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义（续29）

马恩政治经济学的长处与缺陷

                有跟帖者说，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精华内容，我不能苟同。

                这两天，我重温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幡然醒悟，人们啊，《资本论》的长处没学好，却被《资本论》的缺陷搞得五迷三道。

                《资本论》和马恩理论的长处，主要是劳动不仅创造了人类本身或人类社会，而且是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当然，无论马恩说，或没说，世界就是如此，事实就是如此，历史就是如此。我们尊崇马恩，把劳动创造一切看成其理论的长处，尽管马恩理论无助于众多的具体劳动创造。

                列宁尊马恩为师，主要基于马恩唯物辩证法的思辨力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感召力，十月革命的成功是列宁主义的胜利，与《资本论》没有半毛钱关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第一句话，开宗明义地写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

然而，对根本不存在“庞大的商品堆积”的沙俄和大清，从商品开始分析，无异于对牛弹琴。所以，《资本论》对“破”沙俄没用，列宁只得另辟蹊径，采用直接打碎国家机器并取而代之的办法夺取政权；同样，列宁攻打大城市的“斩首”战法，在中国的弊远大于利，毛泽东只得另辟蹊径，走“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政权”的道路，与《资本论》只有一句话的关系，即毛泽东说的“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归根到底一句话，造反有理”。历史证明，中国“造反有理”的历史打陈胜吴广就开始了，有没有《资本论》，中国都是成王败寇。

                《资本论》的根本缺陷根源于马克思为“破”而倾心之作，即为破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而戮力。注意！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为破掉西欧的资本主义社会社会量身定做的。

事实上，且不说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发达的沙俄和大清，即便在西欧各国，《资本论》也没发挥出“破”的力度。总之，就“破”而言，《资本论》没起到马克思预期的作用，当然也没有取得马克思预期的结果。

                恩格斯说过，马克思没有任何私敌，尽管马克思批评他人经常比对敌人更有尖酸刻薄。笔者也没法跟马克思套上私仇，尽管以下的论述比马克思的敌人还要明白无误地“敌视”。

                首先，必须强调指出，马恩的政治经济学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前苏联建政与马恩政治经济学没有半毛钱关系，建政后不久，斯大林却把马恩政治经济学教条化、宗教化、极端化，以致教条主义在斯大林身后变成修正主义的重要诱因之一，结果，前苏联的马列政治经济学教条既无助于不断提升国民经济和改善民众福祉，也无力阻止前苏联变修，最终，马列主义，包括其“精髓”的政治经济学，随前苏联的土崩瓦解而被抛弃进历史的垃圾堆。

                同样，源自前苏联的马列教条在新中国也经历大致三阶段：1、极端化主宰阶段；2、僵化边缘化阶段；3、明当大旗实际束之高阁阶段。如果拿《资本论》考考所有国内所有高官、低官，可以断定，99%不懂《资本论》所言何物。中国共产党一度濒临“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的境地，《资本论》的作用在哪里？

                其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故弄玄虚，引君入瓮，让人认同。

                《资本论》开篇要研究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元素形式—商品，却马上偷换概念，阐发“物物交换”条件下的商品，目的是一步步揭开马克思自娱自乐设计的谜，那就是，揭示不同使用价值引发的商品交换背后的抽象的价值，在通过劳动创造价值，把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的不合理性的谜底公之于众。

                马克思无视了，具有使用价值的物，不都是劳动创造的，即便物有使用价值，决定其交换价值的也完全取决于创造该使用价值的劳动时间，商品的价值终归是市场上供需强度博弈和配置的结果。例如，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无法解释荷兰殖民者用廉价串珠从北美土著手上买成曼哈顿岛的交易。

                无须讳言，无论马克思多伟大，他事实上是思维超常、身无长物、四体不勤、无以养家的书呆子，他的《资本论》主要是书斋里的产物，是愤世妒俗的结果，是已经被前东地区民众普遍扬弃的“皇帝的新衣”。

                再次，《资本论》把价值量的决定归结为劳动时间，根本无视同样劳动的不同劳动者的效率差别，按照马克思的主张，按同一的劳动时间来衡量不同劳动者的劳动，并支付相同的报酬，这在新中国最左的年代也是无法实行的。

                最后，商品是社会关系的反映，是供需双方发生交换关系的产物，商品的社会属性取决于社会关系的性质。如今，无论社会制度若何，都可能出现“庞大商品堆积”的情况，从单个商品分析起始，根本无法推导出整个社会的庞杂社会关系。商品是“果”，社会是“因”，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故弄玄虚，倒果为因，是《资本论》理论脱离实际的根本缺陷，令《资本论》成为理论脱离实际的鼻主。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专门指出和批判了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殊不知，马克思自己就满眼皆物，轻飘飘地通过两个公式，把“为了贵卖而贱买”的人归类为资本家，归类为凭资本而无偿占有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恶魔”。

                不计社会公正问题，刘邓认同“剥削有理”，有他们的道理，因为资本家阶级整体肯定会据有的剩余价值，是以个别资本家投资的巨大风险作为代价的；同样，刘邓认同“剥削有功”，也有他们的道理，因为资本家的投资为无产者提供了赚钱谋生的机会。

                人类社会终究要向普遍公正的社会演进的。马恩看到了社会不公问题，试图为人类指明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出路，用心良苦，但历史已经证明，并在持续证明着，“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实现社会公正的下下策。

                毛泽东念念不忘通过“斗”来“破”，深信“不破不立”，以图先“破”后“立”，其实也是遭了马克思“破”字当头“的道儿。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毛泽东用自己的思想引领民族独立和保卫独立硕果，所向披靡，到文革却”丧失自我“，误入”无产阶级专政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歧途，以致人亡政息、三七盖棺。

                呜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