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千年之交的问题
就在华尔街的交易部门如火如荼的转战于九十年代纷纭的历次危机之间时，华尔街的投资部门也日以继夜的书写着另外一个神话。这就是大家更加熟悉，影响更大更广的高技术泡沫（High Tech Bubble/Internet Bubble）。
在第四部分里，我们已经讨论过，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利用新兴的金融文化作背景，通过炒作“发展式估价模式”（Growth over Profits），把一个本来应该是伴随实体经济增长而增长的正常利润也成功的转化成为一轮财富再分配的游戏。这种游戏的核心就是“吹泡泡”：任何一个泡沫在形成和膨胀的过程中，都会展示出超乎寻常的强劲势头和无法抵御的回报率，账面上出现极度的虚假繁荣，这时候掌握着方方面面控制权的华尔街就可以优先取出巨额的实质利润，而这些利润在账面上却只被表示成很小的市场份额，从而避免引起过多的注意。华尔街实力雄厚的热钱进入股票市场造成股价的膨胀，华尔街道貌岸然的分析员进入电视新闻造成舆论的飞扬，巧到极点的是居然还有影影绰绰的千年虫（Y2K Problem）锦上添花的推波助澜在一旁！---- 千禧年的钟声赶走了莫须有的虫子，大家欢天喜地的迎接纳斯达克5000点的疯狂。如果说华尔街对于东南亚各国货币与资产的炒作是豪夺的话，那么在高技术泡沫中对于美国等国家普通民众的诱骗大概可以叫做巧取吧。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Nasdaq Composite)从1995的不到1000点，5年间坐着火箭飞，到2000年3月10日，达到了5132点。仅仅从1999年中期到2000年中期，华尔街帮助约500家".com"公司上市，IPO总值约770亿美元，投资银行仅仅通过上市这一项业务，就收取了6%的服务费（约45亿美元）。但是主要的利润却还不是这“小小的费用”，华尔街投行对于每个希望上市的公司都要求有优先投资权，即他们拥有在先于公开上市的时候，以低于IPO价格购入相当比例的股份的权力。大家一定都还记得，在每家“.com”上市之后，华尔街驾轻就熟的资金炒作和舆论炒作使得每家公司的股价都成天翻倍，这中间的“奥妙”实在不难理解。
但是当年身在其中的芸芸众生的注意力却没有集中在这个“明摆着”的“魔术手法”上，大家多数都被误导着去考虑这个问题：“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实际上，从整体上讲，答案是我们中国古人一句无奈的话：“有功亦诛，无功亦诛”。如果参与投资，那么由于游戏本身的极度不对称性，除了少量的“幸运儿”（就像中彩一般），大部分普通玩家都注定是输家；如果不参与投资，那么泡沫带来的通货膨胀会使你辛苦挣来的积蓄自然贬值，仍然是输家。
作为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1999年的时候，为了金融股市的长远利益，认为必须采取措施制止股市泡沫的继续膨胀（以及它所隐含的对公众财富无节制的掠夺），在一年间6次上调联邦基本利率，以图遏制过热的经济虚拟增长。大量资金逃离泡沫此时已是势所必然，在2000年3月10日纳斯达克达到了顶点之后的那个周末里，大规模的抛售使得周一的开盘指数已经降至4879点，跌幅4%。从此纳斯达克一泻千里，到2001年，大多数“.com”公司从股市上黯然消失，这其中的多数又从来没有盈过一分钱的利。从2000年3月到2002年底，尘埃落定之后，高技术公司总体市值蒸发了5万亿美元。除了高技术拓荒人流中捷足先登的幸运儿们之外，华尔街的特权阶层又一次成为大赢家。西历2000年除夕，在纽约世贸中心（WTC）楼顶餐厅里举行着豪华而喜庆的公司年会，侍者们将惊喜地发现他们每人今晚的小费收入都会超过数千美元，但是他们很可能不知道这些慷慨大方的来自股票交易所的权贵中有不少人当年的个人奖金收入超过了1亿美元。
风风火火的九十年代这样过去了，历次危机，尤其是LTCM的解体给华尔街提出了一些技术问题。一个是风险管理制度的必须加强，在以后的岁月里，华尔街各主要机构都逐步增强了各自的风险管理部门，包括量化的风险管理体系。然而这种加强很大程度上只是理论上的和形式上的，对于实际运作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还有待考验。
另一个是特别关于信用风险（Credit Risk）的问题。传统金融市场主要考虑两种风险，一是由市场价格波动带来的市场风险（Market Risk）,另一个是商务对手或者伙伴带来的对手风险（Counterparty Risk）。当然，此外还有诸如政策风险，自然风险等等其他方面也许要被考察。但是俄罗斯等国家级别的金融危机和LTCM的解体给金融市场带来的不再是单个公司的对手风险，而是出于对于更加广泛层次上的信用恐慌（比如整个国家或是庞大的资产组合），使得一类或者一组金融产品的市场价格突然大幅度变化的信用风险。1999年的时候，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一次数量金融学术会议上，这个问题就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兴趣。人们认识到信用风险和大型自然灾害有着很多类似之处，例如，它们都是相对小概率的突发事件，所以很难精确预测；它们都是一旦发生则破坏力巨大的灾难性事件；在长时间尺度上，它们都是不可避免的等等。于是一种类似于灾难保险的想法自然而然萌生了，信用衍生物（Credit Derivatives）即将成为二十一世纪最流行的新产品。
然而，对于华尔街的寡头们而言，还有着比这些技术问题重要得多的实际问题要考虑：现在，亚洲，俄罗斯都炒垮了，纳斯达克也死掉了，我们下一步怎么赚钱呢？下一个炒谁？在哪里炒？下一个泡沫在哪里呢？
此刻，老百姓们除了愤怒，失望，迷惑，叹息，庆幸或是窃喜之外，还得一如既往的考虑日子怎么过的问题，多数人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更没有渠道站出来质问一下华尔街的种种作为。即使零星的在媒体中间出现一些疑问也多数集中在技术层面上，很少有人能够挑战真正根源的利益分配问题，或者具体的说，就是华尔街的奖金分红制度的问题。
就在华尔街的交易部门如火如荼的转战于九十年代纷纭的历次危机之间时，华尔街的投资部门也日以继夜的书写着另外一个神话。这就是大家更加熟悉，影响更大更广的高技术泡沫（High Tech Bubble/Internet Bubble）。
在第四部分里，我们已经讨论过，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利用新兴的金融文化作背景，通过炒作“发展式估价模式”（Growth over Profits），把一个本来应该是伴随实体经济增长而增长的正常利润也成功的转化成为一轮财富再分配的游戏。这种游戏的核心就是“吹泡泡”：任何一个泡沫在形成和膨胀的过程中，都会展示出超乎寻常的强劲势头和无法抵御的回报率，账面上出现极度的虚假繁荣，这时候掌握着方方面面控制权的华尔街就可以优先取出巨额的实质利润，而这些利润在账面上却只被表示成很小的市场份额，从而避免引起过多的注意。华尔街实力雄厚的热钱进入股票市场造成股价的膨胀，华尔街道貌岸然的分析员进入电视新闻造成舆论的飞扬，巧到极点的是居然还有影影绰绰的千年虫（Y2K Problem）锦上添花的推波助澜在一旁！---- 千禧年的钟声赶走了莫须有的虫子，大家欢天喜地的迎接纳斯达克5000点的疯狂。如果说华尔街对于东南亚各国货币与资产的炒作是豪夺的话，那么在高技术泡沫中对于美国等国家普通民众的诱骗大概可以叫做巧取吧。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Nasdaq Composite)从1995的不到1000点，5年间坐着火箭飞，到2000年3月10日，达到了5132点。仅仅从1999年中期到2000年中期，华尔街帮助约500家".com"公司上市，IPO总值约770亿美元，投资银行仅仅通过上市这一项业务，就收取了6%的服务费（约45亿美元）。但是主要的利润却还不是这“小小的费用”，华尔街投行对于每个希望上市的公司都要求有优先投资权，即他们拥有在先于公开上市的时候，以低于IPO价格购入相当比例的股份的权力。大家一定都还记得，在每家“.com”上市之后，华尔街驾轻就熟的资金炒作和舆论炒作使得每家公司的股价都成天翻倍，这中间的“奥妙”实在不难理解。
但是当年身在其中的芸芸众生的注意力却没有集中在这个“明摆着”的“魔术手法”上，大家多数都被误导着去考虑这个问题：“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实际上，从整体上讲，答案是我们中国古人一句无奈的话：“有功亦诛，无功亦诛”。如果参与投资，那么由于游戏本身的极度不对称性，除了少量的“幸运儿”（就像中彩一般），大部分普通玩家都注定是输家；如果不参与投资，那么泡沫带来的通货膨胀会使你辛苦挣来的积蓄自然贬值，仍然是输家。
作为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1999年的时候，为了金融股市的长远利益，认为必须采取措施制止股市泡沫的继续膨胀（以及它所隐含的对公众财富无节制的掠夺），在一年间6次上调联邦基本利率，以图遏制过热的经济虚拟增长。大量资金逃离泡沫此时已是势所必然，在2000年3月10日纳斯达克达到了顶点之后的那个周末里，大规模的抛售使得周一的开盘指数已经降至4879点，跌幅4%。从此纳斯达克一泻千里，到2001年，大多数“.com”公司从股市上黯然消失，这其中的多数又从来没有盈过一分钱的利。从2000年3月到2002年底，尘埃落定之后，高技术公司总体市值蒸发了5万亿美元。除了高技术拓荒人流中捷足先登的幸运儿们之外，华尔街的特权阶层又一次成为大赢家。西历2000年除夕，在纽约世贸中心（WTC）楼顶餐厅里举行着豪华而喜庆的公司年会，侍者们将惊喜地发现他们每人今晚的小费收入都会超过数千美元，但是他们很可能不知道这些慷慨大方的来自股票交易所的权贵中有不少人当年的个人奖金收入超过了1亿美元。
风风火火的九十年代这样过去了，历次危机，尤其是LTCM的解体给华尔街提出了一些技术问题。一个是风险管理制度的必须加强，在以后的岁月里，华尔街各主要机构都逐步增强了各自的风险管理部门，包括量化的风险管理体系。然而这种加强很大程度上只是理论上的和形式上的，对于实际运作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还有待考验。
另一个是特别关于信用风险（Credit Risk）的问题。传统金融市场主要考虑两种风险，一是由市场价格波动带来的市场风险（Market Risk）,另一个是商务对手或者伙伴带来的对手风险（Counterparty Risk）。当然，此外还有诸如政策风险，自然风险等等其他方面也许要被考察。但是俄罗斯等国家级别的金融危机和LTCM的解体给金融市场带来的不再是单个公司的对手风险，而是出于对于更加广泛层次上的信用恐慌（比如整个国家或是庞大的资产组合），使得一类或者一组金融产品的市场价格突然大幅度变化的信用风险。1999年的时候，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一次数量金融学术会议上，这个问题就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兴趣。人们认识到信用风险和大型自然灾害有着很多类似之处，例如，它们都是相对小概率的突发事件，所以很难精确预测；它们都是一旦发生则破坏力巨大的灾难性事件；在长时间尺度上，它们都是不可避免的等等。于是一种类似于灾难保险的想法自然而然萌生了，信用衍生物（Credit Derivatives）即将成为二十一世纪最流行的新产品。
然而，对于华尔街的寡头们而言，还有着比这些技术问题重要得多的实际问题要考虑：现在，亚洲，俄罗斯都炒垮了，纳斯达克也死掉了，我们下一步怎么赚钱呢？下一个炒谁？在哪里炒？下一个泡沫在哪里呢？
此刻，老百姓们除了愤怒，失望，迷惑，叹息，庆幸或是窃喜之外，还得一如既往的考虑日子怎么过的问题，多数人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更没有渠道站出来质问一下华尔街的种种作为。即使零星的在媒体中间出现一些疑问也多数集中在技术层面上，很少有人能够挑战真正根源的利益分配问题，或者具体的说，就是华尔街的奖金分红制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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