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斯维特兰娜在哪里? （斯大林女儿）

https://ywang.uchicago.edu/history/docs/2012_01_28.pdf

 

中国的斯维特兰娜在哪里? （斯大林女儿）

 

此文发表于 2012 年 2 月号《开放》杂志。编辑把标题改成了《李讷 林豆豆 宋彬 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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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斯维特兰娜在哪里?
by王友琴
金钟先生在第一期上写了关于不久前去世的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的文章。他介绍
 了她的书在历史上的意义，特别还写到她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在 30 年前对他自 己的思想成长的深刻影响。
相比之下，《纽约时报》那篇报道她的死讯的文章，以她的父亲、四个丈夫和三个孩
子为线索介绍她的一生。那篇文章简直像是在用一种旧式的观念介绍一个旧式的女
人，离开了斯韦特兰娜其人其书的历史意义和思想价值。网上中文有关文章的资料大
多来自这篇报道，而且在翻译转述过程中，又多多少少强化和渲染了她离开苏联后的
生活不安定以及贫困。比如，英文报道中提到她在美国结婚后又离婚的丈夫的家世，
其实原因之一是这个姓氏在美国的建筑界和艺术界极其著名，在博物馆美术馆中位置
显赫，而中国人一般不知道这个名字也就没有感觉。
当然，在世俗的眼睛里，强化斯韦特兰娜晚年生活的孤独和默默无闻会对她本人产生
贬低作用。然而，这样做也不见得有什么必要，因为在汉语中，并没有斯维特兰娜式
的作品真的出现过，也没有过她这样的作者。
在这里，用斯维特兰娜的名字，是代指那些从高层权力家庭里出来的子女中，能超越
自己的环境，独立思考和批评父辈的所作所为，以及反省和选择他们自己的人生走向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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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中没有出现和斯维特兰娜相似的书，虽然肯定有一批和斯维特兰娜身份相似的
人。
北大人讲述了他们遭受的“红色公主”们的打击。
北京大学在文革一开始就被毛泽东称为“反动堡垒”进行重点打击，文革前还是“最
高学府”。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在文革前一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这和斯大
林命令女儿进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一样。不过斯维特兰娜没有对莫斯科大学作过什么，
和李讷不一样。

 1966 年 7 月 26 日晚上，在北大大学东操场的全校万人大会上，江青发表讲话，宣布 6 月 18 日在北京大学发生的大规模暴力“斗争黑帮”是“革命行动”，然后话锋一转， 指控历史系教师郝斌“迫害”李讷。会场上马上有人大喊“把反革命分子郝斌揪出 来”。但是因家人生病他已经提前退场回了家。第二天郝斌到校就被关进了校园“劳 改队”。一次他遭到“斗争”时，同一教研室的一名同事，认为他是江青点名的“死 老虎”，永远翻不了案的，重拳出手把他打昏倒在地上，又拖出门外。(文革中学生 出手打人比较常见，教员出手打人比较少见。)结果，也确实是十年后毛泽东死亡、 “四人帮”被捕，他才得到“翻案”。
郝斌的一名同学在文革后告诉笔者，他毕业后分配到外省工作，文革中看到大字报上
江青讲话指控郝斌“迫害”李讷，很是吃惊，后来见到郝斌，还拿这个事情开玩笑:
 你怎么还“竟敢”(文革大字报常用词)作此等事情。不过在文革时，这可是一点都
不可笑的事情。
当年的大字报有抄件在。所谓“迫害”李讷，是指北大历史系师生 1964 年到郊区搞 (这个动词的具体含义还真难解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划分阶级成分”时，因 为划高划低，郝斌和李讷发生过争论。当时争论并不激烈，他自己都未曾特别注意。 但是李讷回家报告了江青。这种罪名，这种到大会上直接宣告定罪的方式，而且是对 于女儿的老师，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然后煽动学生同事“斗争”殴打被指控者，更 是残忍荒谬。
李讷在文革中受毛的派遣，多次到北大来。有一次传达了毛泽东把攻击北京大学“庙 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的下联改成了“池深王八多”。这当然是导致了大规模的迫害 在北大发展更甚。当郝斌被大字报“揭发”时，他在 1964 年最“严重”的“反动言 论”也不过是预警了“这样搞下去会死人的”，在文革中“死人”变成了北大的现 实。63 人在北京大学被迫害致死(这并不特别，我的调查所及的大学都有两位数的受 难者)。但是，不论是对于全校性的这种灾难，还是和李讷个人作用直接相关的郝斌 所受的迫害，李讷在文革后的三十多年中，从来没有表示过歉意。
普通人的道德观念是在公共汽车上不小心踩了别人的脚要说一声“对不起”。但是还
有另一种道德观念是害死害伤了人也不必道歉。
文革中当了第二号权力人物整整五年的林彪，有一个女儿林豆豆上过北大中文系。她 原在清华，1964 年转学到北大(当时林彪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长，文革中成为
 唯一的副主席)。到北大后她长期缺课，时间超过了学校章程所规定的病假天数，中 文系在请示了学校领导后(一般不用的)，请林家给她办理病休手续，并告知病好了 可以复学。林豆豆后来从未要求复学，而且在文革中当上了《空军报》主编。但是她 被要求办病休手续，文革中却变成了“迫害林副统帅女儿”的大罪名。林豆豆的弟弟 林立果在北大“揭发”此事，有关的人都被“揪”出来。中文系副主任向景洁和代理 教务长王学珍二人，都被用布袋子蒙头，绑架到秘密地点，遭到审问和殴打。(别人 也许也被这样对待，只是我没有能和他们谈话。)1968 年 1 月 25 日，专为这一件事 情，在北大最大的会场召开“斗争会”。所有和此“案”有关的人在台上遭到野蛮的 羞辱和折磨。

 文革后，林豆豆从来没有跟北大人道过歉，尽管她就在离北大十公里的中国社会科学 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这不是很讽刺吗?)现在，向景洁老师已经去世，王学珍先生 86 岁，住在北大宿舍。林豆豆过去没有去道歉，将来会去吗?
她的一名同班同学说，她来过他们班级的聚会，大家觉得她还“生活在过去”，也就
是优越感。她几次提到她最近去了什么大人物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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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老人王晶尧，今年 91 岁了。他的妻子卞仲耘，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 长，1966 年 8 月 5 日在校中被红卫兵学生打死。卞仲耘是北京被红卫兵打死的第一个 人。后来的一个月里，有数千人在北京被红卫兵活活打死。
王晶尧在那个闷热的夏天，咬碎了床上的草席，因为他不能放声痛哭。他在橱柜里为 卞仲耘布置了一个灵堂，因为不敢让外人看见。多年后给了他 400 块钱作为抚恤金， 他要求用这些钱立在学校立一块碑或者种一排树，被拒绝。文革后他到法院告状，被 以“追溯时效已过”驳回。他沉默了。沉默多年后，2007 年，他给卞仲耘学校的现校 长袁爱俊写了一封公开信，为什么呢?因为在 1966 年 8 月 5 日时担任学校“文化革命 委员会”负责人和红卫兵领导人的宋彬彬，在学校 90 年校庆时成为 90 名“知名校 友”之一。在关于她的个人事迹的大型展板上，宋彬彬放上了那幅当年名噪一时的她 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照片。
公开信说:
1966 年 8 月 5 日，原师大女附中(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的红卫兵在校园里， 在光天化日之下将卞仲耘同志活活打死。凶手惨无人道，用带铁钉的棍棒和军用 铜头皮带殴打，用军靴践踏，折磨达数小时，其过程令人发指!文革中，卞仲耘 同志是北京市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十三天之后，1966 年 8 月 18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代表， 其中包括原师大女附中红卫兵首要负责人派出的，由宋彬彬带队的 50 名红卫兵 代表。宋彬彬代表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这个袖章实 质上沾满了卞仲耘同志的鲜血。毛泽东对宋彬彬说:“要武嘛。”
1966 年 8 月 18 日之后，北京市有 1772 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其中包括很多 学校的老师和校长。
  宋彬彬是当时学校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她对卞仲耘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现校方在知情者明确提出异议的情况下，仍坚持将“知名校友”的荣誉授予宋彬
彬。对此，我不得不提出强烈抗议。
 这一公开信没有得到校方或者教育部门的任何答复，没有得到宋彬彬和其他师大女附
中红卫兵的答复。这封信也没有能在国内纸质媒体上发表，只是由王晶尧的年青朋友
帮助送上了电脑网路而得到了“公开”。

 2010 年，北京一家名为《记忆》的网刊发表了宋彬彬等五人的一个座谈纪要和一些其 他相关文章，共五万多字。这些文章的主题之一是为宋彬彬辩护。后来，她们还要求 纸质刊物发表她们的文章。再后来，中间人写信给编辑说，那篇文章不发了，因为宋 的丈夫不愿意她抛头露面。她的丈夫发现癌症，要等他去世后再发。
安静了一段时间后，最近网上报告宋彬彬的丈夫靳剑生因肺癌在去年 11 月去世了。 同时有消息说，宋彬彬等人将再次发动。
在卞仲耘被打死时，宋彬彬的父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她的丈夫并不是高干 子弟。靳剑生的姐姐著文说，他们的大姨妈的丈夫名叫李振翩，湖南人，1949 年后 一直住在美国，年青时曾经加入毛泽东在长沙领导的学生运动。(确实，李振翩在文革
 中回国得到毛泽东的接见。接见照片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上。)靳剑生的一个姨妈 多次到他插队的内蒙古，说服了军代表。靳剑生作为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朋友的亲戚而 进入了大学(那时候凭“推荐”上大学)，与宋彬彬同学。
当然可以庆幸靳剑生的好运气。不过，假使他自己回顾历史，会意识到拥有一个住在
美国的是毛泽东年青时代的朋友的姨父的概率是多么低，这样一种文革确立的用家庭
背景来决定谁能上大学的制度不是好的制度。就像斯维特兰娜虽然享有特权，但是在
她的书中对苏联把领导人家的保姆厨子都列入国家工作人员编制的浪费和没有人情味
作了深入的批评。但是他已经去世了，而他的劝阻也并不能真影响宋彬彬的行动。
王晶尧写公开信的时候是 87 岁，现在 91 岁。他的妻子卞仲耘被打死已经 45 年有 半。2009 年，一些女附中的学生捐款为她建造了一座铜像。铜像上没有铭文，只有 她的名字和生卒年月。一位捐款者拟的卒年部分是“殁于 1966 年 8 月 5 日文革暴力 中”。前红卫兵们反对，要求只写“1916-1966”。最后的“妥协”是“1966 年 8 月 5 日”。北京的评论家刘自立指出，这是“存像废史”。
在斯维特兰娜的书里描述了她和斯大林之间的父女亲情，但是也描述了她知道的对她
认识的人的杀戮和迫害。她面对事实，她用善恶标准(现在的话叫做“普世价值”)
评判事实。这两点正是她的书能感动读者的主要原因。
鲁迅曾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金 钟先生文章的用意，显然是在指出他国的精神火光，引导中国的精神前途。衷心希望
 他的文章会带动中国的国民精神进步。

 

 

王友琴
2012年1月26-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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