成了特务嫌疑犯。”；什么“出自从甘肃地下党来的十九岁的党员张克勤。在七天七夜不让他睡觉，轮番审讯的情况下，他终于说出了审讯者提示他说的话：地下党是特务机构。”；什么“毛泽东把几乎所有志願者都当作特务嫌疑人关起来。一九四三年四月，数千人被逮捕关进黄土山深处为监禁他们新挖的窑洞。大多数人被关在各自的机关或学校。所有单位全成了准监狱，封闭起来，由卫兵把守。毛命令各单位‘实行放哨戒严，禁止会客及出入的自由。”什么“刑讯逼供、迅速秘密无声无息地处死。”；什么“更胜希特勒、斯大林一筹”；什么“他们(指奔赴延安的青年志愿者)帮着把毛送进紫禁城后(据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员回忆和有关记载，毛泽东自从进到北京直到逝世，从未踏进紫禁城一步)，又整体地成为毛用控制压制中国人民的机器。毛创造这架机器不是靠感召，不是造磁力，归根结底造的是恐。所谓‘延安整风’，更恰当的名称应当是‘延安恐怖’”；甚至还编造几个所谓有关领导的回忆录，断章取义来攻击延安整风；与此同时还念念不忘给已成历史罪人的蒋介石凃一层薄薄的“胭脂”，蒋介石还使中国成为世界四強之一……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可以说张戎这个文化女流氓，攻击共产党毛泽东，什么恶毒的话和伎俩都使出来了，并且跟当年国民党当局的喉舌和反华势力一样，也拿王实味之死大作文章(见张戎《鲜为人知的故事》，笫211一220页)。
那么，延安整风运动真是如张戎这个文化女流氓所说的“延安恐怖”吗?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恰逢是爱国民主人士、爱国侨领、各国著名进步记者和作家，历经千难万险、排除各种阻挠，抵达延安、边区和各抗日革命根据地实地考察、访问、釆访，以及美军观察组的考察，他们写下的所见所闻，我们在上面巳经作了叙述。他们的讲话也好，文章著作也好，都足以驳斥和揭穿张戎这个文化女流氓以上所有对延安整风运动的种种攻击、诬蔑和不接不扣的谎言。这里不再赘述。但十分有必要让读者知道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整风运动，它的深远意义在哪里?
延安整风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整顿党的作风和向党员进行普遍马克思主义教育的运动。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下，逐步纠正“左”倾错误，使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轨道上来。但是由于战争环境和形势的迅速变化，对于“左”倾思想根源还未来得及彻底清算，还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奉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为神圣信条的错误倾向。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把许多非无产阶级思想带到党內，致使党内存在思想不纯、作风不正的现象。针对这些情况，为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国共产党开展了整风运动。主要内客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文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1941年5月，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795一803页）的报告；1942年2月，又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同上，见第811一846页）的报告，号召全党整顿三风。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整风运动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中大规模地开展起来。整风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方法主要是精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若干基本文件，重点学习毛泽东的《“农村调查“序言》(同上，见789一794页)、《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和中共中央《关于增強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以及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学习文件，联系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个人、部门和地区的工作，并提出改正错误的方法。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学习与时局》(同上，见937一951页)的报告，对整风运动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作了总结。同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七中全会，批判了历次“左”右倾错误，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第一次国內革命战争以来党内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系统总结。至此，延安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这次整风运动即是在全党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运动，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问题开展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历史教训，很大程度上清除了教条主义的影响。在全党进一步树立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作风，发杨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新的、空前的团结，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准备了条件。历史早巳证明，没有延安整风运动，就不会有抗日战争的胜利，也不会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胜利。
然而，在整风运动过程中由于康生以审干为名开展了所谓的“抢救失足者运动”，错误估计并扩大了干部中的敌特、反革分子和叛徒在革命队伍中的比例，大搞”逼、供、信”，使一些自已的同志蒙受了冤屈。毛泽东及时发现了审干中的偏差和严重问题，立即做了纠正，強调不能搞“逼、供、信”。1943年7月30日，毛泽东提出审干工作九条方针，即首长负责；自已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并指示立即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8月15日，中央通过《关于审干工作的决定》，重申审干必须坚持“首长负责“等九条方针，再次強调要调查研究，分清是非，重真凭实据，不搞逼供信。10月9日，毛泽东又指示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经过许多努力，审干工作中的偏差、错误得到及时纠正、制止。12月22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认为“抢救失足者运动”应予否定。此后开始甄别工作。1944年春，中共中央领导有关部门开始对错案进行甄别平反，并对受冤屈的人员赔礼道歉。毛泽东不仅主动承担责任，还多次在不同场合对受冤屈的人赔礼道歉。(参考资料，《中国共产党历史系列辞典》，中共党史出版社，201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大辞海》在线数字库提供內客)
延安整风运动，是毛泽东为了中国革命胜利而进行的战略布局。正如胡乔木所指出的：“如果不经过整风，全党在这个问题(从中国实际出发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上的认识是解决不了的……，只有把这个讲清楚，整个运动才能讲清楚。不然一般人对整风不太容易理解。”这句话很好地回答如何从本质上理解延安整风的问题。
当然，当年的国民党和现时的公知、反华势力总得在鸡蛋里桃刺，只要有一点点偏差，或错误，不管纠正或改错了，他们都会大做文章，扩大事实真相，进行大力攻击抹黑。
至于王实味之死，是当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一手造成的。王实味的被害，康生是脱不了干系的。
1942年，时任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的王实味写了两篇杂文：《野白合花》和《政冶家，艺术家》，发表在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副刊上。内容是批判延安革命队伍里的等级制度、官僚主义、吃喝享受等等。毛泽东看到了，让秘书胡乔木转告王实味：这两篇文章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和冷嘲热讽的方法。
当时作为毛泽东的秘书的胡乔本在此期间，曾找王实味谈过两次话，写过兩次信。信里有这样一段话：“《野白合花》的错误，首先是批评的立场问题，其次是具体意见，再次才是写的技术。毛主席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就是这种错误的立埸。那篇文章里充满了对领导者的敌意，并挑起一般同志呜鼓而攻之的情绪，这无论是政治家、艺术家，只要是党员是绝对不允许的。这样的批评愈能团结一部分同志，则对党愈是危险，愈有加以抵制之必要”(见李言《对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的几点体会》，载《中央研究院回忆彔》)
王实味对这种批评当然置之不理。
这个事情被国民党利用了，国民党报刊发表《从＜野白合花＞看延安的黑暗》，大力攻击共产党。
当时延安正开展整风运动，康生插手了王实味的事情，使王实味的问题升级。1942年，王实味被开除党籍;1943年被逮捕。负责整风审干的康生，认定王实味三项罪名：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反党五人集团成员。1947年，国民党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撤出延安时，看守所跟着也撤出，撤到山西兴县。到兴县后，曾遭国民党飞机轰炸，当地公安局看守所请示中央社会部长康生，王实味如何处置，康生回复，杀了。王实味便是这样被害的。(参考资料《延安学者被错杀始末，公安部给予平反》
李克农之子写的《李克农之子谈潘汉年、王实味事件》(见百年历史，2015年7月31日)一文，指出：“毛泽东当時认为王实味还是属于思想范畴的问题，即使他后来也认为王为‘托派’，仍特别交代不准擅自处理。遗憾的是毛泽东的指示后来没有落实。”
李克农之子的文章接着说：”1947年7月1曰，王实味被杀害。毛泽东主席知道王实味被害，已是1948年3月，老人家发了很大的脾气，说出要中央社会部‘赔我一个王实味’的气话。其实，1947年王实味被处决时，父亲正忙于应对国民党胡宗南军队进攻延安的事情，根本不了解情况。而且那时只是社会部付部长，也无权决定如此大事。事情发生之后，由于当事人不出面承担责任，且在当时（1948年8月），父亲接任了中央社会部部长的职务，面对如此情景，他只好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检讨错误，承担责任，请求处分。为了维护团结，扱告中只字未提康生。康生明知毛主席为此事生气，却一声不吭，始终不说自巳有责任的话。后来几乎毛主席每讲一次此事，父親就检讨一次，一直到他逝世，还是一笔糊涂账。“
网络上流传的文章《一个“奸细”被擅自处决，为啥毛主席拍案而起，怒吼：把人还给我》，也正印证了李克农之子的说法。我们不妨摘抄几段，供读者参阅。
这篇文章一开始就写道：“对于整风运动，毛主席说：‘我们揭发错误、批评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
关于王实味的文章，网络文章作者写道：“毛主席之前也曾到中央研究院看过墙报，但看过后他对王实味‘不讲成绩，抹杀成绩，只暴露黑暗’的观点，很不以为然。他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的工作中确实有许多缺点，应该加以改正，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很难办得到的。’”
对于王实味的文章，毛主席有自已的看法，他说：“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而事情的发展，又一次被高瞻远瞩的毛主席所言中。果不其言。王实味的文章很快就被敌人利用，他们编成反动宣传小册子《关于＜野白合花＞及其他》，四处散发传播，对延安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在隨后一次会议上，毛主席在谈最近一个时期文学作品的情况时说：“有些同志对一些事情不满意，提出一些意见，这些问题的提都是对的，提出这些问题证明了什么?证明我们的同志不愧是一个政治战士……，至于某些时候，或者某次说话、写文章没有弄好，这是属于部分的性质，这样的问题好解决，都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个别比较严重的就是王实味这个同志，他的思想是比较系统的，似乎坏的东西比较更深一些……”
毛主席还特意派祕书胡乔木去找王实味谈话，传达他对《野白合花》的意见(见上面李克农之子文中所述)
但对于毛主席等人的批评和劝导，王实味并不接受，他坚持自已的观点。康生插手王实味事件，并给扣上三顶帽子。
毛主席对整运动中被抓之人的处理，曾经作过明确指示：“不要杀人，就连王实味也不能杀。”
敌人那边却又再次捕风捉影，兴风作浪，大搞名堂，硬说延安已经处决了王实味，便假仁假义在西安为王实味组织了规模庞大的追悼大会，邀请了不明真相的文化界人士参加。一时又给延安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然而，伟人就是伟人，看事情全面而且前膽性极強，他严令指示不许杀王实味，不仅仅救了王实味的命，而且在与敌人的斗争中也处于不败之地。
“让王实味出来，给他们见见。”当敌人给王实味开追悼会的消息传到延安时，给活人开追悼会成了笑话，毛主席发话打脸对手。
在中外记者的闪光灯下，王实味出现在边区交际处，他说：“我犯了错误，应该枪毙，但是毛主席不希望我死，让我工作。”
敌人被弄巧成拙，脸被打得“啪啪”响，糗大了！
1948年3月，在极其艰险的环境中转战陝北三百七十余天的毛主席东渡黄河，前往西柏坡指挥全国战场。在路过王实味被处死的地方时，毛主席才无意中知晓了此事。这个消息让毛主席当场勃然发怒，大发脾气，他对擅自处决王实味的做法提出严厉批评，并异常气愤吼道：“赔我一个王实味”
写的文章被敌人利用，对革命造成了伤害，王实味虽然有错，但罪不至死，况且自已还亲自作过“不许杀王实味”的指示。难怪毛主席雷霆震怒。
主席的批评，在主管王实味案件的社会部引起震动，李克农不久后向组织写了一份检讨，反思在王实味案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主动要求承担造成王实味被处决的全部责任，请求组织给予处分。
王实味被杀后，毛主席在不同场合曾多次提起他：“凡是可捕可不捕的，可杀可不杀的，都要坚决不捕不杀……。有个王实味在延安的时候写过一篇《野白合花》，攻击革命。后来把他抓起来，杀掉了……对于这件事，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写文章骂我们，又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里么，让他劳动去么，杀了不好！”
从李克农之子、李言等人的文章，以及以上摘抄的几段网络文章来看，毛泽东对王实味一案的态度是很明确的。张戎这个女文化流氓扩大事件的真相，恶意编造，甚至把延安整风诬蔑为“延安恐怖”。倘若真如张戎这个文化女流氓所诬蔑抹黑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能从小到大、取得中国革命的一个又一个胜利吗?能使千千万万受苦大众获得彻底翻身解放吗?能把美国精良武器武装的蒋介石八百万军队打得落花流水、歼灭殆尽，最后不得不逃到台湾的岛上吗?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在全中国一片欢呼声中诞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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