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飘散的记忆》- 4.游走四方 - 4B.群山僻壤

4B. 群山僻壤

 

1970年春天，厂里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对立的两派还在，派斗和夺权是头头们倾心关注的事。生产没有进入正轨，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们大多见不到面，不知道在忙些什么。生产指挥组组长是革委会委员，也不容易见得到，呆在生产办公室里的是副组长，原来的一位副值班长。但他能指挥的人不多，整日奔忙穷于应付。设备经常出故障，尤其是造气工段。我时常被他叫去参加抢修，但治标不治本，没几天又会旧病复发。我和这个管生产的副组长讲了好几次，希望能有效地彻底地解决问题，摆脱这种头痛治头脚痛治脚的状态，他始终没有回答。紧张、劳累、忧心如焚又无可奈何，我终于以公开方式提了意见（写了张大字报），问造反派的头头们既不抓革命也不促生产，究竟在干些什么？生产状况如此糟搞，长此以往，如何完成人民的重托？

 

贴出去后大家议论纷纷，赞同的声音不少。“反潮流”是当时最热门的词汇，按字面理解应该是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能够逆潮流而上。有人说，是应该弄弄清楚，究竟谁才是真正的在“反潮流”。那时理论上工人是工厂的主人，希望搞好生产是正当的行为，大多数工人也赞同。但造反派的头头和他们的一些骨干仍以为是在“打横炮”，要干扰他们的斗争方向，据说在准备发动批斗。

 

后来有二位革委会委员到我家来，说已决定让我去西山煤矿，参加“夺煤大会战”，为期三个月，还说这已经是算我便宜了，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5月的一天，无奈之余我带着铺干、草席、脸盆、热水瓶等，到县城报到。一起去煤矿的有几十个人，“夺煤大会战”的总指挥是县革委会副主任，来给我们讲话打气，说三个月后会有人来轮换，大家好好干。我们分乘二辆卡车，一路风尘滚滚，约4个多小时就到了矿区。临走时才得知，厂里已经有一位改行学成的焊工在矿区，我是将他替换回来的，怪不得前些时候没有见到他。车一停下，那一位“前任”就喜滋滋的拿着铺干迎过来，我们刚下车，他就赶紧将铺干往上递。一吃完中饭就开车，他笑着和我打了个招呼，扬长而去。

 

那时煤很紧缺，南方的煤都从北方运来。毛泽东说：“要扭转北煤南运”，每个县都在积极地自己挖煤。那个地方叫西山煤矿，是一个曾经挖过煤的斜井。一里路外就是“火烧地”，原长广煤矿的总部，其时已迁往牛头山，有一个上海迁来的一个矿灯厂，正在建设中。山下五六里外是煤山镇，据说清朝就已经在那里挖煤，因此得名。

 

整个西山煤矿的房子大多是竹子和油毛毡搭成的窝棚，我们住在仅有的二间瓦房里，应该是老西山矿的办公房，住的都是机修工和瓦斯工等技术工。矿里有一批从干校来的干部，其中有县委宣传部长、工业局长、镇委书记等，还有几个造反派的干部，我们厂的革委会付主任也在那里。当晚开了个会，出乎意外，煤矿的临时领导立即否认“三个月”的说法，要大家准备干一辈子。他大声地说：“什么三个月？就是要一辈子”。我一听就懵了，前后还不到24个小时，变得这么快，看来还无处申诉。

 

旅途劳顿，又憋了一肚子气，第二天起得很晚才到机修班报到。班长是我们镇农机厂的一位钳工，姓潘的上海人。他向我介绍，已经物色了一个焊工，但他只会气焊，没干过电焊，要我在这方面教教他，我说没问题。一见面原来是我祖母娘家的一位表兄，他乡遇故知，意外相遇冲淡了些我的怨气。这位表兄原先在供销社剥小羊皮，下班后帮他父亲干白铁和钣金，他表示已经开始在干电焊的活了。谈起领导的说法变得太快，他没有附和，看样子是准备呆在这里了。

 

我们是第二批“支援工”，第一批比我们早来二十几天。矿井曾经开采过，据说因为煤层太薄效益不好，停了。现在积满了水，先得抽水。我和姓陈表兄的工作是给水管焊法兰，法兰片很薄，应该是6公斤级的，恐怕受不了斜井深处的压力。和班长说了，班长说只有这些，先将就用吧。表兄很积极，进步也很快，不多几天就能独自工作。一天水泵工们说我们焊的法兰有问题，要漏水。我们不相信，就一起下井去看，他们说，喏！现在拼命拧紧了，但过一回儿两片法兰中间就会漏水。我们一看原来是井深已近百米，法兰片受到超额的水压力，变形才泄漏的，我估计至少得使用16公斤级别以上的法兰。让班长汇报上去采购，后来换了厚的法兰就没事了。

 

水抽了大约一个月，应该已有200来米深。水泵经常出故障，泵一停，水就往上漫。一次钢丝绳断了，水泵被淹没在水里，一个姓王的水泵工潜水下去，终于系好钢丝绳，把水泵拉了上来。那井里的水不知道已经积蓄了多少年，黑乎乎混浊浊的，还有股腥味。所以那个水泵工很让人佩服，他因此得到了表扬。后来同伴们都叫他“王先进”，我也跟着这么叫，还不知道他的真名叫什么。

 

煤矿里有专用的通风道，不断抽进新鲜空气，将瓦斯的浓度冲淡，达标后才能工作。瓦斯工除了测量瓦斯浓度外还要保证各巷道有足够的新鲜空气。斜井的水还没有抽干，通风的井道也浸在水里，只好架临时的橡皮风筒，用轴流风扇送风。一天潘班长找我和小陈说，轴流风扇的风力不足，有什么办法？我们下井去看了，风管出口几乎没什么流量，差一点就要瘪了。我想到水泵可以用多级离心泵串联，轴流风扇是否也可以这样做呢？将这个建议跟潘班长讲了。开始他还在犹豫，反复讲了之后，他也觉得可以试试。我还建议在叶轮的边上加一个钢圈，这样既可以精确地组装，焊接时不易变形，也有利于校准平衡。我们找了一台功率比现在使用的轴流风扇至少大一倍的电机，钣金工按轴流风扇叶片的样子锻制出一批叶片，做得相当精致。小陈的钣金活也很出色，手工打制的筒体和圆环都相当精确，误差约在2毫米以内。在电机轴的前后端各装上一个叶轮，接上一段风筒试了试，效果很不错。接着又造了两台这样的串级轴扇备用，若井下风力还不够，可以再串接起来使用。等油漆干后拿到井口试用，还真不错，立马就解决了问题。

 

水抽干后开始修复和掘进井底的巷道，矿里来了第一批新工人。都是从本县农村招的，不少是退伍军人。第一天下井，穿着崭新的矿靴和工作服，戴着崭新的矿帽和矿灯，几个小年轻下班后还舍不得脱下来，穿着近膝的矿靴到处转悠。一到星期天就三五成群去煤山镇照相，把穿着新工装的照片寄回家。除了住油毡房，矿区别的条件都还不错，夜晚比较凉快。还有24小时的热水澡，不过得在下井工换班前去泡澡，否则一窝蜂地涌进来，有的等不及在淋浴处先冲一下就跳进池里，一扑通水就黑了。伙食还不错，只是当地的籼米比较硬，但几乎每顿都有馒头，我就多吃馒头。矿区的小店有零食、烟酒、日用品等，按批发价不赚钱，是一项小小的福利。火烧地的绿化已经相当不错，下班后常有人去溜达。井下四季如春，就是潮湿，所以矿里提倡大家喝烧酒。

 

然而山里毕竟有阻隔感，除了空灵，还会感觉寂寞。面对着群山中渐渐下沉的夕阳，不由想起王阳明在贵州的感受：“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游子怀乡兮莫知西东”，我还没有把“一辈子”的事告诉妈妈，免得她担心。我问过那位厂里的革委会付主任，“夺煤指挥部”关于三个月的说法是否还算数？他只是说相信以后总会回去的。我又问他自己是否打算呆一辈子，他说服从组织分配。官当了没多久，说话就已经很会模棱两可了。

 

井下开始正常掘进，我们的工作也轻松起来，只是修补一些旧矿车，偶尔帮助切割道岔等。小陈已完全可以独立工作，他非常积极，以致我有点不好意思抢他的活干。我又找到那个革委会付主任谈了情况，认为我呆在这里已没有什么必要，倒是厂里有一大堆活要干，还不如回厂更合适些。他被我说动了，说他给厂里的委员们写一封信，让我带着回去，矿里领导的工作由他来做。

 

喜从天降，我立即去机修班告别，等不及每周来矿区的卡车，我打算第二天一早就走。有工人告诉我，新设的“大岘”临时站，比煤山站近，可以在那里乘小火车。第二天一早，带着全部行李，小陈和同宿舍姓钟的钳工执意要送我。到大岘约三里路，不多一回儿就到了。乘小火车到长兴，再换长途汽车经湖州、嘉兴回家，到家已是傍晚了，妈妈很惊喜。

 

第二天早上，我把信交给传达室，报销完车票就回家了，打算明天去上班。晚上，前一次来我家的两个革委会委员又来了，说付主任的那封信没有用，上次他们是集体讨论决定的。我问他们，矿上的领导要求一辈子，为什么和你们的说法不一样。他们说只知道三个月，没听说过有“一辈子”这会事。我有点意外，说不管如何，三个月后我就回来。他们不说什么，应该是默认了，但要求明天必须回去。

    

矿里终于开始出煤，我没有再下去看，因为没有任务就不能随便下去。但听说分为掘进和回採两部分，掌子面扩大后，回採要更危险些。最危险的是回採队里有个回返班，当一个掌子面的煤採得差不多时要放弃，但开挖进去支撑了许多枕木，若不回收就不划算还可能亏本，所以要把这些这些枕木拆下来回收。一边拆，前面随即就塌下来了，多少有点冒着生命危险的味道。新工们第一天下井肯定会恐惧，据说有个新工第一天下井，听到掌子面上的枕木被压得嘎嘎的响，吓得直哭，就这样边哭边发呆的蹲了一天。然而当时的工矿企业哪一行不艰苦呢？我们这样的技术工种还是比较幸运的，当然也得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水平，才不致窝囊。

 

在煤矿三个月，是我当工人期间难得清闲的一段时光。回到煤矿后不久天就热了，一般在下午4点多，我们一伙七八个机修工会去一二里外的一个水潭游泳。潭水清澈见底，但很深，估计至少有5米多，我潜了好几次都没有碰到底。潭水冰冷，水里呆的时间一长就受不了，得起来暖和暖和。我们走过去的时候头上顶的湿毛巾烤得发干，鞋烤得发烫，一下子跳入冰凉的水中，全身都会收缩，潘班长总是连声说，淬火！淬火！

 

总想去牛头山看看，星期天我们一伙人在煤山乘小火车，经过新槐，后面还有一个站名记不清了，第三站就是牛头山，约二十来分钟。牛头山很热闹，人山人海，相比之下西山就显得清静得多。雨后放晴，红泥路一片泥泞，放眼望去都是一排排黑压压的简易油毡房，穿着高靴、矿工服戴着矿帽的工人一队队的穿梭往来。路边油毡房的门都敞开着，几乎家家都列摊似的在晾晒自家的衣物，花花绿绿的，大部分都有部队的黄色棉毛衣，女眷们坐在边上聊天或者打毛衣。这里应该是矿上的家属宿舍，能把家属接来说明当时矿工的收入还不低。到处都是泥浆路，觉得没什么好逛的，但矿区有百货公司、食品店之类的大商店，我们都去转了转，买了些西山买不到的东西。

 

眼看三个月快到了，准备带一些土特产回家。那时山里也没有什么特产，只有笋干和茶叶，茶叶已过了季节，寻思什么地方买得到好笋干。宿舍隔壁住着广兴井井长一家，他家是山东人，大闺女初中刚毕业，在一家笋干厂打工。恰好可以托他家买几斤笋干，要求买最嫩的。取回来一看，果然很细、很嫩。

 

终于到了离开煤矿的时候，望着渐渐远去的群山，我想起那些将要永久地在那里工作和生活的兄弟们，心头掠过一丝愧疚。同样的工作与环境，为什么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抉择？似乎能否发挥自己的能力还不是全部的理由。那时农民和非国有企业的人都渴望成为国企职工，不只是温饱和安全感，而且是一种荣耀，那是差距所致。

 

一路胡思乱想，很快就到了家，兴冲冲地把笋干拿给妈妈，妈妈说嫩是嫩，就是太咸了，先用水泡了泡还是太咸。这时记起来大闺女曾介绍过她们的工艺配方：“100斤笋片加40斤咸盐”。山里人怎么吃？是不是在当盐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