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萍：伟大母亲，民族脊梁
伟大母亲，民族脊梁
作者：张红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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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970年1月27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公审大会，审判王佩英等二十多名“现行反革命分子”，王佩英被当场宣布死刑，立即执行。1980年5月8日，王佩英平反昭雪。铁道部和铁路专业设计院为她举行了本系统400多人出席的追悼会，肯定了她为革命做出的贡献和与极左错误路线斗争的勇气。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做出终审：被告人王佩英无罪！1月27日是王佩英女士遇难54周年忌日，让我们在这个特殊的日子，缅怀并献上我们的哀思。
王佩英，1915年3月14日出生于河南开封府一个富裕家庭，是家中独女、父母的掌上明珠。不幸，7岁母亡。父亲深爱其女，送女儿入河南省立第一小学读书。12岁父亡，将王佩英孤零零留在这个并不太平的世界。好在家中有一老妇人遵王佩英父亲嘱托，监护并督促她的学习。
学生时代的王佩英
1932年8月，王佩英考入河南开封私立静宜女子中学，一所教会女中。主持校务的是1920年来自美国圣玛丽森林主顾修女会的盖夏姆姆。盖夏姆姆是一位仁慈、和蔼、意志坚定、信仰虔诚，有能力、肯奉献、懂教育的教育家。王佩英是静宜女中第一届初中生。1934年，静宜女中被评为河南第一等学校，1935年被评为河南升大学率最高的女中。王佩英在这所教会学校接受了两年中西合璧的教育。孙维世、吴静芳、王克勤曾就读于静宜女中。
这是一所管理严格又倍感温暖的女校，学校规则多达三百多条，训育要目是：1、期能刻苦耐劳、战胜困难。2、期能刚健笃实、见义勇为。3、期能遇事反省、破除盲从。4、期能善用权能、服务纪律。5、期能养成爱美整洁之习惯。
在这所学校，孤苦、贫穷的孩子反而受到特殊的照顾，去年（2023年）刚刚去世的百岁老人任均（1934年入学静宜女中），在她儿子王克明写作的《任均：从静宜女中走出的老鲁艺》中回忆“：盖夏姆姆待学生特别慈爱、亲切，她与学生说话时总是关爱地搂抱着说，特别善良。听说哪个学生家庭生活困难，或没有父母，她就会把哪个同学搂在怀中，疼爱地用中文说：“哦，可怜的孩子！”
入教的16位学生中的14位，左上角为王佩英
静宜女中父母双亡的学生应该寥寥无几，仁慈的盖夏姆姆一定给了孤儿王佩英特殊的关爱，否则王佩英不会在第二年就入了教（当时入教率是5%），成为一名天主教徒。
任均女士几十年后回忆：“在静宜女中最大的收获是：诚实、善良、不说谎，修女老师们的这些教导与以身作则的好品德，不管后来她走上哪条道路，都影响了她的一生”。
静宜女子中学是王佩英人生关键的节点。是静宜女中给了王佩英一双分辨真假美丑的眼睛；唤醒并加固了她明辨是非的良知；培养了她独立思考的能力；教给了她绝不盲从的理念；习得了她见义勇为、追求真理的道德律令；教会了她说真话、不说假话的做人准则。
1934年，王佩英与北京朝阳大学毕业的律师张以成结婚，婚后随丈夫到北京发展。1937年日寇侵华，王佩英和张以成在北京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1940年底回到开封。1942年河南发生大饥荒，当时中国与日军的交战正处于胶着阶段，蒋介石为保障军队供给，无暇顾及百姓，任百姓挣扎在死亡线上。对于百姓的困苦，国民党政府的无能，身在开封的王佩英和张以成对政府倍感失望、愤慨。不愿做亡国奴，又“报国无门”的张以成和悲悯穷人的王佩英，为了一个理想社会的实现，在朋友的影响下，投身从事了地下党工作。
后张以成成为河南郑州地下党负责人，王佩英是他的得力助手。他们为共产党夺取郑州出生入死，获取情报，并将保护完好的电信局交到共产党手里。现在河南“中原英烈纪念馆”的一个展厅里有对张以成的介绍。
张以成
1948年郑州易手，1949年2月王佩英参加工作，在郑州邮局做业务员。1950年，由于她工作努力、出色，领导和同志们都鼓励她入党，她认为入党就是为人民服务，获得一种荣誉，于是她申请入党。1950年到1952年，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土地改革运动（1947-1952）、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10-1951.10）、“第一次整风”运动（1950.5-1951）和“三自革新学习与教会民主改革”运动（1951.4-1954）等十几场政治运动。扩大化的镇压地主和反革命的残暴斗争，王佩英是不是完全认同？一年的党员预备期结束，她没有被正式批准入党，组织给她的评语是“斗争性不强”，“立场不坚定”，还不虚心接受群众意见。又经过一年的考验才于1952年转正。
1954年，张以成根据工作的需要调往北京，任铁道部设计总局人事科科长。为了全家人生活的方便，1955年10月，王佩英带着六个儿子和一个保姆也来到北京，被安置在铁道部专业设计院托儿所工作。他们从郑州省会来到首都北京，全家人特别高兴，孩子们更是兴高采烈。1955年到1959年是他们家最幸福快乐的时光。更值得高兴的是1956年12月31日，她生了一个女儿，她逢人便说这下可可了我的心了，她给女儿起名“可心”，她爱孩子，不嫌孩子多。
王佩英在托儿所负责“哺乳班”的工作，她对工作认真踏实，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起早贪黑。据托儿所的同事回忆，王佩英待人友善、礼貌，与人相处热情、慷慨、助人为乐。她话少，是那种干得多说得少的人。而且她特别正派、耿直，实事求是。一位比较了解她的同事说她：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她直说，也敢说。
王佩英人生的变故，起于1958年的大跃进以及由此造成的三年饥荒。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伴随总路线的实施，“大跃进”运动也随即兴起。“大跃进”是为了赶美超英，为了早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赶美超英，就要在农业、工业上高指标。为了实现不符合实际的生产高指标，就要高征收，高征收又没有那么多粮食和钢产量，就要虚报，“放卫星”。高征收只能是给农民的粮食少了，加之大修水利与大炼钢铁导致地里的粮食收不回来，又加之个别地区的旱灾，结果造成1959-1961年的大饥荒，饿死人千万。
大“放卫星”，弄虚作假，没有人敢说真话，说真话要被批斗。具有辨别能力和实事求是精神的王佩英开始表示不满并说了一些真话。
正是在1959年冬天，王佩英的生活出现了变故。这天，老师带着孩子们到院里玩耍，王佩英和另一位同事趁机要用热水给孩子们的餐具消毒，她端着一盆热水从厨房来到幽暗的过道，这时突然一个孩子冲了进来，撞到王佩英端着的热水盆上。好在冬天，孩子穿得多，只是肚皮上烫红了一小块，家长也没有追究，但领导却开她的批斗会，根红苗正的革命群众积极分子更是大声质问：你这个地主丫头，你当时到底在想什么啊？！然后院里决定把她降格到单身宿舍楼去做清洁工，这种对她的不公处理，伤害了自尊的王佩英。但她仍一丝不苟、一声不吭地完成自己份内的工作。
1959年底，饥荒蔓延到城市。城市人口的粮食也减少到最低，由于缺乏副食，不够吃，城市也出现吃不饱的现象。而正是在大饥荒最严重的1960年，由于革命年代的积劳成疾和缺乏营养，张以成的肝腹水恶化，于1960年11月底去世，留下王佩英和七个嗷嗷待哺的孩子。
1959年，为住院的父亲拍的照片
丈夫的去世，让王佩英极度悲伤，她变得越来越沉默。一家人艰难的生计，饿死人无数的惨状，这一切怎能不让为国为民、忧国忧民的王佩英思考？！
那些年，她最喜欢读的书是邓拓针砭时弊的《燕山夜话》。她把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契科夫的小说集推荐给三儿子阅读。她还喜欢读《红岩》，她对三儿子大中说：江姐多么了不起，多么令人敬佩啊！她的思想正朝着与极左错误路线背道而驰的方向发展。
1962年1月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做大会报告。他认为第一：“大跃进”不仅没有进，反而倒退了许多，对当前经济困难做了较严重的估计；第二：指出困难形势产生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除天灾外，还有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错误；第三：成绩和错误的比例用“三七开”。
七千人大会后，调整的任务交给刘少奇等去解决，刘少奇等的调整方案是“三自一包”，主席对此很不满意， 随后狠批“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
1963年，当王佩英得知三年大饥荒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她认为国家领导人就是要把百姓的事办好，如果办得不好，就应该引咎辞职，她说了这样意思的话：有的人应该跳下政治舞台，让能干的人上去，自此以后她坚决支持刘少奇。她骇人听闻的议论吓坏了单位领导，领导送她到医院检查，但检查结果一切正常。
1965年初，《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出台，强调“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强调阶级斗争。大跃进以来，特别是大饥荒年，高层决策的错误，基层领导干部不顾人民群众死活的做法，许多人看在眼里，王佩英也看在眼里，但多数人守口如瓶，王佩英却宁鸣而死。
1965年4月，她向单位组织部提出退党。她说：“我不愿当人民的罪人，我要退党，共产党虽然前一段革命有功，但现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停滞不前了。” “我再不退党，我的罪就更大了。” “一人做事一人当，心甘情愿，愿为六亿人民利益出发，绝不改变自己，绝不顾惜自己的一切。”
1965年7月12日，她写了书面退党申请后，就意识到了自己的危险，她对孩子们做了必要的安排和交代。她最不放心的是小女儿可心，那年可心才八岁半。可心记得，大约是1965年的夏天，吃完晚饭，天已黑了下来，母亲领着她出去遛弯，走在军事博物馆的小路上，母亲蹲下身搂着可心很认真地说：“如果以后妈妈不在了，你一定要懂事，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可心听了心里一酸，忙说：“不会的，不会的，妈妈别瞎说”。
院党委书记害怕了，大约在1965年7月20日左右，王佩英被单位强制送往安定精神病院，几个月后转到安定精神病院分院回龙观精神病院。
王佩英住进精神病院后十个月文革爆发，红卫兵造反，学校停课，“破四旧”，各种批斗，武斗，直到不少省份真枪真炮打起来，国家大乱。王佩英在精神病院也要参加各种学习，知道了外面的情况，领袖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动乱使人民生活受到极大损害，国民生产受到极大破坏，王佩英看着，痛心疾首，更坚定了自己的看法。正是在国家大乱之时，王佩英在精神病院虽然非常思念孩子们，但当有同事路过病院来看她，告诉她孩子们没有钱买菜，在垃圾桶捡别人不要的菜叶子，劝她：你还是低个头，认个错，回家吧，孩子们过得太艰难了。她说她没有错，不能说假话，人要讲良心。文革的残酷批斗她也知道，有一天三儿子大中来探望她，她对儿子说：“孩子，妈做的事可能会给你们带来麻烦，可能会拖累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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