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造成今天悲剧中国的蝴蝶效应
（本文资料取自维基百科和美国之音）
蝴蝶效应（英语：Butterfly effect）是指在一个动态系统中，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将能带动整个系统长期且巨大的链式反应，是一种混沌的现象。
本文要讲的，是一个令人扼腕的、好心办坏事、给中国人民带来无以复加的深重灾难的故事，一个造成今天悲剧中国的蝴蝶效应。
追根溯源，陈独秀，这个一心追求民主自由新中国的理想主义者，竟是终结中国民主自由的始作俑者。
1896年，毛泽东3岁的时候，17岁的陈独秀通过院试成为秀才，科举名乾生，但在次年赴南京江南贡院参加乡试落榜，未能考中举人。次年，考入杭州求是书院，学习法文和造船。同年接受家族包办婚姻，与高晓岚完婚后，前往南京再次参加乡试，仍然没考上。
1901年10月，陈独秀自费留学日本，进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日语专业学习。
1902年3月，陈独秀回国，组织青年励志社。9月，再次赴日，读东京成城学校陆军科，受到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1903年3月31日晚上，陈独秀、张继、邹容3人强行剪去湖北陆军学生监督姚昱的辫子，姚向清政府驻日本公使蔡钧控告，蔡照会日本外务部。于是，陈、张、邹等因此被日本政府强行遣送回国。
1905年8月，陈独秀结束了《安徽俗话报》的工作，投入办学工作。夏，走访各县串连革命党人，在芜湖发起成立反清组织“岳王会”并任总会会长。秋，执教芜湖皖江中学。1906年4月，创办徽州初级示范学堂。
1907年春，因两江总督端方发出通缉令，陈独秀第三次留学日本，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学习，后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国等西欧文化。
1909年9、10月间，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在杭州浙江陆军小学任国文史地教习。
1913年，陈独秀追随柏文蔚参加反袁世凯“二次革命”，在芜湖一度遭龚振鹏逮捕，后获释。
1914年春，反袁运动失败后，陈独秀再度赴日本，协助章士钊办《甲寅》杂志，担任助编。第一次使用笔名“独秀”发表文章《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开宗明义提出“人民何故必建设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斯成立国家之精神。”文中指出，要有爱国心也要有自觉心，“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如果是一个人民在其中没有权利，无幸福可言的国家，“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之奴，何事可怖”，引起舆论哗然，不少人指责其不爱国。
1915年夏，陈独秀回到上海，住法租界嵩山路吉谊里21号。9月15日创办月刊青年杂志，副题法文La Jeunesse，自任总编辑和主要撰稿人，由群益书社发行，次年更名为《新青年》。一般统称为《新青年》。这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始。
《青年杂志》创刊号并无发刊词，但在“通信”栏目中，回答读者来信中讲：“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这常常被当作《新青年》的宗旨。同期陈独秀发表《敬告青年》，宣扬六种青年该有的精神，“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像的”，后来进一步提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口号。
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随即聘任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并教授文学。陈独秀和《新青年》杂志在这里如鱼得水。《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进一步扩大到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沈尹默、胡适、高一涵、鲁迅、周作人、李大钊。这一时期中国的著名思想家、文学家们也纷纷在该刊物上发表文章。《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1919年3月1日，蔡元培在北大召开学长及“教授会”主任会议，通过《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决定暑假以后“文理合并，不设学长，而设教务长”。这是蔡元培已经设想构思了半年以上的一个改革。一个目的是“融通文理两科之界限”，促进学科交流。另一个目的是将学长任命制改为教务长选举制，由各系的“教授会”主任选举产生，推动“合议制”民主治校，这更是蔡元培进入北大就一直努力的目标。文科学长陈独秀和理科学长夏元瑮将卸任学长，仅担任教授一职，除非被推选为教务长。这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个正常发展，得到两位学长及教授会的共同支持，但后来却卷入很多无关的争议与流言之中。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6月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的“随感录”栏目发表短文《研究室与监狱》：“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城南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被捕。他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与帮助，9月16日保释出狱。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等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919年5月《新青年》杂志出版马克思主义专刊，但陈独秀没有写文章。
1919年秋，陈独秀出狱，1920年2月前往上海，住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期间，陈独秀常与喜谈社会主义的戴季陶、张东荪过往。陈独秀出狱后开始对社会主义思想感兴趣，先后写了《实行民治的基础》、《劳动者底觉悟》等有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1920年5月《新青年》出版劳动节专号，探讨劳工问题。
1920年4月，共产国际远东局成员、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维金斯基（吴廷康），带领担任翻译的俄籍华人杨明斋等助手来华。先找到李大钊，然后李大钊介绍他们认识陈独秀。陈独秀全面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列宁版本的更激进的马克思主义。陈独秀迅速接受了马列主义，在维金斯基的支持下开始组建共产主义组织。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人建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的前身。8月22日，俞秀松、罗亦农等人在陈独秀家中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同时，陈独秀发动、联络各地的建党工作，比如，1920年5月毛泽东来访，此后在陈独秀的指导下在湖南建党。陈独秀充分发挥他办刊物的特长，上海共产主义小组8月15日创办《劳动界》周刊，11月7日创办《共产党》月刊。陈独秀与胡适在《新青年》的办刊宗旨上发生分歧，陈独秀掌管了编辑权，9月在《新青年》发表《谈政治》，大张旗鼓地宣扬马列主义，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此后《新青年》成为广为流传的共产党理论宣传刊物。
1920年，陈炯明占领广州，孙中山率国民党中央由上海迁往广州，12月，陈独秀应邀前往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由李达做代理书记。陈独秀在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广东女界联合会发表演说，批评传统道德，引发当地守旧人士发起驱陈运动。陈独秀在广州重建广州共产党，排挤了其中的无政府主义者。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陈独秀在广东省教育委员会的工作正在紧要关头，没有前去出席，而是派新婚的陈公博为广州代表，又派包惠僧代表他出席，带去他的信件和4点意见：“一曰培植党员；二曰民权主义之指导；三曰纪律；四曰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在会议上，陈独秀被缺席选为中央局书记。后来，广东的教育工作困难太多，党的工作又需要他，便辞去广东教育委员会的职位，9月回到上海。10月4日，他和杨明斋、柯庆施、包惠僧以及妻子高君曼5人曾一度被上海法租界巡捕房逮捕，被判罚100银元。
陈后被选为党的第二届、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届、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成都路召开中共二大。大会选举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8月9日，陈独秀再次被捕，罪名是家中藏有违禁书籍。最后判罚陈独秀大洋400元。
新生的中共在各方面都有赖于共产国际的帮助。1922年，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加入中国国民党，陈独秀和中共中央愿意两党合作，但反对加入国民党。4月6日，陈独秀给维经斯基写信，提出6条意见反对马林的提议，如两党革命宗旨不同、革命依据不同、盟友不同等。8月20日，马林召集西湖会议，施压之下，陈独秀和中共中央终于勉强表示服从，同意加入国民党。但要求国民党做出一些改革，取消宣誓服从孙中山的程序，根据民主原则改组国民党。随后陈独秀等中央部分党员先加入了国民党。并前往莫斯科参加于11月5日-12月5日召开的共产国际四大。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国共合作正式开始。
陈独秀一度将中共中央迁往北京，但在1923年二七罢工后，吴佩孚通缉陈独秀、马林，于是再度迁回上海。不久再迁广州。1923年6月12日，陈独秀在那里主持召开中共三大，并再度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1923年9月，中共中央迁回上海。
1927年3月21日，当国民党北伐军占领龙华时，中共在上海发动工人武装暴动，陈独秀在北四川路横浜桥南郑超麟家里，向前线指挥部周恩来、赵世炎发布命令，攻打闸北天通庵车站、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和北火车站，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全上海。陈独秀一度想掌握进入上海的东路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薛岳，但是白崇禧将薛岳调走，换上刘峙，于是陈独秀下令加强上海工人纠察队，准备进行防御战（蒋介石到上海），陈独秀发表《告世界工人阶级书》和《告中国工人阶级书》。4月4日，陈独秀与刚从国外回来的汪精卫发表《汪、陈联合宣言》，并随汪去武汉。
4月12日，工人纠察队和蒋介石直接冲突，发生四一二政变，中共与蒋介石分裂，但中共仍然没有退出国民党，指望与国民党内左派及汪精卫武汉政府合作。其实陈独秀是要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他几年来多次提议退出，但都被共产国际否决，一直处于两面为难的境地。陈独秀于4月底在中共五大仍然当选为总书记，但与共产国际的矛盾非常突出，大会基本被共产国际掌控。7月4日，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独秀大儿子陈延年，被国民党逮捕处死。陈独秀最后实在无法忍受，便提出辞职。
7月12日，鲍罗廷遵照斯大林的指示，重新改组中共中央，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组成临时中央局兼常委。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仍然坚持不退出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决无理由可以退出国民党，或者甚至于抛弃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7月15日，汪精卫发动七一五事变分共，共产党被动地与国民党最终分离。8月7日，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在汉口主持八七会议，禁止陈独秀参加，在会议上公开批判陈独秀对国民党妥协退让，犯有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陈独秀当时没有辩解，两年以后在《告全党同志书》中称机会主义问题的源头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1991年苏联解体后大量的文件解密，基本印证了陈独秀的说法。
1928年6月至7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此前周恩来和王若飞亲访陈独秀，带来共产国际邀请陈独秀出席六大的口信，陈独秀反问“中国问题为什么要到外国去讨论？”拒绝出席。
1929年，从莫斯科回国的一些中共党员将托洛茨基主义带回中国。1929年9月，与彭述之、尹宽等人一起创建托派组织“无产者社”。
自从两年前辞职以后陈独秀一直保持沉默，但现在他打破了沉默，这激化了他与中共的矛盾，最终导致他被开除出党。
陈独秀被开除以后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和《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将批评范围进一步扩大，对共产国际、斯大林、中共中央的政策进行了全面批评，认为有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官僚主义的错误。
1932年10月15日，在国民党巨额悬赏多年后，陈独秀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以创办非法政党的罪名逮捕，随后移交南京政府。国民党各地党部、省主席、司令等纷纷致电中央要求予以严惩，共产党也发表消息和称他为资产阶级走狗、反共先锋的评论。另一方面，已经成为名动全国的大律师的章士钊主动免费为陈出庭辩护，胡适、傅斯年等人纷纷出来为其说话。
1932年12月8日，德国科学家爱因斯坦去电蒋介石，请求将其释放。此外，知名的学者罗素、杜威等人也向蒋介石做出同样请求。但蒋介石不为所动。
1933年4月，陈独秀一案在江宁地方法院开庭审判，检察官以“危害民国”罪起诉陈独秀。章士钊在法庭慷慨陈词，赢得旁听一片赞誉。当陈独秀听到章士钊说“托洛茨基派与国民党取掎角之势以清共”时，登时脸色大变，愤然起身，想打断章的辩护，却被法警制止。章士钊长达53分钟的辩护话音甫落，陈独秀立即严辞声明：“章律师之辩护，以其个人观察与批评，贡献于法院，全系其个人意见，并未征求本人同意。至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文件为根据。”结果，陈被“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判处有期徒刑13年。囚禁于南京老虎桥第一监狱。此后，其自辩的《辩诉状》和章士钊的辩护词在天津《益世报》全文登载，其他报纸也纷纷报道，一时轰动全国，曾出版过《独秀文存》的亚东书局公开出版了陈案的资料汇编，还被上海沪东大学、东吴大学选为法学系的教材。判刑后囚禁于南京。在南京狱中，陈利用国民党的优待条件，大量阅读古今中外的书籍，潜心研究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孔子、道家学说等，完成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论著。
1936年3月，在《火花》发表了《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指出“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称“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种动力。”“斯大林不懂得这一点，抛弃了民主主义，代之于官僚主义，乃至于把党，把各阶级苏维埃，把职工会，把整个无产阶级政权，糟蹋得简直比考茨基所预言的还要丑陋。”
国共合作抗日以后，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提前获释。在与博古、叶剑英的沟通中，陈独秀向中国共产党表示支持、并表示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在托派问题上不予明确答复。之后中共中央称只要陈承认当年的错误就可以恢复党籍。陈独秀出狱后在报纸上发布声明：“我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于任何党派。”晚年陈独秀书信来往的对象主要是中国托派成员。
在苏联共产党清洗托派的情势下，陈独秀于1938年中期被中国共产党抹黑攻击，指控其为“汉奸” ，由王明、康生为首，采用苏联把托洛茨基及托派或观点类近者打击成法西斯德国间谍的模式，把陈独秀一派打成日本汉奸，掀起一场“肃托”运动。王明、康生等人在一些共产党的刊物上说陈独秀接受日本津贴，做“日特汉奸”；陈写信驳斥，表示自己不允许“人人相互妄指他人为汉奸，以为任何政治势力的宣传手段”。虽然事件没有进一步发展下去，但两者关系已经恶化。王明失势后，周恩来曾多次托人劝说陈独秀去延安，均被拒绝。陈独秀为此对好友说，党内的熟人都已经离去或逝去，现在对共产党已不熟悉。
此后他拒绝出任劳动部长，拒绝蒋介石出资让他组织“新共党”，拒绝胡适的邀请去美国，拒绝谭平山要他出面组织第三党的建议。
先后住在武汉、重庆。在重庆住院时，周恩来、朱蕴山都去医院看望过他，周恩来更资助他100银元，都被他拒绝。实际上当时他仅靠微薄稿费收入支撑，最后更被赶出医院。陈最后长期隐居在四川江津，以教书为生，保持低调。继续关注时局发展，坚持共产主义理念，但对苏联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缺乏民主的问题进行了反思。
出狱后的陈独秀，在这种独立或者说孤立的状态下，对民主的思考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现在认为民主是超阶级超社会制度的，如果没有民主， “无产阶级独裁” —— 就是现在所译为的“无产阶级专政” 的结果只能是“党的独裁，领袖的独裁”。他甚至说要“重新估计布尔雪维克的理论”。他称英法美的民主是“不彻底的”，但还是相对最好的，苏德是“法西斯”，中共“事实上采用和法西斯特同样的手段”。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的结合体。胡适称他“从苦痛的经验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
陈独秀说：
非大众政权固然不能实现大众民主，如果不实现大众民主，则所谓大众政权或无级独裁（注：无产阶级独裁），必然流为史大林式的极少数人的格柏乌（注：GPU，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克格勃前身）政制，这是事势所必然，并非史大林个人的心术特别坏些。
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级独裁制之逻辑的发达，试问史大林一切罪恶，那一样不是凭借著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
民主主义是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
1942年5月12日中午，陈独秀以医生介绍的偏方，泡制蚕豆花茶水，据称可治高血压。但其所用之蚕豆花有部分已发霉，用开水泡过后，汁水呈黑色，且味不正。陈独秀喝了此水中毒，最终于5月27日晚21:40分在四川江津鹤山坪石墙院逝世，享年63岁。
1917年，毛泽东受到陈独秀《新青年》的影响，和蔡和森、萧子升等成立了“新民学会”。
1918年6月，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7月，蔡和森致信毛泽东促其尽快赴京：“吾辈须有一二人驻此，自以兄在此间为最好。……兄对于会务，本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实极其同情……自由研究以兄为之，必有多少成处，万不至无结果。”润兄七月二十六日信“所论才、财、学三事，极合鄙意。究竟我们现所最急者，是一财字；而才次之；而学则无处不有，无时不可以自致。然非学无以广才，非才无以生财”。8月15日，毛泽东同萧子升、罗学瓒、罗章龙、陈赞周等20多名准备赴法勤工俭学之青年离长沙去北京。8月间，毛泽东作出湖南学生留法勤工俭学计划，同萧子升等驻北京主持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工作。10月，经杨昌济介绍，认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征得蔡元培同意，被安排在图书馆当助理员，负责登记新到报刊和阅览人姓名，月薪8块银元；由于工作关系，时常到李大钊处请教，读到传播马克思主义之书刊，并参加李大钊组织之学生研讨各种新思潮活动；期间曾与在北京之新民学会会员，邀请蔡元培、陶孟和、胡适分别在北大文科大楼谈话，主要谈论学术和人生问题；还同北大学生朱谦之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之前景；此时毛同杨昌济女儿杨开慧成为挚友。
1921年6月，毛泽东奔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毛泽东回忆陈独秀时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当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我在这方面发生兴趣，陈独秀也有帮助。...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发动文革所公开声言的宗旨，一个是要揪出他所说的隐藏在中共党内尤其是中共上层的野心家，阴谋家，一个是要通过这场革命彻底扫除中国社会的不平等，铲除官员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欺压人民的恶劣制度和现象。
然而，文革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毛泽东要揪出他所称的“睡在我们身边的”野心家和阴谋家的英明睿智就已经成为笑话。
同样在文革还没有结束的时候，自称秦始皇并且实际上成为当代中国秦始皇的毛泽东又通过他的金口玉言，使他要追求社会平等、提升人民大众社会地位的誓言成为笑话。
在研究那段历史的专家和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中国人看来，毛泽东在文革时期的口号都是彻头彻尾的欺诈。例如，他号召受过中学以上教育的青年（即所谓的“知识青年”, 简称知青）到生活艰苦的农村去扎根，通过艰苦的劳动锻炼和改造自己、建设国家，声言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然而，他却选择不让自己家的孩子作知青去广阔天地施展才华而是让他们留在城市在有工资和公费医疗的政府/军队部门就业，当干部。
在批评者看来，文革中期所谓的通过群众推荐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的做法最清楚地显示毛泽东在教育问题上的残酷和虚伪，他声言要追求和促成社会公平不但是口惠而实不至，到头来他干脆出尔反尔，为官员以权谋私进行毫不掩饰的辩护，并声言不以权谋私的人不见得是好人，以权谋私的人不见得是坏人。
批评者所称的毛泽东在教育问题上的残酷，是指他为了自己政治斗争、权力斗争的需要而发动文革并关闭大学，使当时全中国的青年人一下子失去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与此同时，在文革期间，在毛泽东的指令和主导下，中国的各级学校也实行政治挂帅，学校强调政治灌输，压制打击文化教育。
在如此这般的打压文化的大环境下，毛泽东当局在1970年再开始实行所谓的群众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做法。这种做法有两个大问题。一个是当时的教育使中国的文化教育水平大跌，中国的高等教育难以为继；另一个是所谓的群众推荐基本上是幌子，实际上是各地各单位的中共干部利用自己的职权将自己或自己的亲友推荐上大学并从而确保他们获得当时十分难得的就业职位，可以在政府部门/国营企业的任职。
这两大问题使当时的中国大学苦不堪言，北京的一些大学领导人向当时的中国总理周恩来诉苦汇报，说太多的官员和官员子女上大学，但他们的文化水平太差，多是小学水平，大学课根本就没法上。周恩来闻讯大怒，下令立即把那些不合格的学生全部清退。但当时文革的最疯狂阶段已经过去，毛泽东为了掌控局势掌控全国，又让各级官员重新掌握了实权，各级官员们对周恩来的指示顶着不办。
鉴于毛泽东发动文革时所宣布的一个宗旨就是要破除官员特权，而当时的毛泽东还是公开声言他不忘初心，坚持发动文革的初衷，中共各级干部以群众推荐为幌子给自己和自家人谋私利、使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上大学的机会成为官员自留地受到当时的中国公众的强烈抱怨。与此同时，当权的中共干部利用权力为自己谋私利即“走后门”的问题也成为当时中共党内上层权力斗争的一个争议话题。
当时中国官场走后门的另一个更常见的途径是官员送自己的子女去参军，因为参军可以逃避上山下乡，参军转业复员又可以在城市获得为数不多的在政府部门或国营企业就业的机会。
有关走后门的抱怨和争议1974年传到毛泽东那里，毛做出批示称，“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毛不但做出这一批示从而一举将无权无势只能走前门的大众打成潜在的坏人，而且还公开为官员滥用职权、以权谋私辩护。毛明确地说，要是说走后门，“我（毛泽东）也算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京大学去上学了。”
毛泽东就这样在文革没有结束的时候就出尔反尔，推翻了他要促成社会公平、提升中国民众地位的誓言，并倒打一耙，声言谋求社会正义、反对走后门的人是潜在的坏人。
毛泽东有关走后门问题的批示当时传达给中国的公众，公众对毛泽东发出的这种又残酷又像是玩笑的最新最高指示敢怒不敢言。
习近平也是毛泽东政权推出的群众推荐工农兵上大学政策的受惠者。1968年，习近平因他父亲习仲勋成为毛泽东的阶下囚而不得留在北京被迫到陕西梁家河当知青，1974年，他成为梁家河生产大队的中共党支部书记，也就是那里的最高官员。1975年，他“被推荐”成为工农兵大学生的一员，到北京清华大学化工系学习基本有机合成专业。
没有人知道在初中就中断学业的习近平在清华大学究竟如何学以及学到多少基本有机合成专业知识，也没有人知道他之所以获得“推荐”上大学究竟是因为他是当地的中共党支部书记，还是因为他在当地青年当中文化水平最高因此最有资格上大学。
后来习近平在2000年代在担任浙江省省长期间从清华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其论文题是与法律不相干的“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而且，有研究者通过逐段比较发现，习近平的构架主次不明、拼凑痕迹明显和逻辑混乱的论文有大段大段的段落与他人发表的论文重合。
有关消息曝光，中国公众议论纷纷，中国官方媒体集体保持沉默，授予习近平博士学位的清华大学保持沉默，习近平本人和他的支持者保持沉默，一直没有对习近平读博士的诸多问题（如他是否能看懂他的论文所列出的那些英文参考书，他的一段又一段跟别人发表的论文重合的段落究竟是他抄袭别人，还是他被别人抄袭）做出解释说明。
在文革前通过文化考试进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退休资深记者高瑜与她的同级同学当时因文革爆发而没能如期毕业，在学校里多呆了一年。她在回顾毛泽东所推行的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政策时说：“工农兵上大学，（按照毛泽东的学制要缩短的指示）把学制改成三年，而三年基本上还是读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要占绝大部分时间。他们学的专业知识基本上就好像农村的‘赤脚医生’就成了医生。”
学者胡平因为文革爆发而没有能上大学，不得不下乡，然后再当工人，并在务农做工的时候自学。后来在文革结束之后，他通过考试成为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主修西方哲学史。
胡平在谈到文革时期的所谓群众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骗局时说：“工农兵大学生的知识水平空前绝后地低，以至于当时的大学都变成了中学，因为很多中学的知识他们那些人都没学过，造成了10年高等教育的荒废。另外，因为当时实行所谓的群众推荐工农兵大学生，从而取消了一切比较统一的、可以测量的、标准化的硬标准，到后来关系学就大行其道，权势就在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工农兵大学生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干部子弟的比例空前绝后地高。”
专门研究文革的中国政治学者严家其说，直到今天，中国的公众还在承受毛泽东发动文革毁坏文化教育所造成的祸害。
他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摧残文化，让这些中学生、小学生（知识水平的人上大学，最后）掌握了权力。所以，（毛泽东的前秘书）李瑞100岁的时候说，习近平什么知识都没有，是小学生，连中学都没好好上。所以，习近平今天的种种表现应当说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
许多观察家指出，习近平上台以来或许是为了掩盖自己的文化教育水平低下，竭力在中国国内外显示他文化教育水平高深。他到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访问发表讲话，列出一长串他声称他熟读的那些国家的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在中国国内，他则是动辄就要引用中国古文古诗显示他中国经典功底深厚。
但习近平显然常常根本就不懂他所引用的古文古诗，所以频繁闹出笑话，导致他所掌控的中共宣传部门尤其是网络舆论管制部门不得不频繁采取紧急措施来为他遮羞遮丑。例如，2016年9月在中国杭州召开的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习近平发表演说试图引用出自中国古书的成语“通商宽农”，但却把“通商宽农”字正腔圆有板有眼地错读为“通商宽衣”，并立即成为笑柄。
就在习近平成为笑柄使他掌控的中国网管当局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封杀网民的评论和嘲笑之际，他所掌控的中国官方媒体推出事先准备好的配套宣传，宣扬习近平主席如何熟读中国古典经典，因此可以如何在他的会议演说中娴熟地引用来自中国古书的成语“通商宽农”。
2018年9月，在庆祝中共政权推出的第一个丰收节之际，习近平作为中国国家主席和中共总书记发表致辞，显然是再度为了显示他文化功底深厚而引用两句中国古诗“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但习近平在引用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那首古诗的时候显然不知道，那首诗的主旨不是讴歌大自然的奇迹或农业的丰收，而是哀叹中国农民的命运悲惨，谴责恶政对农民的敲骨吸髓的压榨，因为那首古诗紧接着习近平引用的那两句之后的两句是“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中国政治学者严家其表示，文革毁坏文化，毁坏文化教育，导致中国有了习近平这样的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博士和国家领导人，这是毛泽东给中国造成的祸患，中国人至今仍在受毛泽东之害，受毛泽东所遗留的祸患之害。
严家其说，以香港问题为例，本来香港问题是简单的，好处理的，不需要动用武装警察部队，更不需要动用军队，而是通过理性的方法，按照香港基本法来解决；但缺乏基本的文化教育素养的习近平根本就不懂这样的道理；他虽然后来通过清华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但他的文化水平还是中小学水平，不懂世界历史，不懂中国历史，遇到问题就想动用武力或武力威胁；除了武力威胁之外，习近平还异想天开，要把深圳打造成另一个香港，一个比香港还香港的金融中心，但他不知道香港之所以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是因为香港有可信的司法独立，而他却严禁司法独立，并主张和推行司法必须是他所掌控的中共政权的刀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