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在地砖下的银元     刘振墉

    一九四七年，我小学毕业，报考江苏省立如皋师范的简易师范班，在六、七百个参考者中，录取了一百二十人，我幸运地榜上有名。还在高兴头上，拿到正式的录取通知书一看，就浑身冰凉了。因为通知书上规定，入学注册要交童子军服费、教师进修费、讲义费等。这时我家里已经家徒四壁，三餐不继了，进城来的路费和报名费，还是一个同学的父亲，觉得我“孺子可教也”，主动资助的。

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去求助姨父、姨母。姨母家在如皋城外二十多里，是一家小地主，由于时局动荡，我去时，看到她们家处境已经很拮据了。姨父、姨母商量后，在深夜里，将房间地面的几块罗底砖挖起来，下面是一个个倒扣着的瓦钵，搬出瓦钵，就看到一卷卷的银元。取出两卷给我，其余的放回，将瓦钵与地砖回复到原来的状态。我就将这二十个银元兑换了交注册费，才得以继续读书，并享受师范生的公费待遇（吃饭不要钱）。

姨母没有生养过小孩，于一九五零年去世，姨父另娶女人，生了个儿子。虽然我们已经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是我还是惦记着姨父对我们家的帮助，一九五七年冬天，我特地去看望他。此时已经历过天翻地覆的变化，村上十几家大小地主们的住宅，在土改中全部拆毁，姨父一家三人在村外搭起的棚屋里居住。

姨父是忠厚无用之人，但他的父亲却精明能干，据说在水运码头西河湾，开了一家杂货店，赚了不少钱。他偏爱小儿子，也就是我的姨父，让上面的四个儿子都“出宅”（分家时，离开原来住宅，另觅新居），将精心修缮过的住宅留给小儿子，自己也就依靠小儿子养老送终。很显然，地砖下的银元，是老人家偷偷留给小儿子的私房钱。只有这二十个银元被我派了用处，其余的都在土改中，落到别人的手里，枉费了老人家的一片苦心！

从五十年代后期起，直到八十年代姨父去世，我都在每年的年底，汇去二、三十元人民币，另寄上二、三十斤粮票。在那闹饥荒的两三年里，他们村上人一个个的生“肝炎”死了，包括姨父的二哥和侄子。姨父家三人却躲过了这场劫难，我寄去的钱和粮票，或许起了些作用。

姨父还是很自觉的，平时并不诉苦叫穷，只在遇上特殊困难时，才写信来求助。比如拖欠了农业税，公家人要来捉他家猪；儿子生了二胎，没交足超生费，计生办要来扒房子；以及孙子要交学费等等，我只好立即汇钱过去。最令人辛酸的一次，他托人写信告诉我，文革时眼睛被打伤，什么都看不见了，不能参加劳动，只能推着石磨转圈圈，省几角粮食加工钱。想到城里医院去看看，能不能恢复一点视力。我看了非常难过，要知道，在农村里，一个失去劳动力的残疾人，难免要遭受家庭暴力。虽然我寄去了治病的钱，但他去城里眼科查了，被医生完全回绝。

直到八十年代，由于消化道大出血，在公社卫生院里，姨父的苦难终于熬到了头。他的儿子来报丧时，特别告诉我，已经做好一口棺材，底板用的是花旗松。唉！临去世还戴着“地主份子”的帽子，睡在棺材里，即使有花旗松做靠背，又有什么意义呢？

【2022年12月16日，世界日报“上下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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