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能过剩：惊心动魄的报道

对习近平来说一带一路是中国将后几十年的国策，是中国占据世界领导地位，以“经济为刚”，跟美国平作的基础，所以在中国目前经济难题一大堆的情况下，习在人大还不断提一带一路（习大大：“一带一路”可以做大文章），一财这么说：

民生福祉固然重要，但在国事面前，小编仍觉得慷慨激昂，热泪盈眶。“一带一路”战略的落实必将带动基础设施的建设，为过剩产能行业“走出去”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这是一条国家繁荣之路、实现梦想之路，也是过剩产能转移之路

这一说，把秘密给捅出来了。

新浪总结说海外：“一带一路”正在改变世界经济版图，“近年，习近平主席在外交部长王毅的陪同下访问了几十个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他的全球之行已经在中国开辟的“新丝绸之路’上播撒了合作共赢的金色种子和收获希望”。除了习，去年李克强出访欧洲，也忙了不少：

《观察者网》2015.07.09
李克强访欧成果：一带一路对接欧盟3150亿欧元战略投资计划

然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反应，就非如此热情了。最近德国商会带头攻击中国“产能输出”的计划。

《财新网》2016.02.22
【1】欧盟商会：靠一带一路出口过剩产能不明智
《德国之声》2016.02.22
【2】China overcapacity 'wreaking far-reaching damage'
 

欧盟商会商会主席伍德克（Joerg Wuttke）也许不能代表欧洲所有的声音，但也是欧盟体制的一个重要代表，中国钢铁出口，造成欧洲钢铁行业的失业，欧盟最近又在商讨对中国钢铁出口制裁，也不能怪人家。（商务部长）郭虎成说这（见下【8】）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全世界都一般，但《经济学人》总结了大家的态度：

《经济学人》
【3】The march of the zombies

Oversupply is indeed a global problem, but not quite in the way Mr Gao implies. China’s huge exports of industrial goods are flooding markets everywhere, contributing to deflationary pressures and threatening producers worldwide. If this oversupply were broadly the result of capacity gluts in many countries, then Mr Gao would be right that China should not be singled out. But this is not the case.

连奥巴马都挤哒中国：

《路透社》2016.02.22
【4】Obama: China knows it cannot sustain export-driven growth model

不管如何，中国产能过剩是个问题，中国自己承认，也非常清楚，也立志也扭转。

《证券时报》2016.01.20
【5】钢铁板块跌幅居前 行业总负债超3万亿
《观察者网》2016.01.26
【6】财政收入增速超过GDP 楼继伟回应：主要靠国企上缴利润
《澎湃》2016.01.14
【7】痛苦的轮回：回顾中国钢铁、煤炭等行业产能过剩的前世今生
《金融时报》2016.02.24
【8】高虎城：钢铁业产能过剩是全球问题
《每日经济新闻》2016.01.26
【9】工信部“组合拳”挺工业稳增长 两年1000亿兜底僵尸企业职工安置
【10】覃爱玲（2016.01.26）：壮士断腕“去产能”大幕正式开启
宝钢新闻中心2016.02.17
【11】国内钢企去产能进入实质性阶段
“全省钢产量达到了1.85亿吨，连续14年居全国第1位，约占全国钢产量的四分之一。世界每生产9吨钢，就有1吨是河北生产的。”

产能过剩，责任最大的是胡温，尤其是温家宝，这儿就不说了。

下面转转两边很具体的报道，也详细，让你不但了解事件，也对整个过程有个认识。

只能说惊心动魄。

 

煤钢艰难去产能
《财经》杂志 2016-02-22

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举措，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央政府所采取的四万亿刺激政策大相径庭，2015年11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首度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更加注重供给侧改革，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埋下伏笔

本刊记者 杨中旭/文

春节前夕，国务院《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和《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接连下发。位列2016年经济工作之首的去产能大幕正式拉开。

这场新世纪以来最大规模的去产能行动，或将压减煤炭产能10亿吨，钢铁产能2亿吨，安置职工以百万计。动静之大，影响之深，几可比肩上世纪末的国企改革。

此前，《财经》记者前往山西太原，近距离记录这一政策出炉的台前幕后。2016年1月4日，新年伊始的第一个工作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携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杨晶，及包括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内的中央部门20位部级高官，奔赴山西，实地考察煤炭、钢铁两大行业的运行情况，并主持召开多省主官、煤钢企业负责人的去产能座谈会，做最后的政策准备。

2014年和2015年两年间，国内外需求不振，中国房地产投资深度下滑，包括石油、煤炭、钢铁在内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一落千丈。其中，2015年价格的腰斩，将煤炭、钢铁两大行业推向了全行业亏损的境地。之前改革力度不够、冗员过多的短板水落石出，企业受困、职工受苦。同时，不当举债推高了金融稳定性风险，危及宏观经济稳定。李克强在座谈会上指出，我国是石油的净进口国，谈不上过剩，目前过剩较为严重的就是钢铁和煤炭两个行业。

兵车未动，粮草先行。1月22日，财政部发布《关于征收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称，为支持工业企业结构调整，经国务院批准，从2016年1月1日起，开始征收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专项资金全额上缴中央国库，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1月4日下午，李克强在主持前述座谈会时透露，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决定，在化解过剩产能期间，中央财政每年支出1000亿元，以帮助煤炭钢铁等行业渡过难关。据《财经》记者了解，该项资金将主要用于煤炭、钢铁行业退出企业的职工安置。

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2016年度经济工作的五大任务，分别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中国宏观调控的思路亦随2013年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的转变而继续深化。此前，上届政府以四万亿为代表的注重需求侧管理的宏观政策一直占据主流之位，而2016年五大经济工作的部署表明，供需两侧的管理已然取而代之。2013年以来，本届政府一直在推行结构性改革，直至2015年11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度提出供给侧改革概念，引发市场高度关注。经济下行大背景下，让市场出清，终于成为决策层、企业、学界的共识。

座谈会上，河北省长张庆伟表态道：我省将紧紧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进一步加大钢铁企业兼并重组、产品提档，带动全省经济提质增效升级。

市场出清，似曾相识。上世纪末，因应亚洲金融危机和国企三年解困改革，诸多国企退出市场，大批国企职工下岗分流，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持续31个月同比下滑。不同的是，本轮通缩时间更久，至2016年1月，PPI业已持续46个月同比下滑，支持经济增长V型或W型反转的声音渐弱，认为经济增长L型痛苦加剧的声音渐强。中信信托一位专司煤炭产业整合的人士表示，上一轮通缩之后，大批东北煤炭技术工人成建制南下，加入WTO之后的煤炭价格井喷，令他们衣食无忧，“但现在是整个行业的崩塌，他们无处可去”。

接近国务院的人士表示，煤炭钢铁两大行业里，前者问题更为复杂难解，这是座谈会选择在山西召开的原因，“如果钢铁行业更为难解，会议就会在河北召开”。相对而言，钢铁厂距离市区较近，职工再就业岗位较多；而煤矿则远在山沟，与世隔绝，煤矿一旦退出市场，员工及其家属的安置就成为难题。

尽管李克强在1月4日的座谈会上明确表示“更多采取市场的办法”，但无论会中还是会后，因应过往煤钢国企的体制惯性，建议中央政府更多采取计划经济办法的声音亦很响亮。地方政府、行业协会、煤钢国企、金融机构各抒己见，展开了新一轮围绕煤钢过剩产能的博弈。而无论采取何种手段，太原钢铁公司董事长李晓波对《财经》记者坦承，煤钢过剩产能累积的经济、社会成本已经形成，解决过程中的代价和阵痛不可避免。

在李克强总理离开太原之后，《财经》记者再赴山西，采访这个资源大省煤炭、钢铁两大支柱产业的现状，特别是僵尸企业的症结所在，以详解这场巨大阵痛的来龙去脉。

僵尸拖累

从省会太原向南，经行京昆高速公路和祁临高速公路200公里，为灵石县南关镇余家沟村，山西焦煤集团下属的汾西矿业集团南关煤业公司坐落于此。

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山西最大国企、焦煤集团董事长武华太透露，集团矿井之中，吨煤成本不一，高者600元，低者200元。南关煤业的吨煤成本就是前者。南关煤业2015年全年销售48万吨，吨煤平均销售价格385元，录得1.84亿元收入，亏损0.99亿元。

南关煤业余家沟矿井产出的焦煤属于精品煤范畴，炼钢必须的焦含量极高，却又低硫、低灰分，在市场上从来不愁销路。

但是，南关煤业的吨煤成本并不仅仅取决于供需。这家企业的经理赵鸿明介绍说，余家沟矿井地质条件很差，地层构造变化多，矿井坡度大，成本自然上升。更要命的则是冗员。目前，南关煤业拥有超过1600名员工。而国内外年产千万吨的先进矿井，员工规模不过一两千人，人数与南关煤业仿佛，效率之差，在20倍以上。

冗员过多的远不止山西焦煤。1月4日上午，李克强到太原钢铁公司视察，《财经》记者跟随前往。李克强问起员工人数，太钢董事长李晓波回答道：总理，我千万吨钢，5万人，实际上只需要2万人就够了。李克强追问：国际标准千万吨钢1万人。李晓波说：太钢还有一个矿山，多占了1万人。

2011年5月，受四万亿强刺激拉动，山西吨煤综合售价达到历史高点656元，南关煤业生产的优质焦煤价格更高，达1264元（含税价为1480元）。但是，其后煤价一路下行，2013年，南关煤业开始亏损。赵鸿明证实，南关煤业当下的资产负债率高达180％，企业已不能“自主呼吸”。

国企体制下，子公司不能自主呼吸，母公司极少做“减法”，而是把包袱接过去。南关煤业财务部负责人表示，尽管公司资产仅为11亿元，但已经向集团借款15亿元之巨。另外，2014年煤价腰斩之后，余家沟矿做了“减法”，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使生产和生活区分开，矿上不再包办职工及其家属（含退休职工及其家属）总计1.6万人的吃喝拉撒睡。问题是，南关煤业甩出的“包袱”，被上级单位、山西焦煤汾西矿业集团全员接收，城头变幻大王旗，大锅饭只是更名而已。

整个集团一盘棋，以丰补歉，是山西煤钢国企长期以来的手法。1月5日上午，《财经》记者随李克强总理前往历史悠久的山西焦煤西山矿业集团官地矿。该矿一位管理层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官地矿2015年售出430万吨煤，每吨煤亏损200元，全年亏损8.6亿元。2015年底，矿上开会，保证2016年可以开6个－8个月的工资，也就是说，井下产煤工人每月6000元－8000元的工资（井上工人工资仅为2000元左右），需要打对折。“现在是好矿井养着我们，官地矿光景好的时候，也是这样养着兄弟矿井。”

延续数十年的大锅饭体制，在相当程度上固化了煤钢国企职工的思维。一位煤企中层管理者表示，他将刚刚大学毕业的90后儿子安排进了自己所处的矿井工作。面对收入预期的质疑，这位中层管理者回应道：这是国家正式工。

据《财经》记者了解，近些年来，煤价高涨时期，一些煤炭国企收购了一些火电厂，如今也被用来以丰补歉。尽管煤炭集团下属火电厂职工对比电力行业工资后牢骚满腹，但不得不和集团一起吃大锅饭。

南关煤业管理层多位人士承认，无法自主呼吸的南关煤业，名为子公司，实则沦为集团的生产车间，产煤由集团统一销售，经营性资金（每月40万元）、工资、社保、税款也统一由集团拨付。其中，从去年夏天开始，社保开始缓缴，集团安抚南关煤业说，2016年下半年价格如果好转，会有新安排。

问题是，价格崩塌之势仍在持续，集团也开始变得无力。山西焦煤财务总监王为民告诉《财经》记者，2015年集团总现金流（总现金流=经营性现金流+投资现金流+融资现金流）为正，但经营性现金流已经为负，约10亿元。南关煤业财务部负责人表示，最近三个月来，南关煤业每月40万元的经营性资金已经断炊。

多位山西业内人士透露，几近绝望的形势下，一些煤企宁可亏损，也要拼命挖煤。一家大型金融机构专司煤炭业务的高管表示，和其他工业企业不同，煤炭企业前期投资大，投产后则是“挖一锹煤就有一锹的现金流”。

这一绝望之举，令产能更为过剩。根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的统计，全国煤炭需求仅为40亿吨，但产能高达50亿吨。业内人士估计，如果加上这种拼命挖掘的产能和漏统的产能，全国煤炭产能约在53.7亿吨。山西一家大型煤企董事长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他不得不去收购拼命挖煤的企业，以求稳定煤炭价格。

一位业内资深人士表示，一条路是减员增效，轻装上阵，转型升级；另一条路是负重前行，恶性循环。他表示，过去数年间，山西煤企一直在第二条路、也就是泥潭中越陷越深。

拥有数百亿煤炭企业股权的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也开始担忧。从2012年起，这家从不良资产处置起家的央企开始密切关注其参股煤企的情况。28家参股企业中，信达选取了17家规模较大的企业展开统计：资产负债率平均为72％，最高达85％；金融负债总额7000亿元，2015年1月－9月财务费用215亿元。14家亏损，13家现金流难以覆盖银行利息，6家经营性现金流为负。

信达股权交易部总经理酒正超解释说，现金流分三种情况：一、还本付息无问题，健康；二、还不了本，付息没问题，银行借新还旧；三、现金流难以覆盖利息，煤企之后举借更大债务，也就是庞氏融资。17家企业中，13家进入庞氏融资范畴，“我们作为股东，非常担心”。

信达担心如果行业价格没有扭转，国家政策没有到位，一两家大企业崩盘，就会引发金融系统全面抽贷，系统性风险就会变为现实。

这一风险，从山西省长李小鹏1月4日在前述座谈会上的汇报中可见一斑：2015年11月，全省吨煤综合售价降至226元，同比下跌108元，下降32.4％，与2011年高点相比，下跌430元，下降65.6％，企业库存居高不下、应收账款增加、负债率高企。

座谈会上，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第一个发言，他痛陈2011年以来煤价的断崖式下跌，“2015年11月又比10月每吨下降17.97元，全省煤炭产量9.76亿吨，大数10亿吨，煤价下降10元，全省100多亿元就没有了”。从2011年5月至2015年11月，山西煤炭每吨下降了430.1元。

错失良机

回溯过往，无论是山西焦煤等五大山西煤企，还是山西政府，均曾遇到减员增效良机，但计划体制的惯性，却让这些良机一一错过。

2003年，有着悠久历史的南关煤矿资源枯竭，资不抵债，不得不政策性破产。破产之后，负债不必再理会，手头又多出了一大笔职工安置资金，本是南关煤矿退出市场的良机，但是，汾西矿业集团选择了疑似破产逃债的另一条路。

2005年2月26日，汾西矿业集团紫金煤业公司正式挂牌成立，新勘探出的余家沟矿井井田面积38.67平方公里，地质储量7077万吨，矿井核定生产能力140万吨/年，煤种为1/3焦煤，污染少、热量高。公司在2012年3月，被国土资源部授予国家级绿色矿山称号。

直到2014年10月，由于采矿证无法更换，不得不改回“南关”这一名字。为与政策性破产的南关煤矿有所“区别”，公司改称“南关煤业”。

《财经》记者了解到，南关煤业成立11年来，资产负债率从未低于110％。

计划体制惯性远不止此。1999年，国企三年解困接近尾声，大量国企拖欠债务导致的天量银行坏账被剥离，新成立的专司不良资产处置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接手。其中，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成为处置煤企不良资产的主力。

彼时，诸多山西煤企无力偿还银行贷款，信达接手之后，与山西、安徽、河北等省政府达成一致：债转股。将信达在各煤企的股权相加，信达一跃成为中国“最大的煤老板”。若以2000年－2001年的谈判价格执行当时的债转股方案，信达也将成为山西各大煤企的控股股东。

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信达资产管理公司股权交易部总经理酒正超表示，当时国家有明确政策，剥离债转股煤企的社会性负担，但是，只有极少数企业的社会剥离到了位。

那一轮煤企社会性负担的剥离工作进展受阻，除了国企不愿减员增效，还与宏观经济转暖直接相关。2001年，中国加入WTO，世界工厂的产能开始加速释放，煤价不断上扬，全国各地债转股煤企乃至地方政府觉得利益受损，认为以2000年－2001年的低价债转股，是信达占了便宜。因此，安徽、河北、山西等方面没有与信达就部分债转股公司的注册达成一致。

问题是，从1999年起，由于债务已经转为股权，相关煤企已经不再支付相应债务利息，节省了巨额财务费用；反观信达，则不得不吞下这一苦果。

地方政府同时向中央政府展开斡旋，希望中央政府允许地方以采矿权作价补充资本金，获得首肯。2005年5月9日，财政部、国土资源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国有企业实施债转股过程中采矿权价款处置问题的函》（财办建[2005]69号）明确：国有企业采矿权价款如经特别批准转增为国家资本金，转增的资本金由现采矿权持有人的国有出资人持有。仅以山西为例，2005年，在延宕六年之后，山西方面与信达终于签署债转股协议，获得采矿权注入的山西煤企成功夺回“控股权”，信达在多家煤企降为“二股东”。

彼时，煤价仍在加速上行，山西焦煤西山矿业集团一位人士以暴利形容当时的状况，而剥离社会性负担、减员增效之说，更加无人提起。这一情形，并非山西所独有。山东省长郭树清在前述座谈会上谈到，前些年，在市场行情好的情况下，我省大多数钢铁、煤炭企业没有抓住有利时机进行产品、技术、工艺等方面转型升级，已然习惯于过去的路径依赖，上项目、扩规模，形成低水平重复建设，以至于陷入产品雷同、市场销路不畅的困境。

2005年之后，由于国家出台新的采矿权有偿使用政策，造成山西等方面煤炭国企的出资虚置，2005年达成的债转股协议始终未能实质落地。此番李克强视察山西期间，山西方面亦曾当面向某中央部委领导争取政策性支持。只是，时光荏苒，原本应该剥离的社会性负担，已经以更沉重的方式袭来。

“如果当时剥离了不合理的社会性负担，煤企轻装上阵，在资本市场上的估值自会不同。即使煤价暴跌，也不会有今日之困难。”中信信托人士说。

除了疑似假破产真逃债、债转股打擂台，山西方面2009年主导的煤炭行业“国进民退”，也埋下了造成今日困局的因子。

2009年前的数年，煤矿安全事故频发，社会舆论颇多不满。考虑到小煤矿安全生产投资不足，山西省政府命令山西焦煤等五大国资煤企，分区域收购安全生产不力的矿井。除了部分规模较大、设备先进、安全生产得力的民资矿井，其他矿井被大规模并购，引发舆论哗然。2010年初，时任山西省副省长陈川平（后因腐败落马）亲自赴京，向包括《财经》在内的媒体解释所谓“国进民退”的初衷与成果。

事后看来，彼时不情愿的民资恰在高位退出，而国资在高位接盘。本来社会性负担就很沉重的国企，平添新包袱。

2016年1月4日，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巴特尔在汇报时表示，尽管产能过剩，但内蒙古过剩产能的企业中，基本为民企，它们也不找政府要什么支持，内蒙古不存在这方面的压力。

内蒙古一家民营钢企财务总监告诉《财经》记者，在去年初减员四分之一之后，今年初企业再行减员三分之一，总成本也同比下降了30％。期间，企业无需政府补贴一分钱。

反观煤钢国企，连续错失良机，除了打铁自身不够硬，亦有外部环境骤寒骤暖的原因。多位山西煤钢企业人士告诉《财经》记者，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从市场角度，煤钢去产能大幕已经拉开，价格本该逐步下行，但四万亿政策一出，价格V型反弹，涨幅更胜往昔，给企业传递了错误的价格信号，郭树清所言的“上项目、扩规模”风靡全国。“如果没有四万亿，价格的崩塌，也不会来得如此凶猛，正所谓爬得越高，摔得越惨。”中信信托人士说。

保护价不可行

面对这一复杂局面，李克强在1月4日的座谈会上不止一次鼓励发言的四位省长（山西、河北、内蒙古、山东）、多位煤钢企业负责人和行业协会负责人，有什么话都可以讲，有什么建议都可以提。

山西省长李小鹏建议，国家建立最低保护价制度，由国家出台不同煤种最低保护价，各级政府监管执行；由行业协会牵头，建立全国性的分煤种价格协商机制，遏制无序恶性竞争。这一倡议，得到坐在另一边的煤炭工业协会会长王显政的部分赞同，这位曾经担任过山西省副省长（分管煤炭）、国家安监总局副局长的高官称，煤企企业集中度不够，行业协会的价格协商机制，也就是指导价，很难落实。据《财经》记者了解，中国最大煤炭生产企业神华集团，2015年产量也仅占全国产量的十分之一，而山西焦煤的焦煤产量，仅占全国焦煤产量的八分之一。

根据煤炭工业协会的测算，保护价定在350元左右为宜，这主要考虑到了目前全国综合吨煤成本在270元－320元之间，以微利保证煤炭行业不崩塌。其法理基础是：国家发改委可以框定油价，为何不能保护煤价？

问题是，一家金融机构负责人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质疑道：如果照此执行，静态来看，过剩产能将不存在。同时，如果煤价可以政府决定，则社会上所有价格，均可由政府决定。

拥有北大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李克强总理在座谈会上当场表达了不同意见，他说：我们在搞市场经济，不是在搞计划经济。过去有过国有重点企业保护价，那是国务院以国有出资人角度立的项，让民企执行这个价格，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国外价格是行业自律，政府不定价。

会后，他对找他申辩的王显政说：煤炭工业协会可以召集行业企业研究，是否可以搞一个指导价？

除了价格，部分煤钢国企还希望在去产能过程中通过技术改造“等量置换”，多位山西煤钢国企管理层人士对《财经》记者表达了这一观点。但李克强态度鲜明，他在座谈会上说，我不反对技术改造，但不能以这个名义来扩大产能。我到钢厂去看，原先2000万吨产能，现在4000万吨，产能倒上去了。

他加重语气说，原则上停止核准备案新增的煤炭产能项目，坚决停止以任何形式备案的新增钢铁项目。李克强叮嘱与会的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和国家能源局局长努尔·白克力：卫星遥感我看得见，国土资源部和国家能源局要查。

一个月后，于春节之前下发的煤钢去产能文件，出现了“确需置换的，一律实行减量置换”的字样。

中信信托一名与多位山西煤炭国企负责人、民资煤老板相熟的人士表示，保护价和等量置换之策，表明山西煤企计划经济观念仍然深重，一些煤炭国企还提出了包括资本金注入等措施，“总之就是千方百计不减员”。

但是，无论地方政府，还是煤钢国企负责人，均已意识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仍处跌势之中，全球已经形成大市场，如果保护价无法落地，就只有去产能一途。

山西焦煤董事长武华太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透露，焦煤当下46座未建成和刚建成未投产矿井，总计5800万吨产能，全部下马，“我们止亏”。

与其他工业企业不同，煤炭企业先期投资巨大，动辄数以十亿元计，而后期投资极少。矿井一旦建成，如果数年不开采，地应力将摧毁一切，再也无法复产。此时下马未投产矿井，意味着全部投资打了水漂。

但是，下马未投产矿井仍然不算最大的难题。正是因为未投产，也就不存在最头疼的职工安置问题。山西某煤炭国企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该集团计划关闭7家僵尸企业，减员增效，但希望国家能够给些政策。

关于职工安置，李小鹏代表山西向中央政府求助：制定关闭国有煤矿人员分流安置政策，出台提前退休退养政策，实施煤炭职工创业扶持政策。据《财经》记者了解，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制定的职工安置方案中，费用高达2500亿元，目前500万煤炭行业员工，计划有多达百万人等待安置。

李克强回应道，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决定，在化解过剩产能期间，中央财政每年支出1000亿元，以帮助煤炭钢铁等行业渡过难关。据《财经》记者了解，该项支出，主要用于煤钢企业的职工安置。

主要靠市场

1月4日上午，李克强专程参观晋商博物馆。在晋商博物馆听取介绍之时，李克强赞叹道，当时的晋商善于“无中生有”。

李克强当天下午在座谈会上的谈话，与对晋商的称赞遥相呼应：我当过生产队长，5点就爬起来上山，天天不让人闲着。后来农村改革，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都是自己的，粮食产量一下子就上来了。地方探索和创造始终是要尊重的。“我们8亿多劳动力，一两亿有知识的人才，会创造出你想象不到的东西。”

他批评一些地区和行业，“因煤而生因钢而生，计划经济思想观念都没完全转过来。”

接近决策层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中央政府化解冗员的兜底之策，并非大包大揽。在山西视察期间，李克强不止一次表示，煤钢解困还是要更多采取市场的办法。换言之，只有市场失灵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才会考虑兜底。提前展开去产能工作的河北，为决策层提供了相应范例。

相对于煤炭去产能，受雾霾影响，河北境内的钢铁去产能先行一步。2013年9月，环保部代表国务院与河北签署压减产能责任书，实施“6643工程”，到2017年，压减6000万吨钢铁、6000万吨水泥、4000万吨煤和3600万重量箱玻璃。在那之后，河北化解过剩产能步伐明显加快。河北省长张庆伟在座谈会上表示，2013年－2015年的三年间，河北分别压减炼铁产能586万吨、1546.5万吨和557万吨，分别压减炼钢产能788万吨、1500万吨和630万吨。同时，积极推进优势产能“走出去”，目前河北在境外已投产和正在筹建的钢铁产能达到895万吨。

李克强在河北钢铁公司董事长于勇与河北省长张庆伟汇报之后的连续追问，清晰地表明了决策层的立场。李克强问及河钢的利润，于勇回答：主业亏了40亿元，其他利润60亿元，合计利润20亿元，现在整合为一个上市公司。李克强追问：主业就业多少？于勇答：11.7万人。李克强问：上市公司呢？于勇答：5万多人，4000多万吨钢。李克强说：（上市公司人员配比）比较合理了，不盈利主要是集团人员成本太高。

在张庆伟做完常规汇报之后，李克强专门追问下岗分流职工的数字和安置情况。张庆伟说，压减产能之后，累计92万职工受到影响（含钢铁、煤、铝、矿山），河北通过培训、转岗等方式安置了大部分职工，只有12万“释放到社会上”，最终进入失业保险。

李克强在总结讲话时称赞河北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化解了数千万吨过剩产能，特别是化解过程中，“中央给的补助也不多”，河钢自己想办法剥离安置自然减员，“并没有大规模辞退工人推向社会”。

据《财经》记者了解，此前三年间，河北每压减万吨钢铁，中央财政奖励30万元。按产能与人员配比计算，落在人头上的奖励几可忽略不计。

李克强说，煤炭大省内蒙古，首先是市场发挥作用；河钢，在消化人的方面，从一定程度上也是市场发挥作用。“你们能用市场办法解决的，尽量用市场解决。”

作为“中国最大的煤老板”，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在岁尾年初多次受邀，前往国家发改委等中央部委参加座谈，关于化解过剩产能之策。信达将此前16年间债转股过程中搁浅的“剥离坏苹果方案”，再度摆上了决策层的案头。

信达战略发展部副总经理唐圣玉表示，金融危机爆发之时，美国传统汽车业遭受重创，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三大车企均陷入困境，美国政府亦曾联手私营机构（比如私募）救助三大车企，并在汽车业甩掉包袱之后套现退出，其中的部分投资，亦有数额不小的回报。最终美国政府付出总计93亿美元的成本，但救助效果显著，三大车企先后走出困境。

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信达股权交易部总经理酒正超表示，信达倾向于采用投行的办法，剥离坏苹果，令市场价格回升，好苹果在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上的价值凸显。“平时1块钱的估值，放到资本市场上会变为4块钱，即使政府付出了1块钱的安置成本，资本市场上的收益也会让安置成本得以回收。”

问题是，谁来确定过剩产能、僵尸企业的标准？是行政权力决定企业退出，还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深耕中国煤炭市场的信达发现，一家名为枣庄矿业的企业，在2008年的四万亿大潮之中，并不盲目推高企业负债率，时至今日，该企业资产负债率低到几可忽略不计，生产经营状况良好。信达遂展开与枣庄煤业的谈判，希望两家联合成立一只私募基金，专司煤企重组并购。

1月4日的座谈会上，多位煤钢企业负责人谈到，煤钢行业工艺、环保、技术水准均已达国际先进水平，如果减员增效，企业效率不输旁人，产能减下来、价格走上来，行业就会有生机。

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去产能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兼并重组为主，破产清算为辅。在避免社会动荡的同时，更多采取市场的办法，清退过剩产能，令煤钢两大支柱行业轻装上阵，已是决策层的共识。

问题是，煤钢两大支柱产业，计划经济痕迹深重，目前又面对全球大市场，国外煤钢企业有着很强的竞争力，各种因素交织之下，能否最终走出困境，实难断言。

前述中信信托人士表示，考虑到上述因素，如果计算一个去产能函数，将计划、市场各种力量作为变量加入其中，等号后面的答案，尚未可知。

 

“去产能”之困的安钢样本
《财新周刊》 2016年第5期 出版日期 2016年02月01日
安阳钢铁是当前中国钢铁行业的缩影，它们在失血中煎熬，它们还会有春天吗？
财新记者 范若虹
 

1月4日是2016年新年第一个工作日。安阳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安钢）董事长李涛神色疲惫，他对来访的财新记者说自己最近身体状态不好，很累。

当日安阳的PM2.5指数超过200，昏黄的天空分外压抑。比空气更令人窒息的是中国钢铁业的低迷行情。钢铁业正在经历有史以来最冷的寒冬。中国钢材综合价格指数连续多年下跌，2013年和2014年末分别同比下降5.86%和16.19%，而2015年末同比大跌32.16%；全行业平均销售利润率为负，超过一半企业亏损。

拥有58年历史的安钢是一家拥有千万吨级产能的地方特大型国有钢铁企业，位居河南省第一大钢铁企业，2001年A股上市（600569.SH）。但自2012年以来，安钢已经度日维艰，2012年大亏35亿元，被媒体评为“十大败家子上市公司”，而这十家“败家子”中有五家是钢铁企业。2015年前三季度，安钢整个集团亏损又达到12.8亿元，利润总额同比下降1382%。

“今天上午我们领导班子在一起研究2015年的年终奖到底要不要发，一些领导建议取消，但我说，2015年还是照发，2016年就可能不发了。”李涛说。

此时此刻，一场攸关钢企命运的座谈会正在400多公里外的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进行着，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会议，主题是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参加会议的有国务院副总理马凯，以及发改委、财政部等15个部委的负责人，山西、河北、内蒙古、山东等四个严重产能过剩地区的省级官员，以及全国24家钢铁、煤炭龙头企业的掌门人。

李克强没有依据惯例先听取地方和企业汇报，他率先发言强调，要以“壮士断腕”的气魄化解过剩产能，处置一批僵尸企业和扭亏无望的亏损企业。

2015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中，“去产能”居首位，而钢铁和煤炭首当其冲。过去两年来，钢铁已是“过剩、落后、僵尸”的代名词。

中国钢铁业从天上摔到地上，仅在此三五年间。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钢铁业是中国“4万亿”投资重点眷顾的领域。随后五年，中国钢产量增长42.7%，2012年钢铁业主营业务收入在41个行业中排第一，增值税贡献排第五。在更早的2000-2007年间，吨钢利润高达千元，还是个“轧机一响，黄金万两”的产业。

盛夏刚过，严冬即临，未来还有没有春天？“中国钢铁工业的春天不会再来了。”原国家冶金局局长、全国工商联中小冶金企业商会原名誉会长赵喜子对财新记者说，语气坚定。

2015年中国的粗钢产量大约为8亿吨，自1981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国内钢材消费量大约为6.64亿吨，是1996年以来首次负增长。而目前中国粗钢的总产能约11.3亿吨，过剩严重。中国冶金规划院院长李新创表示，中国已经进入了钢铁减量发展的时期，预计未来中国钢材消费将持续下降。到2030年，国内钢材消费大约会降到4亿-5亿吨。

安钢的钢铁主业已连续五年未盈利，集团负债率超过80%，在职职工3万多人，2015年1-9月在中钢协统计的全国59家大中型钢铁集团及下属企业的利润总额排名位列35位，处在中下游。安钢在“基本不减产、不减人、不减薪”的“三不减”中苦苦支撑，等待“春天”。但是，它的“春天”会来吗，不来怎么办？

历史伏笔

安钢诞生于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期。1957年，国务院批准了原冶金部提出的“三大五中十八小”钢铁工业战略部署。“三大”即形成鞍钢、武钢、包钢三大钢铁基地；“五中”即在山西太原、四川重庆、北京石景山、安徽马鞍山、湖南湘潭建设五个100万吨级钢铁厂。“十八小”是在18个省级行政区分别建设一个10万-30万吨的小型钢铁厂，安钢是其中之一。

1989年，不甘于“十八小”的安钢在全国地方钢铁企业中第一个实现了100万吨钢产量，成为一时的行业“榜样”。21世纪初，房地产行业的迅猛发展带动了钢铁行业扩产，安钢也在2003年启动了“三步走”发展战略，提出五到六年内投资180多亿元，将原产能从400万吨提高1000万吨。

不过，真正促进中国钢铁行业产能翻倍升级的却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国钢铁产量从建国初期的200万吨发展到2008年的5亿吨，用了近60年的时间；而在“4万亿”投资刺激下，2009年至2013年短短五年，全国粗钢产量就超过8亿吨，产能更是达到11亿吨。

隐患逐渐积累并暴露出来。早年规划大中小型钢厂的时候，钢材品种布局精细，例如武钢的硅钢、宝钢的汽车板、太原钢铁的不锈钢等，各个钢厂都有自己的特点。经过几轮飞速扩张后，大部分钢企产品线都在拉长，同质化竞争日渐激烈。

产能利用率是判断产能过剩的直接指标。欧美等发达国家一般认为产能利用率在79%-83%之间较为合理，低于75%为严重过剩。据中钢协统计，到了2012年，中厚板、热轧宽带、冷轧宽带钢三类普通钢材的产能利用率分别为61.4%、69.9%和73.8%，不锈钢、无缝钢管等高端产品的产能利用率也才70%。

安钢生产60多个系列几百个品种钢材，与相距300公里之内的邯郸钢铁和济源钢铁同质化严重。其劣势也逐渐显现——地处内陆，相比通江达海的同行，其铁矿石运输成本每吨高出100多元；安钢没有自己的主打产品，稍微有些优势的船板，需要运出河南销售，每吨又要增加100元左右的运费。这一进一出，安钢的成本就比同类企业高出200多元。安钢的发展战略似乎也没能踩准节奏。其他企业扩张早，还抓住好光景的尾巴赚了几年钱。而安钢的大部分新设备投产后，行业就进入了低迷期。

 

 

2006-2012年，国内钢铁行业出现了一波兼并潮。当时的宝钢、武钢、鞍钢、沙钢纷纷“跑马圈地”，业内还出现了河北钢铁集团和山东钢铁集团两个以省为单位的大型钢铁集团。

2007年，看中安钢的区域辐射特点，行业龙头宝钢曾前来寻求兼并。知情者告诉财新记者，宝钢当时非常认真，专门派人到安钢考察了一个星期，并且会晤了河南省主管工业的副省长。但最终这项收购因安钢领导层的反对不了了之。安钢的领导层担心，一旦安钢并入宝钢，企业的负责人就将降级为央企的中层领导，未来的政治生涯很可能就结束了。有安钢人感慨，这是错过了一次“重要的历史机遇”。

自我保卫战

产品同质、管理粗放的安钢，2012年遭遇巨亏打击。为拯救安钢，河南省国资委于2013年底任命了新的董事长，李涛临危受命。

李涛曾在安钢工作20多年，后在河南省金融办工作四年。重返安钢后，他一度踌躇满志，推出整套改革方案，希望带领安钢走出困境。

 

 

第一把火是降低原料成本。在市场供不应求时期，钢企普遍执行“精料方针”，即从国际上购买品位高的铁矿石精料投入生产，以追求较高的出铁率。李涛就任董事长后第一次出差就是前往上海，将200万吨高品质铁矿订单退掉，另购经济料（品位较低、杂质较多的矿石）。2014年安钢全面推行经济料方针，当年节约成本超过4亿元。

然而2015年，国际铁矿石价格大幅下挫，一度跌破了40美元/吨，重返历史低位，经济料的优势已不再明显。更糟糕的是，安钢4800立方米的炼铁高炉在年内出现了三次不顺行现象。最大的两次分别出现在3月和12月，高炉日产铁水由1万多吨下降到7000吨左右，投入没减产量减，安钢为此付出了几亿元的代价。

高炉故障还暴露了安钢人才和技术缺陷。非技术出身的李涛焦急万分，2016年伊始，他决定面向全国公开招聘炼铁厂副厂长和高炉炉长，并与台湾中钢联系，希望获得其专家指导和培训。

李涛的第二把火是调整产销关系，要求炼铁炼钢、中间设备、技术改造等环节全部为销售服务，建设服务性钢铁企业，李涛还从安钢的实际情况出发，缩小了销售的辐射面，70%以上的产品在河南省内销售，这使得安钢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运输成本的劣势。

安钢还新成立了集团销售总公司，以销售为龙头布局生产。2015年安钢卖出了生产出来的所有钢材，多年的库存也通过刚刚搭建的现货平台销售出去。

但这其实是一个喜忧参半的局面：2015年6月之后市场价格大幅下滑，安钢很多产品的边际贡献为零，有些甚至为负，多卖一吨就亏一吨。

公司给销售总公司的任务是2016年提高直供比例，从目前的20％左右提高1倍。所谓直供，就是让安钢的销售团队直接寻找大客户，不再通过钢铁贸易商周转。但直供与回款是有矛盾的。大用户一般先拿货再给钱，款项很可能拖欠半年、一年，甚至更长。钢贸商则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因此钢贸商对于安钢这样资金链紧绷的企业来说至关重要，想要大幅度提高直供比例，就必须扛得住现金流危机。

负债问题也令李涛头疼，安钢目前的负债率在80%上下。省领导之所以将其派到安钢“救火”，与其在省金融办的履历有关。李涛熟悉省里各大银行，对于化解安钢负债自然有优势。

债务负担是钢铁企业普遍面临的压力。中钢协统计，2014年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资产负债率为68.3%，与行业效益最好的2007年相比高出11个百分点。

受银行系统严控产能过剩行业政策影响，银行提高了钢铁行业贷款利率，2014年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财务费用共计938.3亿元，是当年企业实现利润的3倍多，同比增长20.6%。

中钢协的数据可能还是保守的。赵喜子在2016年1月15日的一次会议上表示，钢铁全行业的银行贷款约3000亿元，而非银行贷款已经接近了2万亿元，其中负债率超过80%的企业大约有五分之一。

李涛曾有设想，将安钢集团旗下舞阳铁矿注入安钢股份，通过定向增发降低企业负债率，虽然重组完成，但2015年夏天的“股灾”令增发计划搁浅。

除了财务负担，安钢的另一个重担就是人员开支。安钢在岗职工2.56万人，第三产业员工8000人，内退和退休职工达2.4万余人。而与安钢同样生产规模的台湾中钢，仅有5000-6000名员工。安钢每年需要支付的工资和社保金共计20多亿元。李涛介绍说，人员工资、银行利息加上每年需要上缴的税，安钢只要开张运转，每年固定支出就需要近70亿元。

为了节约成本，安钢从2015年开始裁减外聘劳务工。安钢生产经营部部长魏群告诉财新记者，2015年，安钢共减少外聘劳务工接近4500人，他们的人均月工资大约在2000元左右。2016年，安钢与外聘劳务工签订的均为一个月的短期合同，而此前是签一年合同。

安钢第二炼轧厂车间在2015年减少了45个外聘劳务工。“车间卫生都由车间行政领导每天排班打扫。”车间主任潘宋军说。

这并不重要，潘宋军最关心的是2016年正式员工的奖金会不会被压缩，他担心手下最熟练的几个一线技术工人不能安心工作。“培养一个熟练的技术工人至少需要一到两年。”他说。

2015年6月之后，钢材价格一度跌至1500元/吨，安钢开始出现负现金流，但为了维持企业资金链的连续性，进而维持工资与利息正常支出，安钢选择不减产。据财新记者了解，安钢2015年1-9月吨钢亏损超过100元。

赵喜子表示，截至2015年底，基于全国工商联中小冶金商会对110家钢铁企业的调查，整个行业大约有70%的企业现金流为负。

安钢在不断失血，李涛尽力推行的改革都未能尽如人意。近半年来，李涛在大型会议或者重要事务的头天晚上常常失眠。“那时我就会吃一片常备的安眠药。”李涛说。

未来在哪？

安钢的困境是当前中国钢铁行业的一个缩影。“我们很多人都在安钢工作了二三十年，不甘心看着安钢倒在我们这代管理者的手中。”安钢总经理李利剑说。李利剑今年53岁，自大学毕业后就进入安钢。

在冶金工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海民看来，钢铁行业整体利润率为负，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市场的“边际生产者”不能退出。

所谓边际生产者，即效益排在行业后列，处于盈亏平衡线附近的企业。边际生产者是市场供求关系的调节者，当市场价格低于边际生产者的生产成本时，这部分企业停止生产，市场供给减少、产品价格提升；但如果边际生产者一直亏本生产，市场长期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那么行业的平均利润率将偏离正常水平，甚至降为负值。

刘海民认为，工业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在5%左右较为正常。2003-2007年，中国大中型钢铁企业平均利润在6.5%-8.1%之间，而2009年后开始大幅下降，长期处于1%以下，2015年1-11月达到-1.99%。边际生产者“退出失灵”，其亏本倾销拉低了钢材价格，使得钢铁行业的平均利润率远低于合理水平。

据中钢协统计，2015年1-11月，盈利能力最差的企业吨钢亏损达到1000元以上，吨钢亏损在500元以上的企业超过十家。对于企业经营者来说，长期亏损却不停产或减产，并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然而，国有企业的特点却解释了这一矛盾。

规模以上的钢铁企业首先是地方经济的支柱，如果退出，则会在短期内给当地经济发展带来极大影响。此外，像安钢这样的企业还拥有数量庞大的国企员工，一旦企业停产，大量人员面临失业，不利于社会稳定。

没有政府官员乐意看到局面恶化到难以收拾的地步，帮扶企业、维持经营，已是政府惯常套路。例如2015年底，凌钢股份、包钢股份和重庆钢铁都公告称获得当地政府上亿元财政补贴，亏损得以短暂缓解。

有些地方政府不给钱给政策，或出面或下文，协调上下游关系，如鼓励发电厂为钢铁企业提供直供电。钢铁工业耗电量大，降低电费就能直接受益。安钢就在2015年获得9亿度直供电，省下近6000万元电费。

这些措施并不能扭转企业经营状况，只是缓冲危机。只要企业开工，职工就不会上街闹事。国有企业往往是各种帮扶首选对象。

李涛说，安钢并不是行业内最差的企业，“我们在等政策”。

2015年12月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除了强调“去产能”，同时也提到了“降成本”，即推进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降低社会保险费，降低企业财务成本，降低电力价格，降低物流成本等五项改革。

李涛预计，如果上述几项成本均降低10%，就可以使安钢的成本减少大约6亿元。然而若要扭转整个行业形势，还要依靠过剩产能彻底退出。

2015年10月以来，福建三钢、宣钢、成渝钒钛、包钢、首钢长治、抚顺新抚钢等钢厂，相继以生产线检修为名变相停产或直接停产。11月14日，唐山淞汀钢铁厂宣布停产，成为继山西海鑫钢铁之后第二个500万吨以上的停产钢厂。

据中国联合钢铁网统计，2015年停产产能总计达到6725万吨。另据中钢协数据，2015年12月下旬，全国粗钢日均产量为201.45万吨，较上年同期下降12.34%，这一降幅为历史极值。同时，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12月，全国粗钢日均产量同比下降2.31%。这两组数据均显示钢厂处于减产态势。

减产直接导致2015年12月底至2016年1月上旬钢材价格指数略微上调，然而由于上述企业大多数为变相或暂时停产，行业的基本态势并无大的变化。

钢铁产能严重过剩、价格恶性竞争，世界历史上已有先例，被称之为“钢铁危机”。

“二战”后至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前，是西欧、美国和日本钢铁产业的黄金时期。钢产量因需求拉动迅速增长。但1970-1974年，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钢铁工业先后达到峰值，随后全球钢产量在7亿吨左右徘徊了长达26年。

危机初期，美国、西欧等对钢铁产业均采取保护措施，如限制钢产量、贸易保护主义、建立价格基准机制、给予钢铁企业直接资金补贴和税收优惠等。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危机在西欧、美国、日本爆发，受到各国保护的钢铁产业再度陷入困境。西欧国家政府不再直接介入钢铁产业，而是对钢铁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造，鼓励企业通过兼并重组形成若干家具较强竞争力的钢铁企业。美国也力促钢铁企业重组，同时承担破产钢企养老金和健康保险。欧洲、美国、日本钢铁行业的去产能过程都经历了20年以上的痛苦转型，其间伴随大量人员失业和不良金融资产处置。

今天的中国也步入这一阶段。1月22日，李克强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在未来一段时间压减粗钢产能1亿-1.5亿吨，并原则上停止审批新增产能项目。会议还提出设立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对地方化解过剩产能中人员分流安置给予奖补，支持金融机构做好呆账核销和抵债资产处置，完善不良资产批量转让政策等。

同日，财政部下发《关于征收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该资金用于支持钢铁、煤炭等行业去产能。按照2015年的发电量测算，全国年度征收专项资金约为467亿元，该文件规定征收时间从2016年1月1日起，未明确截止日期，如果执行三年，该专项资金的总规模将超过1000亿元。

有业内人士透露，中钢协等曾向中央提出淘汰补偿方案，一吨钢补贴300元。如果按照淘汰1亿-1.5亿吨的总规模计算，共需资金300亿-450亿元。假设未来三年财政部门征收的工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为1000多亿元，则可有30%-45%用于支持钢铁企业淘汰退出。

1月11日，在中国钢铁工业协会2016年理事会（扩大）会议上，国家发改委产业政策司副司长夏农称，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正在抓紧制定两个涉及钢铁行业的政策，即“化解钢铁行业产能过剩，脱困升级的方案”和“僵尸企业退出的方案”。他强调，资本市场会配合钢铁行业的兼并重组，希望尽可能少的破产清算。

对于安钢，李涛认为未来的路可能有两条：第一条就是被兼并，先把不良资产处置完，剩下的优势产能并入好的企业。由于河南不存在比安钢大的优势企业，安钢很可能是被省外大型钢铁企业兼并。但大企业兼并安钢，不会要安钢的债务和几万员工，仅会要其最优质的500万吨产能和少部分核心员工；第二条路，是在政策支持下，安钢去兼并河南省的小钢铁企业，整合河南的钢铁资源，形成河南钢铁集团。

安钢的命运寄望于政策走向。“我现在仍然困惑，到底是我重组别人，还是别人重组我？”李涛说。

 

 

集资风险显露 高层严令排查
《财新周刊》 2015年第49期 出版日期 2015年12月21日
在起家之地很有势力，利用互联网金融突破地域限制，资金回报率超高，强硬回应市场质疑，资金去向成谜
 
      编者按：“土豪死于信托、中产死于炒股、草根死于P2P，总有一款骗术属于你。”这样的段子既是玩笑，也是事实。
   2015年涉嫌非法集资的案件，从金额、波及人数到辐射范围，比任何一年都来得猛烈，甚至进一步演化成社会群体性事件。其中以P2P、私募基金、股权众筹之名新增的非法集资风险隐患最多。
   大量的投资者在无风险的巨大利益诱惑面前，既未在购买前被有效提示风险，又往往自动选择性忽视常识性问题，一旦风险爆发，求告无门，悲剧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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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豪死于信托、中产死于炒股、草根死于P2P，总有一款骗术属于你。”这样的段子既是玩笑，也是事实。
2015年涉嫌非法集资的案件，从金额、波及人数到辐射范围，比任何一年都来得猛烈，甚至进一步演化成社会群体性事件。财新记者了解到，目前高层已经高度重视非法集资风险，要求在12月下旬前完成全国性的风险排查。
各地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下称打非办）要求，重点监测关注e租宝、e联贷、恒昌财富、银谷财富、首山财行、紫马财行、证大财富、鲁金所、借贷宝、天峰财富、开开贷、捷越联合、华赢凯来、望洲财富等多家互联网金融机构。
财新记者从多个渠道获知，仅2015年1月至8月，全国涉嫌非法集资的立案就在3000件左右，涉案金额超过1500亿元。这还未加上最近爆发的e租宝、卓达、泛亚等“地震级”案件。这些企业共同特点是，在起家之地很有势力，利用互联网金融的外衣迅速突破地域限制，面对市场质疑时非常强硬，资金去向成谜。
“形势可谓前所未有的严峻，存量风险还没有化解，增量风险又迅猛增加。”一位监管高层对财新记者指出，今年的非法集资案件有“遍地开花”之势，几乎全是大案、要案，不仅跨省，甚至跨国，非常令人头疼。
多位监管人士对财新记者透露，2015年，非法集资涉案金额河南第一，四川第二。从2015年1月至9月，河南省涉案金额约300亿元，四川省约180亿元。“这对整个地方经济、社会稳定都有影响，是连锁反应，银行也难独善其身。”一位河南监管人士说。除河南、广东、江浙等传统高发地区外，山西、北京、河北、四川、重庆、新疆的案发数量迅速增长。
2015年，以P2P、私募基金、股权众筹之名新增的非法集资风险隐患最多。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杨玉柱公开表示，“有一些是以P2P为名行集资诈骗之实；另有一些则从传统民间借贷、资金掮客演化而来，以开展P2P业务为噱头，主要从事线下资金中介业务，开展大量不规范的借贷、集资业务等。”

中国金融市场以刚性兑付为主，大量的投资者在无风险的巨大利益诱惑面前，既未在购买前被有效提示风险，又往往自动选择性忽视常识性问题，一旦风险爆发，求告无门，悲剧频发。
非法集资为何如此泛滥？业内人士认为，监管主体缺失是问题之源。一位地方监管层人士对财新记者指出，长期以来，非法集资实则处于监管真空地带，监管主体不明、监管制度跟不上。地方政府有经济诉求，往往默许各类机构成长，甚至多次站台，给投资者造成极大误导，直至风险兜不住暴露。
“同一件事，因为不同的名字，归属不同的机构，制定不同的监管规则，就会有监管套利，最后形成所谓的创新来制造风险。”一位资深监管层对财新记者总结，所有的非法集资实际上都有兜售国家信用的嫌疑，“有国家信用在，大家就不会自己判断风险，等着政府埋单；卖国家信用多了，又没有监管措施等对价，最后是投资者埋单的系统性风险。”
什么叫非法集资？按照最高法院的司法释义，这包括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以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实施的集资诈骗两种行为。简言之，不管以什么名义、什么形式，没有银监会、证监会等监管机构发放正规牌照的公司，不仅公开募集资金，还承诺保本保息，投资者就得警惕了。

P2P“跑路”潮
“你贪的是它的利息，它要的是你的本金。”这句话成了大部分投资者的亲身体会。
今年12月初，吹起700亿元泡泡的e租宝，被宣布因涉嫌违法经营被调查，涉84万投资者。12月16日，各地警方联合发布声明，称已对e租宝网络金融平台及其关联公司涉嫌犯罪问题依法立案侦查，对相关犯罪嫌疑人采取了强制措施，对涉案资产实施了查封、冻结、扣押。
据新华网12月12日的消息，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正在对e租宝网络金融平台及其关联公司涉嫌违法犯罪问题进行调查。北京及各省区市按照属地管理原则，成立专项处置工作机构，开展有关工作，将依法最大限度地保护投资人的合法权益。
e租宝是以融资租赁债权交易为基础的互联网金融平台，公司全称为金易融（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母公司为钰诚国际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e租宝注册资本1亿元，总部位于北京，成立时间为2014年2月25日。
2015年，P2P的非法集资风险高发。零壹财经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1月30日，3464家被监测的P2P借贷平台，正常运营的仅有1876家，问题平台约占46%，创近半年来新高。网贷之家数据显示，截至11月底，2015年问题平台涉及的投资人数约为15.7万人，涉及贷款余额为82.7亿元。
“真正的P2P实际上是很有发展前景的，它解决了交易成本、信息对称的问题，但现在出了这么多的事情，都不是真的P2P，这就把P2P行业毁了，大家都觉得P2P是坏蛋了。”一位银监会相关人士说。
一位监管层人士指出，目前从事P2P行业大致可分为三类人：一类是搞互联网起家的，用大数据做业务；第二类是传统金融行业，比如银行人士跳槽创业；第三类是民间借贷出身。“第一类人好一点，以做信息匹配为主，更强调技术；第二类人对金融有敬畏感；最怕第三类人办的P2P，出事‘跑路’的也多集中在这类机构上。”
另一位人士也对财新记者提及，机构借P2P概念，包装传统民间借贷，“只是在形式上开一个网店，往往通过线下跨区域设置门店，招聘大量员工进行地推，公然进行非法集资。”
一位成都银行业人士指出，四川成都市曾有民间投资理财、担保小贷一条街，十分疯狂，去年开始倒闭、“跑路”，现在早就人去楼空。这些公司有工商登记的合法身份，多设在高档写字楼内，对投资人有很大的欺骗性。
这些公司，改头换面就变成了P2P。
“P2P时髦啊！许多担保小贷、商业保理、融资租赁公司甚至房地产公司，老板们租台服务器买套网贷软件，就是P2P了。”一位业内人士透露，“大量P2P借贷软件是由第三方中小型软件公司做的，只要20万元，一些平台连基本的HTTPS加密传输都不配备。”
目前，北京银谷财富（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扩张比较快的P2P公司之一。银谷财富称自己是“P2P行业中的星巴克”，曾有员工以“银谷银行”的名义公开推销理财产品，包括月月盈、双月丰、任逍遥、东方红等产品。这些产品期限在1个月-24个月，过往平均收益率8%-14.6%不等。从融资方而言，平均借款额度为6万元，借款人综合成本为24%。财新记者致电这家公司的员工，询问产品投向的具体项目信息，员工并未介绍，而是不断提收益率。
今年6月中旬，北京银监局对银谷财富“银谷银行”虚假信息进行风险提示；11月初，银谷财富辽宁营口的分公司就已经被当地公安局调查，大门被贴上了封条，要求“责令整改，停业整顿”。银谷财富方面则表示，这是“当地拓展业务时遇到一定阻力”。
据银谷财富公开披露的信息，2014年累计线上线下交易规模约20亿元；截至2015年10月，累计交易规模已近100亿元。其中90%的业务为线下门店的销售人员提供，10%的业务由线上平台“云钱袋”贡献。
财新记者查询“云钱袋”平台发现，项目资金投向多为个人信用或抵押借款，期限一个月，预期收益率8%，借款人信息并未详细披露。
如何判断P2P平台的风险大小？前述监管人士介绍，第一看预期收益率。如果收益率为8%-12%，这可以用机构产品解释收益；如果是收益率在12%-15%，这可以理解为民间借贷，但风险很高；如果收益率超过15%，基本没有理由相信。
第二，看业务员的激励机制。“如果给业务员过高的激励，业务员在介绍产品时很容易误导投资人。”多家P2P公司地推人员表示，自己都是“带业绩上岗”，赚“收益+工资+提成”的钱。比如已经出事的某P2P平台，实习生被要求一个月业绩5万元，初级理财师20万元，中级理财师30万元，高级理财师40万元。如果能拉到10万元投资一年期理财产品，提成可高达3000元。
第三，看线下业务规模。“如果这个P2P公司大量线下业务，尤其资金从线下渠道募集，这存在很大风险。”前述监管人士指出，线下业务的操作风险难以把控，管理问题比较突出。
“大部分P2P都不是真正的P2P，A2P、P2B、P2C、P2G等模式都是不靠谱的。”融360 CEO叶大清向财新记者指出，P2P的理念应该是老百姓的钱给老百姓用，所以标是小额、分散的，而不是老百姓的钱给上亿元的大标，投向都是产能过剩企业、政府等，“这不符合金融的逻辑，资金期限错配严重”。
此外，大量的P2P平台不惜花重金投放广告，以央视或各大卫视等媒体为其增信。比如，2015年2月-10月，银谷财富在央视一套、十套投放广告，将品牌宣传片在多个单日的《新闻联播》播出前时间段18时50分-18时53分播放，北京地铁、高铁里也随处可见银谷财富的广告。11月18日，翼龙贷耗资3.6951亿元夺得央视“标王”，总共拍下央视“新闻联播标版组合”等。
2015年7月24日，大连市政府发布《涉嫌非法集资广告的通告》，36家P2P平台被通报，包括信和财富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宜信卓越财富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的两家大连分公司，还有中融民信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恒昌财富、大连融信联创投资有限公司、放心网络投资（北京）有限公司等。通告指出，这些公司不具备对社会公众开展投资理财业务的牌照和资质。

“大大”财富风波
“打着基金公司的名义做P2P，但实际上是非法集资。”2015年6月，北京市打非办公布，北京市非法集资涉案360亿元，其中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已经成为大案、要案高发领域和非法集资主要方式。
一位监管人士指出，现在《基金法》没有私募基金的说法，部分私募基金机构直接降低合格投资者的门槛要求，变成了公开募集的私募基金。还有多家私募基金公司只在基金业协会登记，但不对产品进行备案。
12月15日，市场消息称，上海申彤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申彤集团）由于公司资金兑付困难，要求员工必须购买公司产品，不然就“被离职”。多位员工向财新记者确认此事，不管是四川、山西还是上海，均有员工表示集团开始要求员工购买“私募基金”产品“大大宝”，公司最开始要求员工必须购买10万元的产品，后来降到5万元、1万元，再到1000元，如果不买就开除。已经有员工被开除回家。
“大大宝”为大大集团主推产品，名为CTC基金系列，期限为1个月和1年，对应的预期收益率为6%和9%。目前，1月期的产品全部停售，只有两个1年期的产品（CTC1号A、B）在售。这些产品并未在基金业协会备案。
财新记者发现，有8个1月期的产品还未募集完就已经提前结束。其官网显示，截至12月15日，线上投资者2.93万人，累计投资1.9亿元，当日投资200万元。但线下规模不详。
目前有产品出现延迟兑付情况。有投资者反映，产品出现到期兑付比合同晚三个工作日的情况。投资人表示，11月5日在上海购买的1月期的CTC产品收到了本息兑付，6日购买的还未收到。
12月15日晚间，申彤集团官方回应称，最近公司根据市场的需要，对内部机构机制进行了一些调整，项目有增有减，人员有进有出；个别对所在公司整体规划不够了解或者对个人利益不满意的员工，散布了一些对公司不利、不实的言论。
这并未消除市场的疑虑。据财新记者了解，近期申彤集团旗下的私募基金公司被多次向监管部门投诉举报，涉嫌非法集资。一是多家子公司未有私募基金牌照，还公开销售未经备案的私募基金产品；二是员工激励不合常理，利诱员工疯狂销售以赚取提成，员工的年化收益高达20%，而产品的收益是8%-13%，则融资成本至少在30%；三是资金无第三方托管，钱流向了企业自己的银行账户，且去向不明，公开信息显示大部分资金投向各种公益项目和员工激励上。
申彤集团以上海申彤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主体，公司于2013年7月注册于上海浦东新区，注册资本5000万元，法人代表及实际控制人均为马申科。
据申彤集团官网介绍，申彤集团旗下有大大集团、迎智集团、茂坚集团、静静集团、菲阳集团等以“集团”为名的子公司，以大大集团为主。分别负责金融理财、创业培训、建筑装饰等业务。截至2015年11月，申彤集团已在全国282个城市设立分支机构，分公司总数达500家。
一位茂坚集团员工透露，购买“大大宝”产品并非通过App，而是把资金直接转到集团指定账号。有账号对应的公司名称为西藏浦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财新记者查询发现，西藏浦新注册于2015年10月23日，实际控制人为马申科，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单坤，单坤也是上海申彤大大资产管理公司的法人代表。
“要成功先发疯，头脑简单向前冲。”这是大大集团内部激励员工的名言。一位上海总部的员工告诉财新记者，申彤集团在2014年约有2万名员工，从今年上半年开始急速扩张，到现在估计有10万人。申彤官网则显示，目前有6万名员工。
多位在大大集团工作过的员工均向财新记者反映，申彤集团给的底薪和提成都高得离谱，一般员工底薪6000元，提成为每个月20%。如果购买一个月10万元的理财产品（年化利率8%），就可以在底薪基础上，拿到1600元的提成。

自从提出“大干一百天”的口号，员工的激励机制变得疯狂。由原来的每月拉投资20万元转正降低为拉5万元即可转正，工资由原来号称8000元上调到1万元，投资回报周期由原来的年利率12%增加到20%，投资款期限可缩减为1个月和3个月。
大大集团的业绩考核按存量算，只要资金趴在账上就为业绩；转正后每月最低业绩为10万元，转正员工月薪基本都在2.5万元以上——1万多元的基本工资加1万多元的提成。据员工自己估算，整个公司每月工资成本就将近5亿元。
公司以高额薪金吸引大批人员应聘后，对员工进行洗脑，称集团有“红二代”背景，项目是集团帮国家做的，有西藏地下资源开发的垄断权，已经拿到银行牌照等。
“大大集团内部大肆宣扬党工团建设，公司办公场地有大面积的有关党政的图片展览，并称集团与政府关系密切，误导员工与投资者。”一位员工透露，在大大集团官网，也专门开辟了党建频道；各地分公司都设立党办部门等。
目前，整个申彤集团只有三家相关公司在中国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公司实缴资本均为0元，多位高管不具备从业资格。
财新记者查询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信息发现，深圳大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12月11日，法定代表人陈尚坤，于2015年4月29日登记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注册资本2亿元，实缴资本0元，登记的三名高管中，除陈尚坤具有基金从业资格外，总经理阙春华和风控经理于洋均不具备从业资格，产品信息未登记，没有提供登记前后的经营情况。
深圳申彤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12月10日，法定代表人黄晞，于2015年6月29日登记，目前管理规模为0元。注册资金2亿元，实缴资本0元，黄晞及风控主管翁康维不具备从业资格。
北京申彤大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4月29日，法定代表人孙江川，2015年7月16日登记，目前管理规模为0元。这家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实缴资本为0元，孙江川并不具备基金从业资格。12月15日，财新记者拨通了孙江川的电话。他表示，在公司只从5月待到7月，因身体原因辞职，“只是在筹建北京公司过程中，帮助处理了一些问题。”
然而，大大集团销售的产品中，并无这三家基金管理人的产品。大大集团官网显示，目前有 5000万元的“某休闲酒店投资基金三期投资基金”及1亿元的“青岛某家具城投资基金”两款产品，前者的基金管理人是上海金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后者为上海申彤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均没有获取基金管理的牌照。
“这些产品卖不动，公司停售过一段时间。但由于业绩下滑明显，就把之前停售的产品再次发行，筹完资金的项目又拿出来筹集资金。”一位福建员工透露，“骗子还这么懒。”
财新记者从一位常州的投资人处了解到，为了吸引投资者，大大集团会在投资者签署合同后给予客户适当的“好处”，开出的条件是投资300万元赠送一辆汽车。他投资了50万元CTC基金获赠了70克金条，价值1万余元。
大大集团如此激进的扩张线下销售团队，资金去向成谜。财新记者发现，公司公益项目众多，且公司存在自融嫌疑。比如，CTC基金标的为大学生创业就业实战营项目，公益性明显。据CTC官网介绍，项目由迎智教育科技集团运作，该集团前身为上海迎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2015年成为申彤集团成员。这意味着融资项目亦为申彤自身项目。

泛亚案再起风波
在各类非法集资案件中，泛亚案最早爆发。据财新记者了解，泛亚事件有了最新进展，可能将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正式立案。

在10月还露过面的泛亚实际控制人单九良，近期确认失联。12月17日，财新记者拨打单九良电话时，发现已关机。
意马国际（00585.HK）于12月17日发布公告称，最近未能与主席兼执行董事单九良取得联系。单九良在10月15日之后，就再没出席过任何董事会会议。据公司2015年半年报，单九良和张鹏分别持有公司23.74%的股份。
昆明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成立于2011年2月16日，注册资本1亿元，法定代表人王清民，总经理郭枫。2012年末，单九良先后提议张子诺任泛亚副经理、董事、副总裁，同时兼品牌战略中心总经理、总裁办主任等职。业内将泛亚称为“夫妻店”。
今年4月以来，泛亚兑付危机持续发酵，涉及全国几乎所有省份，共牵涉22万户投资者、430亿元资金。在昆明、上海等地，泛亚的投资者聚集维权。9月21日下午1点，百余投资者聚集到位于北京市金融街的中国证监会楼下。
当时，云南公安机关并未对泛亚交易所进行立案，证监会方面则表示，他们只有督办的权力，会尽力督促云南相关部门解决投资者的问题。国务院于2012年7月发文，要求全国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由证监会牵头，云南一直未被验收。
据财新记者了解，10月中旬，泛亚案由云南省人民政府负总责，包括对是否涉嫌非法集资行为的定性、交易所的清理整顿和风险处置都由云南省政府负责。11月下旬，云南成立泛亚的风险处置领导小组，由省长陈豪担任组长。
12月12日，《货币战争》作者宋鸿兵在山西省太原市演讲遭遇部分投资者的围攻，现场极为混乱。宋鸿兵西装后背被扯裂，并被迫手写道歉书。
12月13日晚间，宋鸿兵通过个人新浪微博发表声明，称已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并称所签写的文件是被胁迫签写的，投资者在泛亚公司的损失与其本人没有关系。宋鸿兵表示，他曾经通过第三方渠道受到泛亚的邀请，进行了经济形势分析讲座，不了解公司的管理层人员、公司的组织架构及其投资模式。
据财新记者了解，除云南外，新疆、甘肃、山西、天津、上海亦为“重灾区”，还牵涉中国银行、工商银行、浦发银行等多家银行。据财新记者了解，多家银行都是从总行层面与泛亚签了合作协议，明面上约定是三方存管，但实际上，银行私下都进行违规销售。
2013年10月，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和中国银行共同举办的投资者教育活动“2013投资风向标——全国巡回投资报告会”在乌鲁木齐站举行。当时新疆自治区金融办有关领导、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乌鲁木齐商业银行的多位行长、部门总经理，来自3000名新疆各地的投资者在新疆人民大会堂参加了报告会。据财新记者了解，大会一结束，就有多家银行签了合作协议，众多投资者当即购买，甚至不乏金融监管人员自己。
有监管人士向财新记者坦言，他们曾对泛亚进行风险提示，要求银行全部清理、不得销售，但有投资者无法接受这一行为，要求继续购买。“投资者赚钱赚习惯了。”
此外，当地政府的大力保护，也给泛亚做了背书。云南省金融办主任刘光溪曾公开表示，“泛亚直接为国家纳税3.6亿元，为国家间接纳税6.7亿，总计近11亿，我们会一如既往地支持泛亚。” “泛亚是云南批准的，到外地募集资金说自己合法合规，外地投资者购买后，资金回云南，云南省就很高兴，一直保护。”一位资深监管人士总结。泛亚并非孤例。据财新记者了解，全国还有1000多家类似的地方交易所，均面临清理整顿的问题。

多种包装
“实体经济越来越不好，非法集资就越来越以金融的面目体现。”一位金融专家指出。据财新记者获得的权威数据，截至2015年3月末，全国公安机关共立案侦查的金融犯罪案件达1.4万起，同比上升近38%。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指出，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需同时具备四个条件：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简言之，第一，非法性——未经授权或超过授权；第二，欺骗性；第三，收益性；第四，不特定性，完全满足这“四性”，就是非法吸存。当集资后不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卷款逃跑、将集资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等的话，就涉嫌集资诈骗罪。
除了P2P、私募基金、商品交易所，非法集资还有其他多种表现形式。近年来，投资咨询、融资担保、资产管理等投资理财类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呈现爆发式增长，由于缺乏明确的监管部门和监管规则，行业乱象丛生，超范围经营、高息借贷问题十分普遍。“各类投资理财公司未设门槛，无行业管理部门，违法成本较低，部分问题公司被清理后，又改头换面，卷土重来。”一位管理者表示。
还有的非法集资打着假银行的旗号。比如，部分农民合作社突破社员制、封闭性原则，超范围吸收农民资金而用于农业生产，高吸放贷赚取息差，资金链断裂、暴力催债、“跑路”事件等频频发生。一些农民合作社或由原先开办担保公司，投资公司的经营者发起设立，或以合法身份为幌子，仿照银行外观设立网点，通过代办员、业务员广泛吸收农民存款，欺骗性极强。
实体行业也有各种涉嫌非法集资活动。比如，陕西省近期有多家民办教育机构实质是非法集资，涉案百亿元。陕西省政府将出台进一步规范民办教育机构审批和管理的意见，并不再审批民办普通中专学校、技师学院；省教育厅、省人社厅不再审批民办教育机构。
四川、山西等地，有健康咨询机构涉嫌非法集资，形式很简单，这些教育机构以办养老院预定床位费的形式，向中老年人骗钱。
房地产公司也有问题，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二三线城市的民营房地产商资金链压力极大，以高息借贷的冲动增强，融资风险暴露更明显。11月初，石家庄民企卓达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销售年利率高达20%-30%的理财产品被曝光，引发兑付危机。一位监管层人士对财新记者透露，该公司融资问题由来已久，通过预售商铺、委托经营产权、销售高息理财产品等多种形式进行融资。目前卓达高管基本被控制，卓达已基本停止兑付，而是对投资者办理房产抵债、延期续约等。
11月下旬，武汉财富基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宣布，无法如期兑付基金产品。财富基石是华中最大的理财平台，形成了财富基石和基石在线的“线上+线下”模式，在全国共有30多家线下实体店，其中大部分位于武汉市区。基石在线网贷平台数据显示，截至11月末，该平台累计投资金额12.58亿元，累计注册总人数超过7.5万人。事实上，财富基石资金均投向关联公司华氏国际（控股）集团的地产项目，存在自融嫌疑。

风险传染加剧
非法集资是否会传染到正规金融机构，酝酿成系统性风险？这样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形势逼人，如果不尽快采取有效措施遏制案件高发态势，经济社会发展可能会付出大的代价。”一位监管高层表示。
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曾在年初的经济形势会议上指出，银行业案件防控形势严峻，非法集资和民间借贷等外部风险向银行业传染加剧。
财新记者了解到，一些银行也给涉嫌非法集资的公司贷款，当公司资金被冻结后，银行难以进行保全资产，形成坏账。据银行机构自查统计，四川省有45家银行授信客户涉嫌非法集资，涉及7.8亿元贷款。
今年9月8日至11日，河南省委巡视组反馈巡视情况时指出，河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以贷谋私问题突出，部分管理人员利用放贷权索贿受贿，违纪违法案件多发。基层行社“苍蝇式腐败”问题突出，存在内外勾结非法集资、以贷入股、虚假贷款、信托投资混乱等问题。
一位四川监管人士对财新记者表示，2014年以来，四川民间高息借贷和非法集资活动出现大面积无法兑付，这就催生了很多犯罪分子，向银行转嫁风险，导致银行业潜在风险加速暴露。“这两年来，大额虚假抵押贷款诈骗案接连在四川发生，给银行造成了直接损失。”
民间理财的“跑路”潮，也给银行体系留下了巨额的存量债务，风险还很难化解。比如，2014年8月，四川最大的民营担保公司——汇通担保的高管集体失联、卷款“跑路”，涉资40多亿元。当时银行人士告诉财新记者，汇通担保利用多个投资理财公司相互腾挪资金，个别银行还代销过汇通担保的理财产品，现在全部变为“飞单”。
全国性的金朝阳财富教育（下称金朝阳）问题更为严重，银行被套取大量资金。此前有媒体报道，该公司涉嫌传销，在2014年开始出现资金链断裂的情况，共涉资900亿元。
财新记者查询发现，公司已经巧借“在线教育”概念，将线下授课模式扩展到移动互联网领域。金朝阳的模式为“高杠杆+反复套现”。首先，“学员”之间互相借钱，购买豪车豪宅，再伪造合同，以办理房贷车贷，骗取银行资金；再拿购房合同等到各银行办理大额信用卡套现，再把钱在“学员”之间相互拆借，或者购买金朝阳的“Pre-REITs”或“企业短债”产品，产品年收益率都在30%以上，如是循环。
当金朝阳骗贷案爆发时，银行出现了大量的信用卡、按揭房贷等形式的逾期贷款。但由于大部分资料均是真实的，包括“学员”的身份证、房产证等，银行无法以骗贷案处理，只能算是民事纠纷，成为银行的不良贷款，还不能核销。
不仅是银行，保险机构也卷入“飞单”事件。2015年4月，深圳金赛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陷入60亿元兑付危机，实际控制人王维奇将资产转移后“跑路”。10月，投资者到北京平安大厦门口进行维权，因其通过平安人寿渠道购买。后平安官方回复称，有平安人寿个别业务员私下违规推介，规模1亿元左右。
权威人士指出，在北京、江苏、广东、湖南等地排查，均发现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多名工作人员存在私自销售理财产品等异常行为。

谁来负责？
“谁生的孩子谁抱”，这样的监管理念在迅速演化的金融领域，被套利者所利用，滋生出庞大的非法集资风险。
这既牵涉一行三会等各部委的利益，也暴露了中央与地方监管体制的问题。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表示，监管当局对待金融机构业务创新要克服地盘意识，主动按产品功能协调落实应有的监管，监管当局不应该有自身机构的利益。
“非法集资是各行各业的，以前是医药保健、造林，牵涉药管局、林业局，现在是融资租赁、P2P等形式，再加上很多非法集资通过网上传播，整个生态变了，很多问题就要重新去考虑。”一位银监会人士指出。
财新记者从多个部委的监管人士处了解到，由于监管主体缺位，一些行业所谓的监管办法，其实是“鸵鸟政策”，反而给非法集资提供了保护伞，而投资者欲告无门。
现在大部分“假基金”都会到基金业协会登记，拿登记作为增信行为。“按照国务院的打击非法集资工作程序，主管部门要先给个意见，公安部门才能立案。”前述监管人士透露，登记在册的私募基金多达2万家，很明显，根本不能一一认定。
P2P更是如此。业内人士认为，按照信息中介的定义，没有几家P2P能符合将要出台的监管办法。据财新记者此前报道，地方金融办则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对P2P进行备案管理，并进行风险防范和处置。“地方都是来了就给登记，又不检查，这些公司对外就说是国家登记过的正规军。”一位监管人士觉得问题很复杂。
“出台的政策没有针对实际情况。”金融改革步伐加快，产品不断创新，衍生出的新型金融行为、融资模式，没有明确监管规则，跨区域性风险加剧，地方监管难以有效。“一个地方金融办备案的互联网金融平台，不会去别的省募集资金吗？”
“不是推卸责任，要管就要管好，但是现在怎么管？”接近银监会的人士对财新记者指出，现在有3000多家P2P，已经长成庞然大物，“我管的话，我得知道它是谁。随便拿出一家来，我都得看半天吧？就像管银行一样，审查股东资质、股权结构、经营模式、有哪些风险等。随便拿一家P2P过来，我都得看，注册的时候资本金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真金白银、在哪里注册的、股东到底是谁，我得一项一项去核对，把风险在准入的时候就管好。”
一位证监会人士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登记的时候也没检查，几个人怎么检查2万家私募基金？凭什么此人登记了之后，干的坏事就归我管了？”跟私募基金一样，银监会也面临监管资源不足的问题。目前银监体系共2万左右的员工，“现在这些人光管银行都忙不过来，任何一个处室都只有几个人，拿一个处对应3000多家P2P，怎么管？”
“金融监管部门不是用来打击非法集资的，妄图通过出台行政规定和自律规则，来规范刑事犯罪行为，是飞蛾扑火。”前述证监会人士指出，“金赛银”案有深刻教训，非法集资必须立刻控制人、控制资产，但行政监管部门无此权限。

地方政府态度暧昧
“你知道吗？内蒙古‘万里大造林’的案子在2009年就终审判决了，但资产处置、资金清退等后续工作，至今未有实质性进展。”一位公安经侦人士对财新记者指出，地方政府的问题比较突出。
他表示，有的地方政府为了保护当地的利益，擅自在辖内处置资产、清退资金，给跨省的案件的整体处置工作造成阻碍。在一些跨省案件中，牵头省份也不主动与其他涉案地区进行协调，对当地涉案分支机构查处不及时、不彻底。
在案件暴露前，地方政府则有保护倾向。有知情人士对财新记者透露，有的地方政府不敢做非法集资的风险预警，担心影响发展、创新等形象，又能暂时收获大量的收入，基本上就是出事后依赖公安的介入。
多位监管人士也认为，都依赖公安不可行。“中国这么大，基层派出所知道什么叫P2P，什么叫私募基金，什么叫基金子公司吗？”前述人士透露，“有一次，一家私募基金在河南某地进行非法集资，派出所去查，私募基金的人拿出了在基金业协会的登记证书，就把警察劝退了。”
在金融领域，2014年8月，国务院出台《关于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的意见》。该文件确定了地方政府要承担对部分金融活动的监管职责，要加强对民间借贷、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引导和规范，防范和打击金融欺诈，非法集资等违法违规行为。
央行研究局于2013年启动了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今年9月亦专门召开了研讨会议，不过对这一课题至今仍无明确进展。多位知情人士对财新记者透露，关键是对于地方金融监管权的上位法缺位，这也使得地方在监管地方放贷机构和处置非法集资案件时积极性不高。
央行南京分行行长周学东曾指出，地方金融管理部门监管力量薄弱，具有专业知识储备和金融监管经验的人才较为缺乏，全国各省级金融办平均只有30多名工作人员，少的不到10名，专职监管人员一般只有3人到5人，却要监管全省数以百计的小额贷款公司等机构，普遍存在“重审批、轻监管”的情况，风险事件频发。
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在2007年被确定，联席会议由银监会牵头，发展改革委、公安部等十几个部门参加。有打非办人士对财新记者表示，处置工作机制并不完善。省、市、县三级政府防范处置非法集资力量呈逐级递减趋势，特别是县级政府贴近基层、靠近一线、但普遍存在机构不完善、人员编制不足、经费匮乏等问题。同时，不少地方政府并未完全建立由政府统一领导、各相关职能部门同步的机制，部门间协调周期长、效率低，总是仅仅依靠个别部门单打独斗。
“非法吸收存款认定的第一条，即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前述监管人士指出，为什么涉嫌非法集资的犯罪分子愿意登记备案，拿各种牌照，就是为了躲这一条。
“这类机构只要有牌照，能拿就拿，不管拿什么，他们都干非法集资。泛亚的逻辑很明显。借国家信用中饱私囊，地方政府、企业甚至银行都获利不菲，最后是投资者甚至财政埋单。关于泛亚的风险提示，也只是监管方想免责，没有从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一位监管人士对财新记者指出。
“解决金融抑制，绝对不是发牌照那么简单。防风险、促发展的关系在金融绝对不是空话。”前述监管人士指出，非法集资所暴露出的问题太多，建立现代金融监管体制迫在眉睫，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