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2013 华尔街日报：和郎朗吃午饭谈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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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蔚/Jason Chow

12月中，郎朗基金会在深圳举办了百名琴童合奏音乐会后，郎朗来到香港两天。我和《华尔街日报》的几位同事同他共进午餐，聊音乐、教育和人生。

在 香港湾仔一个餐厅里一起吃点心啃烤鸭的时候，这位钢琴神童体现出他童真的一面。他说，钢琴表演之前他只吃几块巧克力，要保持半饥饿状态，这样一边弹着琴， 想着接下来要吃的大餐就会有动力，同时郎朗伸展身体做出向往的样子。估计没人知道，郎朗演奏时的皱眉一脸痛苦状，其实是想着烤鸭之类的。

作为经常与世界一流交响乐队合作、并在备受关注的活动中演奏的中国钢琴家，他也有超过其年龄的成熟一面。郎朗是个面面俱到的人，每个人介绍完自己后他都有一两句回应，同时不忘先给身边的人夹菜，然后才自己动筷。他说话很生动，充满肢体语言，给人坦率又很有思想的感觉。

被媒体评为收入最高的钢琴家的郎朗，是商家的宠儿。他这次来香港，是出席庞巴迪私人飞机的代言活动。他代言的除了斯坦威钢琴，还有大众汽车集团、西班牙电信、招商银行等，未来还会推出一个他自己的香水系列。

但 过了30岁，郎朗有了新的追求。他说，现在对商业代言兴趣没有原来那么大了，因为这并不能改变世界。作为新上任的联合国和平大使，他会参与在世界各地建学 校。他自己未来准备把关注点放到培养下一代钢琴演奏者身上。他成立的郎朗国际音乐基金会资助来自波士顿市中心贫困地区的演奏者。他在深圳创办的音乐学校已 经培养出了10岁钢琴小天才李仲欣。接下来，他希望打造一所国际级的音乐学院，培养一流的中国钢琴人才。

边吃边聊，郎朗就中国艺术家怎样成为世界级大师，好的音乐老师是什么样的等问题，用英文给出了他的独特见解。以下为编译过的采访内容。

《华尔街日报》：有人把中国最近对学钢琴的痴迷称为郎朗效应。你怎么看？

郎朗：目前中国有5,000万孩子学习钢琴，是奥地利总人口的五倍。

如果10年前你问我这个问题，我会感到不安。那个时候，家长非常固执己见。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爸爸和妈妈──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一个孩子身上。现在好多了。

《华尔街日报》：中国家长还是逼着孩子练琴吗？

郎朗：对于练琴，中国家长没有像原来那么较真了。学钢琴的出路多了，他们最后可能成为像周杰伦、Lady Gaga、艾莉西亚•凯斯(Alicia Keys)或赫比•汉考克(Herbie Hancock)那样的流行巨星。

我在茱莉亚音乐学院的很多同班同学都是亚洲人，但不像现在这样多。茱莉亚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现在带25个学生，其中23个是中国人。当然其中有些是美籍华人，但这个比例确实惊人。亚洲学生刻苦练琴时，会促使美国学生也苦练琴艺。

《华尔街日报》：一个孩子多大时，你就可以判断说这个孩子注定将成为一名独奏音乐家？

郎朗：很难说。对我来说，我12岁的时候知道自己将以音乐为职业。但李仲欣现在10岁。如果他有正确的方向，他能成为一个职业演奏家。

《华尔街日报》：在你的钢琴学校，选择老师的标准是什么？

郎朗：一定要对东西方文化都有一定的了解。音乐如同一种语言，最关键的是风格和口音。古典音乐来自西方，但作为中国人，一定要了解自己的文化，否则是没有办法把曲子演绎好的。

《华尔街日报》：你对来自你母校中央音乐学院的顶尖人才有什么建议？

郎朗：一步一步地走。去欧洲和美国学习。对古典音乐来说，了解西方文化非常重要。这是关键。

对中国来说，我们正在发展非常好的基础教育。这很好。正因为如此，我希望创办一所能够真正达到国际水平的音乐学院。我的母校──中央音乐学院──非常好，但在世界上，它还没有进入前10。我们必须努力，提高学校的水平。

《华尔街日报》：你还提到接受全面的西方人文科学教育对一位音乐家来说是重要的。你为何会这样想？

郎朗：我 曾有一位美国老师教我莎士比亚、雨果和其他西方文学。他的名字叫理查德•多兰(Richard Doran)，当时是柯蒂斯音乐学院董事会主席。我的老师加里•格拉夫曼(Gary Graffman)曾说：你音乐造诣深，但需要更多地了解西方社会，并与他们多交往。所以，他介绍我与理查德认识。我会去他家，大声朗读莎士比亚的作品。 他曾带我去看篮球比赛，各种筹款派对和社交活动。

你需要有人带你走进另一种文化，特别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是以家庭为中心的民族，如果我和父亲去什么地方，我会待在父亲身边。亚洲男孩子尤其在西方社交环境中非常害羞。所以，每次我的朋友来美国，我都会说：不要老是和我在一起，要多去和美国人在一起。

《华尔街日报》：你如何选择参加什么音乐会？

郎朗：刚入行时，你会把握任何你能获得的机会。我爸爸说过，为什么我们需要转机五次去表演？开始时，我去过美国最小的小城市，比如科罗拉多州的柯林斯堡，或奥马哈外的一些卫星城，这些城市有一个交响乐队，每年只举办一场音乐会。

那时候我是一个超级替补队员。如果有人生病了，我就去代其演奏。后来，我有选择的空间了。如今，我喜欢回到那些我与之建立了感情的地方演出。

但在我们的世界里，如果你音乐会演砸了，就不会受邀回去演奏。我不会过多地想我去哪里演奏。我想的是保持演奏的质量。

《华尔街日报》：你在音乐会前都会做些什么？

郎朗：通常我会很晚才吃午饭。散一会步。去音乐厅，练习一会。晚上六点左右，我会小睡一会。

我喜欢吃巧克力。比如味道浓郁的黑松露巧克力。在演出前吃一点。表演的时候需要保持一点点的饥饿状态。我弹琴的时候，有时候想着再弹一会就能好好地吃上一顿了。

《华尔街日报》：听说你即将推出一个香水系列？

郎朗：明年将会推出。一家做阿玛尼和迪奥的法国分销公司Firmenich正在为一个香水系列寻找一个亚洲合作伙伴。我们决定首先在欧洲推出。

我喜欢香水。我没有时间洗礼服，所以旅行的时候，有时候身上的味道不是很好。我在台上表演时，我不只希望闻到钢琴的味道，就是调琴的时候放的油或者胶的味道。

《华尔街日报》：你在古典音乐之外还有很多商业代言活动。

郎朗：20岁的时候，会认为代言活动非常重要。但现在我知道，不能用代言改变任何东西。

《华尔街日报》：钢琴演奏家和音乐家会出现职业巅峰后走下坡路吗？

郎朗：我可以变得越来越好，我现在就比10年前要好。很多音乐家会忧郁，如果没有心理问题，就能走下去。只要我能把该做的事做好了，我就满足了。

一个半小时很快过去，离座时问起郎朗第二天要做什么。他说12月12日是他妈妈的生日，要带着爸妈去游船，烧烤吃海鲜，晚上还要一起泡吧。我的美国同事瞪 大眼睛，你带着妈妈去泡吧？郎朗淡定说，那是我妈妈的生日。后来我在微博上写了这段，网友评论到，郎朗到哪里都坦荡荡地带着爸妈，不错。坚持中国传统，以 开放的心态对待西方文化；走自己的路，不怕别人议论，可能是沈阳人郎朗的成功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