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突然逝世，引发了在天安门广场广泛的民间悼念，随后悼念活动演变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随后的4.26人民日报社论，主基调是说学生运动是”反革命的”。这下子惹急了学生，那个年代，被戴上“反革命”帽子，就意味着半辈子劳改或者坐监狱，一辈子就完了，这是我们两代人经历过的历史。由此学生变得越来越激烈，学生的诉求从一般性的反官倒、反特权转变成了取消4.26社论。到了五月中旬，从游行罢课变成了广场绝食抗议。在那个充满激情的岁月，外地学生不仅游行声援北京学生，而且还纷纷赶来直接参加北京高校学生的运动。这场学生运动和政府之间演变成了“生死劫”。
在广场上的学生成立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俗称：高自联），推举出来王丹、柴玲、吾尔凯西等为主要负责人。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代表党中央和政府与这些学运领袖进行过全场电视直播的对话。但是对话无果，事态还是陷入了僵局。政府已经开始发表声明，要求学生撤离广场，否则“后果自负”，这是表明政府要采取武力清场了。全球瞩目北京的事态发展，很多国家的新闻都是一天一报北京学运动态。
这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后的第十二年，青年人对于国家的前途充满了关切和激情。知识界普遍对于这场突兀奇来的学运忧心忡忡，一方面觉得学生的诉求有合理的地方，一方面又担心这样僵持下去，政府肯定要采取武力行动，这会逆转中国刚刚开始的改革开放大局。
在那个没有移动通讯时代，电话是个奢侈品。我自己家里没有电话，父亲住在我的楼对面，他那里有电话，有找我的电话，父亲就在开窗户对着我家窗户喊我去接电话。五月二十一日晚间，父亲大声喊着，姜渔打电话来了，小区满院子都能听到姜渔来电话了。姜渔是我在大学时期的同窗至交，在这个非常时期，他找我一定有重要消息。我蹬蹬跑下楼，又跑上楼接电话。拿起电话就问他，出啥事了。姜渔看我急冲冲的，用他一向风轻云淡的口气说，别急、别急，岁月静好，没事儿。他接着说，有个机会调停学生和政府的僵局的机会，要我和他一起去。我觉得在目前越来越紧张的局面下，能够调停，打破僵局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姜渔开着他的小“面的”接我，我立即跳上他的小面的就走。路上他才慢慢告诉我，他哥哥姜洪认识邓朴方的下属唐若昕，唐若昕希望姜洪能够和广场上的学生直接对话，劝说学生撤离广场，政府方面既往不咎，看看是否让双方各退一步，和平结束学生运动。
姜渔兄弟二人出身书香世家，父亲是民国时期的老一代报人。他们兄弟都是当时很有“墨水”和作为的青年人，在刚刚打倒四人帮的1977年，天安门广场纪念堂施工的围墙上曾经出现了大字报专栏，批判四人帮，也让人们表达自己的各种观点。在1978年又出现了西单民主墙，中国那时开始正逐步进入了一个相对的思想开放时期。姜洪兄弟都是民主墙的积极份子。1978年二人都考入人民大学，姜洪就读经济系研究生，姜渔在该系读本科。1979年他们和胡平一起主编了“沃土”杂志，贴在西单大字报区，发表对于中国未来的看法。当年“沃土”和陈子明主编的“北京之春”都是有名的民间刊物，是启蒙新一代民主意识的杂志。姜洪兄弟和陈子明也成为了莫逆之交。1980年他们组织了北京高校的区人大代表独立参选人（即由学生自己推荐选举区人大代表候选人）活动，姜渔还成为人大校区的独立参选人。
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改革开放初见成效，人们充满了信心和希望。特别是青年人，沿袭了过去几十年领袖倡导的“要关心国家大事”的传统。北京的青年人，都在谈论着怎么参与国家的改革开放。我们班有几个同学在校期间，79、80年就开始参加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调研工作，为国家的农村改革做出了直接的贡献，并且开创了学生期间直接参与国家政策研究和改革的先河。在1982年我们这一届学生毕业前夕，姜洪在人大校园内发起并主持成立就业问题研究小组，为了解决当时经济转型、国企转制期出现的严重就业问题，做了很多相关政策研究工作。姜渔拉着我参加了就业组的一些研讨活动和会议。在此期间，姜洪建立了广泛的社会联系。所以姜渔当晚对我说可以找到邓朴方和学生对话，我觉得有谱儿。
当时的北京处于一个月左右的动荡期，天安门广场已经被学生占领。每天都有市民自发去给学生送饭送水。在苏共领袖戈尔巴乔夫首次访华之后，政府颁布了戒严令，震动了北京，全国关切，全球瞩目。各种传言满天飞，而政府准备动武镇压学生的传言最为广泛。和姜洪已经分道扬镳的陈子明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他组织了北京市民学运后援会，征集物资，援助广场上已经进入绝食阶段的学生。在北京的许多机构单位都有人上街游行声援学运。
而我们班另外一个同学白南风也在"体制内"采取不同的行动，试图制止暴力。白南风在校期间就参加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研究工作和农村调研，参与了早期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政策建议工作。这时他已经担任国家体改委下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研究室主任（应该是县团级领导了）。在此之前的几天，体改所所长陈一咨曾经带着白南风去找邓朴方，希望在政府和学生的冲突间找到一个办法，但是没有结果。五月十八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带着温家宝（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到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劝说学生退场，并留下了他最后一次的向公众发表的讲话，"我老了，无所谓了。你们还年轻……”，五月十九日，从中央内部传出来赵紫阳已经辞职的消息。看着形势发展越来越激化，陈一咨召集三所一会在体改所办公室开会（“三所一会”指当时经济体制改革中比较活跃的国家研究机构，“三所”包括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下属的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下属的发展研究所，中信国际研究所。“一会”指北京中青年经济学会。)，讨论打破僵局的办法。当时以北京的中青年经济学家为主的"名流"都参加了会议。会议之后，三所一会联署了一份公开声明，即后来被称为"六点声明"的著名文件，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呼吁学生退出广场，反对使用武力清场。会议之后，由白南风和高山执笔起草了这个声明。这是中共建国以来出现的第一次自己的机构公开反对中央决议的声明。在此之前，有几个月的相对舆论宽松时期，官媒普遍客观报道了学运相关的事件，也刊登了不少团体的声明。而从五月十九日起，所有的媒体都已经无法刊登这类声明了。体改所的人就自己油印了六点声明的传单在北京街头散发（那个时代，互联网还没出现）。白南风后来因此被捕，审查了一年半才取保候审。释放后白南风虽然回到了原单位，但很难发表研究成果，索性辞职。
后来才知道，那时候，邓小平、杨尚昆已经调动了三十万军队包围了北京城。邓小平武力镇压学运的决心已定。
“六点声明”发出两天之后的夜里，姜洪带领我们去广场找学运领袖。我和姜渔在西长安街上和姜洪等人乘坐的车汇合。姜洪的车上有在五机部下属研究院工作的刘长毅，还有两个姜洪的其他朋友。然后我们就直接向广场进发。此时已经是半夜时分了。
北京市内通过广场的道路已经断绝。广场上的学生非常紧张，建立了层层封锁线，准备应对镇压。我们的小车在静悄悄的西长安街上行驶，既无行人，也无车辆。在第一道封锁线，我们遇到了带着红袖标的学生，我们说明了来意。学生们没有为难我们，给了我们一个红袖标，让我们换乘一辆停在路边的救护车，这样可以顺利通过后面几道封锁线。当时北京市各个大医院都派出救护车停在学生示威的地方，抢救在绝食过程中晕倒的学生。
到达广场西南角，我们遇到最后一道学生警戒线。从这里望去，一道道的警戒线，外人很难进入广场核心区。我们被一个学生领到纪念碑台阶前，一眼就看到吾尔凯西正在和几个女生坐在南面台阶上说笑。吾尔凯西是个在北京长大的维吾尔族小帅哥，曾代表广场学生和时任总理李鹏对话，呛声李鹏，一点面子都不给，所以当时声名赫赫。我看到广场上满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都是一脸稚气，说说笑笑的，心里涌出一种悲凉的感觉。这些孩子们不知自己面临无情的镇压，已经是命悬一线了。
姜洪走上台阶和吾而凯西搭话，我们紧紧跟在后面，围成了半圈。学生们马上自动围起来一圈警戒线，各个都面朝外以防不测。吾尔凯西听明白我们的来意，用大无畏的神情直截了当地问姜洪，什么都不用说了，你就告诉我，他们（指政府）什么时候动手。姜洪说，这我不知道，但是随时都有可能。吾尔凯西说，如果要我去见信访局，那就免谈。在此之前，学生和信访局谈判过几次了，信访局说的都打官腔的话，每每无功而返。姜洪说这次是请你跟我们一起去见邓朴方。你如果能促成这次谈判就会对历史做出贡献。吾尔凯西说，见邓朴方我可以去，万一我回不来怎么办？你们留下一个人质吧。刘长毅当场就说，我留下吧。我和刘长毅素昧平生，但是这一夜让我对他肃然起敬。
吾尔凯西随即和我们一起离开纪念碑台阶，学着电影里山大王的口吻，回头对其他学生说，看好这个人（指刘长毅），万一我回不来，你们就把他给我“醢（hai）了”。我心里想，这个维吾尔族小伙子的老北京话说的真够地道的。
我们和吾尔凯西一行人乘坐广场的救护车开出了广场。此时已经是凌晨了。我们一路畅通，开到西直门的一个招待所门口。只见铁栅栏门紧闭。深更半夜的也没有人把门。我们只好砸门，闹出响动。我暗自觉得不妙，对方如果有谈判意愿，这时应该安排人在大门口等候呀？！
砸了一阵子大铁门。有个睡眼惺忪的门房出来，一脸不耐烦地问我们干嘛敲门，姜洪说我们有急事找唐若昕。
唐若昕是当时的中国文学研究的泰斗唐弢的儿子，在政界、学界很活跃，和姜洪熟识，当时在邓朴方领导的残联担任办公厅主任。
我们上到二层，敲开唐若昕的房间门，就站在门口和他谈话。唐若昕注意到我们带来了吾而凯西，告诉姜洪还是去找中办信访局的郑局长谈吧。我一听大失所望，因为前几天，在广场现场，中办信访局郑局长已经和学生有过对话了。现在再去找郑局长岂不还是那样的结果吗？姜洪说，你看人已经来了，不见到邓朴方，那我们留在广场的人质可能会有麻烦了。这时，唐若昕要姜洪和吾尔凯西留下来谈谈，其他人都先离开。
我们几个人从招待所出来后已经都很疲劳了，就都先回家了。我一夜疲惫，回家倒头就睡，直到第二天中午才醒来。当晚只留下姜洪陪同吾尔凯西在和唐若昕继续谈。我离开时很担心，由于没有见到邓朴方，吾尔凯西的情绪会有变化。但是我看到他脸色如常，一反在电视直播中的那种倔强和鲁莽，此时表现出很大的耐心和配合。从后来逐渐披露出来的故事也看得出，沃尔凯西那时候虽然才二十出头的年纪，但是在整个学运过程中表现突出，知进退，有理性。
后来姜洪回忆说，他坚持要求唐若昕领着吾而凯西去见见邓朴方。但是当晚在我们去广场的时候，邓朴方得知邓小平已经下决心武力清场了，他也不能见任何学生代表了。唐若昕见此状况不好收场，闪开身请姜洪和吾尔凯西进入房间，见到了已经在屋里的刘京。原来是刘京带来了邓朴方的指示。
刘京的生父是烈士，山西新军二纵的创建人韩均。刘京后来担任了公安部副部长，当时是邓朴方领导的残联的副理事长。刘京对吾尔凯西说，你们必须马上无条件从广场撤离，否则会面临武力清场的后果，我这里只能保证不秋后算账。
吾尔凯西二话没说，立即返回广场，着手组织学运领袖们讨论。这时刘长毅找到吾而凯西问他，我怎么办啊？吾而凯西说你可以走了。刘长毅被释放后，并没有急于离开那里，而是留在纪念碑下，目睹了高自联领袖们激烈的辩论过程。吾尔凯西带回来政府要动手的消息，主张学生应该马上撤出广场，避免遭受镇压。但是其他学运领袖坚决反对撤退，特别是柴玲的反对声音最大。最后高自联罢免了吾而凯西的广场总指挥的职务，由柴玲取代，多数学生们都坚决不撤退！
以后的几天，学生依然在广场聚集不散，北京市民照旧热情地给学生送饭送水，政府立场还是一步不退。但再也没有听到任何调停和谈判的消息了。但是学生们已经是三鼓而竭，少了开始的那种冲劲儿。看着没有任何动静的形势，我还觉得可能学生们过几天就会慢慢撤离，学运会慢慢消退下去。我以为姜洪那晚对吾尔凯西说政府随时都可能动手，可能是为了促成学生和政府对话谈判而夸大其词呢。没想到一语成谶，十天之后的夜晚，从西边传来了北京城里近百年没有听到过的枪声，政府真的开始武力镇压了。激情澎湃的北京市民用自己 的身躯挡在长安街上保卫学生们，但是戒严部队用坦克开道，从木须地一路杀到天安门。后来的故事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了。
悲剧酿成，影响了中国后来几十年的发展和变化。就事论事，当时学运和政府之间的核心争议点就是对学运的定性问题，对于政府而言，皇家颜面大于天，不能撤回已经做出的定性；对于学生而言，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更是一步都不能退。其实，以中国式的智慧，在语言上的迂回曲折，怎么会找不到办法呢？！只是要看当事方有没有意愿和平解决这个问题而已。
我直接或间接认识的三个知识界的人做出了不同的努力想减少对抗，避免屠戮。陈子明意志坚定，选择了在体制外的对抗，遭到镇压之后，锒铛入狱，宁可坐穿牢底，拒绝以治病名义出国，于服刑期间病故。白南风笃信理性精神，尝试在体制内的抗争，身陷牢狱之后，告别体制，云游江湖。姜洪奉行温和理性，有序演进的社会改革，选择了在体制内外的调解。可惜我们都改变不了中国顽固的历史趋势。
中国近百年来笼罩在激进主义思潮之中，无论是阶级的，政党的、民族的，抑或是地域的冲突，都变得越来越激进。任何妥协、后退的主张都会被视为软弱无能，甚至是叛变。几十年来的革命宣传和教育都在培养一种无畏无知的牺牲精神，没有珍惜生命的理性。这是潜伏在整个民族中的集体无意识，是集体的“暗影”。那一代参加学运的青年学生，那些越来越激烈的学生领袖何尝能够逃脱这种思想的影响呢？！权力至上是中国两千年文明史演化出来的传统。在权力问题上，政府内的衮衮政客们更是一步都不能退，否则就会失去政权，这被历史上所有执政者视为最大的危险！双边都是采取“为有牺牲多壮志”的态度。可问题是牺牲谁的性命呢？！
雨中萍
谨以此文纪念35年前无辜死难的生命。
2024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