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日本情报部门—日本情报学院

    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日本陆军的欲望急速扩张。在发动了侵华战争之后，又蓄谋发动太平洋战争。出于更大规模的情报战的需要，日军成立了陆军中野学校。

精选程度异常严格

    1937年底，日本陆军省决定在兵务局内成立“情报勤务要员培养所创建筹备事务所”，任命秋草俊、福本龟治、岩畔豪雄为筹备委员。陆军大臣发布命令：陆军所属各部队、各单位，必须推荐一名或数名最优秀分子参加该所的学员选拔考试。当时“情报”这个词，在日本还没有普及，除了参谋本部的人，许多人讲不清楚情报人员的培养是怎么回事，被推荐的人大部分也不知道情报人员是干什么的。1938年1月，由秋草俊主持了选拔考试。这些主考军官将考生一个个地叫了进来。没有统一的考题，由委员们从各方面随便地提出问题，比如会问学员是否敢当场剖腹。问题可谓上到社会、经济、文化、宗教，下至地理、天文、私生活与判断力，几乎无所不包。每名考生得在四五十分钟的时间里，回答监考委员们的问题。

     尽管被选拔者都是由各部队、各单位推荐来的优秀分子，而且兵务局事前又委托宪兵队对他们的家属关系、思想情况以及性格都进行了彻底调查，先做出了“适”或“不适”的鉴定，才把合适的人集中到东京进行考试，但第一期考生中，也只录取了20名。

学习生活充满自由

    培养所的专职教官有3人，其中，秋草俊任所长，福本龟治任干事，伊藤佐又任训导。培养所的学习生活，并没有学员们来前想象的那样紧张、刻板。起床是早晨7点，但在床上多猫一会儿也并不犯大忌。起床后，也不像军队生活那样强制进行体操或长跑，可以直接去地下食堂凭票就餐。早餐后，有些学员在附近散步，有的则到附近宪兵队的训练场去练习柔、剑道。10点才开始上课。

    整个上午的课程，主要是情报、谋略、防谍、历史、时事等，教材中大量使用本国的实例，外国的例子也不少。授課者除秋草俊、福本龟治、伊藤佐又3名专职教官外，还经常聘请参谋本部或陆军省的专家来讲课。因为出入培养所绝对禁止穿军装，来讲课的人都穿的是西装，学员们也分辨不出谁是军人，谁是学者，只能看做派。军队方面的人来讲课时，给学员们发油印的参考资料，而军外的学者几乎全凭口述，由学员自己做笔记。

   听课到中午结束。午饭后到下午5点半以前，一般为学习情报谋略与手段的实习课。其中有秘密照相机、特种炸药、窃听器、邮件的开启等课程，后者是指仅凭薄薄的刀片，就能把信封的纸与糨糊分开。有时，学员们从宿舍步行到汽车学校、通讯学校、工兵学校、飞行学校，学习无线电操作与爆破知识，并练习驾驶汽车、飞机。

    5点半以后，则是自由活动时间，可以到任何地方去玩。培养所没有定时关大门的限制，只要次日上午10点以前能回来上课，学员即便在外面留宿也没有人过问。

高度保密学员猛增

    1938年秋，“后方勤务要员培养所”迁移到东京中野，改名为“陆军中野学校”，并成为陆军大臣直辖的学校。但“陆军中野学校”这个名字，不但对外界，就是在陆军内部也是保密的。校门口只挂一个不显眼的“陆军通信研究所”的小牌子。在内部，则称它为“军事调查部”或“东部第三十三部队”。学员、职员一律佩戴蓝色徽章，其背面有编号，出门时将它交给门卫，回来时按编号取回。在校内若有不佩戴徽章者，按潜入者论处。

    从第二期学生开始，中野学校的考生多了起来，在东京、大阪、仙台的旅行社和千叶的步兵学校等处，分别举行入学考试。从第三期学生开始，更广泛地在札幌、盛冈、东京、大阪、久留米、熊本等地所有的军官学校预科所在地进行入学考试。可以说，这时陆军最高素质的人才，几乎都被网罗到了中野学校。

    中野学校的毕业生离校前，都会接到一份校方的“礼物”——这是一种德国产的慢性毒药，将它放在咖啡或茶水里服用，一周左右会致人死亡。毕业生们，必须随身带着这“礼物”，他们的去向是保密的，只有在战后，一些人的命运才在坊间流传。

    有些人去了中国、欧洲，如会作曲的福田稔，在中国东北被苏军俘虏，拘押期间死去;有些人潜入美军占领的东南亚各岛。还有所谓“生死不明者”，战败后耻于归国，留在了当地。少数人则留在日本本土执行特殊使命。

     陆军中野学校毕业生的去向，战后从无官方公布，其中一个原因，可能与幸存者们现在的社会地位有关。当时中野学校集中了来自日本陆军系统内各部队、单位的优秀人才，战后，凭着这些人的高素质，他们當中大多数都当上了公司经理、董事、团体的干部、一流公司的课长，还有大学教授、报社社长，乃至成为国会议员。这些人都处于社会的中上层地位，如今完全没有必要显摆中野学校的那段历史。对于一些已持有反思目光的人而言，他们更希望尽可能不去翻检青年时代那段很是复杂、苦涩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