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迷茫 (3): 叛逆学生
第二章 少年迷茫
3、叛逆学生
我虽然知道了自己是一只孤雁，却并不想改变，仍然一意孤行。
一年级下学期的期中考试前，政治老师宣布要实行“开卷考试”，在考试时，可以看报纸、看书，而且试题就是时事新闻。我是一个天天听新闻、看报纸的孩子，对这些试题一目了然,但当老师讲到，答题时可以看书、看报、看笔记，还可以打小抄时，我心中一种反感油然而起：那为什么还要考试呢？读读报纸不就可以了吗？晚上，我和姐姐讲了老师的话，并对她说，如果真发生这样的事，我就不答卷了。姐姐说：“我赞同。”
想不到这一切竟真的发生了，政治考试的课堂上，老师又重申了那些“规则”，便发下了试卷。我连试题都不想看，就想交上去。可那样一来，我就会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那不是我想要的。我老老实实地坐在座位上，监堂老师在书桌间走来走去，我拿起卷子翻过来，趴在上面发呆。突然，一个想法跳进我的脑袋，我神差鬼使地写下一个题目:《谈谈政治考试》。一旦开了头，便一发不可收拾，我在心里想了好久而无处表达的话一古脑地倾泻纸上，我觉得很舒畅，连再看一遍的耐心都没有，就交上了“试卷”。
在严肃认真的政治老师那里，我的政治成绩被判为“0”分,但我的试卷却失踪了，科代表站在讲台上发表成绩时，没念我的名字，发下的卷子也没有我的，只是在拿到成绩册时，我看到了那个分数。
政治0分是一件震惊的事情。因为我有心理准备，所以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我记住了爸爸的话：学习是为了掌握知识，不是为了分数。我甚至觉得自己主动放弃那人人想搏得的一百分，争取了一个零分，有些了不起呢。政治老师没有因为这件事对我“批评教育”，没有打击报复，甚至没有提起过，很快，我也忘记了这件事。
半个多月后的一天下午，我走过学校的板报前，突然发现一个高中同学正在写的板报题目是“谈谈政治考试”。这个标题不是我政治答卷的题目吗？我停住脚步，看着他抄写的稿子，一点不错，就是我的政治答卷，但板报上没有署名。为什么一个0分的答卷被登上了学校的板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百思不得其解。
张老师还是问到了我的头上，我去语文组办公室送同学们的作文本时，老师放下了手中的笔，拉了把椅子让我坐下，这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他温和地对我说，你在政治试卷上写的都是你自己的想法吗？我说是的，而且是当时冲动之下写的，但这些事情是想了很久的。他说:“你知道“七·三”指示的全部内容吗？‘可以打小抄，可以左顾右盼，交头接耳’那是领袖的话呀。”我吓了一跳:“那怎么办？”张老师笑了:“你的政治试卷王校长看过了，他说写的好，还来找我问过你的情况。”我心里不安起来，一校之长怎么会看到一个初一学生的0分试卷呢? 看到我紧张的样子，张老师告诉我，王校长说，教学改革需要这样肯于动脑思考、主动学习的学生，这是好的风气。
张老师从抽屉里取出一份材料让我看一下，是一份“教学内参”，登的是一篇学生的文章，是我此生看过的唯一一份“内参”。我看了一遍就记住了，至今都没有忘记，那是北师大附中学生彭小蒙的作文，题目是：《获得五分的秘诀兼论教师评分的标准》。内容是把老师评判语文分数中不公平、公正的例子一一举证，评得个痛快淋漓。
没过多久，妈妈参加政协文教委员会会议时遇见了我们学校政治组的组长龙津老师，会议的内容是讨论教育改革。会上，龙津老师讲了最近学校发生的一件事：一个初中政治老师把学生一份不按标准答题的期中试卷打了0分，气尤未消，把试卷拿给了她，问她怎么处理。因为试卷没有答题，而是写了一篇对考试质疑的文章，还语言流畅，振振有词，她从教多年从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她也没有了主张，把试卷送到了校长王绪武的手里。想不到，王校长津津有味地看完了试卷，大加赞赏，还决定把试卷登上学校的板报。这个学生的名字我记住了，叫吕旭。妈妈听了大吃一惊，会后她悄悄地告诉龙津老师，那个学生是她的女儿。
期末成绩册发下来的时候，我的期中政治考试分数从0分变成了100分。我不在乎考试成绩的0分或100分，但我在乎的是能接受我说出心里话的王绪武校长的态度。那是我第一次遇到，在一个狂妄得不知天高地厚的初中小学生和一个领导着百名老师和千名学生的校长之间竟然可以有这样的理解、沟通和信任。那也是我在锦州中学仅有的两年读书期间惹下的最大祸政治0分，还被登上了学校板报。因为这样一位通情达理、眼光独到、胸襟开阔的校长，使我有一种绝路逢生的感觉，我开始重新审视着这所我不喜欢的学校。
1966年的夏天，随着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一张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蓄谋已久的文革拉开了序幕。全国所有的大中小学校的校长全部首当其冲，成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王绪武校长也不例外，他成了全校“革命师生”的众矢之的。他的动态和处境自然成了我密切关注的问题。
我每天穿行在校园里和楼上楼下的走廊间，读着“揭发”他的每一张大字报，看到的词汇常常令我心跳加速，担忧、甚至恐惧。不断升级的“声讨”和“控诉”，使他在大字报的海洋中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有贫下中农子弟的“血泪控诉”，有执行“凯洛夫”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铁证如山”，还有任用“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和不同政治、历史身份的老师是“招降纳叛”。看来，“走资派”的帽子他是戴定了。
那一段日子，我充满了焦虑和不安，脑袋里整天胡思乱想：如果校长被罢了官，换了新校长，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样子，我再做出那么出格的事情，还不得被当作反面典型批得个落花流水啊。还有，我的班主任老师也被打倒了，谁来当我们新的班主任呢？要是政治课老师来当那可就糟透了。革命大批判的滚滚洪流中，我，一个初中二年级的少年，却在想着这样一些“严肃”的“大”问题。
我所有的设想很快被粉碎了，而且永远也不可能发生了。因为上学和读书已经从一个最正常的事情变成了空想和梦幻。我们停课了。并从此再没有复课。我们在学校的读书生涯就这样结束了。我和我的同龄人在风华正茂的时候被“辍学”了。我们的老师和校长在最有活力和创造性的时段被停止工作了。
但历史没有停止，当旷日持久的惊天动地、战天斗地、翻天覆地、改天换地的大折腾后，回首望去，物亦不是人已非了。
经过文革批斗、专政、下放的诸多折腾，王绪武校长终于获得了平反。1975年，已经成家的我，住在和王校长相邻的楼里，我会在楼下遇见他，会在节假日的时候去家里看望他。王校长依然记得我的“政治试卷”，并常常提起，我开玩笑的说，我那时候就会交白卷了。可他认真地说，张铁生交白卷是因为不会答题，你是因为学得好，能动脑，还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现在看来，这种学习方法和态度才是现代教育所应该提倡的。事情过去了那么些年，学校经历了那样大的变化，我的班主任和当年的政治老师大概都忘记了这件事，它也早已陈封在我的记忆深处，想不到王校长还能这样记忆清晰，思维敏锐, 这一切无法不让我感动、感慨, 满怀深深的敬意。
1983年夏季，我人生中最大的打击降临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被绝望所笼罩。一天晚上，王校长请一个老三届的高中同学把我找到他的家里,那时他已经是市教育局的局长，家也搬到了新的住址。我们已经很久不见了，此时的我被婚姻问题纠缠得满面愁容，满腹心事，身心疲惫,走投无路，根本不知道怎样面对他。想不到的是，他像慈爱的父亲一样关心我，安慰我，鼓励我，又提到了那件“政治试卷”的往事，再次对我肯定并且充满信心，更让我难忘的是，他仍然给予我极大的信任，王校长告诉我，对某人的处分与否，将取决于我的态度。
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王校长家是我经常去的地方，他们夫妇二人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为我解除苦闷、忧伤，为我设计将来的生活，他还要发动大家帮助我介绍朋友。他让我不要叫他校长，更别叫局长，要叫他王叔叔。他说，他和爸爸是辽西卫生厅时的老同事，他钦慕爸爸的为人，所以帮助我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我第二次结婚的时候，他专门给我写来了信，又特意派他的家人给我送去了一件礼物：漂亮精致的床罩。这种细心的关爱，是我想不到的事情。
又见到王叔叔是2000年5月，我参加马阿海女儿的婚礼，一个高中同学走过来告诉我，王校长在楼下，打听你呢。我随他下楼去看我想念的王叔叔，我坐在他身旁的椅子上，和他说了一会儿话。他还是我心目中的样子，一点儿也没变，并且一如既往的关心我。
后来，我很久都没有再见王叔叔，因为我很羞愧，我一直都没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他，与他分享，也没做出什么令人欣慰的成绩，生活得也不那么尽如人意，我觉得对不起他对我的帮助，还有，我不想被他牵挂。但我一直都在想念着他，新年、春节的时候会想念他，计算着他该有多大的年纪，教师节、老年节的时候会想念他，他的样子在我心中一直很年轻; 追忆往事的时候会想起他，他为我做过的一切我都铭记在心。直到张姨去世的消息传来，我在震惊之余，为自己的冷漠、懈怠而痛悔万分。我四处打听王叔叔的住处，找到了他。王叔叔已是九十岁的老人了，虽然往事依然记忆清晰，但已有了大脑萎缩的征兆，他一再询问爸爸妈妈的事情，我一次次告诉他，但他还是要问，有时一连几天打来电话，问爸爸妈妈的情况。每次我去看王叔叔，他都会紧紧握住我的手，情真意切的一遍遍对我说，以后把王叔叔当作你的家长，你是我的一个女儿。我把自己写的对童年和父母的回忆拿给王叔叔看，他从此手不离稿，天天翻阅。照顾他的保姆秀冬告诉我，他去上海儿子家住的时候都要带上我的手稿。不知不觉中，王叔叔真成了我的亲人，成了我最惦记的长辈之一。在我多年难得一次的西北行中，朋友们张罗着带给家人孩子土特产品，我想的是给王叔叔带点儿什么。当我兴冲冲去见他的时候才知道他又去了上海，让我倍加想念。写下这些文字，双眼又模糊起来。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