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努力决不会注定失败 - 乌克兰公民70年后把撒谎的普利策奖得主Duranty拉下马
想起一件往事：
1960年6月起，埃德加.斯诺在中国住了五个月后报道说，在中国没有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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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饥荒群体灭绝罪”: 70 年后
by 王友琴
发表于《开放》杂志，2004年2月号
因为写文革受难者，我采访了大量的文革经历者。在访谈过程中，有数位被访者曾
经情不自禁地把话题转到了 1960 年代的大饥荒。
北京的一位教师说，他来自安徽省全椒县农村。他的父亲在1960年饿死，他的
母亲在1961年春节饿死。他们家所在的村子，三分之一的人饿死。村子里他的
同龄的小伙伴，没有上中学的差不多都死了。他因为在1960年到县城中学里住
读，学校管学生的伙食，所以没有饿死。当时，在路边就躺着一个一个饿死的人的
尸体，有的还有气儿。别的人饿得没有力气去管去埋。
我听得目瞪口呆。实在难以想象，生产粮食和其他食品的农村人民，会在他们世代
居住劳作的土地上大批活活饿死。实际上，这也很像年轻人看到我写的关于文革的
文章，大为吃惊，闻所未闻。
我知道全椒县，是因为古典名著《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是全椒县人。吴敬梓是
十八世纪的作家。然而全椒县在三十多年前发生的大饥荒，却从未被报道也就不被
人知晓。这使我再一次认识到历史写作的危险:普通人民遭受的由当政者造成的巨
大苦难，被漏记了!
正是在这样的心理背景上，我注意到美国报刊上关于是否吊销隐瞒了斯大林时代大
饥荒的记者所获普利策奖的讨论。
Walter Duranty 在 1922 到 1934 年担任《纽约时报》分管苏联新闻的记者。他写了 一系列报道，还在 1929 年独家采访了斯大林。1932 年，他获得普利策奖。这是美 国最重要的新闻奖。此后，他的大照片和其他获奖记者的一起悬挂在《纽约时报》 总部的第十一层楼上。
2003 年 6 月 11 日《纽约时报》报道，普利策奖委员会说要重新审查 1932 年授予 Walter Duranty 的普利策奖。他被指控无视造成数百万人死亡的乌克兰的强制性饥荒。
实际上，早在 1990 年出版的《斯大林的辩护士》一书就指出 Duranty 知道饥荒， 但是无视饥荒的存在以保持他能接近斯大林的途径。当时作为回应，《纽约时报》 发表过一篇社论，责备了 Duranty “漠视灾难性的饥荒┅┅当数百万人在乌克兰死 亡的时候”。但是普利策奖仍是他的。
在 2003 年，普利策奖委员会的成员们收到了大量的来信、明信片、传真、电子邮 件和电话，有数千之多，要求吊销 Duranty 获得的奖项。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 的《哥伦比亚新闻评论》2003 年 11 月号上，有一篇关于这一弹劾的长文。文中指 出这显然是一个群众性行动。
确实，这是世界范围的数个乌克兰人组织的联合行动，其中有乌克兰裔美国人的组 织。他们用这种方式来纪念 1932-1933 的乌克兰饥荒七十周年。这场大饥荒被认为 是历史上最大的人为制造的灾难。他们采用了一个特别的说法，将其称之为斯大林 的“饥荒群体性杀戮”。
《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文章的作者做了调查，指出 Duranty 在苏联期间享受非常优 渥的生活条件，有特别的食品配给，他的汽车上装备了秘密警察用的警报器。他有 助手，有专用司机，还有一名叫“Katya”的厨子兼情妇，和他生了一个儿子。
在他 1932 年写的文章中，他报告了 1932 年乌克兰的收成只有 1931 年的 55%，但 是他仿照苏联政府的说法，说这是由于懒惰的农民以及阶级敌人富农所引起的。他 说:“这里没有饥荒和真的饥饿，没有这一类事情。”
乌克兰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气候也好，因此是盛产小麦的发达的农业地区。斯大 林强行推行集体化政策，没收富裕农民的财产，把大批农民逮捕和流放，引起了大 饥荒，导致了大量人口死亡。现在多数历史学家同意的死亡数字是五百万人。在 1990 年代发行的一部纪录影片《1917:红旗》中，可以看到死亡者的尸体被扔进 车子，像草捆一样堆在一起。也有一位年老的乌克兰农妇在电影上讲述了她还是小 孩子的时候，怎么看到父母被装上了运尸车。
据《哥伦比亚新闻评论》的文章说，Duranty 不是没有看到这些，他就是把劳改 营、财产剥夺和政治清洗当作推动一个落后国家进入二十世纪的必要手段。他在当 时经常用的一个俗语是“要做鸡蛋饼，就要打破鸡蛋”。他在获奖以后写了几本 书，也一直没有改变他对斯大林的看法:斯大林是俄国历史上一个残酷的但是必要 的人物。他在其书中谈到“崇高”的目的可以成为采用冒进的手段的理由。也就是 说，数百万人民被饿死这样的悲惨事件，一方面他隐瞒不报事实，另一方面，他用 “历史的必要”理论来为斯大林的残暴政策辩护。
在七十年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些打破了鸡蛋的暴君，并没有做出鸡蛋饼
来。他们统治下的人民，过的是物质和精神都贫乏的生活。而最重要的是，千千万
万人的生命和生活，可以让暴君们们当作“鸡蛋”来打破吗?谁给了他们这种权
利?谁建立了这样的道理?
2003 年乌克兰人组织采取行动后，《纽约时报》聘请了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俄国二十世纪历史教授来审读 Duranty 的文章。这位教授写出了一份八页的报告，指出
这些报道“缺乏平衡及不加批判地接受苏维埃对其残酷和浪费的统治的自我辩 护”。他告诉记者，Duranty“是《纽约时报》历史上的耻辱”。
报刊上也有文章分析了有些新闻记者急于成名不择手段的心态，以及与此有关的名
人崇拜文化。这些文章很有意义。新闻记者也是人，有人的种种弱点。他们在媒体
上的权力，可能导致新闻腐败。
2003 年 11 月 22 日，普利策奖委员会发表声明说，Duranty 的获奖文章远远不符合 今天关于外国的报道的标准。但是委员会经过几个月的辩论，认为没有清楚的证据 说明 Duranty 蓄意欺骗。
《纽约时报》发行人发表声明:“时报的全体人员充分意识到 Duranty 新闻报道的 缺陷，正如我们已经和将要继续承认的。我们遗憾他的过失。我们和普利策奖委员 会一起向那些在 1932-33 乌克兰饥荒中受难的人们表示同情。”
Duranty 已经在 1957 年去世。他在《纽约时报》总部大楼里的照片现在旁边被注 明:时报和别处的作家们拒绝相信他的报道。
虽然普利策奖委员会没有吊销奖项，但是应该说，在道义和思想方面，那些要求吊
销奖项的人们赢了。
这一长达数月的对话和讨论，在几个层面上都有意义：历史真相的追寻，新闻记者 的职业道德，判断历史的价值原则，等等。对中国人来说，还多一层意义。那就是 在中国，从 1950 年代末到 1960 年代初，也发生过大饥荒。那场大饥荒中的死亡人 数，尽管有不同说法，但争论的幅度，不是几百万之差，而是几千万之差。也就是 说，毛泽东时代饥荒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斯大林时代饥荒的死亡人数。而这场毛泽 东时代的大饥荒的成因，和苏联一样，也明显是由于农业集体化运动，也就是“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两场大饥荒的相似性，会帮助人们认识导致大灾难的深层原 因。
中国大饥荒和苏联大饥荒的不同之处，是在对中国灾难的记载和分析要少得多。但是我们应该努力，来写出全椒县和别处那些饿死倒毙在路边的人是谁，他们是怎么饿死的，是什么人、什么政策和什么理论造成了他们的死亡。然后，有余力撰写新 的《儒林外史》时候，也会包括中国的 Duranty 一类人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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