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载1,345,796名受难者 --介绍俄国的两张光碟
发表于《开放》2004 年10 月号
记载1,345,796名受难者
--介绍俄国的两张光碟
王友琴
我的《文革受难者》一书里有659 个受难者的名字和他们的悲惨故事。
出版前曾经有人提出，这么多名字，缺乏可读性，删掉一些吧。我断然拒绝了，虽然我平常不是个喜欢拒绝的人。幸好出版人同意了我的坚持。书在2004年6月出版后，多位读者说，这本用小号字密密排印的50 多万字的书，让他们读起来就“放不下”。这使我对自己当初拒绝删去名字的决定感到放心。“可读性”不是这本书的主要目标，但显然受难者的名字和事迹对读者具有吸引力。
另一种批评意见正相反。有人问，文革的受难者那么多，你只写了659 个，不是太少了吗？对这种批评，我全盘接受。我总是说，是啊，我做得很不够，应该做得更多。我还会邀请说：您可以帮助来做吗？我从不反对这种批评，因为我知道这项工作还差得有多远。
2004年3 月25 日，俄国人发行了两张光碟，光碟上有一百三十万个名字，是斯大林恐 怖政治的受难者。看到报纸上的这个消息，尽管先前已经读过不少有关书籍，知道斯大林的迫害规模之大和程度之深，我还是深感震动。一百三十万，多么大的数字。这是一百三十万个人，曾经像我们一样存在过的生命。
大学图书馆的俄文采购应我的请求去订这套光碟。远在俄国的制作人回信说他们不收费，只是经费有限，不能用快件寄来。多个星期之后，光碟寄到了。我把光碟插进电脑打开。首先看到了“1345796”数字。这个数字长得让人感到像一个身份证或者书本出版的编号，而不是一个实在数目。顿了一顿，我意识到这就是报纸说的“一百三十万”受难者数字。光碟里有他们的名字，履历，有的还有照片。一个人一个人地列出。人的总数当然就是要准确到个位的。人的单位是“个”，而不是“万”。
在数字如此浩大的受难者中，有四万四千五百人是由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们批准逮捕的。在383 份打字名单上，留下了大恐怖的最高领导人们手写的批准和签名。光碟上有这些名单和批示的一页一页的照片。斯大林用红色铅笔写下了大而潦草的 “照办”以及他的签名。他真是把他自己当成了传说中的阎王，可以批点生死簿，把一大批人一大批人送下地狱。在历史上，在他之前，还没有哪个统治者有这样的权力和用这样的方式来剥夺千万人的生命。
能送到政治局去批准的，是有相当社会地位的人。有的时候，斯大林还会从长长的名单中勾去一个或者两个名字，比如，他曾经把一位女士Lily Brik 的名字勾去了，他对专管捕人关人处死人的内务部长叶若夫说:“我们不碰马雅科夫斯基的妻子。”明显可以看出，斯大林其实并不在意名单上的人有什么犯罪事实，他知道那都是为了惩罚而编出来的。马雅科夫斯基那时已经去世。他是著名诗人，曾经热情歌颂布尔什维克革命。中国1950 年代的中学语文课本里收有他的诗。
至于一百三十万中的普通人的名字，是不会送给斯大林阅读的。对斯大林来说，一百三十万只是一个统计数字，一个他要下面完成的杀人、判刑和送劳改营的数字。他手写过一张字条:“我把Krasnoyask 地区的第一类囚犯人数提高到 6，600。”当时逮捕和处罚“反革命”的命令在打字机上打印出来，好像财政预算书一样。其中把囚犯分成两类，“第一类”是枪毙，“第二类”是送劳改营。只有对地位很高或者比较特别的人，斯大林和政治局需要审批名单，直接控制。在斯大林笔下，处死一个地区的 6，600 人，比杀死此数的猫或鸡轻松简单。
这套光碟的标记，是一支燃烧的蜡烛。这个构图意味着纪念和追思。这个标记线条简单而含义明晰，是很好的设计。光碟上也有一些各地人们建立的受难者纪念碑。从照片看，这些纪念碑都不是高大华丽的那种。但是朴素的样子和较小的尺寸，反而使人感觉到实在的悲痛和心底的记忆。
在光碟的资料来源介绍中，有一些书籍的封面。这些封面设计中，有多个以一截带刺钩的铁丝网为主要构图部分。这是劳改营和压迫、监禁的象征。1967 年，当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第一部关于政治迫害系统的大型作品《古拉格群岛》发表的时候，他在“后记”中指出，那一年有两个周年纪念，即:建立了古拉格群岛的革命取得胜利五十周年，发明铁丝网一百周年。正是铁丝网的应用使得劳改营前所未有地广泛建立。他把两个似乎不相干的周年联系在一起，铁丝网于是成为那段恐怖历史的象征物。
数字化技术使得光碟的承载能力及其可观。一张光碟上可以装载的资料非常之多。我买过一套大英百科全书光碟。在书架上，大英百科全书是一大排又厚又重的书，数字化后，也只是两张光碟。而苏联政治恐怖的受难者，因其浩大的人数，竟然也要两张光碟来装。两张光碟很小很轻，但是光碟上装载的是如此巨大的死亡人数和如此沉重的痛苦。
这两张光碟记录了俄国人遭受的规模空前的政治恐怖，从另一方面说，这两张光碟的制作也是一项令人惊讶的人权和历史工程。这是俄国人长期努力的结果。在索尔仁尼琴的三卷《古拉格群岛》中，描写了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和 227 个人提供的口述、回忆录和书信，勾勒出这套迫害性制度的框架和轮廓。这部书导致他在1970年被驱逐出境。
记载受难者的努力一直在持续。有一个年轻人做了一个特别的事情。Dima Yurasov 生于1964 年，像其他同龄孩子一样，当局不提过去的政策使他们对斯大林时代的历史一无所知。他在高中时偶然读到关于迫害杀戮以及斯大林死后的“平反”，但是当时正是新斯大林主义气氛笼罩的时候，连他的母亲也不肯跟他谈过去的事情。他立志学习历史。他成绩优异，却没有去考名牌大学，而是进了历史档案馆，查找事实记录。后来他被征兵，他写的历史小说手稿被人告发了，手稿被没收，他被迫“检讨”。离开军队后他考入最高法院当了一名职员。他设计了一张关于受难者的标准表格，包括姓名，年龄，出生年月，死亡时间，民族，党派，社会背景，最后的工作地点和被捕前的身份，被逮捕和迫害的事实，平反状况。在 18 个月里，他做出了十万张受难者的卡片。此事被上司发现后，他被开除。他离开那里当了卡车司机。
1987 年，在作家中心的一个集会上，开始的发言者们都是年长者，都只是用一些隐喻和拐弯抹角的话来谈论过去。老一代的人惯于用这种方式说话。他们最直接的抱怨仅仅是找不到资料。Dima 产生了受挫感。在散会之前，这个 23 岁的年轻人走上台去，描述了他做的工作。他说他已经收集了123，000 张受难者卡片。他告诉听众，他看到了最高法院院长给赫鲁晓夫的机密信件，从1953 年到1957 年，60 万人得到了平 反，从 1963 到 1967 年，又有 61 万 2 千 5 百人得到了平反。听众被深深震动。主持会的一位老历史学者激动地说:“这个年轻人知道得比我们都多。我对他非常感激。”
在这12 万3 千名字之后，名字继续增加。2000 年，发行了有60 万个受难者的光碟。后来经过努力，数字又增加了一倍。
2003年在美国出版了一部近 700 页的英文书《古拉格:一个历史》，对整个迫害制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记载。这本书的作者 Anne Applebaum 是美国人，她没有俄国人的亲身经历，但她做了 29 个采访，阅读了大量的俄文原材料，包括档案资料和发表物。这本书的每一页都有一个以上的引文，关于材料出处的注解就有 49 页，引用过的文章有三百多篇。这本书写得扎实，细致，清楚，条理分明，是一本优秀 的著作。今年看到这本书获得普利策奖的新闻报道，我开玩笑说：好像我在评奖委员会里面似的。同时我也意识到，作为这本书的基础的材料，显然是来自俄国人已经完成的大量的有关工作。这本书已经翻译成了中文。
“种族灭绝”,“大宗谋杀”，这些词语现在被用来描述二十世纪发生的反人类罪行。到底“种族”“大宗”有多大？不是几百，不是几千，也不是几万。这两张光碟提供的，是1,345,796个人。而且，这不是全部受难者，只是有记录的经过法庭审讯的人。光碟制作者说，他们还在继续作。
谁是做这项受难者名字工程的人?报纸介绍说是一个很小的但是非常有奉献精神的群体。光碟发行时，他们的一名发言人说，作这项工程是为了记录历史真相，揭露斯大林的罪恶，也是一项社会的道德自救。
“社会的道德自救”这个说法给我深刻印象。我想他们自己是这方面的典范。这不是一项由政府支持的工程。人力物力都不宽裕，工作量如此巨大。工作中接触的都是令人悲伤的内容。长年累月致力于此，必需要克服内心的恐惧和软弱。只有在很强烈的道德力量支持下才能坚持。
阅读斯大林时代的故事，对曾经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人来说会有双重的痛苦:既为俄国人的悲惨遭遇,也为在中国发生过的极其类似的事情，包括迫害的规模、性质和手段，甚至一些细节。
在斯大林时代发生过的事情，在毛泽东时代也发生过。中国也有过最高领导人签名大批逮捕关押高级干部和知名人士的命令，有过为红卫兵打死数千老百姓欢呼叫好的中央文件，有过指导如何进行“群众专政”、召开“斗争会”和建立“牛棚”的各种高层指示。最主要的是，中国也有过千千万万的政治恐怖的受难者，人数不会少于俄国。
一个很大的不同，是俄国人已经把 130 万个受难者的名字书写出来了。他们没有觉得名单太长、没有人会感兴趣。他们坚持努力，不但为受难者平反，也记载他们的名字和遭遇。他们坚持要还给死者名字和尊严，实际上也是为生者的存在作肯定。同时，他们所完成的，也让我们看到了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俄国的伟大人文传统。
写于2004年9月
附记:
这篇短文写好不久以后，有一天，一个年轻人来到我的办公室。就是一个普通的学生的样子，二十岁来岁，穿牛仔裤和体恤衫，只是说英文有口音。他自我介绍说他是数学系的研究生，在莫斯科大学数学系读了本科后，到芝加哥大学来读研究生。他对中文这样一种和英文、俄文大不相同的语言感到非常好奇，于是查到了我的名字和办公室，来谈谈中文是怎样一种语言。我很高兴和这样一个聪明而有求知心的学生谈话。谈了一阵语言问题，我拿出了这两张光碟。我说我的俄文知识非常有限，所以希望他帮助解释一些东西，另外，我也很想知道俄国人怎么看这段历史。
他说：听说我的曾祖父就是那时候被杀害的。
我说：那我们就到光碟上搜索吧。
光碟上有“搜索”功能小窗口。他在我的电脑前坐下来操作，一边却犹豫着说：我怕会有拼写错误。
我想了一下，就明白了。他所说的“曾祖父”，实际上是他的妈妈那一边的，而且是他的母亲的母亲的父亲。尽管都是父系社会，孩子们都用父亲的姓，但是英语亲属称呼不区分是父亲的还是母亲的父辈和祖辈，不像中文把母亲的父母称为“外公外婆”。他有点把握不定他的外婆的父亲的姓名，是容易理解的情况。
他很快就找到了。他看了文字，说：不会错。是他。
光碟上有死者的居住地和职务。他说，那是一个小地方，就是他外婆的老家所在地，不会有一样的名字。他的外公是那里的一个矿上的视察员。
我读了光碟上的文字：1937 年12 月被逮捕，1938 年2 月处决，法律根据是58 条之二和之四。
我在《古拉格群岛》里读到过这个“58 条”。作者说，是关于所谓“反苏维埃罪”的法律条文，其中有 14 个分条。
这个数学研究生说：他的女儿，是我妈妈的妈妈，她还活着。
我理解他的意思是，一方面，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是他的曾外公的死，但是另一方面，也不是太久以前，跟受难者直接相连的亲人还活着。
于是，我建议他复制光碟，寄给他的妈妈和妈妈的妈妈。我拿出空白光碟，我们马上就动手复制。应该说，这也正是光碟的制作者的愿望。后来，我也给别人复制过这两张光碟。
我受到的震动至少是在两个层面上的。一个是受难者的广度和密度。自从收到这两个俄国光碟之后，我只和一个从俄国来的人谈起，他的妈妈的外公就在其中。这当然有偶然性，但是只要想一想受难者和总人口的比例，就知道这是非常大的杀戮。第二是关于判处死刑的法律依据的。索尔仁尼琴多次指出这个“58 条”的荒谬和残忍。犯上这一条的，至少都是十年徒刑。这个研究生的曾祖父，因为“58 条”被判处了死刑。
不过还应该看到，在笔者收集到的文革中的判刑决定中，更令人吃惊。一份写于1967 年的死刑判决书写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条第三项规定，特判决如下:判处反革命犯 XXX 死刑，立即执行。”也就是说，还引用了法律条例。但是在一份写于 1968 年的 15 年徒刑的判决书中，只写了“按照党的政策，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判处现行反革命罪犯 XXX 有期徒刑十五年”。更可怕的是在一份写于1970 年的判处 13 人死刑的判决书里，写的是“为了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一三一’指示，坚决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加强战备，保卫祖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根据党的政策和广大革命群众要求......”。
可以看到，在文革的第三年1970年，死刑判决书已经不再引用法律条文。
又过了一段时间，俄国人把受难者的名字放在了电脑网上，www.memo.ru。网页标志和光碟一样，是燃烧的蜡烛。他们也建立了一个组织，名为“纪念”。这个组织搜集关于受难者的资料和物品如日记、书信等。学者们可以根据他们搜集的资料撰写历史。
笔者2023年3月10日说明：3月5日网上有人写到那天是斯大林纪念日，却没有提到斯大林杀死130万俄国人。一个朋友说，斯大林死亡这一天应该庆祝，而不是纪念。因此，我把这篇2004年文章做成微信文章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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