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抗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与中等收入陷阱

PART 1 过度抗疫 经济萎缩 就业困境

1.1 中国过度抗疫的情况有目共睹，上海已经被封近一个月，全国有两三成的城市受到封城半封城的连锁影响。

但是某些方面仍然一意孤行，坚持动态清零总目标不动摇。

经济运行状况可以预期。GDP不是增长5.5%能不能实现的问题，而且是会不会负增长的问题。

近一周，人民币汇率持续走低，对美元从6.5挺进了6.6…..

昨日深沪股市暴跌5%+，过去两周沪指累计下跌10%+，深圳成指下跌15%+。一个多月，深沪，合计港股蒸发市值30多万亿。

1.3根据教育部官方数据，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457万，创下历史新高。2022年研究生招生总人数仅120万左右（2021年研究生招生总人数为117.7万）。

2022届考研“上岸”率仅为26%，仍将有300多万考生落榜。而本年100多万研究生毕业就业形势也不乐观。

PART 2 回顾学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目前的形势容易让人想起四五十年前，那一场“伟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2.1 运动简要回顾，规模体量。

“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上山下乡从自愿到强制

1968年12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预告《人民日报》将于次日发表的一篇重要社论。

1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编者按还引述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的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毛“12.11指示”改变了整整一代城市青年和上千万城市家庭的命运。

 据《人民日报》报导，从“12.11指示”发布当晚到次日，全国各大城市、中小城镇以及广大农村的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一片欢腾，纷纷集会游行，最热烈地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当时就有人写出热情洋溢的诗歌：“北京传来大喜讯，最新指示照人心。知识青年齐响应，满怀豪情下农村。接受工农再教育，战天斗地破私心。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

应该说：上山下乡并不是文革的产物，只是在文革期间才达到了高潮。在1969年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之前已经有小股人群下乡了。

中共从建国初就尝试推动上山下乡政策来减轻就业压力。

1955年8月1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说：“新中国成立的时间很短，还不可能马上就完全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家在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生中有一部分人目前的就业是有一定的困难的。”

同年12月，毛泽东表示：“一切可能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

最先下乡，有的是自愿的，代表人物就是刑燕子。

有的则是无奈的，但是也基本上是半自愿的。或者是稀里糊涂的。

从1955年到1966年，中国大约有150万青年到农村落户。在初始阶段，知青下乡还有一点自愿的成分。但是从1962年以后，在毛泽东“与工农相结合，加强思想改造”等左倾思想的推动下，上山下乡越来越带有政治色彩，开始带有强制性。在1962年到1966年间下乡的129万知青中，多数人是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而无法升学和就业的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

但是1968年“12.11指示之后就是潮流裹挟了。规模数倍于过往，形式也从自愿变为强制。

运动一开始，有一部分青年，因为并不了解情况，一腔热血，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马上热情地投入到洪流中。

但是随着运动深入，更多的信息传回来，十分负面，很多青年开始打退堂鼓了。但彼时个人已经无力自主命运。

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使上山下乡运动进入高潮。仅在1969年一年就有267万城镇知青上山下乡；在1974年到1977年之间，又有750万人上山下乡。

当局把解决经济问题的政策政治化，变成一场政治运动。

在许多城市里，居民委员会和中学相互配合，逼迫行将毕业的中学生吊销城市户口，迁往指定的农村居住并从此以农业劳动为生。政府指定“知识青年”劳动居住的地方，通常是边疆地区或经济落后、条件较差的县。因为那些地方的原住民少，安插知识青年阻力小。相当部分城市青年是被政府各种形式/方法强制离家、迁往农村的。

“上山下乡”运动历时近十年。它几乎涉及到全国城市里一半以上家庭。10多年里全国的下乡人数不完全统计，超过1600万，其规模亘古未有，影响广泛而深远，至今也没有完全消弥。(哈哈哈)

1976年，毛离世，文革也结束了。但是1977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大仍然强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必须坚决贯彻执行。”1977年和1978年又有大约220万知青下乡。

但与此同时，城市的气象已经有所松动，左的力量没有那么极端，谋生的方式也慢慢变得多元，知青都在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回城。

当时，许多干部的子女，即使是下乡了，也都先后以当兵、招工、提干或者成为工农兵大学生的方式离开了农村。中国国务院当时也承认，干部“走后门”安排子女的不正之风相当严重。

文革结束之后，重新执政的元老派官员意识到上山下乡政策无法再持续下去。1978年3月，邓小平在内部谈话时表示：“现在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的局面。”

1978年7月3日，胡耀邦在和国务院知青办负责人谈话时说：上山下乡这条路走不通了。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终于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人数将逐步减少”，对城市中学毕业生的安排原则加上了“城市安排”这一条。

此举让成千上万在农村的知青闻风而动。从1978年底开始，中国一些地方出现知青游行、请愿等活动，要求回城。1978年10月，云南几个农场的5万知青发动请愿游行和罢工，近百人在昆明火车站集体卧轨抗议。中共上层震惊，随即派出调查组。

1979年，云南等地又发生知青罢工，请愿，要求返城，回家。

1979年2月，中国官方终于承认在云南的知青有资格回城。不到三个月，十几万知青离开云南。全国各地纷纷跟进。截至1982年，又有600多万知青相继回城。

在知青的抗争，政府的松动和城市的活力提升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逐步趋于结束。

知青们在艰苦落后的农村地区耽误了学业和事业，浪费了青春，失去了最佳年华。

与此同时，中国在二十世纪后期曾经出现科技和学术人员断代，也是知青上山下乡的恶果之一。

最后，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知青都返回了城市，用行动否定了这场运动。

2.2上山下乡运动目的何在？

如今，绝大多数下乡知识青年也离开了当年生活过的乡村。对年轻人来说，“上山下乡”似乎成了一个遥远模糊的名词。究竟为什么毛泽东和中央政府当年要发动这场“上山下乡运动”，不仅如今的青年一代一无所知，甚至当年参与“上山下乡运动”的“知识青年”也未必能说清楚。

甚至在1968年12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报导和编者按中，主要的说法也是自相矛盾的。那篇报导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作标题，很明显是把无业城镇劳动力到农村安家落户视为解决失业的办法；然而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却在强调“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之必要性，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似乎城市居民下乡落户是对他们实施思想教育的政治需要，与解决失业并关多少关系。很显然，毛的说法没有说服力。

但是研究者回望讨论时仍然把它作为一种说法。

归结起来发动上山下乡运动的原因主要有三种，一种是毛泽东提出的“再教育”说，另一种是“兔死狗烹”说，第三种是“经济困难”“解决待业”说。 普通认为，第三种是最主要的原因。

2.2.1为了政治上对城市青年实行“再教育”？

毛泽东虽然提出了“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说，但却从未明确解释过，接受贫下中农什么方面的再教育？为什么这样做“很有必要”？

作为下乡“知识青年”的城镇初中、高中毕业生普遍比贫下中农的文化程度高，见识广，毛泽东所说的“再教育”显然不是文化知识层面的，也不可能是农技方面，而是政治思想层面的。（但是农民的觉悟就比城镇知识青年高吗？高低的衡量标准是什么？）

 在“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中，人们经常引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一段话：“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习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觉得世界上乾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乾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只有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过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乾净了，最乾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乾净。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当时的舆论工具为鼓吹“上山下乡”而引用这段话，其实十分牵强。“知识青年”学会体力劳动，本身并不太难，这也为“上山下乡运动”中数千万“知识青年”的行动所证明；但为什么从事体力劳动就会在政治上变得“高尚”起来，毛泽东并没讲出道理来。在延安时代，出身农民、身为农民领袖的毛泽东不喜欢城市里来的知识分子，这有许多记述。当时，毛泽东可以用知识分子来自国民党统治区作理由，认定他们的思想复杂。但到了60年代末期，共产党在大陆都统治了近20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对象其实都是在中共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为什么毛泽东对共产党多年的教育成果仍然毫无信心，而要这些城市青年学生到农村去，接受并未受多少党化教育熏陶的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现在来仔细体味“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句话，会觉得毛泽东当时说“很有必要”时，好像并没有什么具充分说服力的道理，这句话更象是一种借口。那时中央的“秀才”们千方百计地为毛泽东的说法圆场，提出了一些口号，如知识青年“同工农打成一片”、“缩小三大差别”、“改造世界观”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等。但毛泽东本人自始至终从来没讲解过，确认过。由得大家自己去揣摩。

2.2.2“兔死狗烹”说：“上山下乡运动”是场阴谋？

 在一些“文革”中一度十分活跃的“红卫兵”当中，这种看法也有一定的普遍性。

其代表作之一是回忆探讨文章“毛主席为什么送我们下乡”。这篇文章写道：“为什么老头子送我们下乡？十分简单：”党内头号走资派刘少奇已经被打倒。曾经借过力的学生组织没有用了。大学生的人数少，先抓几个坏头头，日后再整‘五一六’，便可以了结。这几千万中学生该如何处理呢？下乡！把他们送到广阔天地里去，听凭他们自生自灭，于是经过‘战火锻炼’出来的红卫兵组织便消解于无形之中也。”

毛泽东召见北京高等院校“5大学生领袖”的谈话记录在网上披露，网友评论，毛泽东当时已感到学生是心腹大患，这成为他发动“上山下乡”运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类说法也只是一种猜测，没有什么旁证材料。

而且，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人数虽多，但组织松散，且派别纷杂。毛泽东深谙权术，并不难控制这些“红卫兵”。

当时全社会正处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狂热中，毛泽东对“红卫兵”有绝对的号召力。毛在1968年7月召见“5大学生领袖”时，为他们调解派系冲突，并批评了学生们的“武斗”活动，召见后“5大领袖”回到学校随即放下武器、拆除工事。 显然，毛泽东对高等院校的“5大学生领袖”有极高的威慑力和控制力。如果以此次接见为依据，说“红卫兵”成了毛泽东的心腹大患，为此毛发动了“上山下乡运动”这场牵涉全国千家万户的规模宏大的社会运动，恐怕缺乏依据。

另外，大学“红卫兵”中真正参加“上山下乡运动”到农村安家落户的，只是少数人。大学生红卫兵没有强迫下乡，这成了“兔死狗烹”说的硬伤。

 “上山下乡运动”的主要对象是中学毕业生，而中学的“红卫兵”当时最不可能威胁毛泽东的统治地位。

中学“红卫兵”们组织松散、没有纲领，又年青幼稚，是没有统一行动能力的“乌合之众”。中学生充其量会因无所事事而结成流氓团伙，干扰社会治安，他们的行动破坏社会安定或许有余，要挑战当局则远非可能。其实，当时全国各大城市里“武斗”闹得最凶的并不是学生，而是工人。但毛泽东并未把参加“武斗”的工人送到农村定居以示惩罚。显然，“兔死狗烹”之说没有很强的说服力。

2.2.3“上山下乡运动”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

 许多“上山下乡运动”和“知青问题”的研究者支持“上山下乡运动”的“经济根源说”，这一假说也为官方文件所证实。最具代表性的文件是1981年10月“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起草的“25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这个文件至今似乎仍然代表着政府对这场运动的基本看法。这个文件就“上山下乡运动”的原因提出了两点说明：其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50年代根据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的国情提出来的，是党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它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其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一个就业问题，但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被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也损坏了上山下乡的声誉。

此后，官方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从来没有越过这一界限。在民间，持这种观点的人也非常普遍。例如，有人指出，“知青问题从根本上讲是就业的问题。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当经济问题无法用经济的，市场的手段来解决的时候，就演变成了一场不堪回首的政治运动。”

毛泽东发表“12.11指示”时，“文化大革命”已历时两年半，在此期间，大、中、小学全部奉命停课“闹革命”。其后果是：全国各大学积压了3届毕业生等待就业；全国城乡的高中里有3届高中毕业生等待就业或升入大学，但因经济停滞、大学停止招生而无法安排；于是全国各地正在等待升入高中的3届初中毕业生也就没有出路。显然，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把整个教育系统拖入了严重的混乱局面。当时正是1949年后和平年代里第一个人口增长高峰时出生的青年人大批进入就业期，其人数之大前所未有。恰恰在这一时刻，“文革”使得城市工业的发展基本停顿，社会上自然就不会有新的就业机会。于是，在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之间形成严重的矛盾。

雪上加霜的是，1959年至1961年的3年全国性大饥荒之后出现的人口出生高峰正在60年代末转化成学龄儿童入学高峰，迫切需要整个教育系统迅速消化积压了3年的毕业生，以便腾出师资校舍，接纳新生。（到1968年，积压在校的1966、1967、1968届初中和高中毕业生达400多万人。）

于是，在“接收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名义下，政府通过“上山下乡运动”，把几百万积压了3年的中学毕业生象“清淤”一样地从教育系统中输送到全国农村去，从而得以恢复中小学教育系统中学生的正常入学和毕业，又回避了无法解决的城镇就业安排问题。

当然，在“清淤”过程中，“毛主席的红卫兵”们就只能是“文革”和党的牺牲品了。从当时中国的国情看，“文革”对整个国家经济社会的破坏如此严重，这几百万“知识青年”的命运似乎就注定了。

问题还不止于此，完成了这3届毕业生的“清淤”之后，中小学系统虽然恢复了运转，但经济却毫无起色，城镇里仍然没有多少就业机会，于是大批中学毕业生还是只能“上山下乡”。“上山下乡”就是这样从应急手段变成常规制度的。

但是，政府始终回避的一个事实是，“上山下乡”其实只是缓解了政府所面对的无法安排城市中学毕业生就业的压力。而无论对“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来说，还是对接受下乡“知青”的农民来说，这个就业问题根本没有解决，它只是从政府手中转嫁给了农民。因为，在经济落后地区务农的“插队知青”不一定能养活自己，往往还要靠城市里的父母接济。如果政府把强迫“知青”到农村里苟活称为“解决就业问题”，只会挑起“知青”的怒火。对接收“知青”的农村生产队来说，“知青”的到来一般不会增加当地的农业产出，所以下乡的“知青”其实是来“分”农民的“饭”吃。正因为如此，当时许多生产队拒绝接收“知青”，即便接收了也只肯接收寥寥数人，还要求政府另给补贴。由此可见，“上山下乡运动”中安排城市“知青”到农村“插队落户”，其实质是政府强迫农民养活城市经济无法雇佣的失业城市青年，这绝不是就业问题的解决，而是把政府责任和财政负担转嫁给农民，是变相地对农民强征“知青税”。

 2.3“上山下乡运动”评价

 “解决就业”说似乎触到了这次运动的实质，它指出，政府发动“上山下乡运动”其实是因为在“就业问题”上面临无法解决的压力。从这个角度来看，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说法，其实只不过是在“革命”的旗号下对青年的又一次愚弄而已。许多“知识青年”下乡之初，并未充分领会到这一点，但后来就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那些说法的欺骗性，进而对体制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怀疑。“文革”之后出现的“反思”、启蒙、改革浪潮，与“知青”一代的政治觉醒有密切关系。毛泽东完全没想到，他号召发动的“上山下乡运动”确实“再教育”了一代人，但这一“教育”的结果与他期待的正好相反，不是培养了“反修防修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而是造就了修正主义的支持者，甚或幻灭，啥也不信了。

 现在，对“文革”10年中的“上山下乡运动”，人们大都持否定态度。有人认为，这是一场民族灾难，整整毁掉了一代人，造成了社会混乱，知识断代，科研后继乏人，其灾难性后果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份。

虽然有极少一部分人认为：“对知青运动的评价，其中某些有血有肉的复杂层面，当然可以各人有各人的异样感受，有的认为锤炼了自己。“

其实道理十分简单，知青上山下乡如果有可取之处的话，它就不可能受到1,600万知识青年和广大老百姓的顽强抵制。

10年风雨，知青的抗争从来就未曾停止过。这样的运动从根本上是违背个人意愿的，主体人群都是想抵制和反抗的，只不过反抗无效。

PART 3 回顾历史看现实

 “上山下乡运动”的那段历史是那样痛苦，那样不堪回首，那样“值得否定”。但是，它居然持续了十多年，如果毛不离世，是不是会继续下去？？？

四五十年后回头再看上山下乡，就业问题，城镇化，中等收入陷阱

就业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中国历史上，流民常常是社会动荡，造反起义，王朝更替的重要诱因。对于外国则成为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也是我们想起来关注上山下乡的动因。

中国不知道幸还是不幸。每一次，社会面临压力，城镇出现动荡苗头，广阔的农村就成了调节场所。

把无业的人分散到广阔的农村就暂时消解了矛盾源。

文革中如此。2008年，2015年前后也是如此，中国经济出现大的起伏时。农村都成了这样的调节场，矛盾消解场。

而过去的两年，疫情蔓延时也同样如此。

问题在于，但是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提升。

城市的主体人群由初高中毕业为主，变成大中专学生为主体。

他们已经在城市扎根，已经回不去农村了。未来会怎样演化？

再“诱导“一遍，让他们去广阔天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还是留在城市，躺平，靠游戏、网络、动漫过活，有点像日本？产生无数个“三和“ ？

还是像拉美一样，产生无数的”贫民窟“？周期性产生小动荡，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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