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紫荆《我的文学之路》
我的文学之路
1 从小荷初露到突然断笔
每个人走上文学创作的契机和途径都不同，我开始写作的机缘却是和几份报纸的副刊有关。首先是上海的《新民晚报》。我是上海人，自然是对《新民晚报》情有独钟。这不仅是因为在家里时父母订了它。并且它还是那时候（三十多年前）最接近老百姓的一份报纸。它不像那些日报，有着重头的以高调为主的党政社论，它是一份人们可以在工余饭后，边喝茶边消遣的一份报纸。说得都是人们身边的事。更加上副刊的文学气息很浓。不仅有很多的著名文人的回忆录，更有无名小辈的美文佳作。更主要的，我想是因为三十年前的中国文学在结束了文革的禁锢之后，终于迎来了一个可以打开话匣子的机会。当时的《新民晚报》就承载了这样的一个功能，就是你可以将深埋在心里的话说出来。
那么我又有什么样的话深埋在心里想要说出来呢？其实这是和我在精神上遭遇了与故土的隔绝有联系的。三十多年前出国的人，如果你所到的国家是不曾有唐人街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所到的国家，之前是没有大批的华人劳工被贩卖上岸的，那么当你孤身一人，拖着两个箱子踏上这一片土地的时候，你的感觉在精神上就如同踏上一片沙漠。那还是一个连传真都没有的年代。一封航空信来回要走二十天。德国的报纸看不懂。中国的报纸看不到。学校里面虽然有东亚系的图书馆，可是里面的报刊杂志大多来自大陆以外。大陆以外的也不是不好看，只是那些人和事，都是你所陌生的。而我可怜的妈妈，自我走了以后，就将她所认为的有好看内容的《新民晚报》都收藏下来，说等我回去后看。这种隔绝的现实，和重逢的无望，让我有时候会在脑海里面回味一些留在记忆中的文章的精彩片段和内容。并且由于自己来到国外之后，眼界和思维也都比以前宽了，所以在回味的时候，对原来文章作者的观点，竟然也会产生了一些同意或者不同意的看法，甚至对某些问题，比如育儿和家政以及妇女的地位和值守等有了自己的见解和看法，觉得如果是我来写的话，我将要如何说。
现在回想起来，这可能是我最初的写作契机。直到结婚成家有子之后，整天在家守着不会说话的孩子，想要表达些什么的愿望就更加强烈起来。那时候，我开始通过中国国际图书贸易公司航空订阅上海的《新民晚报》。而传真已经成为德国的办公用具之一，很快大约一年之后，传真机也走入了家庭。但是，好像谁也没有动过要通过传真来传送《新民晚报》的念头。可能是觉得用传真来传送报纸很奢侈也很浪费的缘故吧，总之，现在回想起来，直到上海的父母家中也有传真机之后，我们也没有用它来传过报纸。我依旧是更奢侈却更理所当然地阅读着花钱由中国国际图书贸易公司给我邮寄的《新民晚报》。只是随着出国日子的渐多，对报纸上的版面除了文学副刊都产生不出共鸣了。
于是我便也幻想起给《新民晚报》投稿。那时候，在《新民晚报》的副刊上所出现的有关海外的文章也渐渐多了起来，不过大多数都是国内的人谈短暂出国的见闻的。像我这样定居海外的并不多见。我是实在太憋了，所以我就开始按照《新民晚报》副刊《十日谈》的样子准备写十个德国的人和事。成为一组德国人事面面观。我从自己的生活圈子里，选了一些印象最深的，自己最有体会的人下手，当然，由于孩子刚入幼儿园，于是写德国的幼儿园便也成了我的出发点。在德国买不到中国常用的那种绿方格的文稿纸。我只能自己按照每行每页的字数，将字和标点符号一个一个对齐了抄写整齐之后，用家里的传真发给《新民晚报》的副刊。
现在回想起来，我已经记不清楚和我联系的副刊编辑是哪一位了。只记得，母亲很高兴对我说，看见我的文章被印出来了。后来又很开心地对我说，拿到稿费单了。从那以后，我其实就是在为了给母亲领略这样的惊喜和开心而写了。写的速度不是很快，但是却也是寄过去一篇，就被发出来一篇。最离奇的是，期间我带着孩子回国了，当我们全家有一天跨入上海南京路上的一家大百货公司的四楼楼面时，照例因为我们有两个漂亮的混血儿小孩在手里抱着和牵着而被一群营业员和顾客围住。大家纷纷饶有兴致地边观赏我们的孩子边问我一些问题——比如问：“你是他们的亲生母亲吗？“（之前曾经有人因为我的穿着打扮太大妈化而问过我：“你是他们的外婆吗？“）当他们得知我们是来自德国的时候，其中一位营业员就说：”我知道德国的幼儿园是什么样的。“接着她就一五一十地开始描述起来。拉我一听，这不就是我所写的文章里面的故事和情节吗？不禁出乎意料地傻笑起来。等对方讲完了，我说：“那是我写的。你是怎么读到的？”对方说：“新民晚报呀！原来是你写的呀！你写了很多有关这方面的事情，我都看的，还能够给你再描述几件事情出来。”
这一次的奇遇，给了我的写作很大的鼓励和肯定。我很感谢《新民晚报》那位我从未谋面的编辑。是她或者他，把我的文章送到了读者的面前。《新民晚报》在市民中的影响面之广卧室知道的，但是竟然广到一个百货公司里面卖服装的营业员可以都背出来，并且茫茫人海中，还让我这个作者给听到了，实在是令我很感慨的。这件事情让我一直无法忘怀，是因为它让得到了比拿到稿费更开心的安慰——和读者的互动。原来，自己所写的东西，不仅是自己需要写出来，更是读者也需要读进去的。只是后来，我的写作突然中断，并再也不给《新民晚报》的副刊投稿了，是因为母亲突然的去世。给我带来一生中难以招架的打击。我悲痛得一夜之间，两鬓就出现白发。再也提不起写任何东西的兴致。尤其是给《新民晚报》，似乎是因为母亲在也看不到，我失去了一个让母亲高兴和开心的动力。我就那样突然断笔了。
不过每当回想起来，我都十分感谢《新民晚报》的副刊在创作上给予了我的信心和扶持。
2 从初出茅庐到走出美洲
掉入沉痛的深渊之中的我，在失母之痛后的第四年，又痛失了父亲。所谓父母在，家就在的幸福，随着父亲气息的断绝而于一刻之间从我的身边消失。从此我成了一个真正流浪在海外的游子孤儿。这种人生的遭遇，虽然是很多人都会遇到的，但是，于我来说，在自己还未年过四十，膝下的幼儿才刚会走路之际，便没了父母的荫蔽，是很苦涩的。而那时候，我来到海外已经快十五年了。在生活进入稳定和富足状态之后，我和生活在美国旧金山的小学同学Rebecca Chen又开始恢复了密切的联系。在读书时，我和Rebbeca不仅好得形影不离，并且成年之后两个人的生活轨迹也十分相像。之前，在相继出国之后，由于都忙于读书和生活的着落，我们之间只是每年圣诞节时寄卡问候。所以，当终于可以奢侈地用时间来来聊天的时候，我们就立刻成了彼此的镜子，好像每天都要面对着镜子照一照，看看自己的样子那里属于不错，那里又属于需要改进，我们在邮件里面互相展露心迹，又互相欣赏和互相安慰。Rebecca给我的信都是英文的。而我给她的信都是中文的。如此半年多有余，有一天Rebecca在听够了我的各种倾述之后，突然告诉我说，我的文笔是多么的好，给她的信是多么的耐读，说我真应该将它们写出来，写成一个个故事。拿出去发表。给更多的人看。为了证明她有眼光，证明她的话对，Rebecca还说只要我写出来，她就去拿给在《星岛日报》工作的朋友看。如此我正好也到了有满肚子话想往外吐的时候，便试着写了第一篇。那时候，我并没有看过美国的《星岛日报》副刊。但是来自法国欧洲版的《星岛日报》还是可以在德国买到的。那一篇我记得自己写了大约有二千多字。通过电子邮件送给Rebecca之后，她回馈过来的信息是，交给《星岛日报》的副刊编辑看过了，回答是太长了，要八百字以内的。
我还从来没有写过那么短的豆腐干文章。记得那时候，为了这八百字的约束，我不断地数字的数目，不断地删除和改写。结果发现，的确，如果要说清楚一个意念或者一件事情，八百字也是可以的。很多很长的句子，精简之后，便句句精炼起来。而当第一篇八百字——《米糕》过去后，由Rebecca 反馈回来的消息是用了。并且告诉我说，编辑感叹很久没有能够再看见像我这样的文字了。希望我每周至少写两篇过去。那是2007年。从那以后，我就努力地每周写两篇八百字寄给Rebecca。再由Rebecca转交给《星岛日报》。每个月，Rebecca还把副刊有我文章的那页报纸寄给我。稿费也是由她收了再转给我。自从开始写作之后，我和Rebecca的通信就被文章代替了。两年之后，我积累了差不多一百多篇文章。并有幸加入了欧洲华文作家协会。加入协会之后，我就走出了家庭，和文友们一起开会，在会上，我才第一次得知，原来自己写的这些八百字的文章，专门有个类别叫微型小说。之后，我就开始在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的大赛得奖。
所以，行笔至此，我不得不说，是美国《星岛日报》的副刊，造就了我在微型小说上的成就。而牵线让我和美国《星岛日报》结缘的贵人，就是Rebecca Chen。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美国的《星岛日报》副刊很开明，从来没有规定我必须写什么，或者不可以写什么。我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样子和需要，根据自己的感动和素材来创作。这一份宝贵的自由，在长达两年的时间内，不仅没有泯灭我对写作的热情，反而激发我一直活泼地写了下去。虽然要卡在八百字以内，是并不容易的一件事，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认识到，写大篇幅比写小篇幅要容易得多。
那么为什么在写了两年之后，我又不写了呢？原因有两个。一是，渐渐有了想在字数上更自由的表达范围。二是，我身在欧洲，文章在美国发表，我和美国的文友和读者都没有联系和认识，除了看见自己的文章被刊登出来，我没有文友间的交流。直到加入了欧洲华文作家协会之后，和欧洲文友们的认识和互动，促使我觉得自己更应该让欧洲的读者认识和了解我的文章。所以我就暗生了向欧洲纸媒投稿的念头。但是由于知道欧洲的纸媒很少有支付稿费的，所以一直很难割舍付给我美金的美国《星岛日报》。三是，有一天，从Rebbeca那里传来了美国的《星岛日报》因为经济原因，无法再给作者支付稿费的消息。我便给了自己一个割舍的理由，想反正都不付稿费了，那么我就先服务于欧洲的读者吧。毕竟自己是生活在欧洲，平时在给美国的《星岛日报》写稿时，为了更好地让自己的文章服务于当地，我都刻意避免让自己的文章出现太过于欧化的痕迹。这对我的写作来说，也无形是一种局拘束。虽然编辑并没有这样要求与我，但是报纸是给美国的华人读者看的，所以不得不主动照顾报纸的利益。所以大约是2010年的春天之后，借着《星岛日报》不能再给作者支付稿费之际，我便推出了美国的舞台，不再给《星岛日报》投稿。
但是每每回顾其自己的创作历程，总是无法忘怀并十分感恩美国《星岛日报》副刊在创作上所给予我的造就和机会。
3 从立足欧洲到扩展自己
告别了《星岛日报》之后，我开始尝试冲出八百字的约束，做更随心所欲的创作。因着两年在美国投稿的经历，我有了向欧洲报刊副刊投稿的自信。在欧洲当时有好几个纸媒，都可以提供文学创作的园地。只是他们因着各自侧重面的不同，对作品的主题有一些不同的要求。比如《华商报》以新闻报道为主。所以希望文稿是贴近德国地气的。是和当下紧密相连的。小说类的不做优先考虑。所以在那里，我刊登的现实题材的文章诸如评论和新闻采访和报道比较多。散文和小说类的比较少。而《欧华导报》的宗旨是原创园地。对作者的题材没有限制。所以在那里我投入的小说和散文比较多。《欧洲新报》则两者兼具。并且由于报纸的版面大，所以我的一些深入的人物专题采访都刊登在那里。还有现在已经停刊的杂志《本月刊》。他们对我的投过去的稿子都予以接纳和刊登。这给我的创作也带来了莫大的鼓励和鞭策。由于大家都是在德国，所以互动的时候也特别地少了一份隔膜和多了一份亲切。从几位主编那里，我都从中得到很多的滋养和学习。比如《华商报》的主编修海涛教会我实际运作时的格式和程序的操作，《本月刊》的主编谢盛友成了我加入欧洲华文作家协会的介绍人，《欧华导报》的主编钱跃君更是给了我莫大的信任和鼓励，他对我说：“你的稿子来了我一定会登。” 《欧洲新报》的范轩主编也是常常鼓励我多给他们投稿，2012年，我的短篇小说《人隔千里一梦回》在那里获得了金凤凰杯的优秀奖。所有这些帮助，让我在欧洲很快就拥有了自己的读者，并且也通过《华商报》和《欧华导报》的编者作者读者联谊会结实了一大批在德国的和我一样爱好文学的朋友们。这种交流和互动很激励人心和给人温暖。
感谢报纸的文学副刊，它们是我走上创作之路的摇篮和在文学海洋上航行的护卫舰。
（摘自穆紫荆《香在手》2 文学评论 / 布拉格文艺书局 2021 / 本书可通过出版社购买或作者本人代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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