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在淮海战役中的错误

粟裕在淮海战役中被中央军委和华东局任命为华东野战军前委书记，具体负责指挥华东野战军将近40万部队的部署和调动，对于华东野战军在淮海战役中歼敌44万，以及最终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但是，粟裕在淮海战役中也犯了很多严重错误，特别是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攻打黄伯韬兵团的战斗中，给淮海战役的胜利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增加了很多不必要的解放军的伤亡。幸亏有毛泽东高瞻远瞩、科学合理的全局布局，淮海战役才没有因粟裕的多次指挥失误而失败。有一些错误，经过毛泽东的指示和坚持，得以改正，如把淮海战役的总原则改为歼灭黄伯韬兵团；坚持要粟裕重视并使用较强的纵队歼灭黄伯韬兵团；坚持粟裕要把歼灭黄伯韬兵团进行到底而不能半途而废等等。但是，其中有两个重大错误是毛泽东无法控制的，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一是反复推迟进攻发起时间，二是在碾庄不讲策略地盲目攻击。

1，第一个重大错误是反复推迟攻击发起时间：

由于刚开始害怕和黄伯韬兵团决战，一直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推迟淮海战役的发起时间，错过了攻打黄伯韬兵团的最佳时机，使筹划了将近一个半月的计划，差一点泡汤，为消灭黄伯韬兵团增加了很多困难。

        根据淮海战役的第一阶段的目标，要攻取两淮和海洲地区，黄伯韬兵团是非打不可的，如果不歼灭黄伯韬兵团这个拦路虎，攻取两淮和海洲地区根本无法进行下去。所以，毛泽东综合各方面的情况，高瞻远瞩地提出淮海战役作战的总原则是“牵制邱李兵团，歼灭黄伯韬兵团”这一英明的策略。

         淮海战役从9月24号粟裕提出，经过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和饶粟谭，中原局，华东局多次磋商，首先决定于10月10号发起。

         于是，中原野战军积极响应，立即行动，刘伯承于10月10号率领部分中原野战军进入南阳桐柏山地区活动以吸引黄维兵团；然后攻打南阳并解放了南阳；随后紧跟黄维兵团并绕道跑到黄维的前头，进行不断地骚扰，阻击，使黄维兵团进军缓慢。陈邓部原计划在华东野战军发起攻击前5天发起郑州战役，以吸引孙元良甚至邱清泉兵团西援，减轻华东野战军歼灭黄伯韬兵团的压力。由于粟裕反复推迟淮海战役的发起时间，陈邓部不得不多次推迟攻打郑州的时间。最后实在等不及华东野战军发起攻击，为了抓住战机，于10月20号发起郑州战役，于23号解放了郑州，紧接着攻打开封并解放了开封；随后又发起张公店战役，打响了淮海战役的第一枪，歼灭国军181师并俘虏了师长米文和。

          中原野战军在淮海战役的第一阶段只是配合华东野战军消灭黄伯韬兵团。虽然中原野战军和国军打的如火如荼，热火朝天，淮海战役的开场锣鼓打的震天响，可是，作为淮海战役主角的华东野战军却迟迟没有动静。不是因为华东野战军没有准备好，而是粟裕等不知道什么原因，多次以各种各样的准备工作不充分为理由，一而再，再而三推迟淮海战役发起时间，先是推迟到10月20日，然后推迟到10月25号，再推迟到10月28号。好不容易到10月23号决定于11月3号部队进入攻击位置，11月5号发起攻击，并向华东野战军全军发布了总预备命令，根据粟裕年谱：10月23日与谭震林、陈士榘、张震联名签发“淮海战役预备命令”：“决定集中华野全军（包括西兵团、山东兵团、苏北兵团及鲁中南主力）....... 命令规定各纵队于11月3日向指定地域开进，预定11月5日发起战斗。此令于10月24日夜油印，10月25日拂晓发出。

       可是，粟裕却于10月22日去了济南。

       到了10月28日，“淮海战役预备命令”都已经发布好几天了，粟裕不知何故，又把攻击时间改为运河西11月7日发起攻击，运河东8日发起攻击。毛泽东让他要么11月7日或者11月8日同日发起攻击，不要在不同的时间发起战斗，以免黄伯韬兵团警觉以后，聚集到一起，不易攻打。粟裕干脆改为11月8日晚同时发起战斗，尽量把攻击发起时间尽量往后拖。要知道，战场上是争分夺秒，兵贵神速，粟裕不知何故却一拖再拖，浪费了大量的宝贵时间和良机。

        毛泽东应该意识到了粟裕在济南停留会贻误战机，所以于10月23号和30号两次发电报，要粟裕不要在济南停留太久，迅速进入指挥位置，做好发起进攻前的准备工作，粟裕却一直不予理睬。毛泽东不得已，才在10月30号再发电报给饶漱石，严厉批评华东野战军前委书记粟裕无组织无纪律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经验主义与游击主义的恶劣作风，称饶漱石是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的政委，责成饶漱石处理此事，并以结果电告为盼。

        粟裕直到于31号才发电报给毛泽东说已到前方。根据粟裕年谱：10月31日晨，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陈毅、邓小平、华东局、中原局电，报告：“职已返抵前方”，“淮海战役，当遵令于齐（11月8日）晚同时发起战斗”。同时，却以电台信号太弱为借口，替自己在济南停留掩饰。

根据粟裕年谱：粟裕11月2日率领华野指挥机关由曲阜向淮海前线开进。11月6日晨，率领华野指挥机关进至山东临沂。11月9日率领华野指挥机关经运河车站前进至陇海路以南的花庄。

      从这里也可以看到，粟裕的指挥机关，明显滞后于其它野战军的行动，比如在济南战役中损失较大的聂凤智的第九纵队，10月30日出发，11月5日就已经到达距离新安镇25公里的位置，随时可以发起攻击。

         粟裕为什么在济南停留，处理什么事情，至今没有文献说明。因为他的职务是华东野战军代前委书记，代司令，他的职责主要负责部队打仗的问题，济南的战后重建工作应该和他关系不大，他在济南停留那么长时间，实在是莫名其妙。有一篇文章中写道：“粟裕指挥部队打济南的时候，他的夫人楚青带着两个孩子从大连后方来了，正好遇上中秋，粟裕、楚青、孩子和我们这些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在指挥部所在地——山东省宁阳县大伯集村团团圆圆过了个节。形势好转了，机关相对稳定了，粟裕的家属自然从后方到前方来团圆了”。所以，粟裕很有可能是因为过去一直处于战争流动状态，没有能够过上稳定的生活，和家人很长时间没有团聚了。而??济南是华东野战军夺取并掌握的第一个省会城市，是共军自己管理的稳定的省会城市，粟裕很有可能是留恋大城市的花花世界，和家人一起在济南享受团聚的天伦之乐，却置近四十万磨拳擦掌，跃跃欲试的华东野战军于不顾，置正在和国军打的热火朝天的中原野战军的近二十万将士的努力于不顾。要知道，当时济南战役的攻击兵团14万人经过一个多月的补充休整，应该已经休整完毕；打援和阻援兵团的18万兵力在9月份济南战役发起前就已经准备好了，只要一声令下，随时可以战斗。粟裕一再拖延战役发起的时间，实在是没有道理。

       应该说，10月23号发布的方案是最合理，最理想的方案，就是11月3号部队进入攻击位置，11月5号发起攻击。因为当时黄伯韬兵团3个军分别驻扎在运河以东的新安镇，距离新安镇以东10公里和15公里的位置；而44军在海洲，离新安镇有两天的路程，正在准备搬家，肯定是混乱不堪；而100军在开往增援海洲的路上，距离海洲和新安镇各一天的路程，11月5号接到返回新安镇的命令，中途要折返回来，肯定也很混乱。当时黄伯韬兵团五个军当时的位置是东西一条线状分布，非常很分散，很容易各个击破。

         同时，阻击部队在运河以东附近进行阻击，有各种各样的天然屏障，距离徐州比较远，很容易阻击住徐州出来的援军，也很容易将援军分割，包围，有利于在黄伯韬兵团消灭以后，部分歼灭或者全部歼灭。

      也就是说，如果根据10月23号发布的“淮海战役预备命令”，就是11月3号部队进入攻击位置，11月5号发起攻击，淮海战役会在淮海地区发生，是真正的淮海战役，而不会演绎成后来的徐蚌会战了。

        由于粟裕一再拖延华东野战军的攻击发起时间，耽误了军机，浪费了攻击黄伯韬兵团的最佳攻击时间，使黄伯韬兵团差一点撤退回徐州，使共军谋划了一个多月的淮海战役差一点泡汤；共军谋划的所有优势，几乎损失殆尽。所有参战部队，都不得不临时改变作战计划，仓促应战。

第二个重大错误是碾庄战役盲目硬攻：粟裕没有对消灭黄伯韬兵团的碾庄战役认真部署，只是不讲策略和战术地采用人海战术盲目攻击。

         由于11月8号上午才得知黄伯韬兵团已经撤离新安镇，华东野战军不得不放弃原来的筹划一个多月的计划，只能不顾一切，迅猛追击。

       黄伯韬兵团虽然在沿途受到一定的攻击，但是，除了63军被包围消灭，大部队却于11月8号傍晚全部到达了碾庄。

      粟裕所部和黄伯韬兵团交手数次，特别是在孟良崮战役，南麻战役，帝丘店战役等战役中，粟裕所部并没有占到什么便宜，应该是充分知道黄伯韬虽然不是国军王牌部队，装备虽然不是最好，但是部队大部分是全副美式装备，机械化程度比较高，火力强大，部队训练精良，特别是士兵作战顽强不怕死，一点都不亚于国民党的王牌主力强悍作风，是一个劲敌，很不容易对付；而碾庄虽然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实际上是徐州的东大门，和徐州互成犄角之势，要想攻取徐州必须首先取得碾庄，所以李弥在此地驻军，并且留下了非常完整的军事防御措施，到处是地堡暗堡，互相形成交叉火力，要想攻取碾庄，将会非常困难。

          特别是黄伯韬已经从分散的孤立的几个军，成为聚集在一起的一大团，不易分割，大大增加了攻击的难度。 

          所以，攻打碾庄的黄伯韬兵团，必须认真做好充分的准备。

          但是，粟裕在黄伯韬从新安镇撤出之后，不是想方设法根据黄伯韬撤退的路线，找到最合理的围歼地点，找到最合理的攻击和消灭黄伯韬兵团的策略和方法，却在11月8日晚上和张震彻夜讨论整个江北国军的动向问题，向中央军委提出消灭国军于江北和江南的利和弊，却没有具体的行动方案。只是“建议中野主力直出徐蚌段，切断徐敌退路，当时我们认为，不论如何发展，孤立徐州，截断徐敌陆上退路，甚为必要”。

        而这些总体策略，早就在毛泽东的计划之内了，从10月23日，10月28日的电报里，都已经提出来攻取宿县，隔断津浦路，孤立徐州的具体方法；刘伯承也于11月3日提出陈邓攻取宿县，孤立徐州的建议。粟裕的这些建议，可以说是毫无新意。

       由于粟裕严重低估黄伯韬兵团的战斗力，没有认真考虑攻打碾庄的部署，对战局盲目自信乐观，一开始，粟裕提出的要求是：“连续突击，速战速决，在3-5天内拿下碾庄”，想趁黄百韬立足未稳之机，迅速攻入碾庄，因此各纵队都是谁先到谁到，一路猛冲猛打，结果一下子就陷入了敌军的死亡陷阱。

        因为黄伯韬兵团的撤退出乎华东野战军所有人的意料之外，华野部队是仓促应战，日夜兼程才得以追上黄百韬的兵团的。为了加快行军速度，部队是轻装上阵，很多重武器，弹药都没有到位。饥饿疲劳，武器装备完全没有到位的战士们冒着早有准备的敌人的强大火力进行冲锋，进攻起来必然非常吃亏。

        这些客观情况都是显而易见的，任何人都能看得见，只有作为指挥人员的粟裕视而不见。不顾战士们靠着两只脚经过两三天的长途追击的疲劳，不顾战士们的武器弹药的不足，不顾特种兵部队的大炮还没有到位，不顾各路大军都是仓促攻打，原来的计划和部署几乎没有用上，只是要求部队猛打猛冲，盲目地连续，猛烈攻击，使部队在开始的几天的攻击过程中伤亡巨大，而进展却很缓慢。

        要知道黄伯韬兵团于8日傍晚就已经到达了碾庄，由于沿途受到不断的攻击，使黄伯韬兵团非常警觉，到了碾庄以后，就迅速部署防守兵力，加固和改进已经非常坚固完善的防御工事，经过大约两天的休整和准备，野战阵地以各集团家屋为基点构成支撑点，每个支撑点均采取子母堡式交通壕散兵坑，散兵壕内外连接，并将各村庄之间空地普遍修筑野堡式的阵地，形成犬牙交错、纵横贯通，蜘蛛网式的以堡垒群。所以，黄伯韬兵团面对华东野战军的攻击，完全是用以逸待劳之师攻打疲惫且武器弹药缺乏之师，只要准备好机枪扫射就足以杀死杀伤大量的解放军战士。

          前沿阵地的参谋向粟裕报告：“黄百韬真难打啊！100米的正面就有20挺机枪，子弹像泼水一样。” “敌军在战术上以上述阵地为依托，分区固守，逐村逐屋逐堡顽抗。并组织炮火协同白天空军大量轰炸摧毁我之攻击阵地，掩护其步兵反击”。 “尤以64军(广东军)守备比较顽强。善于避开我之炮火轰击 (散兵坑多，房内均修了地堡)与小组爆破，地堡里面不放部队，主要部队放在两侧之散兵壕内隐蔽，待我爆破组接近爆破时，由两翼遂行小部队反击，捕歼我小部队。待我占领某一小村庄后，适时集中炮火，乘我初占阵地立足未稳之际，实施集中轰击，使我无法控制该点为进攻依托”。

         攻击部队的战士和干部都在哀叹：“没有打过那么难打的仗，没有见过那么顽强的敌人。”

         面对解放军战士在攻击过程中的巨大伤亡，甚至有的班或者排已经牺牲到所剩无几，在这种万分危急的关键时刻，粟裕不是想办法改进战术，或者停下来总结经验教训，而是命令前线指挥人员继续强攻，而且不准再上报伤亡数字。粟裕如此愚蠢的，自欺欺人的命令，在古今中外所有的战役中，可以说闻所未闻。要知道，伤亡数字是衡量部队攻击能力的重要体现，是指挥人员掌握部队的进展的主要依据。只有林彪曾经给塔山指挥人员说过“我不要伤亡数字，只要塔山”。但塔山战役和碾庄战役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情况，一个是守，一个是攻；一个是被动的，一个是主动的。

         许多前线指挥人员面对这种情况，实在不忍心让攻击部队再继续遭受这种毫无意义的牺牲而几乎没有进展，纷纷提意见，说“伤亡太大了”“部队不充实了”“不能再打！”

           由于伤亡巨大，而进展缓慢，粟裕完全束手无策，却准备放弃攻打黄伯韬兵团，发出至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电报，提出“包围黄伯韬兵团，消灭邱李兵团”的建议，被毛泽东坚决否定。实际上，不仅毛泽东否定这一建议，就连刘陈邓，谭震林和王建安也反对这一建议。于是，华东野战军在土山镇召开会议，确定谭震林和王建安指挥攻击部队攻打黄伯韬兵团；粟裕到韦吉处指挥阻击邱李兵团，以及截断邱李兵团和徐州的联系的战斗。最后，在谭震林王建安指挥下，攻击部队采用坑道战术才完全歼灭了黄伯韬兵团。

         在整个碾庄战役期间，华东野战军包括阻击战一共伤亡大约4.9万人，其中攻击碾庄的部队大约伤亡2.7万人，而伤亡主要是在粟裕指挥攻击的这几天里，大约伤亡两万多人进展却很少。相比之下，谭震林王建安指挥攻击的大约9天里，一共伤亡只有7千人左右，却全歼了黄伯韬兵团及黄伯韬本人。

        时隔多年以后，粟裕对妻子楚青谈起碾庄战役时说他征战一生，只紧张过两次，一次就是围歼黄百韬兵团。他为何如此紧张？因为他犯了一个大失误：战前对敌人的战斗力估计不足。对此，粟裕说：“那时太紧张了， 上至中央军委， 包括主席 ，下至我们，开始都对黄伯韬兵团的战斗力估计不足，后来我们碰了钉子，可又不敢向主席叫苦，只能豁出命来打，主席天天来电催问战况，我心里很急，部队打得很苦啊……”

        这里，粟裕居然说中央军委轻敌。要知道，毛泽东在淮海战役筹划阶段给粟裕等的电报里，多次反复强调要求华东野战军从思想上重视，认真对待，不能轻敌，认为这一战役“比豫东战役，和济南战役都要大”；“克服解放济南的轻敌，麻痹思想”； 特别是针对粟裕上报的淮海战役作战计划，中央军委于10月23日电告饶漱石、粟裕、谭震林：“打黄百韬是一场大战，必须集中主力。你们过去的部署，以几个较弱的纵队放在黄百韬方面，而以几个较强的纵队放在其他方面。现在尚有时间调整部署，如时间不足宁可迟几天发起战斗”。即使是王建安也对粟裕的部署有意见，发电报给中央军委和粟裕，要求使用足够的，较强的纵队攻打黄伯韬兵团。

          正是由于粟裕在战役筹划阶段的畏敌和战役开始以后的轻敌这两个不可改变的，除了粟裕任何人都无法控制的，致命的严重错误，把一场共军很容易打赢的战役，打成了一场险象环生的极为艰难的战役，共军还遭受了巨大的人员伤亡，把原计划的淮海战役打成了后来的徐蚌会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