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这是为什么？》第十二章 重大转折,大事联串 （七）刘少奇一家人的遭遇及其平反 （八） 升官很不妙,麻烦甩不掉
七、刘少奇一家人的遭遇及其平反
(一)对刘少奇的平反并非一帆风顺
1977年8月党的十一次代表大会对刘少奇问题的提法仍然与“九大”、“十大”一致︰“我们党相继打倒刘少奇、林彪和‘四人帮’这些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有力地证明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表人物总是要失败的……”
胡耀邦是三中全会前后唯一公开表态应当为刘少奇平反的中央机关负责人。
然而刘少奇冤案的平反并非一帆风顺。以思想解放著称的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2月的三中全会,会议讨论时也只是说到不存在另外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会议的底线。
刘少奇冤案是党的历史上最大的冤案。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统计,因刘少奇冤案受株连被错判的案件多达22053件,涉及2,8万多人。刘案案情复杂,直接关系到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正确与否,关系到“文革”的评价,关系到毛泽东的一系列论断和决?正确与否。许多人认为提出这个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在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讲话中,都没有谈到刘少奇的问题。(1978年)12月28日,胡耀邦出席中央党校学工人员大会,他说:“这次中央会议解决了一大批遗留问题,共有十多个。彭罗陆杨只平反了百分之五十。有同志问,刘少奇那个叛徒、内奸、工贼算数不算数?有没有?这我还讲不清楚,我估计可能不可靠,大体上不可靠”。
1978年12月22日,中央组织部根据胡躍邦的指示做出决定,王光美被释放出狱。据胡耀邦女儿满妹回忆︰(1979年)1月下旬的一天,王光美在儿子刘源、女儿刘婷的陪同下,来到富强胡同6号,看望父亲,要求刘少奇一案重新审查,做出结论。谈完话后,父亲说︰‘少奇同志的案子是党的历史上最大的冤案,这个案子一定要平的。但是我们现在复查,不能像‘四人帮’那样随心所欲,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要遂一逐条地反驳,还少奇同志以清白。听了父亲的话,三个人都倍感温暖和兴奋。”
关于刘少奇的问题,全国人民都是要表态的,因为他是中国的二把手,表态也千篇一律地拥护党中央的决定。这是选边站队,弄得不好‘群众就是站错队,或者领导干部就是‘上了贼船’,后果不堪设想。但是,还是有万—的,张志新就是一例,惨遭杀害。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对刘少奇案的复查进行讨论时,有的同志提出,如果要为刘少奇平反,就要公开承认党和毛泽东在“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可能会引起思想的混乱。胡耀邦指出:“我们党是一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光明磊落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党,我们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要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就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必须贯彻在党的全部实际活动中。为刘少奇平反,以及为一系列冤假错案一一平反,正是为了使党和人民永远记取这个沉痛的教训,使这类错误永远不致重演。
作为基层群众并没有把为刘少奇平反想得那么复杂,像前面所说的涉及到八届二中全会决议正确与否……等等。群众看重的是胡耀邦说的最后那一段话。
刘少奇的问题是逐步升级的,开始是推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少奇只是同意派工作组,签发了把群众打成反革命的一份简报,后来引起了连锁反应,逐级领导照此办理,层层加码抓反革命。当时毛主席几次为刘、邓说了话,例如,说︰“也不能完全怪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他们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中央也没有管好。”刘少奇写了检讨以后,毛主席批示:“基本上写得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段更好。”这个问题算解决了。至于基层,正像毛主席所说:“中央、省、地、县广大干部都那么豁达贯通,不一定,总有那么一些人不通,有极少数人是要对立的,但我相信多数讲得通的。”这也是事实,要对立的人,那是另外一回事。继后,戚本禹在《红旗》杂志1967年第七期上发表了一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刘少奇的问题升了级,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作了两次公开“答辩”,红卫兵小报上全文转载。虽然以戚本禹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在全国掀起批判刘的“答辩”,也只是雷声大雨点小,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全国解放以来,各种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都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刘少奇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谈何容易,戚本禹也没有拿出什么事实;第二、如果中国的二把手都在走资本主义道路,提出这个问题的人你把毛主席置于何地?第三、刘的回答并没有被批倒。例如,第一个问题是张闻天处理的,当时没有报告毛主席;另外,看电影的事刘作了解释,看电影的有周恩来、胡乔夫等几个人,“看完了,我们并没有讲什么”“我根本没有《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这钟想法和看法,不可能……讲这个话。”戚本禹并没有在这时与刘少奇、周恩来、胡乔木一起看电影,他揭发刘少奇的话是从哪里来的?还有,刘少奇说,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当时是较好的,不是形‘左’实右的典型”。这也是事实,毛主席当时肯定了“桃园经验”并作了推荐。相当一部分机关干部在参加“四清”工作队时都学习过王光美的“桃园经验”。至于再版《修养》,刘少奇说“我应该负主要责任”;对其在一九六四年夏,于几个城市作过的讲话,其中有形“左”实右的倾向,刘少奇在七月二十三日的检查中已作过详细说明。这些都算不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到对给刘少奇作定案结论的时候已升级为“叛徒、内奸、工贼”的问题了。这些都是历史的、上层的、内部的问题,群众不了解。中央怎么定,群众就怎么表态拥护。群众中对刘少奇的平反谈不上有什么阻力。所谓“许多人认为提出这个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恐怕是参与刘少奇专案、给刘少奇定案的这部分人提出的。
1968年1O月,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一致”通过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据此将这位人民共和国主席“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当时传达刘少奇案件的文件有一大本,都是有人证、物证的,现在要翻这个案,诚如胡耀邦所说,要遂一遂条地反驳,还少奇同志以清白”。这是一件大事,不仅不会“引起社会思想的混乱”,相反,群众也应该弄清楚。如果全国二把手的冤案都弄不清,不能还以清白(关键还不在于事实,而在于人),更何况基层群众中的大量冤假错案呢!
(二)成立刘少奇案件的复查组
1979年4月18日,刘少奇案件复查组正式成立。在胡耀邦领导下,由负责复查“六十一人案”和从1978年11月即根据胡耀邦指示开始调查起草刘少奇报告的中(央)组(织)部干(部)审(查)局副局长贾素萍担任组长。复查小组由8人组成,他们分别来自中央组织部、中央纪委、对外经济贸易部、中共党校和军队系统。当时刘少奇案有420多卷档案,再加上王光美的一些案卷,总共570卷档案。复查组在4月至5月中旬集中看材料,5月至6月搞调查,7月至8月作补充调查,写复查报告。这期间胡耀邦几次与中央组织部和中纪委的干部进行研究,精心指导,强调要把这个报告写得缜密确凿,经得起历史检验。11月,复查组向中央正式做出《关于刘少奇的复查情况报告》。胡耀邦审阅后,认为该报告对所谓刘少奇1925年在长沙“被捕叛变”问题、所谓1927年在武汉和庐山进行“内奸活动”问题、所谓1929年在沈阳“被捕叛变”问题、所谓“其他反革命罪行”问题、所谓“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调查核实,都是详尽确切的,证明完全是蓄意陷害,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决议是错误的。
群众听到的传达文件是《关于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这其中的许多细节,决议中不可能有详尽的叙述。
若干年后,关于刘少奇一案的问题陆续有些文章发表,现就所谓“叛徒”的问题,摘要综述如下,从中也可略见一般。
(三)“刘少奇专案组”始末
1966年冬,在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倒刘”气氛日浓。在12月的一次中央碰头会上,议论了一些情况并提议组织班子进行审查。但当时刘少奇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因此不便直接设立审查刘少奇的专案组,决定先设立王光美专案组。大约在12月15日至18日之间,拟定了一个“王光美专案小组领导人员名单”,这份手写的字迹潦草的名单侥幸保存下了。它既没有标题,也没有日期,更没有注明是在什么会议上
,由哪些人研究决定的。然而,就是这份无头无尾的名单,成了设立“王光美专案组”的依据,全文如下:
谢富治(组长)
江青(被圈掉)汪东兴
萧华
叶群
伯达(顾问)
据当事人回忆,名单上江青换成汪东兴,是江青出于某种原因自己提出来的;要陈伯达当顾问,是林彪提议的。从字迹看,圈掉江青,添上汪东兴,是林彪的手迹,“伯达(顾问)”几个字则是陈伯达所写。这两处的字体和其余名字的字体不一样,显见是后来所作的增改。
领导成员确定后,从军委办公厅、公安部等单位抽调4名工作人员。1966年12月18日晚,由谢富治、汪东兴主持,在中南海西楼一个小会议室召集抽调来的人员开会,正式成立专案组,当时宣布“名称暂叫中央办公厅丙组”。谢富治在会上说:“中央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审查王光美。”他拿出上面介绍的那份专案小组领导成员名单,交给专案组,要他们好好保存。1967年3月,刘少奇的问题明显升级。3月9日、陈伯达、康生在部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点名对刘少奇从历史到现实进行了系统的批判。3月21日下午7时半,毛泽东、林彪等中央政治局常委接见与会人员后,留下来议论一些问题。议论中有人提到“刘耀祖案中涉及刘少奇在1927年叛党嫌疑问题”作了研究,决定把这方面的材料交丙组专案办公室,即“王光美专案组”调查研究。据戚本禹回忆,这项工作当时指定由康生分管。
这次会议没有记录,后来也没有形成文件。康生似乎对这种方式有点心虚,而这件事又归他分管,所以事后他让工作人员手写了一份备案性质的“关于专案问题纪要”,其中说:“汇报中涉及到有人控告XX自首叛变和刘耀祖案中涉及刘少奇在1927年叛党嫌疑问题。共同研究之后,决定:关于刘少奇1925年在长沙被捕,1927叛党嫌疑1929年在沈阳被捕等材料,交丙组专案办公室调查研究。”康生最后注了一行小字︰1967年3月25日林彪、恩来、康生都看过。”
这份不伦不类的东西,就成了对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的依据。
需要指出的是,这份手写件表明,当时只是决定把材料“交丙组专案办公室调查研究”,并没有提出成立刘少奇的专案组。
虽然专案审查刘少奇从1967年3月已正式开始,5月以后进展加速,但一直到1968年4月中旬以前,关于刘少奇案情的各种请示报告仍用“王光美专案组的名义,1968年4月下旬才起用“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名义。这可能也是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心虚的一种表现。
专案组的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变动很大。1966年12月刚成立时领导成员中有萧华,萧华不久遭到诬陷迫害,当然也就不可能再参与其事。这项工作一直处在江青、康生的操纵之下,前台的直接负责人则主要是谢富治。
(四)刘少奇冤案中的孟用潜
复查组看了卷宗后,根据提供的“证据”去调查。所谓刘少奇是“叛徒”的证据,主要根据刘少奇在东北工作时一个部下孟用潜的口供。
1929年刘少奇与孟用潜在奉天(沈阳)纱厂从事工人运动时意外被捕,关押数日后被释放。这件事让“无产阶级司令部”如获至宝:只要孟用潜能够指认刘少奇是叛徒,那么就可以顺理成章地使刘少奇一案成为“铁案”。于是,以江青、康生为后台策划,谢富治为前台指挥,1967年12月12日将孟用潜送到公安部狱中“拘留审查”。
专案组用了整整50天的时间,耗费巨大人力和巨额资金,彻查了1929年前后的245万卷档案和报刊资料,并将中共满洲省委工作人员名单,以及奉天纱厂职工的花名冊印发东北各省市进行宣读。从市到县直至街道、农村逐一查找名单上的人。然而,他们一无所获,没有查到刘少奇“叛变”的任何证据。
在审查孟用潜一案的时候,专案组将1929年刘少奇,孟用潜被捕后释放与1930年满洲省委因叛徒出卖而遭到破坏一事混为一谈,编造出一个离奇的故事。孟用潜在重压之下交出一份交代材料,说自己与刘少奇“叛变”,主动要求成为当局的线人提供情报,以便将更多的共产党人一网打尽……
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孟用潜当时是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负责奉天纱厂的工作。因为物价飞涨、奉票贬值,工人们非常不满并酝酿着罢工,要求厂方发放工资时给银元。这个消息被资方掌握,将为首的工人抓了起来,工人在严刑拷打下将孟用潜供出来。1929年3月22日,当刘少奇(时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与孟用潜如约来到奉天纱厂准备参加工人的会议时,在门口被预先埋伏的警卫抓住,后被转移送到奉天高等法院检查处看守所里等候审判。被捕后刘少奇自称是印刷厂工人来找工作路过这里,并未暴露身份。孟用潜则说是自己是教师,是看热闹被误抓的。经过孟用潜作工作,那位举报他的工人在法庭上也翻了供。半个月后,法院未掌握任何证据,最后的判决是:“煽动工潮,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就这样,刘少奇与孟用潜被放了出来。刘少奇出来后,立即向省委和党中央汇报了事情的经过,党中央答复中仍然让刘少奇担任满洲省委书记的职务。孟用潜也还是省委组织部长,不久就调到哈尔滨任中共中央市委书记去了。
为了从孟用潜口中得到需要的材料,专案组对孟用潜进行了威逼恐吓。残酷的刑讯逼供,开始并没有使孟用潜认同刘少奇在沈阳被捕后“叛变”。由于他拒不承认罪行,在狱中受尽摧残和折磨。
据当年专案组成员肖孟回忆:“他事后曾经有20多次口头或书面申诉:推翻供词。他一再说明这些交代材料‘都是编造的’、‘写材科是在审讯小组帮助下集体创作’。但是这些申诉都被扣押或销毁了,有几次专案组还强迫孟用潜本人当场撕掉,并一再警告他不许翻案,否则以现行反革命论处。因为一再翻供,孟用潜一直被关到1978年,放出来时刘少奇已经去世。”
(五)谢富治积极参与陷害刘少奇
谢富治是刘少奇专案组的重要成员之一,许多诬陷刘少奇的材料,都是他亲自布置人搞的。他在一份材?上批示:关于刘少奇的任何材料,都要送给江青过目。他们逮捕了当年曾与刘少奇一起做党的地下工作的人进行刑讯逼供,逼他们出具了一些荒诞的伪证。这些被迫写伪证的人,写后立即推翻了,还进行了申诉,他们却扣押了申诉材料,不准上报。对刘少奇王光美,他们也不准申诉,也不向他们对证。就这样,在江青、康生的指使下,在谢富治的具体安排下,由张春桥执笔,于1968年1月写出了三本所谓刘少奇“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一九二九年叛变革命、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进行种种叛卖活动的罪证。”材料报给毛泽东,毛泽东根本不相信。1968年一月中旬,毛泽东对江青、康生、谢富治报来的这份材料提出了怀疑和批评。他说,这份材料没有相应的证据。1968年5月,毛泽东在中央碰头会上又说:“整出来的刘少奇的材料,也不能全信。”“有的材料是故弄玄虚,是骗我们的,耍我们的。”1968年9月,他针对江青、康生、谢富治为了陷害刘少奇所搞的材料只有结论材料、不送附件的做法,批示道:“有十五个附件,都不见,速送来,十五个附件都应送各同志。”毛泽东希望中央的各位领导同志都来“把关”,慎重对待刘少奇的问题。
然而,江青、康生、谢富治却共同做了手脚,他们在补送十五个附件时,凡是能“证明”刘少奇叛变的假材料,都附上;凡是证明刘少奇没有问题的材料,如聂荣臻证明刘少奇是1927年上庐山养病中央是知道的材料,都扣下,不给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看。
就这样,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一手策划下,刘少奇被打倒。
(六)中央对刘少奇平反的决议及追悼会
本以为那么大的帽子、那么多的帽子,不好推翻,结果发现很容易,很多“证据”不成为证据。一条一条复查,什么问题都没有,一箱一箱的材料于是都被否定了。复查只用了半年时间,1979年11月复查报告就写出来了。
报告出来后,一级级地上报,所有的中央领导人都看过了,认为没有什么意见。最后,邓小平批了一句︰“建议把复查报告改成中央决议”。1980年2月23月至29日,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作出了关于为刘少奇平反的决定。
平反之后,中央决定给刘少奇开追悼会。河南省那边的领导知道刘少奇是死在河南。但具体在什么地方,他们也不清楚。当时河南省委书记赵文甫也是刚平反恢复工作的,他就派人去调查。后来有报道说,当时有个什么人悄悄地保护了刘少奇的骨灰。这就是演绎了,当时除了刘少奇专案组,实际上连河南省领导干部都不知道刘少奇的真实身份,更不用说老百姓了。找到刘少奇的骨灰时,开封火葬场留着——“死亡人:刘卫黄,申请寄存人︰刘源”。因为不能确定是不是刘少奇的骨灰,河南省又去和专案组的人了解情况,直到弄清楚后才派人把骨灰取回来,放在省委书记赵文甫的保险柜里。
1980年5月13日上午,王光美及其子女乘三叉戟专机飞抵郑州,迎取刘少奇骨灰。王光美接过骨灰袋,沉痛地抱着,长时间地将脸偎依在骨灰袋上,流下心酸的泪水。
1980年5月19日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华国锋主持,邓小平致悼词,有一万多人参加。邓小平后来跟王光美握手时说:“是好事,是胜利。”而后,在妻子和孩子的放声痛哭中,刘少奇的骨灰撒入祖国的海域。
(摘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第8
期盛平文:《刘少奇的最后岁月1966——1969》;
九州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黄峥编著:《名人
传记》;2014年第7期王民伟文:《党史博采》;
《周末》王迅文等)
(七)刘少奇长女刘爱琴的遭遇很惨,但她心想:不能死
刘少奇的悲惨遭遇当然会影响到他的家人。
卢美慧采访刘少奇的长女刘爱琴时,她回忆说道:
1939年,我12岁,和哥哥还有几个孩子一拨儿,途经新疆到了当时的莫尼诺国际儿童院。一直到1949年跟父亲回国,在那儿生活了10年。国际儿童院是前苏联专门接收世界各地共产党和革命者后代的一个场所。
1949年到1958年我同父亲相处最集中的时间,刚回国那会儿。我中国话都不怎么会说了,适应了好一段时间。父亲总让我多学知织,我在人民大学学了三年后,就去国家计委工作了。
过了几年,国务院开始精简机构,动员干部支援边疆建设。父亲问我的想法,我也没说什么,后来就被他敦促下放内蒙古了,这一去就将近20年。他一直希望我们对国家有用,也能做个表率。
那些年同父亲交流最多的内容就是他让我好好工作,在单位里不要和别人争什么,不要觉得我是领导的女儿就怎样怎样。但我也没和别人争什么,他总是有那样的担心。
1966年底还是7月初,我回北京住了一晚,当时“文革”已经有了苗头,各地陆续闹起来。那次父亲还嘱咐我不要跟着闹,没想到那是我们父女的永别。
父亲被批斗后,我的生活也受到很大的影响。街上很快贴大字报说我是苏联特务。1967年初就不让我工作了。我被隔离,造反派让我交代问题,他说父亲6次叛变,至少4次我都知道。我说我不知道,他们就打,打得我牙出血、腰也坏了,小便失禁。后来又把我送到工厂打扫厕所。
“文革”中我前夫和我离了婚,他后来去了东北,三个孩子也没人管,那段时间非常痛苦,牵挂父亲,也牵挂孩子们。坏消息还一个接着一个,先是哥哥刘允斌,他和我一起在苏联长大,是个特别刻苦的人,也最听父亲的话,一辈子都一门心思做核研究。1967年他在包头市北的铁路上卧轨自杀了。
接着是弟弟允若,“文革”一开始就被关了,关了8年,整个人都毁了。出来没几年就死在自己独住的农家小院里,很惨。
最后是父亲,1969年11月,他死后两三天,有人告诉我,你父亲死了。我当时只能在被子里哭,也不能太大声,就一直哭,大概有两天两夜。我对父亲最后的印象是他的头发全白了,我的白头发也是遗传他,早早就白了,他身体不好,一直有肺病,有时候甚至咳血,但是那些年都坚持工作,周围的人都劝不住。
我并不认同哥哥结束生命的方式,但个人有个人的选择,他内心承受得太多了。很多人问我怎么熬过来的,具体我也说不出来,但那时就是有一个念头——不能死。那些人诬陷我父亲和家人的(内容)我一个字也不信,我坚信真相总会大白,我得等到那一天。从父亲去世到被平反差不多有10年,一直是这个念头支撑我。
父亲平反的那段时间,对于一个女儿来说,太长了。反正是该等的等到了。之后有出版社联系我,我就写了《我的父亲刘少奇》,算是一个追忆和怀念。
我的一生很多时候被父亲决定和牵连。但父亲始终是父亲,他的很多决定,在他的角色看来,有他的理由。一个女儿怎么能怪自己的父亲呢,我没有怪过他。至于牵连,那是时代的悲剧,不是父亲的错。经历困难的时候,也想过很多次“假如我不是刘少奇的女儿,我生活在寻常百姓家就好了”,这样一生就不用这么辛苦了。但我也没觉得,是刘少奇的女儿就被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也不抱怨这个。
能怨恨谁呢,时代造就的悲剧,早就看淡了。几年前我还回过一次内?古,和“文革”中审查我的人一起吃饭,有些人已经不在了,心里也没有怨也没有恨,都过去了。
现在的生活挺安宁的,我享受这种安宁,我们这批去苏联的孩子定期聚会,上次俄罗斯大使馆发完纪念章,第二天我们就聚会了,做俄罗斯菜,唱当时的歌,大家都用俄语交流,跟小时候一样,挺开心的。
我的孩子们也都长大了,最大的已经60多了,他们都有自己的生活。我们家有第四代了,快一岁了,四世同堂,挺好的。我父亲以前总说我不懂政治,活了大半辈子,我也没真正懂政治,我也希望我的孩子都远离政治,平安开心地生活,就很好了。
(八)《法制时报》对刘允斌自杀情况的补充:
刘允斌是1939年14岁时从延安出发到苏联去的,18年后才正式回到祖国。他在苏联时就立志要把所学的知识——祖国急需的核化学知识贡献给新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刘少奇考虑到他所学的专业,写了一封亲笔信,让他到最需要用人的二机部去报到。
刘允斌的妻子玛拉是他在莫斯科大学化学系的同学。刘允斌曾试探性地问过玛拉,愿不愿意到中国去,却被玛拉坚决拒绝了。1957年1O月刘允斌回到了祖国。无奈中苏关系日益恶化,1958年玛拉最后一次?子女来到中国,回苏联不久,这段婚姻也走到了尽头。
自从和玛拉分手以后,刘允斌更把全部身心倾注在工作上。后来李妙秀走进了他的心。她是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也是苏联回来的留学生。当时刘允斌正着手研究核燃料问题。
“文革”风暴一来,刘允斌就首当其冲,成为革命的对象。因为他在厂里是领导干部、技术权威,又是苏联培养出来的“修”字号人物。自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出台以后,刘少奇成了资产阶级的“黑司令”。刘允斌就成了替罪羊,各派无不以揪斗刘允斌为荣。最使刘允斌感到难过的是,过去一些受过他帮助的老工人、老同事,看到他就把头扭到一边;一些平时相处得很好、经常来串门的人,现在充当起打手来了。个别人揪住他的头发,要他做“喷气式”,往死里整他,要他揭发刘少奇。
1967年,11月21日晚上九时许,刘允斌被批斗了一整天之后,拖着疲乏不堪的身体、带着满身的伤痕,一步一步地回到家里。刘允斌草草地洗了一把脸,就和衣躺在床上,喃喃地说:我的一生没有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的地方。唯一对不起感到内疚的就是同甘共苦了这么多年,受尽委屈的妻子,希望李妙秀把两个孩子拉扯大。
当晚刘允斌讲了许多话,李妙秀感到分外疲乏,就沉沉地睡着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李妙秀在睡梦中惊醒,发现丈夫不在了……
李妙秀一直找到东方发白,才在家属区西北方向的路轨上找到了刘允斌的尸体。他横卧在铁轨上,半个头已经碾碎……
(九)刘少奇次子刘允若之死
关于刘少奇的次子刘允若的情况,王光美在《风雨无悔︰对话王光美》(黄峥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6月出版)中介绍道:
毛毛(刘允若)是1931年在上海出生的。1933年3月,何葆贞同志被敌人抓走,第二年就义。毛毛先是被人收养,后到上海当学徒,以卖报纸、拣破烂为生,1946年才被地下党组织在苏北发现,送到延安。知道毛毛吃了不少苦,少奇和我都特别疼爱他。1955年毛毛被选送到苏联莫斯科航空学院留学。不久,毛毛交了一个女朋友,叫丽达。经了解,丽达的父亲在苏联克格勃工作。这时中苏两国的关系正进入复杂多变的时期,所以少奇知道后,就要允若回国。1960年夏,允若回国分配在七机部(即后来的航天工业部)工作,但和丽达的关系没有断。为了帮助毛毛转变,少奇让他下部队当兵锻炼,后来又要他参加农村“四清”工作队。毛毛经过锻炼,终于走出感情的阴影,重新振作起来,还入了党。
刘源说︰“文革”开始后,毛毛被江青点名为“刘允若不是个好东西”,被投入监狱8年。毛毛1974年12月从监狱里出来,是我去接的。刚见面我简直不认识了,只见他神思恍惚,瘦得皮包骨。头三天他不敢见人,见了人就害怕。三天后他又突然失语,生活上照顾不了自己。那段时间我一直陪他,他慢慢地和我讲了不少事。8年牢狱之灾,使毛毛落下多种疾病。1977年春节期间,毛毛终因窒息性肺炎去世,才46岁。
(十)刘少奇幼女刘潇潇与保姆相依为命
刘潇潇乳名小小,1960年生,是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幼女,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1966年“文革”风暴席卷神州大地,刘少奇明白自己的命运已注定,他不能不为自己的儿女担忧。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6岁的潇潇。刘少奇预料自己无法保护和抚养她了,决定把潇潇托付给保姆赵淑君,让她在群众中坚强地活下去。
刘潇潇后来在《文史参考》发表了一篇文章,回忆起她在“文革”中的遭遇: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6岁。不久,父母就在住所被隔离,哥哥姐姐们又离去,不准回家。最后,我和保姆赵阿姨也被赶出了中南海。因为我们是最后走的,住校的哥哥姐姐天天去中南海门口,要求见小妹妹,却不知我早已不在那里了。一家人,彼此都不知道各自的下落,家破人亡,天各一方。
我6岁离开中南海,保姆赵阿姨带着我住进中南海工作人员的宿舍,靠每月25块钱生活费,相依为命。那里住的有毛泽东、朱德的厨师,江青的司机等等。这些邻居和他们的孩子都对我很好。
上小学时,有些不懂事的小孩子骂我狗崽子,对我喊口号、扔石子。每天上下学的路上,宿舍院里的小朋友们就把我围在他们中间,不许外面的孩子欺负我。有一次走在路上听到有人对我喊口号,我感到困惑。这时旁边走过一个我并不认识的大人,对我说:别难受,要记住,你的血统是高贵的。当时我听了并不理解,只感觉到那种被安慰的温暖。现在回想起来,他是在设法保护一个孩子的自信心。
这种逆境和委屈中所得到的帮助、安抚和爱护,让人倍感真挚。因此,即使看遍“文革”的百般丑恶,我仍然相信人间有自然直白的爱。
(十一)刘少奇次女刘涛一家人,从云南瑞丽越境被捕
“文革”初期刘少奇的次女刘涛刚考入清华大学不久,江青亲自找刘涛谈话,说“我是受压的,你也是受压的。”让她站出来揭发自己的父亲。刘涛按照江青的话做了,写了一张充满扭曲的大字报。这件事当时被红卫兵小报炒作得众人皆知。但她并没有得到好报,还是一个“可教育好的子女”。这件事让她痛悔莫及,无地自容。决定越境出走,结果很惨。其情节刘鸿谕曾在《凤凰周刊报》上报道过,简述如下:
1976年夏天,我在云南省瑞丽县委宣传部任文化干事,应省军区《民兵文艺》编辑部之约,要写一篇边防民兵先进事迹的文章,便来到民兵工作搞得好的瑞丽江界河岸边的顿洪傣寨(对面是缅甸)。那天晚上9点多钟了,队长,也是民兵连长喊板才从允当桥的大田栽秧回来见着我就说:“允当桥头贺派寨的树林边,有几个躲太阳的外地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戴着太阳镜,顶着遮阳帽,还有几个箱子,几把雨伞,看样子可能是地质队的。我们给他们送了水、菠萝,所以,耽误到现到现在才回来。”
吃完晚饭,喊板给我介绍他们民兵建设的情况。,正在这时,基干民兵岩瑞进来向队长报告:“天黑了,树林边那几个地质队的也没有走,不知是什么原因,问他们,他们说等一个领导,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哟?”喊板听了,笑着说:“我看他们衣装都整齐,说话又客气,像电影中的工程师一样。这样好啦,你们几个女民兵去请他们到我们竹楼上来休息,可能还没有吃饭,给他们煮点软米饭吃吃,现在是雨季,下起大雨来怎么办?把他们安排好了之后,你披着雨衣再去树林边等一等,也一起请到我们竹楼上来住。岩瑞去了半个多小时,又和两个女民兵一起回来了,报告说:“那些地质队员不在了,只剩下几张垫坐的废报纸在地上。”喊板听了后,说道:“那就算了,他们的领导可能来了。”
晚上,我就住在喊板家,外面下着大雨,我们谈着民兵斗争的趣事,直到深夜入睡。
东方刚刚朦胧见红,就有几个女民兵慌慌张张跑来,在竹楼下大喊:“队长,不好了,有几个人在江中拼命往对面的木姐方向游去!”木姐是离瑞丽最近的缅甸边境城市,从顿洪过江后,不到一公里,枯水季节有人从这里涉江越境,现在是风大浪急的雨季,哪个人要在这里越境,真是不要命了!喊板一听,马上大声命令:“通知基干民兵,马上驾船捉拿!”我和喊板一道冲到了江边。
民兵们在喊板的指挥下,驾着四条细长的竹木船向江心冲去,他们一边追一边喊:“抓住他!抓住他!”虽然船上岸上喊声震天,但湍急的江水一点也不配合,前面两个黑影很快就被大浪冲到了下游,向伊洛瓦底江滚滚而去,手摇的木船根本追不上他们;幸好另外几个隔得近一点,被民兵拖上了木船。
船靠岸了,大家一看,还有那个穿花衣裙的,都是白天在贺派树林边的“地质队员”。喊板立刻大声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跑外国?”水淋淋的越境者一句也不回答,只是望着滚滚下泻的江水在流泪。是啊!他们那两个同伴一定被水龙王吞下了。
我也用汉语普通话问了几句,那个年轻漂亮的女子惊谎地看了我几眼,也没有说一句话。这时,一辆手扶拖拉机开过来了,喊板叫了两个基干民兵说:“把他们都用毯子裹上,不要凉着,走!送到武装部去!”我也坐上拖拉机和喊板一道回城了,路上,没有一个人讲话。到了武装部,武装部范部长得到报告后,立即吩咐:“这是集体越境,我们登个记,马上转送公安局!”
晚上12点多钟,公安局的小陈来敲门找我,他说:“我们局长叫我来问你一下,你是内地来的参加过文革的大学生,有一个叫刘涛的女人是个什么人?”我感到有些莫明其妙,反向他︰“叫刘涛的多得很,你要问的是什么意思?”小陈说:“白天送来的那几个越境的人,一句话都不回答,那个女的,我们预审股的丁股长审了她半天,她才说了一句话︰‘我叫刘涛,什么都不想给你们讲,要讲我要向公安部的华国锋部长讲!’你说,这么大的架子,她是哪里来的刘涛?”
我一听,有点吃惊了,赶紧问:“她说的是哪个地方的口音?”小陈立刻回答:“普通话口音,标准得很!”这一下,引起我的联想,莫不是刘少奇的女儿刘涛?是呀,她和我的年纪差不多,清华大学毕业的嘛!文革中她不是和弟弟一起写了一张刘少奇的大字报吗?闹得四处风云,后来听说是江青逼他们写的,一直未听到她的消息。现在又不知是哪股“疯”发了,要跑外国!肯定是她,只有她才敢说要找华部长。想到这里,我立刻惊恐地说了︰“那一定是刘少奇的女儿,你回去告诉预审股的,肯定不会错。”
第二天,公安局根据顿洪寨民兵提供的情况,还专门到贺派树林去搜索,结果查到刘涛他们带来的当时在缅甸最走俏的中药材杜仲。另外还有衣物和解放前的同济大学毕业证书之类的东西。但就是没有证明刘涛身份的任何材料。县公局立即把这些情况向上级公安部门作了报告,层层上报,当天就报到了公安部,公安部就明确指示:对作案人要严加看守,不准再审问,保证安全,明天之内把作案人送回北京,飞机由公安部安排,瑞丽公安局明天下午2点前一人一车押送到保山机场,不得有误。
抓获越境的有五人,三男两女。男的有一个是刘涛的丈夫,另两个是他们的亲友;有一个姑娘是刘涛的小姑。被水冲走的是刘涛的公公、婆婆。第二天中午1:30分,押送刘涛5人的车队按时到达离瑞丽最近的保山飞机场,那里已有飞机在等候,机旁还站着几个公安战士。
此案让县公安局更加注意边境那些可疑人的动向,终于抓住盈江县一名姓黄的女人,她是专门为越境客牵线搭桥的,她供认了与刘涛一事有关。原来,刘涛的丈夫通过从瑞丽回北京的知青和这个盈江人的蛇头组织联系上了,他们从昆明坐的卡车都是专门安排的,直送到贺派的树林边,原定在这里和一个从缅甸来的男子接头,晚上在华侨旅社住一晚,第二天就专门送他们从没有岗哨的田间小路出境。
但是,这个男子未按时来,他们在树林边被顿洪背枪的民兵问过几次,十分害怕就躲进了密林深处;后来男子来了又没见到这几个要出境的人,也就离去。刘涛他们在林中被水淋了一夜,想到再不走一定会被民兵抓走,又误认为中缅国境线在这里只有瑞丽江,没有陆路,所以横下一条心,天一亮,就来到江边无人的地方,一人抱着一根竹筒就跳下水。公公婆婆被大浪冲走,丢在林中的同济大学毕业证书就是公公的。到缅甸当然不是他们的目的地,只不过是个跳板。
刘涛被关了两年才正式宣判她以偷越国境罪判刑两年,押期抵刑期,判决时,她的服刑期正好也满了,恢复了自由。盈江那位姓黄的女子,当初判了15年,送到保山的监狱服刑;后来警方知道刘涛已出狱了,她也在服刑3年时被提前释放。
据刘潇潇的回忆,当年刘涛写的一张对刘少奇的大字报,“让涛涛痛苦了几十年,因为她再没能有机会跟父亲说声对不起。2009年11月12日,父亲去世四十周年的时候,下着大雪,涛涛独自一人坐着火车,来到河南开封,在父亲离世的那个旧银行的金库里,嚎啕痛哭……”
现在,刘涛早已平反,恢复了党籍,也落实了待遇,在北京过着平静的生活。
刘家的子女在回忆父亲的书中,有这样一段朴素的文字︰“我们这个幸福的家,再也不能团圆了。在我们一家人的遭遇之上,是亿万人民的苦难。”
八、升官很不妙,麻烦甩不掉。
218号信箱机关原一把手老公头溜了(群众的原话)以后,又换了一、二把手。有人议论道,一把手邸頠山是从一个偏远山区的直属单位调来的,“文革”前夕大学毕业的技术干部。他的优势在于,第一、有专业知识;第二、在基层一直干技术和管理工作,有实线经验;第三、“文革”之中既没有挨整,也没有造反,不涉及两派之间的矛盾问题。经省委组织部审查后任命的。二把手度笴是原团省委的干部,年纪适中,资格较老,有政工工作方面的经验,砲派观点,到一个新单位任二把手,起个制衡的作用。
首先调整机关人事。公翀溜了,“他的人”也被抓了几个,但还有几个在学习班起了作用的帮口,群众中多有议论,对其工作进行了调整。例如,原在办公室任副主任的菅崇智调整到业务处任副处长,搞技术方面的领导工作,他不到业务处去办公,仍坐在原办公室里不动。因为厅办公室来来往往办事、汇报的人多,可以了解很多动态、动向。新领导把他也无可奈何,他在昆明有广泛的关系,在省里有后台。
紧接着调整或建立下属单位的领导班子。
厅党组书记邸頠山带着厅办公室主任蕲德明和厅计划处处长平思远到综合研究所考查和建立所领导班子的问题。
邸厅长召开了职工大会,说明来意,又召开了各科室、民主党派的会议,又找了个别同志谈话,了解一些更具体和细致的意见和情况。
职工反映说,近几年来,综合研究所换了三个一把手,板凳还没有坐热就调走了。派来的人都是临时党总支书记,是不是厅党组只是叫他们来临时应付一下工作,虽然他们还是做了不少事,群众反应是好的,但缺乏一个长远的规划,而且各科室也多为负责人,也是临时性的,这样不利于工作。为什么只能从外单位调一把手来,难道本单位就没有人可以胜任吗?这个时候恰逢中央发文,要求把知识分子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而且在座谈会上,个别谈话中已经有人提名了。
邸厅长决定进行一次民意测验,这是近年来采用的比较好的办法。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这个基础上选拔出来的干部一般不会错。
为了搞好这次民意测验,邸厅长专门作了动员。当下就有人议论说,通过这些年来工作中的接触,大家心里还是有数的。
(一)把知识分子提拔到领导岗位
职工无记名投票的结果,票数比较集中在东方泥等几个人身上。厅工作组认为,这是比较理想的结果。
东方泥不想干党务工作,还是愿意搞自己的专业。这几年东方泥写的科技情报调研报告引起某些方面的注意。省政府的知囊团需要一个懂农林方面的业务,又懂外语的人,省科技情报研究所推荐东方泥,省政府有关部门还派来一位同志与东方泥面谈,东方泥表示愿意去。对方说,商调函来了以后,希望办快一点,不要拖。原因是你的年龄也不小了,能干工作的时间也就只七八年。另外,你现在来了,我们还有房子分给你。房子很紧张,不可能一直留着等你来。他这话说得很实际。但几经东方泥向所里提出调动的要求,都不同意;省委有关部门也需要搞科技信息的人,218号信箱的谢总工程师推荐了东方泥。那天省委的有关部门通知老东去开会,218号信箱科教处的周处长也去了,主要是谈谈国内外大农业的发展概况以我省如何展的对策。老东发了言。会后周处长说,今天叫你来开会主要是见见面,看看人。你写的有关材料谢总也给了他们一份。后來省委有关部门的商调函也来了,所里就是不放人;昆明市也想要东方泥。从“五七”干校回昆明以后,原218号信箱的干部多数分散了。遆华昌调到昆明市政府搞人事工作,亟需外语人才。曾亲自上门动员东方泥到市里去工作,东方泥也口头答应了,但商调函来了以后,还是不放人。像这样的商调函还有三次,都被拒绝。东方泥真是想不通,别人想走就走了,就自己被焊在这里动不了。
邸厅长做老东的工作,接受群众的选择。
东方泥不便说他不想干党委书记的原因,只是说他担当不起党委书记这个重任。他强调自己只是个翻译,到所里来了以后,干得正顺手……。话还没有说完,邸厅长就说,搞党委书记的工作,一是执行政策;二是用人。并不需要自己是专业出身的人才,但要懂专业,这一点你恰恰有一定的优势,你在农林系统干了这么多年,大部分时间是搞的专业方面的翻译,搞专业方面的翻译自己必须弄懂。大家反映,你搞的口译和笔译工作,质量都不错,你涉及的专业比较多,也跑了许多地方,全国四大林区你在三大林区搞过调查,接触过许多实际,既有感性知识,也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你来所里以后,在科室负责人会上、学术委员会上,你发表的意见比较客观、忠恳;你能团结情报室的人搞好工作。这次大家投票选你,也希望你能把所里的工作搞好。所以有几个单位来商调函,几经讨论,都不同意放你走。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放你走,我对不起所里的这些同志,我们是从工作出发的。东方泥就不便在工作性质上找理由,只是提出,党委书记让松如婵干,他当个副手。东方泥说,我调来所工作不久,就被选为党支部委员,当时松如婵是党支部书记。她是西南农学院毕业的,科班出身,搞科研是专家。我觉得她能团结人,群众关系好,善于做思想工作。而且她是综合所的老职工,对情况比较了解。三个临时党总支书记调走以后,是她接手党的一把手工作,而且干得也很好,现在突然不让她干了,让我干…这…这…是否适宜。嗐!邸厅长说,恰恰是她极力推荐你任党委书纪的。她原是一把手,现在却推荐你当一把手,这是让贤,这样的人很少咧!这的确证明她是从工作出发,不是为了当官。而且我也找了这次得票较多的几个人,听听他们的意见,他们也同意你。这很不容易,有这么好的职工队伍,有这么好的集体领导班子,连我都羡慕。你要知道,有的单位为建立一个领导班子,在那里明争暗斗,相当难办哩!
蕲德明也找东方泥谈了。蕲德明原是知青,回城后在218号信箱下属一个工厂当工人,工作表现好,评为劳模,提拔为车间副主任,后来调到机关团委,和东方泥很熟悉。机关大调整时,蕲在在省委党校学习,研究生毕业。公局长调走,邸厅长来了以后,他被提为办公室主任。蕲主任说,你不要再推辞了,这次民意测验,你的得票率为85%,这种现象是少有的,我们在其他单位搞民意测验,得票率最高也才是百分之三十几。这种情况本不应该向本人说,你知道就行了。你想想,在这种情况下,厅长怎么能放你走。常局长不是骂公局长“要奴才,不要人才”吗?东方泥无可奈何地说,唉!我是想换个地方,原来厅政治部的人换了地方,都搞得不错。我只想在哪个新单位,静悄悄地搞好本职工作。我在218号信箱是被清理下来的,这个情况你十分了解。原“捍总”的那几个人又回来了,回者不善,善者不回,在他们的势力范围之内,岂容异己安身立命。我在你们的主持之下当了综合研究所的党委书,虽然只是个“芝麻官”,也会给你们添麻烦。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他们会认为你们用错了人,是路线错误,是大错,会影响你们的前途。蕲主任说,厅一丶二把手信任你,厅党组信任你(他这里指是谢总工程师、常局长),群众支持你,而且得票率多的这几个人,都是搞业务的技术人员,你也比较熟悉,这个条件就很好了,只要你愿意干,相信你一定干得好。不要再推辞了。厅党组是不会放你走的,弄僵了不好。到最后,一个党员还不是要服从组织的安排。东方泥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不久,厅党组副书记度笴和厅办公室主任蕲德明来综合研究所宣布新组建的领导班子:
党委书记东方泥,所长鄂乔恒(非党群众),党委副书记松如婵,副所长昝裕彤,副所长花梦叶,副所长冉沨清。
新班子的文化程度均为大学本科毕业,有专业知识,有多年的工作经验,平均年龄四十八岁。这个年龄已经不小了,断层嘛,有什么办法?
度笴讲话以后,东方泥简短地表了态︰我长期从事翻译工作,对党务工作,特别是党的领导工作不熟悉。既然有群众的信任,领导的支持,作为一个党员也不好推辞。我将上遵循中央、省委、省厅的政策和领导的指示;下依靠群众,遇事多与群众商量,多听群众的意见,组织和发动群众,人多力量大,出智慧;中间团结党委班子的同志,群策群力,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地干。不辜负党和群众的信任。
散会以后,群众反映说,老东的话虽然不多,但这三点他做得到。
多年来综合研究所都是临时党总支领导工作,各科室也多数只是负责人,这次才正式成立了党委。
党委决定首先抓各科室的领导班子。所的二把手鄂乔恒是非党干部,全所的工作党委是要抓的,所长必须参加,他又不是党员,于是开所务会,他就可以参加了。纯科研方面的会议,由院长召集,他拍板决定。
(二)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新党委成立以后,原临时党总支的委员怎么安排?厅领导没有交待。所党委讨论决定,将原临时党总支委员,如富处长、江浪副所长等几位老同志成立一个“顾问小组”,由富处长任组长,党委会讨论所里的重大问题时请他们参加。身体不好,不能参加会的,老东就亲自登门拜访。几位老同志过去都是新党委委员的顶头上司,这样做也使老同志顺心,没有失落感。
原所长老厍是东方泥很熟悉的同志。他是参加筹备建所的负责人之一,分管后勤。后来提为副所长、所长。是大家的老领导。这次民意测验之后,新党委成员中没有他。没有安排具体的职务,只知道给了他一个正处级调研究员的头衔。这是个政治上、经济上的待遇,他应该干什么工作,厅里没有交待。整天就见他气鼓鼓的,见了人招呼都不打一个,有人主动喊他,他都不想答理。一个人搞一个课题,进进出出,变得孤家寡人一个。东方泥觉得这样不好,应该找他谈谈心,看看他有些什么想法,互相作些感情上的交流,哪些问题思想上有疙瘩,作些必要的解释,以便消除误解,顺顺心。
于是东方泥约着新任职的鄂乔恒所长一道去看望原所长厍頔。
敲敲他家的门,是厍頔的爱人妘沄开的门。
东方泥问:“老厍在家吗?”
妘沄答:“在咧!”
这时厍頔从套间出来,一看是东方泥、鄂乔恒,扭头就退回套间里去了。
东方泥忙说:“老厍,我们来看看你,出来嘛,我们谈谈心嘛!”
厍頔语调生硬地说:“没有什么可谈的。”
鄂乔恒说:“你是我们的老领导,又是在一起同甘共苦多年的老同事。我们现在进了新的领导班子,来看看你,这是礼节,也想听听你的意见,这是应该的。”
厍頔说:“还什么领导啊,这不是都抹光吗。”
东方泥说:“你一直是我们的领导,这是事实。我们是老熟人,你是个心直口快的人,我知道你有些想法,随便聊聊,有什么说什么,我们会找到共同语言的。”
妘沄有点责备的口吻说:“你出来嘛,党委书记、所长亲自来看望你,这是好意嘛,你难道对他们俩人有什么意见不成?”
厍頔板着一副面孔出来了,说道︰“我不是对你们两个人有意见,我是对这次调整领导班子有些想法。这一次是通过民意测验才定的领导班子,进领导班子的人当然是群众拥护的。我没有进所的领导班子,我不是争官当,我是没有料到群众会对我有这么多的意见,以至不支持我进领导班子。要说了解情况,我从建所的筹备组的负责人之一,一直到现在都在领导班子里,我最了解情况,要说经验教训,我得到的最多。建所的二十年里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我从来不搞特殊化;我管后勤克勤克俭,一分钱掰成两半用。把这个所维持下来,而且发展起来了,谈何容易。但是这些情况群众看不到。我却听到一些对我的议论,说我主观、小气、抓着权不放、脾气暴燥、听不得意见,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等等。我好不容易攒了40万元,李书记一来,稀里哗啦全花光了,他做好人,我做恶人。如果现在要用钱,手上一个子也没有,怎么办?一个当家的,再怎么样手头紧,那怕勒紧裤带,也要留几个钱以备万一之用。还说盖宿舍,为了省钱,不要厕所,让大家天天早上倒尿罐,这不是我定的嘛!……”
东方泥忙插话说:“这不能怪你,这是大家讨论时一致同意的,便于子女分居,宁可多一间住房,才不要厕所的。我当时还提了意见,应该要厕所,没有通过。后来是夜间有位女职工出来上公共厕所遇到坏人,险些出事,才感到家里有个卫生间好。”
鄂乔恒说:“说‘为了省钱,不要厕所’这个话的人是后来分到所里来的,不了解当时讨论的情况。”
厍頔说:“公共厕所的粪池我加了一个盖子,并把它锁起来,为什么?因为这些粪是要用在后面林场试验地里的。但是,有的人用在自己的自留地上。我只好把粪池锁起来,有人就骂我是‘厕所所长’……”说到这里厍頔有点哽咽了。
鄂乔恒忙说:“我也听到有人这么说,这是不对的。老厍把粪池锁起来不是为了自己,他连一分自留地都没有。”
厍頔说:“我哪有时间种自留地啊!我忙大家的事还忙不赢。有人在后面林场种的自留地,都是好地,种的菜比试验地种的试验品还好。我也曾下命令把这些自留地收回作试验地。要种自留地可以,自己到山坡上去开荒。有的人就对我有意见,谁是谁非?可以拿出来评!”
厍頔还谈了一些具体的事,因为坚持办事的原则得罪了某些人,而这一部分人在左右舆论。
东方泥说:“有些对你的议论我也听说过,都是些生活上的小事,摆不到桌面上来说。在一个单位干了近二十年的领导,你要叫他干的事人人满意,那是不可能的事。有些是个人利益膨胀了的事,你能牵就他吗?你能让他满意吗?我来所以后,让我写一份建所以来的总结,我访问过很多职工,对所里的工作,特别是建期初期的困难时期,对你的反映是很好的,认为幸亏有你这么一个好管家,工作抓得细,事必躬亲,善于精打细算、开源节流,综合研究所可以说是在‘白手起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厍頔功不可磨,这个评价就不错,我把这一点也写进总结里了”。
厍頔说:“我注意到这一点了。”
东方泥说:“是啰!你何必计较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呢!说你小气,那都是些生活琐事,我注意的是大事。我举几个例子,中央部属科学院发了一个通知,院里准备了一批电脑,望各科研所前来购买,以便全国建立电脑的互联网,这是现代信息所必需。我在会上提出这个要求,正式写了一个报告,你很快就批了,并立即拨给了钱。我派室里的小张去北京部属科学院去买了一台电脑。结果这个互联网没有建立起来,因为全国本系统内的三十多家研究所只有三家有钱去买了电脑。说明我们所是支持这件事的。后来,我们所很快成立了电脑室,将电脑用于科研项目中,而且还得了奖;我建议买一台摄像机,以加强科技资料的保存,科研成果的宣传,也得到你的支持,很快买了一台摄像机,发展到后来成立了声像室,拍摄了很多科技专题片,保存了许多活的资料;出科技专著也是信息资料室的任务,有好几本书都是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生方设法拨经费,才出版的。让我们的科技成果得以面市,而且还得了奖。我说的这三项还是计划外的。一个科研单位能否出成绩,有三个重要条件是共同的。一是人才,二是设备,三是图书资料。每年经费分割的时候,信息资料室是最多的。同行们来我所参观,相比之下,都认为我所的图书资料比较充足,条件是较好的。这不是因为我们有钱,而是精打细算抠出来的钱,把钱用在刀刃上。该用的钱,你绝不小气。”
鄂乔恒说:“我同意老东的看法,他说的事有案可查,实事求是。所里下达给我们的重点课题,经费是充足的。有些小课题,老厍是把了关的,干那种价值不大的课题等于浪费钱,倒不如把这笔钱用在重大课题上,对生产有较大的推动作用。我支持老厍的做法,但这就要得罪人。现在任命我为所长,说实话,我并不想干这个所长,一来影响我出成果,所长要负责一些行政事务方面的工作;二来,我是准备挨骂的。”
东方泥笑着说:“挨骂还算好的,这多半来自群众,挨整就更惨了,那是来自上级,来自领导,你躲都躲不脱。”
厍頔说︰“怕不至于吧!你们两位修养比我好,我的毛病比较多。”
鄂乔恒说:“毛病怕什么,哪个人没有毛病。老东说的是政治上挨整。”
东方泥说:“你哩,既有功劳也有苦劳,但也有缺点。你对工作抓得很细,很负责任,事必躬亲,这是优点;不过,不必什么事情都要管,都要请示你才办得成,所以你从早到晚忙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例如,每星期六下午下班后,开交通车送职工回昆明。每一次必须经过你同意才能开车,没有这个必要。有一次时间到了,大家叫驾驶员开车,驾驶员说,厍所长还没有来通知我开车,我不能开车。大家在那里等了二十分钟也不见你来,是不是你忘记了。派谁去找找你呢?都怕去。大家一致推举我,叫我去找找你通知开车,认为只有我去比较合适。我去找着你了,说了请你通知开交通车的事。你当时对我倒没有说什么。到了等车的地方,当着一大堆等车的人,你抹抹头发说,我一天忙得很,忙得一身是汗,我去洗个操嘛!有什么不可以。当时没有一个人吭气。开车以后,大家议论说,谁也没有说他不该洗操,问题是他不要耽误大家回家的时间嘛!我认为,既然已经定了开交通车的时间,何必每次还要你通知呢!这不是自找麻烦吗?又例如,每天上午九点,科技人员都要去会议室听中央电视台的英语讲座。电视机是用一个木箱锁起来的,钥匙由你管着。大家坐在那里必须等你来开箱。应该说,绝大部分时间你是准时开箱的,但也有几次被耽搁了。你何必一定要管这把钥匙呢?你从早到晚的确忙得很,你哪里能记得那么准。有人说你抓着权不放,坐个交通车、看个电视是屁大个权,你是怕别人把电视机搞坏了。你是一个很负责的大管家,但是,你只相信自己是最负责任的,是全心全意的。你放手让别人干,订出制度,各负其责。你作为一个所长,负责督促检查。还有一次,我去你的办公室请示一件事,正好碰见老王拿着一沓公共汽车票找你报账。你拿着那一沓汽车票瞄了一眼说道:“你是在哪里拣的这么多汽车票拿来报账?”随手就把这一沓票甩到地上。弄得老王相当尴尬,只好自己又拣起来放在你桌子上说:“我发誓,这不是拣的”。最后,你还是给他报了账。你的性格耿直、疾恶如仇、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人,这是好的一面。一个单位的领导人只当好好先生也是不成的。但工作方法你还是要讲究一点。公共汽车票是挂在那里随便人撕去报账的,难免有人多撕几张去报账。你无法检查每个人报账的真实性。但科室的领导人是了解的,这个月,你进了几次城,进城去干什么?室主任心里有数。要报账的让室主任先批,就比较容易堵塞漏洞。”
妘沄朝着老厍说:“是吶,是呐,老东说的这些话都是善意的。我多次向你提出过,你的工作方法生硬,爱发脾气,这样不好,你听不进去。”
厍頔说:“是的,老东实事求是,这回我听进去了,我是知道好歹的,只是晚了。”
东方泥说:“不晚嘛!这次民意测验,不意味着得票率高的只几个人,领导当然要综合考虑。你怎么认定你的得票率低,群众不信任你呢。我就认为你是个好的当家人,我投了你一票……”
鄂乔恒忙说:“我也投了你一票,通过私下交流的情况,我了解投你票的人也不少。”
东方泥说:“厅党组宣布你为正处级调研員,级别不变,这就是为了备用,说不定对你另有安排。”
厍頔说:“是有安排,叫我任“核查”工作组的组长,搞政治运动,我不想干这个工作组的组长,我不愿意整人。”
东方泥说:“你看,我说对你另有安排吧!你怎么不早说呢!任命你为‘核查’工作组的组长有什么不好,这恰恰是重用你。叫你去当这个组长是清查‘三种人’,并不是叫你去整人的。你不愿意整人,你就不整人,按党的政策办嘛。我原来在厅宣传处,那个公局长在大会说:厅宣传处的人都是“黑笔杆子”,被清理到综合所来,但所里的三届一把手并没有整我,相反是信任我的。让我写所里‘核查’工作的总结,写建所二十年以来的总结,任命我为信息资料室的主任,这是所临时党总支决定的,当然也是你这位委员同意的。我调来综合所以后,从未感到你对我有什么不信任或另眼相看,我在这里工作得很顺心。我在218号信箱机关工作时,与你多有接触,从来没有听说过,你在政治运动中整人,你不会搞极左那一套,为人正直。也许现领导正是看中你这一点,让你搞‘核查’工作组的组长。我认为你应该去,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也许换一个环境,换一项工作,对你本人,对工作都有好处。”
鄂乔恒说:“对你某些议论算不得什么,都是些小事情,不是原则问题。有则改之,无则加免。《红楼梦》里的凤姐,那么能干的大管家,还不是有人有意见。换一个工作和环境,是个新的起点,原来的某些馊事就一笔勾销了,你想通一点。”
这次谈得很融洽,谈得喜笑颜开,老厍的脸色不像刚才那么阴沉了。
后来,厍頔去任了核查工作组的组长,核查工作结束以后,任命他为某直属单位的一把手。
(三)党委首先抓了三件事
关于各科室的领导班子,过去大多都是临时负责人,“文革”期间职务、工资是冻结的,即使是当了什么主任,也是升官不发财。大家都将就混混日子拉倒了。现在改革开放,定职务、评职称,工资与职务和职称挂勾,谁上谁下,弄得不好会产生矛盾,那就不利于事业了。既要考虑领导能力、组织能力,又要考虑专业技术水平,还要考虑学历、工龄之间的平衡。党委会上多次研究才定下来,很费神。
有两三个人的任职东方泥提出来以后,党委会上有不同的意见。由于东方泥反复做工作,还是同意了。东方泥作为党委书记,如何用人,他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
后山上的林场有油撖榄、有果树、有有关科室的试验地、有加工车间、有自留地,等等,显得零乱。在机构调整中,东方泥建议将林场改为树木园。老东说:“我们是综合研究所,树木是很重要的一项研究内容,在我们眼睛鼻子下面的一块地都没有一片像样的森林,还搞什么林业的科研。搞树木园,拿出一块样板来。”大家一致同意,并任命孟青为树木园主任。
党委把各科室的领导班子建立起来以后,着手制定综合研究所的方向、任务制定中、长期的规划;各科室根据总体规划,制定本科室的计划及研究课题的安排,应达到的水平、质量要求等等。
其次是抓人才,首先引进现成的,权力下放给各业务科室,凡进来的技术人员,需经业务科室的考核,合格了才能进。这样做既便于专业对口,也便于党委委员谢绝某些走后门的电话、来访和递来的条子。但是
走后门是中国的特色,中国是国有制,人事权在上级,而且婉拒多了,党委以后的工作还要求上级支持的。
抓现职科技人员的培训。送出去,请进来。
第三件大事是要钱。改革开放以后,中央和省委很重视科研。综合研究所写了一份扩建和加强科研的报告,省科委同意拨一笔钱,省计委也批准了。有油无盐,吃死不甜;有权无钱,办事难全。分管行政的第一副所长昝裕彤找到东方泥说:“老东现在什么事要书记挂帅就好办一点,我们一道去计委要钱吧!”东方泥说:“好,我们这个班子就是为群众跑到腿的。”经过多次联系,省计委同意盖一栋办公大樓,两栋宿舍。拨的钱是建所以来最大的一笔。副院长在全体职工大会上传达了这一信息后,皆大欢喜。因钱的数额比较大,不可能一次拨给,又经东方泥和昝裕彤多次跑计委,才把钱分期地落实下来。又多次与省建委联系,定下了施工单位,终于开工了。万事开头难,一动工就好办了,盖楼房的事在此暂且不表。
综合研究所的日常事务相当多,例如,以工代干的人转干的问题、干部调动、调整、评奖、评职称的问题,职工之间闹矛盾的问题等等,在科研所算不上方向性的大事,但对职工本人而言却是大事,搞不好也不利于发挥职工的积极性,对工作也会有影响。恰恰是这些事费时最多。而且都来找党委书记,一见面就说:“老东,这次民意测验,我投了你一票,你要为我们办事啊!”东方泥笑笑说:“凡是我能办到的事,一定为大家办。为大家办好事,我何乐而不为啊?”
以工代干的人转干。 中央有文件规定,凡是以前是工人,后来长期搞干部工作的人,这次一律转为干部。这是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涉及待遇的问题,因此在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中引起巨大的反响。综合研究所的名兴艳原是有高中毕业学历的知青,后被218号信箱一直属工厂招为工人,进厂不久就担任厂专职共青团支部书记,与当时在218号信箱机关任团总支书记的佀姝多有来往,并?立了良好的关系。佀姝调到综合研究所化验室不久,名兴艳由工厂调到综合研究所化验室来了,分外高兴。名兴艳现在从事技术工作,并兼综合研究所的团支部书记,无论过去和现在的工作都属于干部岗位,这次毫无疑问可以转干。所里共有十多个工人搞过干部工作,情况各异,但这些同志强烈地要求转干,要求把自己都报到上级待批。虽然以工代干的转干是有条件的,但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伸缩性,就东方泥的意愿,希望都能办成,能上报的尽量上报,东方泥也不准备在自己手上把某人刷掉。这些时白天、晚上来办公室、宿舍找东方泥的人接二连三,本人找,他们的另一半也来找。名兴艳也来了,她要求把她的申请单独先报上去,她怕一起报会互相影响,弄不好,一起被刷下来。东方泥说:“不能一个个地报,这样会给上级添麻烦,说不定还会批漏掉。另外,你是干部子女,你爸爸是218号信箱机关“核查”办公室主任,我给你单独报,别人还会认为你是走了后门。其实你一直是做的干部工作,转干没有问题,你不要急。”为了转干的事东方泥跑了几次厅机关。后来,厅机关批下来七个,其中有名兴艳。被批准了的当然十分高兴。没有批准的还不甘心,又来找东方泥,求东方泥再去反映他们的意见。东方泥又跑了几次,还是没有办成,反复向他们讲了条件,确实有差距,如果不信,可以亲自去问。他们果真去问了,劳资处的处长亲自接待,他说:“你们那个老东书记已经不错了,为了你们转干的事情,到我这里来说了好几次。我们直属单位的党委书记,除老东以外,还没有哪个书记为他们单位工人转干的事找过我,你们不要再为难他了,你的确是条件不够。搞干部工作的时间必需比当工人的时间长才能转于。”这事才了结。他们最终理解了东方泥的苦心,是愿意为他们办事的。
再说一件人员调整的事。 综合研究所在某些县针对某一种作物或树种设有好几个站,有的站设在深山老林里,根据近二十年的实际情况来看效果并不好。科技力量、经费分散,设备不足,信息不灵,由于是个独立的小单位,行政管理人员超过科研人员。而且市场总是变化的,科技人员不可能一生只搞一个项目,科研成果没有市场,对生产建设、人民生活的改善起不了作用。经院务会研究准备撤销两个站,加强西双版纳的一个站。将贡山站的年觃湦调到西双版纳,将他爱人安排在综合研究所。这就涉及转户口的问题,要报厅干部处批准,才能上报省人事厅。党委副书记松如婵分管人事工作,几次找到厅人事处罕处长谈为年家夫妇转户口的事,被罕处长一口拒绝,并用斥责的口吻说道:“你们先斩后奏,没有得到我的批准,你们就把人员调动了,不行。”松如婵几次向罕处长解释,这是内部调整,所以没有向你汇报。至于转户口的事,事先向省人事厅了解过。人事厅有关人士表示说,因工作需要调动干部时,户口是可以迁移的,所以我们才这样做了。请罕处长予以通融和支持。罕处长这才说:“你们写个检查来。”
东方泥说:“检查不用你写,我来写。我从1951年‘思想改造运动’就开始写检讨,一直写到‘文化大革命’”。
检讨拿给松如婵看了以后,她说:“这个检讨写得很好,我的确写不出来,而且是以党委的名义写的,是集体检讨,应该通过了。”
但是检讨交上去以后,仍杳无音讯。这里一家人搬上来了,落不了户没有粮食供应,没有饭吃。东方泥等人曾拿了一些粮票给他爱人,但这不是长办法,真是急死人。松如婵说,要打要剐冲着我来,总得让人家有饭吃才行嘛!
花梦叶副所长愤愤不平地说:“他只是在上级单位,就他个人而言,与综合研究所是平级的,为什么要这样斥责松如婵。党委写了检讨都不行,况且党委这样做是为了工作,不是为了私利。”
东方泥说:“现在问题很清楚了,问题在我身上。”
松如婵不理解地问道:“为什么?”
东方泥说:“因为我是从机关清理下来的人,怎么能让我任党委书记呢!你要当这个书记,我就让你什么事情都办不成。”
松如婵说:“这官场上的事怎么这样复杂,我真不懂。”
东方泥说:“不懂也好,你是科研人员,以解决科研难题为上。”
过了一段时间,年觃湦的爱人拿来一封信,是她家的人写给在厅工作的一位亲戚的。问松如婵是否认识这个人。松如婵一看说︰怎么不认识,他是厅人事处的处长,你们转户口的事恰好卡在他手上,你赶快去找他,说清楚问题。”
后来,松如婵向东方泥说:“好了,年家转户口的事,不用我们再去跑了。让她的亲戚去为她办吧!”
不出所料,很快就办妥了。
(五)平反冤假错案
中央、省委都下达了文件,要求各单位清理历史上的一切冤假错案,予以彻底平反,不留尾巴。解放后,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一个政治运动,每次运动都整了一批人。传达了有关文件之后,群情激动得像过年放炮仗——炸开了。来找东方泥反映自己问题的人,白天黑夜络绎不绝。
工作量很大,要审查每个人的档案,冤假错的要清除消灭,不明不白挂起来的问题要做结论,还人以清白,结论不合适的要改,有些不是综合所做的错误结论,要通过原做结论的单位改正,等等。这些工作仅靠干部科的两个人忙不过来。东方泥提出,经党委讨论同意,请江浪出来协助工作。大家认为他政策观念较强,不搞极左那一套,工作认真负责、细心,懂得纪律,看了档案他不会乱讲,更不会像“文革”小组的人,所谓抛档案捕风提影地整人。自从厅领导“同意他休息”以后,他一直闲在家里,终日闷闷不乐。这次东方泥请他出马,他欣然同意。
关于平反冤假错案中央有完整的、详细政策。首先传达文件和有关政策,大家可以根据这些政策条款,衡量自己的问题,哪些政策杠杠适合解决自己的问题,会钻研得很细,可能比旁观者体会得更深。
翻开档案一查,问题还真不少。
有五十年代向党“交心运动”中,自己写的交心材料,当着“问题多的人”或“此人不可靠”存入档案;
有政治运动中别人揭发的材料,没有结论,未置可否,也放在档案里;
有的问题据本人说,已经有结论的,但正式结论不在,关于问题的材料却还在档案里。是疏忽了,没有把正确的结论即时放入档案,或者是放进去了,后又被人拿了出来,谁能说得清。这次当然要重新作结论。
有的在“反右”斗争中有右派言论,但未当“右派”处理,而是控制使用。现在右派已经平反了,有右派言论、控制使用的材料还在档案里。
还有一张用铅笔写在手纸(即厕所用纸)上的便条:此人不可用。不知是谁写的,也没有盖章,就这样误了这人一生。
举几个实例:
舒念芳的事。 一九六三年,全国的经济形势开始有所好转,接近春节的一天,庞厅长到综合研究所检查工作,因庞厅长又兼综合研究所的所长,郜副所长及部分职工就留庞厅长和全体职工一道聚个餐,提前过春节。吃到最后准备上汤的时候,发现灶台上有666粉,就怀疑有人下毒。平常都不会有这种情况,恰好今天庞厅长来了,才发现这种情况,是否有人想毒害厅长。综合所的领导及保卫科就当作一桩要案来抓。首先怀疑厨师有问题,厨师说,菜及汤都是我做的,我自己去放666粉,而且这么大的场面,集体中毒,我岂不是自投落网。后来又查聚餐这个时候谁进达厨房,舒念芳承认自己进过厨房,只是进去撮了一小点盐就出来了,是在大家都在吃饭的时候进去的,进去不到一分钟。根木本就没有看见灶台上有666粉。她旁边坐的一位同志也证实是这个情况。但是审查她的人说,进去投毒也只要几秒钟就够了。这只是推断,不是证据。于是把她隔离起来,无论你怎么批判,她都不承自己投了毒。她的反驳使审查她的人找不出破绽。一九六三年舒念芳三十岁左右,是个科技人员,一门心思地搞科研,其成果还获得过奖。她说,我与庞厅长无冤无仇,我为什么要毒害他,你们也找不出我要毒害他的理由。我问心无愧,我才敢说我进过厨房,你们拿不出我做案的根据。你们这样只盯住我整,实际上是转移目标,使真正的投毒的人得以隐蔽起来。隔离审查了几个月,既没有什么可疑的现象和线索,又拿不出任何证据,破不了案,无法向领导交待。最后只好以态度不老实,将舒念芳下放到西双版纳直属林场去劳动,这当然是惩罚性的。一九六四年,东方泥陪同庞厅长和郜副所长检查综合所直属场站的工作,来到西双版纳林场。林场初建,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参加建场的同志住的都是帐篷,床头长草,床底下长菌。建场的同志向庞厅长作了汇报,庞厅长对建场的同志进行了表扬,他们中就有舒念芳。大家对建场很有信心,认为这是块宝地,作为科研基地很有前途。大家兴致勃勃,畅所欲言。舒念芳的话不多,只是很有礼貌地向厅长和副所长打招呼,在插话中谈了点对建场的看法。但从她面部表情和眼神里可以看出,她有难以言传的委屈。庞厅长离开林场以后,问起舒念芳的情况,郜副所长作了汇报。庞厅长说,你们不要这样搞了。第一、你们没有根据说是她投的毒;第二、只见灶台上有666粉,并没有造成有人被毒害的事实,也就是说这算是犯罪吗?在没有任何根据的情况下,隔离审查几个月,这不就是逼人家认账吗?这不就构成冤案了嘛!后来就解除了对舒念芳的劳动惩罚,恢复了她做科研工作。投毒案仍是个悬案。
这次一查档案,有关材料还放在她档案里。东方泥把当年听到的庞厅长的讲话向党委成员和有江浪等有关冋志说了。党委决定烧毁一切材料,宣布投毒案与舒念芳无关,对她搞隔离审查、劳动惩罚是错误的,还她以清白。舒念芳感动地说:二十多年来,罩在我头上的“投毒嫌疑犯”的阴影终于彻底的甩掉了。
邰月曌的事。 解放前邰月曌的母亲参加过“一贯道”,邰月曌小的时候,她母亲曾领她去磕过头,算是参加了“一贯道。当时她还小,未参加过“一贯道”的任何活动,也搞不清楚“一貫道”是怎么回事。解放后,特别是看了电影“一贯害人道”,才知道“一贯道”是个反动会道门。但谈不上受到什么影响,中了什么毒。解放后的政治运动中,人人都要交待自已的历史、直系亲属和社会关系的情况,并要找出证明人。邰月曌如实交待小时候母亲领她去磕过头,后来就成了“一贯道”的道徒,算是个历史上的污点,影响了她的发展前途。这次审查时,认为她当时还小,不懂事,是母亲领她去磕了一个头,从未参加过什么活动,母亲也过世得早,谈不上有什么影响,不算历史污点,档案中的有关“一贯道”的材料销毁。
赵永立的事。 一九四九年,赵永立从大理出发到昆明去考学校,走到半路上被国民党的部队抓了壮丁,在部队受了几个月的军训。由于当时全国接近解放,国民党当官的要逃跑,管理不严,赵永立趁机开了小差。解放后,他继续读书,并大学毕业。但他在国民党部队里待过,作为历史的污点存入档案,这在政治上对他是有影响的。这次一风吹了。一则他在国民党部队的时间很短;二则壮丁本身是受压迫的,是受害者;再则,他没有做任何伤害群众的事。
王玱的事。 王玱原为大学讲师,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时受到批判,曾一度经神失常。后来他调到综合研究所,一直不讲话,不跟人来往,碰到熟人只是点点头。无论春夏秋冬,天天手笼在袖子里出门沿着综合研究所的土路,上午转一圈,下午转一圈。有时在食堂打点饭菜,大多数时间是自己在山上拣点柴禾做饭吃,吃得很简单。离群索居,游离于社会。从来不见他提出什么困难需要解决,也从未见他生病需要人照顾。他拿的是病假工资,很少见他家人来看望他,也不见他回昆明与家人团聚。他档案袋里有一大摞反右斗争时期的材料,这次开大会宣布平反,要当众烧毁那些材料,通知他参加大会,想必他会高兴,也许对他的病有好处,使他重回到社会,得到群众的关心和温暖,但是他没有来参加大会。会后告诉他,他档案里那些反右时整他的材料全拿出来烧毁了。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我白活了半个世纪,我不愿意活这么长的时间。”后来,他的身体不仅没有好转,反而垮了下来。他的儿子把他接走了。没有过多久,他突然离世。
江浪分析说:“王先生不是经神病,他袖手旁观是在等待他的结论,但是让他等得太久了,自己无所作为,白活了半个世纪,现在更不可能有所建树了,他可以走了。他是在折磨自己,他的原气被消耗殆尽,这是知识分子的本色,我们对他关心不够。”
骆朝旭的事。 老骆一九五六年北京林学院毕业,分配到内?古某单位工作。一九五七年鸣放时他给本单位的领导提过意见,对某些打成“右派”的人表示过同情,说过不同的意见。后被定为“中右”,受过批判和党纪处分。本人对此处理一直不服,多次申诉,又以翻反右斗争的案加罪。“文革”以后,右派都平反了,他为之抱不平的右派也平反了,他这个“中右”的帽子还带着。这次全国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骆朝旭又提出重新审查他的问题并予以平反。党委十分重视,认为这次应该为他解决。按政策规定,原是哪个单位搞错的冤案,就由哪个单位予以平反。综合研究所党委正式将骆朝旭的申诉转寄给原定案的单位,征求他们的意见。对方回函简短地说,维持原结论不动,也未说明其理由。骆朝旭又详细地写了一份申诉,殷切希望组织上根据当今的政策予以平反。党委研究认为骆朝旭的申诉是合理的,希望原单位党委予以考虑。将老骆的申诉又转了过去。等了较长时间,仍不见原单位的回信。驼朝旭说,不给我平反,我死不瞑目。东方泥分析说要原单位平反,意味着要承认错误,这当然是有阻力的。既然你们认为他的申诉是合理的,你们就解决嘛,何必要我们表态盖章,于是根本不答理。因为落实政策的过程也是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综合所党委也研究过很为难。后来骆朝旭得了脑瘤一病不起。东方泥等所领导去医院望他,他还问过为他平反的事,这是他唯一的牵挂。一天,骆朝旭的爱人来说,老骆恐怕不行了,脑瘤压迫神经,这些天来,连话也说不成了。东方泥当机立断,召集党委开紧急会议,决定把他的问题一风吹。免得他还带着“中右”的帽子去见马克思。老东说,这个责任由我们党委来负。松如婵说,上右都平反了,中右更应该平反。人都要死了,还留着这个档案有什么用,吹掉!几个党委成员去到医院看望他,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东方泥把党委的决定告诉他以后,他的两只眼角不断地淌着眼泪。第二天他总算安心地走了。
呼春天的事。 呼春天是湖南人,大学毕业后,响应党的号召支援边疆建设来到云南。他在机关工作,因为说湖南衡阳话,别人听不懂(例如“肉”,衡阳话是Xiu),一九五七年整风鸣放的时候,他很少发言。所以“反右斗争”的时候没有他的事。“反右”结束,机关的右派分子,是让老呼押送到劳(动)教(养)农场的。送去以后,正待老呼要返回昆明时,劳教农场的管教员说:“你不能走,你也是右派。”“我的天啊!”呼春天睁着莫明其妙的大眼睛叫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啊!鸣放的时候我从未发言,也从不知道我有什么右派言论,也从来未对我作过什么批判,也未见过领导或党组织给我定“右派”的结论,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劳教农场的领导说:“不错,你带来的文件写得清清楚楚。”呼春天发疯似地喊:“这是天大的冤枉啊!”他几次想从劳教农场逃跑出来,找原单位领导说清楚,都被抓住,作为重点对象监管起来,从“假右派”变成了“真右派”。他盼着申冤的一天到来,这一盼就是二十年,7300天,175200小时,这是怎么熬过来的啊!头发从青丝熬到斑白。右派平反以后,他当然也放出来了,分配到218号信箱直属综合研究所。一开始大家觉得他有些痴呆,后来安排他做一些研究,出差搞搞技术上的事,他的精神面貌稍有好转,但仍不多说话。这次全国大规模平反历史上的冤假错案,他请党委查一查到底是什么原因把他打成“右派”的。江浪为此专门查看了他的档案,档案里只有一张字条:押送人呼春天也是右派。赵克理签名。其他什么材料也没有。呼春天心想︰好的,赵克理原来是副厅长,现在还是副厅长,我就去找他。堵在心里二十年的积怨,像火山口的岩浆,咕咚咕咚就要喷发了。
来到厅机关,问清赵副厅长的办公室,猛地推开办公室的门,一看正是他。
“赵克理!”呼春天那架式像是说,管你妈的是副厅长还是副省长,老子现在光棍一条,什么也不怕了。“你凭什么把我打成‘右派’?”那吼声真吓人。
“你是?”赵副厅长一下子没认出来,二十年了,人也变得瘦黑而苍老了。
“我是呼春天,当年是你让我押送机关‘右派’去劳教农场,同时你留下一张字条说我也是‘右派’。我就被你扣留在劳教农场里改造了二十年,你凭什么?你凭什??你凭什么???”呼春天步步紧逼,指着赵克理的鼻尖问道。
“啊!……是,是,”赵副厅长好像记起来了。“当年按上级下达的指标,还差一个右派,只好把押送人抵了这个指标……不这样做,不可能也抓你到劳教农场去……”
“你混蛋!!!”
“是,是,我错了,我向你陪礼道歉。”
“陪礼道歉,你说得太轻巧了,你要还我青春;我妈因为我不明不白被打成‘右旅’,成为反革命分子,而急瞎了一双眼睛,你要还我妈的眼睛;我爸因为我是‘右派’而降了职、降了薪,你要赔还这个损失;我弟因为我是‘右派’,他连报考大学的资格都被取消了,你能还给他去读大学的机会和时间吗?你毁了我们一家人的幸福,你知道吗?你毁了我一生,你知道吗?而且是毫无理由,就凭你一张小纸条把我一生都毁了,你知道吗?”老呼跳起一双脚吼叫道。
“是,是。我后来他被打成‘右派’,也被劳教个二十年。”赵克理想从自己也被错整而使呼春天能同病相怜。
“你被打成‘右派’是活该,是罪有应得。”呼春天一边嚎啕大哭,一边骂道:“你这种毫无人性的混蛋,怎么能官复原职,你还会害人的,应该把你碎尸万块,以警后人。你还我青春,你还我一家人的幸福!”哦…呜…嘶哑的老男人悲伤的、绝望的痛哭…生活不能重新开始…
机关里的职工听到叫骂声、哭声,许多人都跑到赵副厅长办公室门口探个究竟。得知实情之后,大家议论道,这真是天下奇闻,这怎么不叫人发火呢?这天松如婵正好去厅里办事,听到呼春天找赵克理算账,听到老呼的叫骂声,管他的,让他出出这口气也好。当她来到赵克理的办公室门口时,只见呼春天脸色发青靠在办公室的沙发上气急,赵克理像个犯人垂着头站在老呼面前,不知所措。赶快进去把老呼扶到厅机关医务室。医生一量血压,高压已到220,这是要抢救的临界线?赶快给他输氧,吃了一颗降压灵,躺在床上休息了好一阵才好转。
回到研究所,东方泥等几个同志听到松如婵介绍了呼春天找赵克理算账的事,又一道去看望呼春天。老呼说:“我把他狠狠地骂了一顿。”老呼的声言都是沙哑的,“仔细想想,骂有什么用,他也是被错打成‘右派’的。”东方泥劝慰道:“这是时代的悲剧,只有好好爱护自己的身体,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昝裕彤说:“把群众打成‘右派’后来自己也被打成右派的人只是个别观象,而靠诬陷别人,自己升了官的却大有人在。‘文革’后,大家都痛感诬陷人是制造冤假错案的最卑劣的手段,是杀人不见血,而且不是一个人,是一家人。对这种人不能轻易放过。杀人偿命,这是刑罚裁定的,这对减少杀人案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所以群众建议要确立‘诬陷罪’,要让诬陷人的人付出血的代价才能制止或减少这种极端卑鄙、丑恶、低下、无耻、伤尽天良的行为。但现在还没有听说谁犯了‘诬陷罪’而受到严惩的。骂得好,如果赵克理被打成右派后,尝到了被诬陷的凶残,认识到诬陷是害人的利刀,那么就让诬陷了人,害了人而没有受到严惩的那些狗*****听听,让他们受到群众的监督,把他们关进舆论的监狱里,让他们在群众中变成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
老呼五十多岁了,还是单身,党委也很关心他,动员一些人帮他找个对象。后来在专县为他物色了一位。女方四十来岁,丈夫去世,有两个孩子都已长大。双方见面以后,都觉得可以。结婚以后,经组织上多方努力,将女方三人的户口转到昆明,也找了工作,可以顺利地、好好过日子了。但情况还是不妙,主要是老呼一直郁郁寡欢,俩口子在一起整天无话可说,生活得冷冰冰的。老呼像是石头缝里弯曲着长出来的一株灌木,现在那块大石头虽已搬开,但灌木拉不直了,婚姻也没有起到“冲喜”的作用。他的人情被劳改掉了。老呼觉得这样的日子让对方也不好受,主动提出来离婚。老呼说:“我已无可救药了,我不能让你也掉进这个冰窖里跟着我活受罪。我不能耽误你,你现在正当时,另外再找一个吧!肯定比跟着我好,要幸福。七说八磨女方同意了,但感激他把他们三人的户口都转到昆明、并找到工作,离婚时又给了他们一笔钱。女方承诺说,只要你需要,我什么时候都可以来帮助你。
呼春天病了,睡不着觉,吃不下饭,人一天天消瘦下去。住进了医院,医生说,他得的是严重的忧郁症,完全靠吃安眠药,用食管进食来维持生命。那天党委成员一道去医院探视呼春天,问他还有什么要求,他细声气虚地说,没有了。他明白自己的日时已不多,断断续续地说,我若有不测,麻烦你们通知我湖南的弟弟,请他来处理一下。遂从衣袋里掏出他弟弟的地址交给了东方泥。东方泥又问他,你在昆明还有什么亲人吗?呼春天说,我在昆明的亲人就是你们党委的几位同志了。
东方泥立即发了一封急电给他弟弟:“你兄病危,请速来昆。”没有等到他弟弟抵昆,他就走了,只好用冰柜把他的遗体保存起来。等他弟弟到来,打开冰柜,已经认不出这是他哥了。自从他哥毕业分配到云南以来,这是他哥弟俩第一次见这样的面,弟弟抱着遗体痛哭啊!
与遗体告别的那一天,原通知各科室派五个人到殡仪馆送别,但很多人自动去了。
正面站的是送别的来宾,左侧站的是他的亲人,只有他弟弟一人。主持仪式的是松如婵,她说,呼春天曾说过,在昆明我们党委成员是他的亲人,请党委委员站到侧面去,几位党委委员站过去了。这时见到他的原妻急匆匆地跑了进来,松如婵立即把她安排到亲人站的位置上,并介绍与他弟相识。
悼词是东方泥写的,也是他念的,写得动人,念得动情。东方泥的声音有点哽咽,听见有轻轻的抽泣声。
当东方泥念道:安息吧!呼春天同志!他的原妻哇地一声大哭起来,边哭边说,他是个好人,他是被冤枉的,我对不起他,我没有照顾好他,呜…!鸣…!
好多人都掉泪了,抽泣声更大了……
送别以后,东方泥说,他的原妻来得正好,人离世是要有人哭才好。在农村送葬队伍里,要专门组职哭丧队的。
(六)发展知织分子入党
解决知识分子入党难的问题。 这是个大问题,所以党委专门开会作了研究,以便取得共识,共同抓好这项工作。综合研究所成立之初只有两个党员,随着人员的增加,党员增到十八个,但解放后五、六十年代参加工作的知识分子之中,只有五个党员。知识分子为什么入党难?讨论中与会者认为,大致有这么三个原因︰一、是家庭出身,特别是五十年代初期大学毕业的,多半为剥削阶级家庭出身;二、教育黑线统治学校十七年,即使是解放后毕业,多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个人在旧社会呆了十多年,有的人历史上多多少少有点问题。因此对知识分子要长期观察、长期考验。
一致认为,改革开放以后,批判了反动血统论,阶级出身不能继承,更不能遗传。人是红是黑不取决于父母,主要取决于自己。更主要的是,中央对阶级和阶级斗争有了新的评估,认为经过三十余年的劳动改造,农村的地富分子已经成为社员,是劳动人民,作为剥削阶级的地主富农已经消灭。花梦叶副所长说:“成分的划分主要是看解放前三年的生活来源。三年的不劳而食的剥削生活,改造了三十余年,早已变成了劳动人民,不再是剥削阶级,这是对的。否则,无产阶级到什么时候才算是完成了消灭阶级的任务呢?况且现在真正的第一代地富分子已经死得差不多了,地主、富农家的第二代、第三代已经长大成人,已经是劳动人民了,不能让这些人再背上地富的壳壳。因为背上这个壳壳不仅是个名称问题,在政治上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和影响,不利于调动这部分人的积极性。”冉沨清副院长说:“定剥削阶级是有时限的,即解放前三年;要参加几年的劳动算是脫胎换骨了,应该有个时限。”松如婵说:“有时限,《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几个文件》中规定,解放后剥削家庭的女子嫁给非剥削家庭者,从事劳动,依为主要生活来源满一年者,承认其为非剥削家庭成分,时限是一年。”昝裕彤副院长说:“你说的是子女,地富分子本人呢?”松如婵说:“本人可以长一点,也不必长这么多,三十几年不变。再说,两个地富就算有三个子女,这三个再有三个子女,阶级可以遗传,那么地富出身的人,在解放后反而越来越多,这怎么解释呢?”东方泥说:“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前干部履历表,除姓名、年龄外,第三项就是出身。现在没有了,不填出身了,都是劳动人民了。至于出现了什么新的阶层,没有见中央的新规定。”
至于十七年来,中国共产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总的情况是好的,说老实话,都在“夹着尾巴做人”,考验三十年也见好坏了。有很多同志已经是科技工作的骨干,现在若不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更待何时。至于历史上的小问题,这次落实政策时,已经一风吹了。发展一批党员,条件已经成熟。
东方泥热情地先后介绍嵇赟、赵永立、泉涯诶、邰月曌四位入了党。其他党委委员也都陆续介绍了一些同志入党。到一九八六年,综合研究所的中共党员发展到六十四人,其中有少数是外单位调来的党员。综合所改革开放以来,陆续发展了三十多名中共党員。事实证明,这些党员都较好地发挥了科技骨干作用。
(七)关心职工的生活,排忧解难
东方泥刚调到综合研究所时,晚上有家室的人都各忙各的,如辅导孩子的功课,做家务事等;家在昆明市的单身职工,晚上就写点文章,搞所谓副业,或看看书,怎么打发空闲时间,不用谁操心。随着事业的发展,大、中专毕业的学生分来一些,情况就不一样了。在学校大家过的是集体生活,互相帮助、谈心、说说笑笑、打打闹闹,不寂寞。分到单位以后,一人一间房,互不干扰,人又不熟悉,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有一天,吃罢晚饭以后,东方泥到后山桃园散步,碰见刚分配到所里来的一位女大学生。东方泥问道:“怎么样,十几年寒窗,又踏入事业的征途,还要拼搏一番,有什么打算,生活上还习惯吗?”女大学生说:“能到科研单位工作,我非常高兴,可以很好地结合我的专业,我是准备好好干一番。至于生话嘛,吃住的条件还是不错的,我只是觉得孤独,特别是到了晚上,好凄凉啊!”东方泥想,这里风景优美、空气新鲜、环境安静,这种地方到那里去找啊!她怎么觉得凄凉呢?不同的人,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需求,这是他不得不考虑的。安慰她说:“你才来,人又不熟,过一段时间,大家都认识了,就好些了。”找了一些当前大学生学习、生活中的话题与她交谈。东方泥自己的两个女儿就是大学生,对这个话题不陌生,谈得很愉快。
第二天东方泥找了团支部书记名兴艳,并请了原厅机关团委总书记佀姝当顾问,介绍说:“当前所里的年轻人逐年增加,但人生面不熟,生活上觉得孤独,甚至觉得“凄凉”,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希望团组织多加强一些活动,让这批青年科技人员互相有个接触的机会,逐渐熟悉环境,彼此增进了解。于是他们在一起讨论研究了一些办法。
例如:组织合唱队、舞蹈队、篮球队;组织演讲会、读书会、英语角、英语演讲比赛;组织书法小组、绘画小组、办壁报;早上组织晨练、跑步、学太极拳;过年过节组织文艺演出、组织运动会,等等。这些活动开展起来,不但活跃了群众的生活,增加了彼此的了解和感情,还发现了一些人才。合唱、舞蹈、文艺演出、书法、绘画等多次获过奖。
从此以后,那些姑娘、小媳妇都爱找到佀姝住的宿舍来玩,来吹牛。每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在食堂买了饭菜,端着碗就来了,坐满一屋和外走廊。天南地北、国内国外、轶事趣闻、家长里短,谈得喜笑颜开。东方泥认为佀姝能密切联系群众,她肯帮助人、性格开朗、待人真诚,跟什么人都谈得来。她原来是厅团委书记,这种品质很重要,她现在不任团委书记了,青年群众还觉得很可惜。这方面她是值得我学习的。
最近,有一对年轻夫妇,妻子要生孩子了,他们住的是一个单间,他们想要一个带小厨房的套间。东方泥住的房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套间,是李书记当政时为照顾室主任,而调整给他们三个主任的。他们没有明说,但这是明摆着的。东方泥答应把自已住的这一套让给他们,他自己去住单间。其实单间的面积与这个套间是一样大的。只是把这种单间中面隔了一道墙,安了一个门,屋角上隔了一个小厨房,这样对有家的人用起來比较方便。东方泥用不着厨房,把方便让给他们,何乐而不为呢!让给他们以后,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十分高兴,逢人就说,党委书记把自已的住房让给我们了。有个青年人在路上碰见东方泥,顺便说道:“东老师,你把自己住的小套间让给要生孩子的青年职工,当然很好。但是,到此为止了……”东方泥不太理解,觉得他话中有话。后来,负责行政的第一副所长昝裕彤说:“我不知道有人找你要房子,这些事我们行政部门会根据条件统筹安排。你能谦让当然是一种美德,不能什么都找你,你也没有哪么多可让的。”啊!明白了,应该根据条件统筹安排。说明还有比她更困难的。东方泥忙说:“啊!是的,是的,我考虑不周。”
刚分来的小青年觉得这里“好凄凉啊”,那是因为缺乏人的关怀。我才来的时候,也是心怀狐疑,但领导热情接待,话虽不多,但很诚恳、打消了我的疑虑,李主任亲自领了扫把、撮箕给我送来,使我感到十分温暖,我应该向他们学习,看看还有哪些事我可以为新来的人做的,我尽量做。后来得知,新分来的青年人按上级指示需下基层劳动锻炼一年,要按时给他们寄粮票去。东方泥找了伙食管理员领了粮票给他们寄去,寄粮票时给他们每人写了一封信,认为他们分到综合研究所来,加强科研所的技术力量,感到十分欣慰。向他们介绍了所里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发展的前景,愿他们好好锻炼,早日归队。他们问基层场站的领导,东方泥是什么人?给他们寄粮票还写了热情的信。基层领导说,是通过民意测验新上任的党委书记。他们都很高兴,这是他们第一次得到自己不熟悉的党委书记的帮助和信。他们也立即回信,谈他们在基层劳动的情况及今后的打算。
毕业的学生分到工作单位后,按过去的老规定要下放到基层劳动锻炼一年,前几年所里也是这么做的。东方泥认为,搞一年的体力劳动是浪费时间,应该让他们尽快地熟悉情况,早一天进入自己的研究课题,脑力劳动也是劳动,而且要出成果,得付出艰巨的劳动。农林方面的研究课题多半都在田间、地块、深山老林,那里也是需要爬山涉水,需要体力,需要流汗甚至流血的。经党委讨论同意,还在基层从事体力劳动的可以回来,以后不再安排搞一年的纯体力劳动了。
从体力劳动第一线回到所的,在工作中与东方泥有接触的青年,都与他交上了朋友,并反映说,我与东老师之间没有代沟。
有一天,吾山溪突然来到综合研究所,东方泥见着他真是喜出望外。前几年知道他很困难,但难以见他本人。
“啊!从离开218号机关那一别,已经八年了,知道你的日子过得很艰辛,学习很卖命,颇有成就,现在怎么样了,来这里有何贵干?”东方泥急切地问。
“前几年的确困难,越是困难,越是要拼搏,天上不会自动掉下馅饼来。有单位聘请了日本专家,我经推荐,该单位愿意接受我任翻译。我去找了常局长,他比较同情我们这一批被撵出机关的人。通过他的关照,我的工作关系,户口、粮食关系都转到昆明来了。”吾山溪说。
“这叫天无绝人之路,但必须自己有知织储备。你在那个时候才开始学日语,学到如今这个水平,那是要下死功夫的。我认识几个北京外语学院毕业的日语翻译,聊起你的情况,他们对你的佩服溢于言表。”东方泥对吾山溪的一番遭遇深表同情与感动。
吾山溪笑着说:“这叫做逼上梁山。”
“勤奋与机遇,看来还是勤奋重要。”
“是的,这位日本专家看到我勤奋地学习与钻研,他愿意接受我当他的博士生。只要我学习成绩好,还可以获得奖学金,那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我愿意再拼搏一场。”
“很好,‘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我此行就是专门来找你的。我要从事的是木材材性研究,这项研究云南只有综合研究所的研究室在搞。我想要十块云南的试材带到日本去,我搞云南的试材,将来也是云南的需要,再则试材不一样,可以搞出自己的特色,以免雷同,难分伯仲。请你帮忙找材性室的主任说一说,支持一下。”
“好,我们去找材性室的罗主任商量一下。”
找到老罗,说明来意,他满口答应。
老罗说:“我给你十块试材,这是日本没有的树种,但在云南算是一般的,没有什么问题。”他接着说:“我们的材性研究正缺接班人,若有—位博士来接我的班,那更是求之不得。欢迎你学成归国后,到我这里来,怎么样?”爱才的人,不放过一丝机会,这真是“求贤若渴”啊!
吾山溪说︰“我攻读博士当然是为祖国服务的。我还没有跨入攻读博士的门,你就愿意接受我,我十分感谢,说明我的选项是对的。”
(八)处理好职工住房的分配
久已盼望的两栋栋宿舍终于盖起来了。三室一厅,有厨房、盥洗室(备有抽水马桶、浴池、太阳能热水管等),自己再好好装修一下,就可以了,过得去了。
分房子对职工而言是件大事,群众要求成立“分房委员会”,党委书记挂帅,由家住昆明市,不参加这次分房的同志主持分房。大家选举龙腾跃为分房委员会主任,干具体的工作。分房委员会收集了群众的意见,决定按工龄、学历、职称、职务各占多少分来打分,按总分的多少排次序,分数高的先挑,一次选定,签字勿悔。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位姓冮的老工人,是位烈属,得知第一批分房名单中没有他,擅自撬开了一套搬了进去。群众反应很强烈,分房委员会去找他说了,指出他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最好还是自己搬出去,他不听。大家就看党委如何处理了,如果容忍老冮撬了房门搬进去,那么大家都可以去强占房子,这不就乱套了吗?群众说,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手软,要求东方泥强硬一点。
老东多次去他家做工作,让他自己主动搬出来,他就是不干,认为我儿子在前线牺牲了,你们都不照顾我,我老了,我不依靠组织依靠谁?老东和昝裕彤一道,把红头文件拿给他看,省计委是根据科研所报上去的工程师名单拨的专款盖的房子。这个名单也不是保密的,名单上的工程师们都知道自己有一套房子。这是政策规定的,你占了一套,他找谁去要房子,只好找上级要,上级说已经下达了文件嘛!如果党委把这套房子分给他,他就得让你搬出去,他是有道理的,是有文件根据的。这不就造成你们之间的矛盾吗?弄不好还会吵架,甚至打架,到时候你被迫搬出来不是更被动了吗?党委不能这样做。他仍不愿意搬,认为工程师应该照顾,烈属更应该照顾,难道我儿子拿一条命还换不来一套房子,接着一家人就大哭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更不能硬性勒令他搬出去。有烈属这块牌子,他强行搬进去,是来硬的;看了文件,可能觉得亏理,这样硬顶住不妥、就来软的。根据规划,国家也不可能将经费一次拨到位,还要盖第三栋、第四栋,一步步地来。老东又到他家去做工作,答应明年新盖起的一栋,一定分给他一套。冮师傅说,谁晓得明年是什么情况,到时候领导班子一变,你们的决定又不算数了。老东又把党委会讨论的决定拿给他看,说,即使我下台,党委会的决定不会跟我一起下台嘛!况且还有副书记、其他党委委员,不会都下台嘛!那是白纸落黑字的事,有根有据的。老冮半信半疑,没有表态。
东方泥动员了一位平常跟他老婆关系比较好的人去做他家属的工作。劝他们说:“你们还是自己主动搬出来为好,这不是丢面子,党委都作出决定明年新房子盖起来以后,分给你们一套嘛!给一个台阶你们下嘛!这就是看在老冮是老工人、老劳模、烈属的面子,其他谁还有这个面子。你们这样强行搬进去,群众在背后剟你们的脊梁骨,你们好受吗?说老实话,群众对你这样做,都有点吃惊。认为‘这不应该是老冮的作为,他一贯都严格要求自己,怎么现在糊塗起来了’。何必呢?况且只等一年,还让你们第一个挑,这样名正言顺地住进去多好。”
事情僵住了,总得解决,老东与几个党委委员交换了意见,老东说,他占的这一套房子不要再动了。一位老工人、老劳动模范、烈士家属,思想不通,我们硬组织人强行搬他家的东西,他跟你拼到底,那会出事的。我们只好找最后分得新房子的一家做工作,等明年新房子盖好再分给他一套。大家同意老东的意见。龙腾跃说,最后一家是杨工程师。东方泥与老龙立即去找杨工,把前后的情况详细地说了一遍,杨工同意了。这个问题算是解决了一半,心里压着的一块大石头总算搬开了。
有群众反映说:“老冮头擅自占了一套房子,你们就这么算了,那我也去占一套。”
东方泥说:“如果还有老工人、老劳模、烈士家属要房子,我们可以再腾出一套给他。不够这三个条件的,我们下次再分,不要性急。”
在准备公布分房名单的前一天,冮师傅主动地搬出来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议论说,毕竟是老工人、老劳模,还是通情达理的。
东方泥又赶快到冮师傅家,感谢他的支持,主动把房子退了出来。不要让他觉得自己灰溜溜的。
冮师傅说:“你三番五次地到我家里来做工作,是对我的爱护,我再不听招呼;怎么对得起你的苦口婆心,怎么对得起所里的同志。我怎么犯这样的错误,我要向你检讨。”
东方泥紧握着冮师傅的手说:“唉!不能这样说,你能让出房子,就是对我们的工作的最大支持。还是老工人、老劳模、烈士家属好啊!”
(九)省委组织部工作组对所党委的考查
新领导班子是在中央“把知识分子提拔到领导岗位”的指示,通过民意测验组建起来的。任职一年后,中央组织部要求各省组织工作组,到基层检验一下这一政策的效果。
云南省委组织部派了一个工作组,在218号信箱科研教育处殷副处长培同下到综合研究所考查。开了各种座谈会,找了民主党派的人、各科室的领导、工会、共青团的负责人、不同层次的职工,听取意见,以及群众主动到工作组接待室反映的问题和意见。工作组结束考查以后,召集所党委开了一个会,简短地说了考查的结论:大家对你们这个新班子的工作表示肯定,认为新领导班子年纪轻一些,都是大学毕业生,才提拔起来当官,没有官架子,平易近人;都有专业知识,并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工作能抓在点子上;由于自己是知识分子,都是在同一环境中走过来的,对知识分子中的问题摸得准、思想感情容易勾通,有共同的语言;这个班子是在民意测验后搭建起来的,群众有信任感;新班子比较团结,能以身作责。不足的是,党委成员,特别是党委书记,抓具体工作比较细,忙于事务,对党支部的工作抓得不细,政治思想工作做得不够。讲党课只会照着省委发的党课材料念,思想不够解放。
东方泥说︰“是的,是的,我讲党课时,一位老同志当场就提了这个意见。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那是老概念。我们从邓小平带回的记录片中看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总体上比我们好。如果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邓小平何必提出‘一国两制’,还要保持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以保证其经济繁荣;对当前改革中理论界所争论的‘姓社’还是‘性资’的问题,邓小平何必要提出,不争论,先干起来再说;如果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人民生在‘水深火热’之中,邓小平何必提出改革开放的理论。改革就是改革我们制度中不合理的部分,开放就是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开放。而且中央为什么还提出,到下个世纪中期,我们的国民收入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呢?问得我红着脸回答不出来。我只能说,我正在学习这方面的理论,理论水平有限,要解答问题还不行。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我怕犯错误,弄得不好就是否定社会主义。我是个翻译工作者,搞搞科技信息,不涉及政治问题,但是,当了党委书记,要讲党课,要系统地讲政治问题,我只好照本宣科。”
工作组长说:“在我们调查领导班子的情况时,也听到群众的一些反映,这倒是个好现象,说明大家关心政治。某些问题我们将向省里的有关领导汇报,以便作进一步的研究。希望党委委员们继续努力,莫辜负群众的期待。”
殷副处长私下向东方泥说:“能得到工作组这个评价不容易,你们每做一件好事,群众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有人说,老东来所里以后,翻译和校审了大量的俄文科技资料,也发表了不少文章,可是当了所里的党委书记以后,未见他发表达过一篇文章,说明他是把全部精力都用于为大家办事上去了。真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份考查报告将要报中央组织部、省委组织部存档的。”
(十)参加全省平反冤假错案的验收
时隔不久,省委组织部根据中央的部署,在全国开展一次对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平反工作,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工作,进行一次检查,为防止走过场,要求一个不漏。工作队必须对被检查单位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进行评价,合格的,工作队长签名认可;不合格的限期达标,直到工作队长作出评价,工作队长签字认可为止。
218号信箱机关党组抽调东方泥为组长,在省委组织部的协调下,从农林水气口抽调六人,一人为副组长,组成一个队,最先检查验收218号信箱机关和十三个在昆直属单位的情况。
一般都还算顺利,因为平反冤假错案已进行了较长时间,主要是历史上的问题,凡运动中大批搞的错案,如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等等,党中央已经有政策,在基层单位又不是主要分子,一风吹。主要是揭发、批判的材料、组织结论等档案中的东西要清理干净、全部销毁。有些无限上纲的冤案、历史上没有搞清楚的冤案,经过内查外调也都搞清楚了,没有什么大案、要案需要花时间调查,或者还有什么界线不清需要研究讨论、需要领导拍板的。少数个案还没有作结论的,限期补充调查,不留尾巴,都一并解决了,签字验收。
最后验收的直属单位是野外调查队。负责落实政策的狐光正是老熟人,在“五·七”干校时狐在五排,东方泥在四排。他从“五·七”干校分到工业系统,什么时候又到了野外调查队的呢?野外调查队里的熟人告诉东方泥,狐分到XX厅争官当,闹不团结,搞得乌烟瘴气,XX厅就把他的档案送到人才交流处。218号信箱机关党组副书记度笴到人才交流处看到狐光正的材料,得知狐与自己是同一县的人,即所谓“小老乡”,就把他作为“人才”引进到野外调查队任三把手。这是个争权夺利的“人才”,到了野外调查队也是拉帮结派,闹得一塌糊涂。这次你来验收,他会有所寄托,对你过分地热情,这副嘴脸令人生厌。东方泥说,我只管平反冤假错案的事。
野外调查队的知识分子比较多,被打成右派的人也多,情况比较严峻。当年东方泥是随苏联专家出差来昆明部属野外调查队的。部里已经开始反右,这里才开始鸣放,什么是“右派言论”他心中有数了,反右开始,人人都得表态,他就比较主动,理所当然地成为积极分子。当时鸣放中的言论多半是生活待遇问题、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以及工作中的分岐,对个别领导及某些党员提了意见。东方泥的发言惟恐不狠,上纲上线,批判他们“今不如昔”的反革命谬论。政治运动中只要自己不被揪出来,就尽量地左,否则就是右倾。后来事实证明,“中右”也是问题哩!
现在中央为大批的右派平反,回过头来看看,当年的大批斗的确是过火了,不实事求是,以至这五十多万的右派分子,二十年来过着非人的生活。应该彻底纠正。
在报纸上东方泥读到巴金写的一篇文章,巴金在反右时曾经批判过一个人,后来这个人去世了,现在右派平反了,巴金深感内疚,因为没有机会亲自向他陪礼道歉。
现在东方泥作为省委工作组的组长,来野外调查队验收平反之事,要遇到当年曾经被他批判过的人。这是个机会,他应该向巴金学习。到单位以后,召开第一次平反对象(多半是当年的右派)会议时,东方泥就说了巴金这个例子,检讨说:“当年在大批斗的‘放火烧山’中我凑了火,对被打成右派的人造成极大的精神压力。我承认错误,并向我曾经批判过的人陪礼道歉。”
到会的平反对象说,这个跟你有什么关系,反右又不是你发动的,单位里的右派又不是你定。你尚且能表示道歉,做一个表率,主持人就更不用说了。有的平反对象说,你是以省委工作组组长的身份来复查的,代表了省委的政策、一种态度、一种精神,对缓解我们的怨气起到较好的作用,我们感到?暖。知识分子还是知理通情的,只要平了反,恢复了应有的待遇就行。他们庆幸终于盼到了这一天,过去的事就一笔勾销了。东方泥深深感到他的检讨是应该作的,人家苦熬了二十年,我说几句明辨是非,还人以公平和清白的话算什么。
在座淡会上赓逸风表情痛苦地说:“‘文革’中的一次学习会上,我在一张旧报纸上练字,随手写了一些句子,其中写了‘打倒’、‘批判’等字。当时的报纸上有很多毛主席语录,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以及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等句子。结果把我写的这几个字与报纸上的铅字牵强附会地接上,就构成了‘反动标语’,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一直到现在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还带在头上,给我造成极大的精神打击,影响了我的政治生命。你们看,从那以后,我的头发都掉完了。”
在“文革”的“清队”和“一打三反”运动中,也有这样的由于乱写乱画而凑拢来形成的“反动标语”。当时东方泥在运动办公室工作,在副总军代表的领导下,把类似的问题都否定掉了。这次不能再把这个“反革命帽子”让人家老戴着。当即东方泥就宣布为他平反,把反革命的帽子摘掉,赓逸风感激涕零。他摘掉反革命帽子以后,领导曾经想把他抽出来参加“核查”工作组,他拒绝了。在平反会议上说,我尝尽了被整的苦头,我不愿意再去整人。
本系统的落实知识份子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的验收工作搞完以后,省委组织部又抽调他们到省里搞平反冤假错案的验收工作。由省委组织部直接领导,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是某局的鄢局长。一共有七个工作队。农林系统的工作队验收工业系统;工业系统的的工作队验收农林系统;工交系统验收文卫系统,文卫系统验收工交系统。交叉检查验收的好处是,业务不熟悉,没有框框套套;环境人事不熟悉,一视同仁。
东方泥领导的工作队检查验收七个工业系统的厅局,每个厅局除厅机关之外,另抽查四个直属单位,时间还是相当紧的。鄢局长又从各系统抽调了一些人员充实到工作队,给东方泥又分配了四人,一共十一人。
东方泥一进到接受检查验收单位,就根据省委的有关文件的精神,把检查验收的九条标准写出来贴在接待室门口,便于大家掌握。特别是应落实政策的对象,对文件的精神,哪一条适合于自己,理解得更深入,这样更便于做到一个不漏。这九条标准是:
1、凡属冤假错案,都已实事求是地平反纠正,并做好善后工作,复查结论已同本人见面;本人档案已按中央有关视定作了清理,并通知了本人。
2、对因受错误处理造成使用不合理,不能发挥专长的知识分子,已进行了合理调整;本人要求调整,但工作确实离不开的,已做好本人的思想工作。
对在当地社会影响较大或学术水平较高,有一定代表性,需要安排荣誉职务的知织分子,根据工作需要,已安排了相应的荣誉职务。
3、因受错误处理造成夫妻两地分居的,或在受错处期间结婚的,一方复查平反回到城镇造成两地分居的,已全部予以解决。
4、“文革”中因冤假错案被扣发、减发的工资,应予以补发;确实无力补发的,由补发单位向本人立据,分期补发。
5、“文革”中被查抄的财物,已归还原主,或发给变价款;被查抄原物确实无法找回的,已按有关规定给予适当补偿。
6、“文革”中被没收、挤占的私人房屋已腾退归还房主;实在腾退不出的,经商得房主同意,已采取作价收购、顶退或议价租用等办法做了安善解决。
7、因冤假错案或知识分子本人犯错误、犯罪,其无辜家属、子女在上学、就业、入党等方面受到株连的,已按有关政策规定,实事求是地予以纠正,并做了消除影响工作。
8、需要落实政策而本人已调离本地区、本单位的人,或本人已去世的,已经得到解决。
9、三中全会以来处理的案件,包括打击经济犯罪、刑事犯罪中处理的知识分子,凡有申诉的都已作了复查,确属错处的已作了纠正;由于用业余时间兼课任数教,提供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等活动取得报酬,而被当作经济犯罪处理的,无论本人有无申诉,所在单位和公检法部门都已进行复查,并按中央和省的有关规定妥善处理。
由于工作量大、时间紧迫,东方泥又把工作队的人分为五组,每组两人各负其责,即︰落实政策对象组,查表、走访组,查档案组,知识分子和群众代表组,接待组,同时,分头进行工作。他自己负责组与组之间的联络,抓总的情况。
又根据自己接触验收工作以来的经验教训,以及听汇报时得知的其地工作队的经验,归纳出八种工作方法。
- 、听:听被检查单位分管书记汇报情况。具体的数字、案例,
情况分析。存在问题,解决办法;
2、看:查看《落实知识分子政?情况调查登记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卡片》(凡是落实对象每人一份)、看本人是否签字,还有没有意见;
3、谈:召开三种类型的座谈会了解情况。一是知织分子代表和落实政策的工作人员座谈会;二是落实政策对象座谈会(参加人员由检查验收组确定);三是群众座谈会。
4、访:对有影响的和不在职的知识分子进行个别走访;
5、查:深入实际调查。了解知识分子是否知道有关政策和内容、标准,是否还有未纠正的问题;
6、抽:抽查档案。重点是落实政策的对象,其他的知识分子档案也要抽查。档案要抽查百分之五至十。
7、评:检查验收组和被检查单位党委要背靠背地进行评论;然后再互相勾通思想,同意验收的,批准其报告,填写《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检查验收单》;
8、宣:经过检查,确实合格的公开宣布检查验收合格。
经过这几道程序,对一个单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问题,大体上心中就有数了。
总的说来情况是好的,大案、要案中央早有政策,平反的事已经进行了较长时间,该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知识分子、已平反的人是满意的。有个别的错案,由于案情复杂,未作结论,这次限期解决了。有的案案清理得不够细致,例如,有位老知识分子,在反右时卧轨自杀了,后来平了反,通知了家属,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了。这次清查档案,发现当年报上登载的批判文章还在档案袋里。人虽已故,但档案还保留着的,也应该清理,这是对后人负责,对今后要了解他的人负责。当年组织“四清”工作队时,工作队首先学习了有关政策,其中有一项内容是工作队本身划成分。少数人由于成分上升了,成为剥削阶级出生的人,本人被清退回单位了,材料进了档案袋,本人还不服。土改时划分成分是根据中央颁布的法令,当时刚解放,解放前三年的经济情况贫下中农都清楚。现在工作队划成分,只是根椐本人说的情况,这些都是子女,国家干部,已谈不清楚当年的情况。结果七算八算,成分有算得偏高的情况。有一位上中农被重新划为富农,结果从团结对象变成了打击对象。东方泥认为,应以土改时农村划分的成分为准。经省委组织部同意,“四清”工作队重新划分的成分一律作废。重点对象的档案清理得比较好,一般干部的档案清理得不够细。一则因管档案的人手少,一般只是一个人,而且没有上级下达的清理档案的指示和标准,档案是不能由个人随便动的。这次工作队专门抽人协助验收单位按上级的规定,彻底地清理了一次档案,这也是知识分子不太放心的一件事。
知识分子的冤假错案被平反以后,问题较多的是待遇。例如,右派二十年来只发了少量的生活费,平反以后是否应该补发工资。“文革”期间因冤假错案被扣发、减发的工资,都补发了。右派只对少数早期平反的人补发了,大量的右派没有补发,这不合理。此外,还有工资晋级的问题、住房问题、职称问题、工作安排的问题、入党问题、子女的安排问题、任人唯亲的问题、知识分子的培养问题,等等,都属于日常工作要解决的,不属限期要解决以后,才能验收签名的范围。
有人提出“核查”期间发生的问题,这次是否能解决。在各工作队的汇报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以后,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说,我们这次检查验收的是历史上的冤假错案,不包括“核查”中的问题。“核查”中的问题由省委核查办管。
对没有达标的单位不说拒签字,而说分两步走,留一点时间把问题彻底搞清楚;最后由受验单位领导召开平反验收大会做总结,这样有利于改善干群关系。工作队只宣读验收报告的评语。评语是对检查验收单位工作的一个总的评价,领导和群众都很注意听的,应慎重对待。要简明扼要,实事求是,突出主要成绩,解决了哪些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特点,群众的反应等。用词要诚恳,把握分寸,要使领导和群众都能接受认可。因此,东方泥一进入检查验收单位,听取汇报,了解情况时就开始对评语打腹稿,最后拿出文字稿让全体工作队人员讨论定稿,就比较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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