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有两个标志，一是未名湖，一是博雅塔（实际是水塔）。当然，严格地说，这两个标志不是北大的，而是燕大的。 

但既然燕大被并入了北大，这也就只能算是北大的标志了。

在动乱的年代，居然有人因要炸博雅塔定罪。

这个被认定要炸博雅塔的是北大中文系教授、语言学家林焘。

也许有些人电影看多了，认为一个人只要有坚定的意志、有崇高的信仰，就会有不怕折磨的毅力，能坚定自己的意志，能扛得住任何折磨，实际这些都是自己的想象而已。

刑场上的婚礼很浪漫，可许多人或许忘了，这是对手的宽容给予了这样的机会；一个人在刑场高呼口号，不是因为他的勇敢，而是因为对手的默许。

要不让人说话，这是最容易做到的。把声带割了，甚至用竹签把舌条穿起来，你有最坚韧的意志，也是喊不出口号的。

能够顶住折磨的，不是你的意志而是对手的文明。

任何人，如果遇到一个没有任何底线的对手，都是不可能扛得住残酷折磨的。甘地和曼德拉的成功，不是他们俩有不屈不饶的毅力，而是遇到了有着高度文明精神的英国。否则，解决这两个人的方法很简单，都不需要酷刑，直接肉体消灭就一了百了了。

人性的恶，远超动物性。所以酷刑之下，能得到任何口供。当然，有的不需要酷刑，只要让对方知道将要承受的后果，就能得到想要的一切。

林焘的这个罪名来自他燕大时的同学室友，这个同学当时在上海被逼供，连续罚站十二个小时要让他交代自己的罪行。他被逼没办法，就说林焘要炸博雅塔。

这个同学当时的心理是，博雅塔这么高大坚固，他说这个就没人会相信他。没想到他以为常识以外的事，别人真信了。他的这份交代材料被转到北大，北大就当作一件大案开始追查。

林焘刚从北大解散的牛棚解放出来，正接受自己单位的监改。

那时的北大正在轰轰烈烈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每次都要开宽严大会。所谓宽严大会，就是认罪态度好的，可以从宽处理，态度恶劣的，就当场铐走。

这个态度好坏，就由革命师生说了算。

林焘觉得自己属于态度好的，以为过几天就可以回家了，可以重获自由了。没想到，有一天工宣队找他单独谈话，说是有重大历史问题没交代，要他老实交代。工宣队还提醒他，这个问题不是红卫兵闹派性捏造的，是历史问题。

林焘想破脑袋也想不出自己有什么历史问题，工宣队就对他轮番做攻心战。林焘就是想不起来有什么问题，就一口咬定没有做过什么事。僵持几天以后，工宣队对他交了底，说他在燕大读书时曾接受国民党特务的指令在校园张贴反动标语并准备炸毁燕大的水塔。

对这样的指控，林焘觉得太荒谬。这炸水塔有什么意义，能伤害到谁呢？

林焘不承认，工宣队非要他承认。

就这僵持的几天里，学校又开了宽严大会，章廷谦不配合，被当场定为反革命分子铐走了。

章廷谦不是别人，他是鲁迅最喜欢的学生之一笔名川岛。章廷谦建国以后因鲁迅的原因很受重视的，没想到这个时候鲁迅也帮了他了，居然还成了反革命。

章廷谦原来很坚决，此前曾和林焘聊过，绝对不会屈从于逼供，没有的事绝不承认。可这个绝不承认，现在的结果出来了，直接从严铐走。

林焘开始动摇了，要是一从严，自己受罪不说，他的两个孩子已经上山下乡，就要成了反革命子女，就会被歧视，日子会很难过。想到这些，林焘就不愿坚持了。

林焘找工宣队承认，是有这么回事。

事情出人意料的是，林焘主动承认以后，工宣队认为他态度好，就把他从宽处理了，不追究他的责任了。

这么严重的一件刑事案，就因为他老实承认了就得到了宽大处理。

这种处理方法，其实这些人也知道，事情本身有没有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态度，也就是驯服程度。他说什么哪怕最荒谬，你也认，说明你老实，你不认就是对抗，就是不老实，就要从严处罚。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通过随心所欲的方法达到你听话顺从的目的。

真相不重要，事实不重要，听话才最重要。

在这样的环境下，不要说思想了，连真相都不敢承认，这就是当时想要达到的目的。

人已经被驯服成行尸走肉，听话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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