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过去40多年了，还是有人时不时地发文或引文说，恢复高考不是邓小平拍板决策，邓小平只是个支持者。对此，汇集相关文章文献档案资料，做个综述，正本清源，让客观事实说话。

 首先，澄清两个问题：

一是有人认为1966年推迟高考的决定出自刘少奇和邓小平，因此刘邓对高考的推迟及高考制度被废负有直接责任。

1966年5月， 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发布前后，一些大中学校的学生 给学校领导提意见、写信及贴大字报，还把学校领导和一些教师当作“黑帮”来批斗，乱批乱斗乱揪之风，无政府主义之风迅速蔓延。许多学校的党组织己经或将要陷于瘫痪。

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是刘少奇和邓小平。刘邓为稳定高校局势，防止造成全国性的动荡，获得毛泽东的同意，决定向高校派出工作组。这时距离高考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还进行高考，显然是不现实的。 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刘邓希望通过工作组稳定高校局势，使高校工作回归正轨后，再进行高考。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展，学生“停课闹革命”，大批干部教师遭到批斗，红卫兵全国大串联，教育系统完全瘫痪，全国所有学校的教学活动彻底停止，各高校的招生活动当然也停止了。

1966年6月18日，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長陈伯达主管的人民日报发表以“彻底搞好文化革命　彻底改革教育制度“为题的社论。社论说：

“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再指出，旧的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包括招生考试制度，必须彻底改革。这种旧的招生考试制度，对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是危害极大的。这个制度，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而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分数挂帅。实行这种制度，是严重地违反党的阶级路线的，会把大量优秀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革命烈士的子女，排斥于学校大门之外，为资产阶级造就他们的接班人，大开方便之门。这个制度大大阻碍青年的思想革命化，鼓励青年走资产阶级个人奋斗、追逐个人名利地位的白专道路。

。。。。。

事实证明，旧的招生考试制度，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绊脚石。”

很明显，文革导致了高考的推迟和高考的取消，和刘邓没有丁点关系。而且正是文革结束才为恢复高考提供了可能

二是有人说，文革中的招生不光有选拔推荐还有文化考试， 因此1977年的大学招生考试是改进高考，而不是恢复高考。事实并非如此。

1966年到1969年，高等学校停止招生。1970年，根据毛泽东的七·二一指示精神，清华、北大等极少数高校开始试行招生。



试点高校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办法，取消入学考试，且限定招生对象为政治思想好，
有3年以上实践经验和相当于初中毕业以上实际文化程度的工农兵。1971年，少数高校继续试行招生。1972年，
大部分高校恢复招生，招生办法除了把有3年以上实践经验改为有2年以上实践经验外，其它和以前一样。

这种“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招生办法在实践中存在严重的弊端：

一是“工农兵学员”入学不经文化考核，文化知识水准相差悬殊，造成教学秩序的混乱，降低了教学水平和质量。推荐学员的最低文化要求仅仅是初小文化，刚刚达到脱盲水平，有的大学为此不得不“大学变小学”。

二是影响了教育公平，“走后门”成风，“关系生”普遍存在。

1973年，国务院批转《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七三年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指出：“在政治条件合格的基础上，要重视文化程度，进行文化考查”。同年教育部第一次提出要在招收工农兵学员的过程中重视文化考试。该年夏天，各省都进行了高校入学统考，然而，在文化考查中，发生了“张铁生交白卷事件” 。

此事被“四人帮”利用并被上升到教育战线“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 1974年开始，高校招生文化课考查被取消，恢复了“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办法，并一直延续到1976年。所以，大学招生的文化课考查只是在1973年这一年试行。

恢复高考的酝酿过程

邓小平恢复职务前的1977年6月29日至7月15日, 教育部在山西太原召开”全国高校招生工作座谈会”, 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副部长李琦主持了会议。刘西尧年初上任时曾经问过华国锋教育战线怎么搞，华国锋回答：毛主席怎么说的就怎么做。华国锋较早时还对刘西尧说过：“凡是毛主席说过的话，凡是毛主席定过的事，都不能动。”

这次会议在招生办法、文化程度要求、政审标准上出现争论，形成了1977年高校招生方案。

这个方案较以往有一些突破：

明确规定普通高校招生一般要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

决定试招4000人至1万名高中应届毕业生，约占全国招生总数的2%至5%；

强调重视文化程度，对考生要进行文化考查。

但是，招生的方式依然沿袭“文化大革命”期间实行的“自愿报考，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查”的老办法。招生制度的总体框架并没有受到触动。

8月4日，教育部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

邓小平在复出时 ， 对于恢复高考,已经有了一些较成熟的考虑

 1977年7月17日，中共第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恢复邓小平同志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当时邓小平主动请缨,郑重地向中央提出分管科技，教育工作的请求。 此时,邓小平对于教育工作, 包括恢复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等,已经有了一些比较成熟的考虑。 在复职前后, 邓小平对于科技和教育问题有过多次谈话，对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问题,提出了两点重要意见:

第一, 高等学校招生要恢复文化考试制度

 1977年7月23日, 邓小平在同张文峰、高勇的谈话时明确指出:“不管招多少大学生,一定要考试, 考试不合格不能要。"

7月29日, 在听取方毅，刘西尧汇报工作时, 他再次强调:“要坚持考试制度,尤其是重点学校一定要坚持,不合格的要留级。对此要有鲜明的态度”

第二, 提倡高等学校招生“两条腿”走路, 允许高中毕业生直接上大学

7月23日在同张文峰，高勇谈话时, 邓小平指出:“教育要两条腿走路,要有重点。大学要从工农兵中招生, 重点学校可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

7月29日, 他在听取方毅，刘西尧汇报工作时指出:“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 在中小学完成了劳动任务, 为什么还要集中搞两年劳动? ”

8月1日, 他在听取方毅，刘西尧汇报工作时指示:“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 学校可以搞多种形式, 总的目标是尽快地培养一批人出来。”

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 邓小平最初的设想是： 1977年用一年的时间做准备, 1978年正式恢复高考, 生源一半是应届高中毕业生,  一半来自社会,然后逐步走向正规。

然而, 形势发展很快, 在邓小平复出工作后主持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期间, 恢复高考的决策提前确定和实施了.

邓小平再次复出后的第一个大动作

　1977年8月4日至8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 他在会议一开始就开宗明义：

“请大家来，就是想听听意见。题目就是科研怎么搞得更快些更好些，教育怎么合乎四个现代化的要求，包括学制、教材、教员的来源、办学的方针、具体措施有什么想法，征求同志们的意见。方法，就是想说什么说什么，发言可长可短，讲一次两次可以，十次都可以，插话都可以。自由一点，什么话都可讲。这里没有棍子。要消灭棍子。三个公司，钢铁公司、帽子公司还有鞋子公司，都丢掉。"

在邓小平的引导下，与会专家一扫会议开始时的拘谨，畅所欲言。提高教学质量、改革招生制度，成为主要话题之一。

中国科技大学温元凯建议，把过去招生的16字方针改为“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邓小平当即表态说：你的16字比较好，但第二句有点问题，比如考生很好，要报考，队里不同意，或者领导脾气坏些，不同意报考怎么办？ 我取你的四分之三，不要这一句。

武汉大学化学系教授查全性发言：强调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他历数现行招生制度的弊端，指出应该恢复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招生考试，呼吁一定要当机立断，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

查全性的发言引起与会者强烈共鸣，专家们建议党中央、国务院下大决心，对现行招生制度来一个大的改革。专家们的一致意见使邓小平受到很大震动。 他问坐在身边的教育部长刘西尧:  今年还来得及吗?  刘西尧说, 推迟招生,还来得及。邓小平听了, 当场决断:“既然今年还有时间, 那就坚决改嘛。 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 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

8月8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结束。邓小平在总结发言中再次明确宣布：“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一个重大决策就这样确定了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教育部很快报送了《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原计划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八月开始招生，十一月中旬新生开学。现根据邓副主席最近的指示，我们将对高等学校招生制度作较大的改进，招生时间拟推迟到第四季度，一九七七年新生于明年二月底前入学。”

8月18日，邓小平批示：“这是经过考虑，为了保证重点大学学生质量而商定的。拟同意。”当天，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均圈阅同意。恢复高考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胜利。

1977年8月13日，根据邓小平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的指示精神，教育部即刻在北京再次召开了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先在北京饭店，后移师友谊宾馆）由于当时正在举行党的十一大,“两个凡是”思想还有相当大的影响,在要不要废止群众推荐,恢复高等院校招生考试制度, 以及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路线等问题上,与会人员分歧很大,争论不休。结果会期一拖再拖，招生文件修改了五六稿，文件还是太原会议的老样子，没有大的改动。

邓小平看到反映会议情况的内参，生气了

9月19日,他召集教育部负责人刘西尧，雍文涛?李琦等人谈话,严肃提出:“教育部要争取主动。 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

“你们要放手去抓,大胆去抓,要独立思考,不要东看看,西看看。 把问题弄清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该自己解决的问题,自己解决;解决不了的,报告中央。 教育方面的问题成堆,必须理出个头绪来。 现在群众劲头起来了,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 教育部首要的问题是要思想一致。 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 不赞成的, 就改行。”

邓小平接着批评教育部起草的本次招生政审意见：“你们起草的招生档案写得很难懂，太繁琐。关于招生的条件我改了一下。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招生主要抓两头，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办事要快,不要拖。”

邓小平明确指示:招生会议要尽快结束。 招生文件继续修改,尽可能简化,早点搞出来。

9月21日，刘西尧向招生会议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会场反应强烈，此后形势急转直下。《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也迅速达成了一致，《意见》在政审、报考标准和培养目标等重要问题上实现了突破，并制定了“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的新的高招方针。4天后, 招生工作会议结束。

10月3日,邓小平将刘西尧报送的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的请示报告》和教育部代拟的国务院转发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的批示稿等文件批送华国锋:“此事较急, 请审阅后,批印政治局会议讨论批准?建议近几日内开一次政治局会议, 连同《红旗》杂志关于教育的评论员文章(前已送阅)，并讨论”。华国锋旋即批示汪东兴将上述文件印送中央政治局各同志。

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原则通过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华国锋主席讲了教育问题，指出高等学校招生这件事很重要，要抓好。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出席全国招生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

10月7日,邓小平在教育部修改后的《招生工作的意见》上批示:“我看可以。华主席，剑英，先念，东兴，方毅同志核示,退教育部办，”当天, 华国锋等圈阅同意。

10月12日,国务院转发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从1977年起，对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统一考试制度。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者均可报考。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录取原则是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 至此, 恢复高考的决策尘埃落定。

邓小平和华国锋在恢复高考决策过程中起的作用

　这个历史时段，产生了一系列的领导人讲话、会议文件、简报、《人民日报》报道、中央文件、邓小平和华国锋的批示，还有时任教育部长刘西尧以及方毅等负责人的讲话。恢复高考决策程序有条不紊，清晰有序。从这批原始文献资料看，邓小平副主席代表党中央提出，推进，领导及决策恢复高考，时任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和副主席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全力赞同支持恢复高考是毫无疑义的

邓小平以党中央副主席身份分管教育和科技，具有重要的决定权

在科教座谈会上，邓小平听到与会专家要求尽快恢复高考的强烈呼声后指示：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重写。原来的招生报告是指1977年6月底在太原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会议所形成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这个《意见》稿事先请华国锋审阅过。邓小平对此当然清楚，但还是责成教育部把文件追回来重写。为使重写的招生文件合法化，邓小平又要求教育部重新召开全国招生工作会议，这就是1977年8月13日开始的第二个招生工作会议的由来。此事典型地体现了邓小平刚毅果断的领导风格。

 招生工作文件的重新修改是根据邓小平的指示进行的

在恢复高考过程中，邓小平的一系列的讲话和所下的指示都是具有指导性和决断性的，并且在经过重大修改形成的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文件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邓小平以其坚定的意志力推动恢复高考

1977年8月13日开始的第二次招生会议，直到9月中旬迟迟未决。9月19日，邓小平召集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批评教育部胆子小，怕犯错误。督促教育部门的同志解放思想、尽快把恢复高考事项定下来。

邓小平否定“两个估计”， 使恢复高考名正言顺地推进

1971年由迟群主持，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毛泽东圈阅同意，并以中央文件形式发出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了所谓“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邓小平9月19日,召集教育部负责人谈话, 指出:  建国后的十七年，各条战线，包括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战线，都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路线占主导地位，唯独你们教育战线不是这样，能说得通吗？《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不能简单地处理。《纪要》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话，有许多是断章取义的。《纪要》里还塞进了不少“四人帮”的东西。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  邓小平明确指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

在邓小平指示下，教育部党组组织写作班子起草批判“两个估计”的文章。11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长文。

推翻“两个估计，解除了束缚在知识分子身上的枷锁，为全国教育战线平反，为恢复高考扫清了理论和政策障碍。

 从教育部领导的大会报告，看邓小平在恢复高考中的决定性作用

1977年9月15日，教育部长刘西尧在第二次招生工作会议作了总结。整篇讲话，都是华主席、邓副主席重视教育并列同提，没有主次之分。在谈到教育的政策方向时，都只提邓副主席，未提华主席。诸如根据邓副主席最近对教育工作的指示，根据邓副主席讲话的精神，遵照邓副主席指示等等。

9月25日，刘西尧在第二次招生工作会议结束时讲话：邓副主席对教育作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指示，是迅速改变教育和社会主义严重不相适应的状况的强大动力和武器。

9月30日，教育部将1977年招生工作意见呈报给国务院和邓小平，并写上：“遵照邓副主席的指示，我部于8月13日至9月25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

 

华国锋等中央领导赞同支持邓小平恢复高考的意见

在恢复高考问题上华国锋没有坚持“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既“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定，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华国锋当时的“政治态度”。然而在恢复高考这个重大事件上，华国锋并没有坚持“两个凡是”。

华国锋对邓小平责成教育部将已报国务院的“招生工作意见”收回，并要求教育部重开招生工作会议，重写招生工作意见一事。不但没有表示反对意见，而且还自我否定，收回了他原先同意过这个报告的意见，这是难能可贵的。且在其后的行动中继续赞同支持邓小平所提出恢复高考的决定。

邓小平责成教育部写作班子起草批判“两个估计” 文章，华国锋同意在《人民日报》发表。

华国锋及时召开并批转邓小平要求政治局讨论恢复高考事项

自邓小平8月召开“科教座谈会”以来，许多涉及全局性的大事需要政治局讨论，在邓小平报送给华国锋的同时，也报送给时任副主席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其他领导。华国锋都根据邓小平的提议及时召开会议研究或及时批转。

华国锋会见了出席全国招生会议的代表，表示对恢复高考工作的支持

1977年9月25日，华国锋与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接见出席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全国科学大会预备会议等代表，以示对恢复高考工作的支持。

关于恢复高考的重大事宜，邓小平报送华国锋等批转和集体讨论，是必要的行政程序，与邓小平恢复高考的决策并不相悖

当时中央政治局由五名常委组成核心决策层，分别是华国锋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四位副主席，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尽管如此，从领导分管和所作系列工作来说，邓小平作为党的副主席、最资深的领导人，在教育领域大刀阔斧，破除阻碍，拨乱反正，领导恢复高考，提出决策意见，这是历史事实。这个重大决策得到华国锋等中央领导全力赞同和支持，其功不可没。但有人仅根据领导架构和邓小平相关事宜的报送程序，说恢复高考是华国锋的决策，显然偏离了历史事实。

现存的各种档案文献和回忆性史料，清晰地说明恢复高考的决策是如何一步一步产生的。

历史和人民将永远铭记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的贡献

 

参阅资料：

恢复高考不是邓小平拍板决策的
https://bbs.wenxuecity.com/huifugaokao/596293.html

1977年邓小平关于恢复高考的讲话和批示选载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72/85037/85039/615581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