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也得诚信：从何大才案看政务失信的破局之路
在现代社会的信用体系中，政府诚信是维系社会信任的基石。当“把来访群众当家人，来信当家书”“件件有回应，事事有着落”的承诺被反复提及，公众期待的是权力对责任的担当、对民意的敬畏。然而，何大才的遭遇却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基层政务诚信建设中的沉疴与痛点。
一、从劳资纠纷到权力侵害：一场持续25年的信任崩塌：
何大才的维权之路始于2001年的广东佛山。作为注塑车间师傅，他因拒绝强制加班日工作16小时被厂方处罚，随后的辞职又遭遇800元违约金克扣。从劳动仲裁到三级法院审理，他的诉求始终未得到公正回应——仲裁仅支持172元工资返还，一审二审均驳回其他请求，甚至省高院也终结了再审程序。这场劳资纠纷的不公处理，成为他与权力体系信任裂痕的起点。
2008年，户籍问题的出现让矛盾升级。阆中市公安局出具的文件证实他曾“两地无户口”，而此后十余次被不明身份人员从北京、郑州强行带回阆中，非法拘禁、暴力殴打、胁迫签署协议等行为接踵而至。2014年，阆中市政府通过村委会胁迫他签署两份协议，却未履行任何承诺；2022年，他在北京被暴力绑架至阆中，以“偏执精神障碍”为由被强制收治近四年；2025年，母亲患病时，七里街道办事处竟以出院为条件索要2万元“赎金”。这些行为不仅是对公民人身权利的践踏，更是对政府公信力的公然透支。
二、政务失信的三重病灶：冷漠、越权与程序空转
何大才案暴露出的政务失信，并非单一事件，而是基层治理体系中多重病灶的集中爆发。
其一，是对群众诉求的系统性冷漠。从2001年至今，他持续向各级部门反映问题，却始终陷入“信访转办—基层回复—问题搁置”的循环。阆中市委书记信箱的回复仅重复劳资纠纷的处理流程，对后续的非法拘禁、敲诈勒索等核心问题避而不谈；四川省公安厅的信访终结文书被送至精神病院要求签收，彻底切断了他的正常维权通道。这种“装聋作哑”式的回应，让“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的承诺沦为空谈。
其二，是权力边界的肆意突破。基层部门为压制信访，不惜动用公权力实施跨区域绑架、强制医疗等极端手段。七里街道办事处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偏执精神障碍”结论，既未让当事人知晓鉴定程序，也未提供任何医学依据；以办理出院为由索要2万元的行为，更是将公共服务异化为权力寻租的工具。这些越权行为，本质上是对法治原则的漠视，对“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公然违背。
其三，是监督机制的失效与程序空转。尽管《信访工作条例》明确要求“件件有回应，事事有着落”，但在何大才案中，上级转办的事项并未得到实质处理；司法鉴定程序存在明显违规，顺庆区司法局的核查仅确认了鉴定的存在，却未对程序合法性作出结论；而对基层部门的违法行政行为，始终缺乏有效的问责机制。这种“看得见的规则，看不见的执行”，让制度约束沦为一纸空文。
三、重建政务诚信：以制度刚性兑现民生承诺
何大才的遭遇警示我们，政务诚信建设不能停留在口号层面，必须以制度刚性打通“最后一公里”。
首先，要建立政务失信的终身追责机制。对基层部门的违法行政行为，不仅要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还要倒查上级监管部门的失职行为。针对何大才案中存在的非法拘禁、敲诈勒索等行为，应启动司法调查，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对信访处理中的敷衍塞责、程序空转问题，要纳入干部考核体系，让“失信成本”真正转化为“履职动力”。
其次，要完善群众诉求的闭环处理机制。建立跨部门联合督查制度，对信访积案实行“一案一专班”，明确办理时限和责任主体；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对信访处理结果进行满意度测评，将测评结果与部门绩效考核直接挂钩；同时，畅通司法救济渠道，对涉及权力侵害的案件，实行异地管辖或指定管辖，避免地方保护主义干扰。
最后，要以公开透明消解信任赤字。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将信访事项的受理、办理、督办全过程向社会公开；建立政府守信践诺档案，对部门和干部的守信失信情况进行动态记录，并作为职务晋升、评优评先的重要依据；同时，加强对基层干部的法治教育，让“把来访群众当家人”的理念内化为自觉行动，而非应付上级的口号。
四、综上：诚信是政府必须守住的生命线：
何大才的25年维权路，是一个公民与权力体系的信任博弈，也是对政务诚信建设的深刻拷问。当“件件有回应，事事有着落”的承诺被漠视，当“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的宗旨被遗忘，政府与群众之间的信任桥梁就会逐渐坍塌。
重建政务诚信，需要的不仅是制度的完善，更需要权力对权利的敬畏、对民意的回应。唯有让每一个群众的诉求都得到公正对待，让每一次权力的行使都受到有效监督，才能真正兑现“把来访群众当家人，来信当家书”的承诺，让政府诚信成为社会信用体系最坚实的压舱石。
毕竟，政府的诚信，从来不应该是抽象的口号，而是体现在每一个具体的案件中，每一次对群众诉求的回应里。
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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