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明方向有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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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钩沉】第二十三期：民主运动的新高涨
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否要实行民主政治，始终是国共两党政策的主要区别之一。全国抗战和国民参政会的召开，再次唤起民众对实现民主宪政的强烈企求。1939年9月，国民参政会通过“实行宪政”的决议后，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实行宪政，掀起了第一次宪政运动热潮。1943年9月后，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重庆、成都、昆明等地组织各种讨论时事的政治性团体，利用报刊和集会，讨论宪政，抨击国民党独裁专制统治，呼吁从速准备实行宪政。9月18 日第三届第二次国民参政会召开的当天，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发表《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政治》一文，强调实现民主政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明确提出准备实行宪政，必须具备“立即宣布人民依法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身体之自由”，“立即承认国民党外各党各派之合法存在与活动”等条件。11月12日，褚辅成、张君劢、黄炎培、董必武等组成宪政实施促进会。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积极参与下，第二次宪政运动迅速发展起来。
1944年1月，黄炎培等创办《宪政》月刊，旗帜鲜明地宣传宪政，呼吁民治精神。黄炎培还同沈钧儒、章伯钧、王造时、张志让等16人发起宪政座谈会，”多次开会讨论实行宪政的“先决条件”，批评和剖析国民党的“五五宪草”。2月，张澜等在成都发起组织民主宪政促进会，提出实行约法、尊重人民自由、刷新政治、革除弊端、全民动员、武装人民等主张。5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表对时局主张，谴责国民党排除异己，拒绝进行民主改革，坚持独裁制度。宪政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形成巨大的声势，并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响应。
大后方的文化界、工商界人士，积极投身民主运动。文化界进步人士提出“抗战、团结、民主”为文艺创作的三大目标。1944年5月间，重庆文化界举行集会，要求言论出版自由，取消新闻图书杂志和戏剧的审查制度。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等在昆明创办《自由论坛》，疾呼民主，抨击国民党的独裁专制。民族工商界人士呼吁经济民主，迫切要求国民党取消经济“统制”，减轻民营工商业的税捐负担。中国西南实业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全国工业协会、国货厂商联合会和中国生产促进会等工商团体，于1944年5月联名起草《解决当前政治经济问题方案之建议书》，要求国民党改变政策，解决工商界的具体困难。
中国共产党积极支持全国人民的民主宪政要求，推动大后方民主运动的发展。1943年10月，毛泽东在《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一文中，分析国民党当局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指出其可能选择的三种方向：(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二)照老路拖下去；(三)改变政治方针。毛泽东号召一切爱国的抗日党派、抗日人民和国民党人团结起来，不许国民党当局走第一个方向，不让它继续走第二个方向，要求它走第三个方向。1944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决定参加宪政运动，以吸引一切民主分子于党的周围，达到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建立民主国家的目的。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发表《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的演说，明确指出，实施宪政的先决条件有三条是最重要的：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周恩来的演说，进一步指明了宪政运动的发展方向。
宪政运动尽管没有达到它所热切期望的“开始准备实施宪政”的目的，却有力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真独裁、假民主的面目。在民主宪政运动逐渐高涨的背景下，民主人士进一步组织起来。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许多无党无派的民主人士参加了这个组织。谭平山、陈铭枢、杨杰、朱蕴山、王昆仑等国民党民主人士在重庆筹备建立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1944年，李济深、何香凝在广西从事抗日民主活动，为另一个国民党民主派的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这期间，少数民族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也有发展。1944年8月，新疆伊犁地区的巩哈县(今尼勒克县)的农牧民因反对为国民党军队献马而发动武装暴动，得到维吾尔、哈萨克等族人民的支持和响应，拉开了伊宁暴动的序幕。11月7日，伊宁暴动开始，12日成立临时政府，不久，又建立了军队——民族军。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相继连成一片，被人们称为新疆三区革命。虽曾一度有一些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煽动民族仇恨，制造国家分裂，妄图把这场革命引入歧途，但由于阿合买提江等三区内部进步力量与新疆各族人民的斗争，分裂者的阴谋未能得逞。（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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