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天涯沦落人——胡适与张爱玲的一段忘年交

同是天涯沦落人——胡适与张爱玲的一段忘年交

抽屉读书 2024-01-13 2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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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天，在美国，已经年过花甲的胡适到张爱玲的寓所来看她，此时的张爱玲还在难民营落脚，胡适的到来让她的心绪有些复杂，离别时张爱玲写下了这段话：

 

我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

 

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镑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的老是望着，看怔住了。

 

无疑，张爱玲对胡适的感情是难以言说的，就像这段暧昧的文字，深深隐藏着若即若离想要靠近却又无法接近的怅惘。

 

张爱玲对胡适并不陌生，1944年，她在上海写的《诗与胡说》一文中曾论及他：

“……中国的新诗，经过胡适，经过刘半农、徐志摩，就连后来的朱湘，走的都像是绝路，用唐朝人的方式来说我们的心事，仿佛好的都已经给人说完了，用自己的话呢，不知怎么总说得不像话，真是急人的事。”

 

虽然她与他还从未见过面。那亲切不仅来自于她早年读过他的书，而且还有她的长辈与他的交往。

 

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买过《胡适文存》，大概又因读了胡适的考证，去买了《海上花》。张爱玲大约是在上中学的时候，坐在乃父的书桌前看了《胡适文存》，后来又“破例要了四块钱”买了多卷本的《醒世姻缘传》，与弟弟分了看。

 

仿佛一家人都爱读胡适或胡适推荐的书。

 

▲张爱玲的祖母为李鸿章之女李菊耦（右），左为李菊耦母亲赵小莲

 

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借了张廷重的《胡适文存》，看过了也不及时归还。后来为了张爱玲与乃兄闹翻断绝了来往，更不还了。张爱玲则读《醒世姻缘传》一遍不够，非常痴迷。

 

在香港上大学遇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攻打香港，她做了一名防空员，

“驻扎在冯平山图书馆，发现有一部《醒世姻缘传》，马上得其所哉，一连几天看得抬不起头来。房顶上装着高射炮，成为轰炸目标，一颗颗炸弹轰然落下来，越落越近。我只想着：至少等我看完了吧。”

 

1952年，张爱玲离开内地来到香港，出版了长篇小说《秧歌》。小说出版后影响很大，《纽约时报》书评专栏连续两次发表评论。张爱玲认为可以拿得出手了，当即寄了一本给远在美国的胡适先生。

 

不久，收到《秧歌》的胡适给张爱玲回了一封信。

 

爱玲女士：谢谢你10月25日的信和你的小说《秧歌》，请你恕我这许久没给你写信。你这本《秧歌》，我仔细看了两遍，我很高兴能看见这本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

 

你自己说的“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认为你在这个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

 

这本小说，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也许你曾想到用《饿》做书名。写的真好，真有“平淡而近自然”的细致工夫。

 

看到胡适的回信，张爱玲又吃惊又兴奋，很快给胡适回了一封信。几番书信来往，张爱玲与胡适之间又多了一份亲近。

 

其时张爱玲想去美国，只是一直没有机会。1953年，美国颁布了难民法令，这让张爱玲看到了希望。张爱玲向美国方面提出了入境申请，并且由“美国驻港领事馆新闻处”负责人麦卡锡做入境担保人，张爱玲就在这段时间与胡适频频通信，为自己去美国铺路。

 

1955年秋天，张爱玲如愿以偿地到达美国（从大陆去了香港之后），刚刚安顿下来，便和好朋友炎樱一同去见胡适。

 

那时，胡适住在纽约东八十一街一四号五楼H号，是他当年驻美大使卸任后租赁的旧居，被江冬秀称为“简陋的小公寓”，老夫老妻在这里过得清贫而落寞的生活。

 

张爱玲在生人面前一向萧索，纵然心有千言万语，表面上却一片冷淡。和胡适大师面对面坐着，不免有些尴尬。

 

倒是炎樱显得活泼些，胡适和江冬秀都很喜欢炎樱，江冬秀一个劲地问：“你是哪里人？老家在哪里？”

 

也许怕张爱玲坐着受冷落，江冬秀给她们端来两杯茶。

 

这次见面，张爱玲和炎樱略略坐了一会儿，和胡适并没有多少交流。

 

张爱玲不知道，其实此时胡适在美国异常艰难，基本上是“门前冷落鞍马稀”。当时胡适、江冬秀都是六十多岁的老人，在异国他乡没有亲朋走动，又没有儿孙在身边。这是胡适一生最暗淡的岁月，他的心情灰暗到了极点。

胡适1956年于美国

 

炎樱认识一个朋友，出主意帮张爱玲申请住到“救世军”那里去，也就是美国的难民营。但是手续办起来很麻烦，她心里也有一点儿隐隐的恐惧。漫无头绪中，她又一次想到胡适。

 

她并非要得到他的具体帮助，只是想去聊一聊，她的境况其实不需她开口多说，胡适也是一清二楚。那天胡适将张爱玲引进书房，这次没有了慈祥的胡太太与活泼的炎樱，张爱玲拘谨起来，结果面对胡适“如对神明”。只能听“他讲他父亲认识我的祖父”；对胡适挑起的话头，她竟不能应答，不是“默然”，就是笑非所以。

 

不久，炎樱带回来一个好消息，“救世军”职业女子宿舍同意接收张爱玲了。张爱玲当即搬了过去。

 

总算有了个落脚之地，她一时竟然十分高兴，完全没有考虑到“救世军”是怎样一个地方——一处专门收容难民的难民营。张爱玲住了一段时间后，有些不堪忍受，却又无可奈何。

▲张爱玲（后）和好友炎樱（前）

 

有一天，胡适先生突然到难民营来看张爱玲。他来得太突然，令张爱玲手足无措，只好请他去客厅里坐坐。所谓的客厅并不是张爱玲独享的，而是整个“救世军”的大客厅。

 

张爱玲是第一次到这里来，她领着胡适东看看西望望，两个人脸上都是无可奈何的笑。胡适边看边说：“蛮好，蛮好的，很好呀，你住在这里。”

 

张爱玲只是附和着他，笑着，心里却在想：还是我们中国人有涵养，都住到难民营里来了，还好，到底好在哪里？

 

最后胡适提出告辞，张爱玲送他到大门外。她的外衣脱了放在礼堂里，还没来得及去拿，两个人就站在门外台阶上说话。

 

那天风很大，也有点冷，她刚才只顾着和胡适说话，并不清楚外面的温度。一阵风吹来，她抱紧了胳膊。两个人站定，互相望着，彼此都没有说话，不知道说什么。

 

隔着一条街，就是美国的一条大河哈德逊河，它从纽约流入大海。

 

张爱玲这样回忆：

我出来没穿大衣，里面暖气太热，只穿着件大挖领的夏衣，倒也一点都不冷，站久了只觉得风飕飕的。

 

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

▲哈德逊河上的纽约日出

 

1956年2月，张爱玲搬离纽约，去了美国的东北部。

 

这时，生存问题迫在眉睫，多次碰壁的结果是，她决定不再求职，而是仿效美国一些作家，向写作文艺营之类的文艺组织寻求帮助。

 

在这里，她遇到了赖雅，两人在炎樱的见证下结了婚，她都写信告诉了胡适。

 

1958年，张爱玲申请到南加州亨廷顿·哈特福基金会居住半年，享受写作资助。这其实也是一处文艺营，需要有人担保，张爱玲写信请求胡适作保，胡适很快同意了。

 

这一年的4月，胡适决定返回台北。1962年，在“中研院”第五次院士会议上发表演讲时，胡适心脏病突发，倏然辞世。

 

张爱玲后来说：

 

“不记得什么时候读到胡适返台的消息，又隔了好些时，看到噩耗，只惘惘的。是因为本来已经是历史上的人物？我当时不过想着，在宴会上演讲后突然逝世，也就是从前所谓的无疾而终，是真有福气。以他的为人，也是应当的。

 

直到去年我想译《海上花》，早几年不但可以请适之先生帮忙介绍，而且我想他会感到高兴的，这才真正觉得适之先生不在了。往往一想起来眼睛背后一阵热，眼泪也流不出来。”

 

一部《海上花》，从张爱玲认识胡适的那天起，直到他去世，始终是她握在手里，惦在心里的。

 

 

 

延伸阅读

 

关于胡适在美国的情况

（摘自石原皋《闲话胡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11月版）

 

胡适青年时留学美国，住了7年。中年做驻美国大使，住了8年。1949年春，他偕夫人江冬秀离开上海，乘海轮到美国，一住就是10年。

 

这位大学者是否在美国过着“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的买办生涯呢？我初无所闻，最近阅读唐德刚著的《胡适杂忆》，才得知其情况。唐先生以其生花妙笔，把胡适写活了。他与胡适，一杯在手，老少无猜，茶余饭后，娓娓而谈，写出了胡适的真面貌、真性情、真本色。

　　

胡适于1949年4月21日坐船到美国旧金山，这一天正是百万大军飞渡长江的一天。后来，他在纽约定居，纽约是世界第一大都市，可说“纽约居，更不易”了。欧美各国的生活费用很贵，可是“适之先生夫妇，年高多病，缚鸡无力，自然更是坐吃山空。他的经济情况和健康情况一样，显然已渐入绝境。”

　　

唐德刚先生是安徽省舒城县人，先辈是李鸿章手下的大将。江冬秀的祖上江朝宗做过李鸿章家的总管，她的曾外祖吕探花家与李家也有渊源。因为这些千丝万缕的关系，胡适与唐德刚既有乡谊，又有点世交。

 

他俩同在异乡为异客，唐德刚就由“胡适学生的学生”一变为“胡适的学生”，再变为“胡适的朋友”，最后江冬秀称他“适之的好后学”和“最好的后学”。唐先生在几次访问之后，他“在她的厨房内烧咖啡、找饼干……就自由行动起来”，成为这家主人所说的“加双筷子”的客人了。

 

后来，哥伦比亚大学请胡适“口述”其历史，唐先生“也被指派为胡公的助手”。胡适“每周上午来二三次，工作完毕由校方招待午餐”，他俩就到纽约东城去吃洋馆子。胡公不愿异于常人，加以他老人家亦有杜康之好，午餐非酒不乐。”“酒仅微醺，饭才半饱，幽窗对坐，听胡老师娓娓讲古，也真是人生难得的际遇。”曾发誓戒酒的胡适，因在国外万分无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了。

　　

胡适在国内有汽车代步，曾受“买办文人”之讥，而他在美国时，因发财乏术，就有“出无车”之叹了。唐德刚常用汽车来接送他，唐说：“记得有一次我开车去接他，但是电话内我们未说清楚，他等错了街口，最后我总算把他找到了……等到他看见我的车子时，那种喜悦之情，真像3岁孩子一样的天真。”

　　

江冬秀在国内就爱打麻将，藉以消磨岁月，到美国后因言语不通、交通不便，只好蜷伏在小公寓里烧饭、打麻将、看武侠小说。江冬秀一打牌，家里客人多、房子小，胡适不能安心读书写文章，干脆侍候她打牌。江冬秀可以终日过烧饭、打牌的生活，胡适不能这样，他在这10年中究竟干了什么工作呢？

　　

胡适到美国，初在纽约普林斯顿大学任格斯德中文藏书部馆长之职。这一职位是一份闲差，每年领取几千美金贴补家用而已。他也在美国著名学府做过短期讲学，零星讲演的机会当然很多，但这些都算不上是长期性的工作。

　　

胡适经常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内看书，那时唐德刚在哥伦比亚大学半工半读。唐说，胡适之的确把哥大看成北大，但哥大并没有把胡适看成胡适。哥大罗致人才来充实有关汉学之教研，也把胡适排除在外。胡适闲得无聊，常去哥大图书馆看中文报纸，所有的侨报都看，而且把它们的副刊看得很仔细，而这些副刊“实在不值得浪费太多时间的”。可见，他真是闲得无聊之极了。

　　

在国内时，胡适就特别喜欢同青年人交朋友，发掘他们，鼓励他们。在纽约时，胡适与唐德刚等年龄和地位相差一大截，但老少同处，一齐嘻嘻哈哈。那时，唐德刚、周策纵等一班人在纽约组织了一个“白马文艺社”，它是一个纯友谊小组织，是一个吃吃喝喝的文艺俱乐部。胡适对他们这种小文艺团体非常爱护，而他也就乐意变成这些团体的指导员和赞助人了。有闲工夫，胡适就仔细评阅他们的著作。

　　

1952年，胡适回到台湾，在台湾大学讲了“治学方法”，其主要内容还是两句老话：“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1954年，他在台大讲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个新看法”。上述几个讲演，一定程度上概括了胡适的晚年哲学思想。

 

唐德刚说：“胡适之就是这样的一个标准的传统士大夫，他晚年的思想里哪有多少实验主义呢？晚年的胡适只是一种宗教哲学合二为一的最古老的中国传统思想，甚至也可以说是孔孟之精义……所以胡适之并不盲目地说月亮是美国的圆。他是歌颂他所认为应当歌颂的；他不是那种小气鬼，把什么都说成自己的好。

 

胡适也继承传统，但是他只继承他所认为应当继承的。对圣人之糟粕，胡适是没有胃口的。整个的来说，胡适之对西洋文明的吸收和对自己文化传统的继承，只可说是三七开。”这也证实胡适是怎样的一个学者了。

　　

胡适常劝人写传记和自传。陈独秀关在南京牢狱中，他也劝陈写自传。他认为，不但大人物应该写，小人物也应该写，因为这是一般人保存当代史料最好的方法，也是知识分子对文化应尽的责任。

 

1957年，他应哥大“中国口述历史学部”的邀请，开始搞口述自传，这个自传的作用是向英语读者介绍胡适。后来，据此出版了《胡适的自传》。1958年，胡适离开美国，到台湾担任了“中央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