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难者和暴君
受难者与暴君
by 王友琴
【作者王友琴于2023年8月31日的说明：
《受难者和暴君》一文写于2003年下半年。发表于《开放》杂志 2003 o年 12 月号，获香港记者协会第九届年会最佳杂志文章奖。
写作此文的时候，我刚刚写完了一部55万字的书稿。2004年6月我在香港出版了《文革受难者》书，书中有659名受难者和他们的受难简介。现在第二卷已经编就。
2019年，日本教授们翻译出版了一本题为《850名受难死者》的书（他们做了我的三本书）。
2023年，在英国出版了《文革受难者》英文版（与中文版不尽相同）。也就是说，20年来我一直在继续写受难者。
在毛泽东死亡47年的时候（毛泽东死于1976年9月9号），重读这篇文章，我以为这篇文章的一些论点还值得继续思考。】
在现实世界中，是暴君造成大批的受难者。所谓暴君，是指残酷暴虐的有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的统治者。残暴和绝对权力，这两个因素使得暴君能够实行大规模的杀戮和迫害。
在历史写作中，因果关系相反：关于受难者的记载，才使得杀戮和迫害他们的统治者得到“暴君”的恶名。例如，被纳粹党杀害的数百万犹太人的名字和故事，使得希特勒成为人类历史上残暴和邪恶的纳粹暴君。例如，索尔仁尼琴和其他俄国作者揭示了“古拉格群岛”中千千万万囚犯遭受的虐待和迫害，使得斯大林成为那些想为其辩护的人也难以辩护的共产主义暴君形象。
然而，也正是因为这种因果关系，在毛泽东时代被迫害、监禁和杀戮的人们的名字和故事，长久以来一直被压制和禁止发表。道理很是简单：假如没有人写下无数受难者的名字和受难经过，毛泽东就不会成为历史记载中的暴君。
在我写出的上千名文革受难者的故事中，写得相当详细的一个人物，是文革开始阶段被红卫兵学生活活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名叫卞仲耘。
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她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副校长，50岁，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1966年8月5日，她在校中被红卫兵学生殴打折磨数小时后死亡。我是那个中学的学生。
我调查并写出了卞仲耘的故事，中国大陆的编辑们告诉我，这不会被准许发表。他们说，书籍当然都需要被审查，而关于文革的书籍，还必须特别送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审查。于是我只好在2000年建立了一个电脑网页，放置卞仲耘和像她一样的文革受难者的名字和事迹。这个纪念网页ywang.uchicago.edu在网上被阅读流传十七个月以后，在2002年3月被北京当局封锁了。
卞仲耘这样的一个人，50岁的育有四个孩子的中学副校长，即使她活着，都不可能对当权者构成威胁，何况死后呢？她已经被打死近40年了，她的名字和故事在电脑空间里存在，会对谁不利？为什么需要封锁、需要禁止?
十分明显，她的名字和故事，以及其他文革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在今天唯一可能造成的危害，是对害死他们的作恶者的名声的危害。
把这样一个人，一个女人、一位母亲、一位中学副校长，用这样残忍的方式，即一群中学生红卫兵的拳打脚踢棒揍，折磨致死，横尸操场，这是十分严重的犯罪。
而且，这不是卞仲耘一个人的故事。在1966年8月红卫兵运动掀起高潮的时候，在北京在全国各地，有一大批小学、中学、大学的教师们和校长们，遭到了和卞仲耘一样的命运。
这场红卫兵杀戮，是毛泽东发动起来的。毛泽东扶植了红卫兵的建立和发展。
1966年7月31日，卞仲耘所在中学建立了红卫兵组织，5天以后（8月5号），该校红卫兵学生打死了卞仲耘打伤了其他一批教职员。
卞仲耘被打死四天以后（8月9号），报纸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声称“一大批不出名的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卞仲耘被打死13天后，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集会，接见100万红卫兵。卞仲耘所在中学的红卫兵领导人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了宋彬彬的名字，得知是文质彬彬的彬彬二字后，对宋的名字发表评论:“要武嘛！” 这是公开地、赤裸裸地号召、怂恿和鼓动青少年毒打、迫害校长和老师的大动员。
宋彬彬遂改名为宋要武，该中学也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
8月18日红卫兵集会之后，红卫兵暴力迅速升级并且扩大。在北京各中学甚至小学中，红卫兵学生打死了一大批教职员。这种暴力杀戮严重到难以想象的程度。
在我调查过的北京的10所女子中学里面，在 8 月下旬，就有三名教员和三名校长被红卫兵活活打死。
在北京市中心的“宽街小学”，小学生红卫兵在8月27日一天里打死了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郭文玉校长的丈夫孟昭江同时也被毒打，两天以后死亡。
除了学校的教职员，红卫兵学生还打死了一大批校外的城市居民。一个月里，在北京，有数千人被打死。同时，红卫兵把十万人驱逐到农村。很多人还没到达村子就死在半途中了。
由最高统治者发动和组织青少年殴打、折磨、杀戮教师及城市居民，活活打死数千人，是具有三千年历史的北京城发生过的最为残暴的事件之一。对这一事件绝对负有责任的毛泽东，该当何罪，应该相当清楚。
事实上，被红卫兵杀戮的受难者们，长期不被记载、不被报告，不是因为暴力程度不严重而不被注意；恰恰相反，是因为太过残酷而且太过邪恶，是因为文革最高领导人的作用太过明显，才被长期隐瞒、故意遮盖。
在苏联，斯大林恐怖的丑闻被揭发以后，有人替斯大林辩护说，是下面的人做了这些坏事，斯大林本人并不知道。但是，毛泽东显然是了解下面正在发生的红卫兵杀人事件的。
在卞仲耘被杀害之前，1966年8月3日，南京师范学院的学生在暴力性“斗争会”上杀害了教务长李敬仪和她的丈夫吴天石，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很快当面把此事报告给毛泽东和周恩来。
卞仲耘被打死的8月5日的当天晚上，该校红卫兵负责人就当面向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报告了此事并且周恩来办公室当晚就派人到该中学了解了情况。
1966年8月20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的校长沙坪在该校操场上被打死，副校长董光苔也同时被关在学校中遭毒打。董光苔的母亲通过特殊关系递信给毛泽东请求保护女儿生命。毛泽东接信后批示释放了董光苔。但是其他一大批教育工作者仍然被关在学校的“劳改队”里继续遭到红卫兵的殴打折磨，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打死。
同时，北京市公安局和其他“内部”情报系统也每日向上书面报告当天北京市内有多少人被打死。
这场红卫兵对教师的杀戮，是文革的重要部分。其理论来源，是毛泽东在1966年5月7日给军队负责人林彪的信中所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随后发出的文革纲领性文件 — 中共中央5月16日“通知”里， 制定了对文化教育界的攻击部署。就这样，在1966年夏天，教育工作者被指定成为文革的攻击对象，就像1950年代的“地主”和“资本家”，作为一个群体遭到暴力攻击一样。
在文革时代，1966年8月的红卫兵杀戮被当作“伟大革命”的一部分，被视为红卫兵的革命功劳。1966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中共各省各部的负责人出席会议。会议印发了记录红卫兵功绩的材料《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其中一项，是红卫兵在8月下旬到9月上旬在北京打死了一千七百七十二人（1,772）。在那样的文件上，受难者只有数字没有名单，不会是因为要隐瞒他们的被害，而是显示了对他们的生命的轻蔑。
在红卫兵杀戮发生之后，毛泽东自己也对此作过描述。1970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被请到北京参加10月1日的国庆典礼，然后住在北京近两个月等待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在1970年12月18日和他做了5个小时谈话。在正式印发的谈话记录中，毛说：对于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
斯诺因为在1936年曾经访问延安并向世界对中共作了正面报道，因此被视为中共的朋友。他也许没有懂毛泽东说的拿教员“开刀”是什么意思，他的英文著述里没有写到文革杀人。但是毛泽东是知道的，中国的文革经历者也是知道的。真的就是“开刀”，就是杀人见血。
人类的历史上有过各种暴君。毛泽东所做，有的只是沿袭之前的暴君的做法。比如，希特勒杀害了几百万犹太人，一位欧洲学者发明一个新词，genocide，来描述这种对一个群体的迫害和杀戮。在这种迫害和杀戮中，惩罚或杀害一个人，不是由于这一个人做了什么，而是因为这个人属于一个种类或者群组。文革中，卞仲耘之死和千千万万教育工作者被毒打被折磨甚至被杀害的故事，就属于同样一种迫害和杀戮，而且非常具有典型性。笔者十多年来查访了全中国几百所学校，没有发现任何一所学校在文革中没有殴打侮辱折磨老师，也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校长没有遭到野蛮“斗争”。他们被殴打，被剃“阴阳头”，被“劳改”，被关“牛棚”，被迫写“交待”和“检讨”，甚至被活活打死，就是因为毛泽东把他们归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类别，并对这个类别进行群体性的迫害和杀戮。
现在从电视纪录片上可以看到，1930年代斯大林“肃清反革命”时，预先就制定了各地区要逮捕和枪毙的两类人的名额数字，并打字印刷出来。在纪录片上，还可以看到斯大林的亲笔字条，内容是要俄罗斯的一个州增加枪毙6千6百人(
6,600)。这种随心所欲写出的杀人数字，不能不令人毛骨悚然。
只有暴君，才既有这样的残暴心肠又有实行残暴理念的巨大权力。这些显然都是罪恶的证据。
我们现在还看不到中国的这一类内部材料，但是，这种预先制定数字进行迫害或者杀戮的做法，仔细阅读大量印行的《毛泽东选集》和其他公开发表物也就可以看出。和斯大林稍有不同的是毛泽东喜欢使用百分比。在文革中，就是所谓“团结百分之九十五”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在1957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划出的“右派分子”的人数，和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有关文章提到的百分比是一致的。在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毛泽东写了“各地杀反革命的数字，必须控制在一定比例以内：在农村中，一般应不超过人口的1‰；在城市中以0.5‰为宜”。这段话的后一半在 1977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的时候被删去了，显然是因为这个百分比背离法律太远和残忍得太露骨，但是杀人有“比例”一句却仍然被保留了下来。
在迫害和杀戮方面，毛泽东最有特色和原创性的，应该是他的“群众专政”思想。
文革中这一短语因为被频繁使用，一度被缩略为“群专”。毛泽东在使用军队、警察和监狱这些“专政机器”之外，他发动和领导普通人大量参与对“专政对象”的虐待和杀戮。
比如，红卫兵和类似的“群众组织”，在文革头三年的杀戮和迫害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66年8月在北京的杀戮，主要就是由中学生红卫兵来执行的，警察和法院起了指导作用。卞仲耘等大批教育工作者，完全是被他们昔日的学生，那时的红卫兵，打死打残打伤的。这种利用青少年杀人的做法，后来被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所继承。
“群众专政”的方式，在1966年红卫兵运动兴起高潮之时，主要是暴力性“斗争会”。“斗争”是一个意思不明的动词，文革中这不但意味着遭到不经任何法律程序遭到指控和判决，而且可以是侮辱、体罚、毒打，直到当众打死。 “坐喷气式飞机”，就是把被“斗争”的人按倒头部，反扭双臂，成飞机形状，胸前挂写侮辱性罪名的大牌子，戴“高帽子”，剃去半边头发成所谓“阴阳头”，游街，无处不见。红卫兵装束中的铜头军用皮带，也是抽打被“斗争”的人的方便而富有杀伤力的工具。
在1968年，“群众专政”的主要形式是“牛棚”的普遍建立。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全中国每一个工作单位都建立了自己的监狱，关押监禁本单位的工作人员。这种监狱后来被俗称为“牛棚”。
从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到远离北京的乡村小学，都普遍地建立了这种监狱。这些监狱的狱卒就是那个单位的一些工作人员，在学校，学生成为狱卒的主要成员。共产党高级干部在1967年以后也大批遭到“罢官”和监禁，他们被监禁在特种监狱像“秦城”这样的地方由专业的警察看守。而一般老百姓中被“揪出来”的所谓“牛鬼蛇神”们，就监禁在遍布全国的无数大大小小的“牛棚”之中。
在1968-1969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在卞仲耘的中学有四名教员受迫害而“自杀”，北京大学在1968年 “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后，从8月到12月，接连有24人“自杀”。
我在“自杀”二字上加了引号，因为文革自杀和我们平常说的自杀很不一样。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62%的1949年前入厂的老职工被“审查”，14名老职工被迫害致死。在北京市，“揪出的各类阶级敌人”有八万零一百人（80,100），其中有三千五百一十二人（3,512）自杀，219人被打死。
希特勒和斯大林没有试图或者也做不到在每一个工作单位或者居住社区建立这种“牛棚”，使得每一个人，如果不是被“斗争”或被监禁，就必须成为“斗争”别人的打手和帮凶，至少也得在“斗争会”上跟着众人挥拳头喊口号。文革不给人充当旁观者的空间。毛泽东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使得迫害深入到全国的每一个角落，另一方面腐蚀了无数人的灵魂并摧毁了他们的道德底线。尤其那些充当主要打手的人们，在文革之后，甚至在今天，在毛泽东精神遗产的庇护下，并没有忏悔的想法和内疚的感觉。
希特勒和斯大林并没有留下很多具体指导如何进行迫害和虐待的文字，但是，毛泽东留下了一系列指导施行迫害的文字记录。
比如，在1968年5月，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毛泽东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在这份毛泽东称赞的“经验”中，详细介绍了召开“斗争会”和整人的各种细节。在其他场合毛泽东也写下一些“批示”，显示出他对迫害人的具体手段方面的关注和兴趣。他甚至相当自我欣赏地发明了一个专门名词，叫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个说法给一个人数巨大的青少年群体带来长期的歧视和磨难。
如果贴近去看文革迫害和文革受难者的遭遇，会使得人们看清毛泽东的文革理论，文革部署和文革策略，也看清他个人心理的阴暗和狠毒。他的最后十年，毫不留情地清洗和害死了两名最高权力圈子中仅次于他的第二号人物，刘少奇和林彪，也杀死和迫害了无数的普通人，如中小学教员，还有被迫害的人的年幼子女。毛泽东的名字，和太多的受难者连在一起。
毛泽东在1976年9月9日死去。
26天后，他的妻子江青和另外三个男人，都是文革的主要领导人，所谓“四人帮”，被抓捕。
他死去两年之后，新的领导人小心谨慎地开始给文革中被安上各种罪名以及被害死的人“平反昭雪”，举行了一系列的“骨灰安放仪式”。仪式上的大量骨灰盒子都是空的，因为受难者根本没有被准许留下骨灰。大批当年给教职员定罪用的档案材料被烧掉。北京第八中学烧掉了整整两大麻袋的整人资料，别的学校也类似。此外，一千八百万（18,000,000) 被送往农村“再教育”的城市青年终于逐渐被准许回到城市父母身边。
这场“平反”还一直延伸进1957年，甚至更早的时期的迫害。“右派分子”都得到了“改正”。大批的人从监狱和劳改农场回到家中。一些在1950年代初就被枪毙了的人的家属，也收到了给他们死去多年的亲人“平反”的通知书。这个情况，很像在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对大批劳改营中的囚犯所作的。如果斯大林或者毛泽东不死，这种“平反”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发生的。
在1979年前后发生的，应该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平反”活动。有数千万人得到了各种平反。应该指出，邓小平和胡耀邦，在这场“平反”中有非常大的功绩。也应该指出，这场“平反”的人道主义功绩之所以那么大，首先是因为在此
之前的这场迫害和虐杀的规模太大太大。
但是，邓小平和胡耀邦在给千千万万受害者“平反”的实际行动的同时，也立即制造了一套关于迫害和虐杀的“理论”，也就是一套“解释”。
他们的理论主要有两点。
一点是，文革的罪责被归结给林彪和“四人帮”。在所有的文革后发出的正式“平反”文书中，千篇一律地写有“受林彪、四人帮迫害”。林彪和四人帮当然对文革中千万人的悲惨遭遇负有极大罪责。但是，他们在文革中的角色只是毛泽东的副手即帮凶。这是每个中国人都知道的事实，但是却从来没有人能公开地谴责这一点。多年来人们一直只有听任这样的说法。
这种说法的实际意义，是分割开了毛泽东与受难者的关系，摆脱了他的罪责。
另一点是，他们把文革对人的大规模的迫害称为“冤假错案”而予以“平反”。“冤假错案”是正常司法制度中可能发生的问题，是大系统中的失误的个别例子。文革受难者的死亡却不是偶然的意外事故。文革中发生的是有理论、有设计、有组织的迫害，受迫害者是一些很大的被预先指定的群体，迫害者则是掌握了最高权力的政党、政府和军队的统治者。1966 年8 月打杀教育工作者们的红卫兵暴行，能用 “冤假错案”的说法来诠释吗？这种说法可以缩减整体文革的罪恶，同时涂白文革发动者和领导人的罪责，首先就是缩减和涂白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罪责。
实际上，邓小平和胡耀邦在“平反”中并没有真的把那些案件当作“冤假错案”来改正，他们也当然不会相信文革只是林彪和“四人帮”的罪恶。他们只是从他们的政治计划的需要出发这样说，并利用他们掌握的宣传工具反复这样的两个理论。
至于中国的普通人，长期生活在食品匮乏、服装破旧、住房缺乏的贫困之中；生活在害怕被当成“阶级敌人”“揪出来”“斗争”的恐惧之中；生活在一千多万城市青年人被迫离开父母远去农村的无助绝望之中……。总算等来了毛泽东的死亡以及因此发生的生活转机，不能不用阿Q精神来看待这样两个新的谎言：只要能改变文革的做法就好了，对怎么解释文革何必费心呢。再说，老百姓也绝无权利在报刊上发表不同意见。
由于看到斯大林虽死但是其影响犹在，苏联诗人叶甫图申科写过一首诗说，要检查检查斯大林的坟墓里是否有一架电话，半夜里他还在那儿发号施令。
中国的情况不同。毛泽东不需要暗连的电话。毛泽东的尸体仍然供奉在天安门广场上，他的巨幅画像仍然高悬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威力直接使得受难者们的名字成为禁区，不能印刷在报纸杂志上，也不准展示在电脑网络空间中。
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是：当暴君不予受难者安息之地的时候，应该让暴君安息吗?
所谓“暴君”，是一种老式的说法。在现代的司法正义体系中，这种人应该是罪犯的一种，是“群体灭绝罪”的罪犯之中的主犯，一种因其有大权力而犯下大罪恶的特种罪犯。在千千万万受难者和一个暴君的对立中，虽然现在依然是暴君占据了权力的上风地位，但是在历史和道德的法庭上，罪犯终将被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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