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这是为什么？》第十二章 重大转折,大事联串 （九）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辞职 （十）“核查”补课 （十一）《六·四事件》
九、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辞职
(一)用“两个不管”的矛,对“两个凡是”的盾
胡耀邦一回到中组部,立即把审干局及政策研究室的—些同志请到自己的办公室说:“有个案子,你们敢不敢翻?”
“实事求是。”人们都这样回答。
“可是要担大风险的啊!”
“再大的风险,”有人说,“还能超过‘四人帮’的?”
耀邦说:“对,要有这份勇气。”
耀邦继续说:“按照党的一切工作都要实事求是的原则,就是对伟大领袖晚年搞错了的事,也应该予以纠正。有些人硬扛着‘两个凡是’牌子不放,坚持一错到底。针对这种态度,我们能不能这样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与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简单地说:就是用‘两个不管’的矛,去对‘两个凡是’的盾!请大家议议行不行?”
大家说,应该这么办,这既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又简明有力。但为稳妥起见,胡耀邦觉得首先有必要取得叶剑英、邓小平的支持。一天,他向中央负责人汇报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工作时,反映了“六十一人案”中许多人及死者亲属要求复查的强烈愿望,并表示中组部准备进行复查。
不久,邓小平接到了有关“六十一人案”的两封申诉材料。6月25日,他在其中一封材料上批道:“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实事求是的问题。”7月4日华国锋也指示胡耀邦:“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组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胡耀邦即指定干审局副局长贾素萍等四位同志,全力投入这项工作。一切似乎进展得一帆风顺,但是,胡耀邦明白:问题远不是那么简单。
1978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向全党发出通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全国信访工作会议,研究如何处理日益增多的申诉信和上访人员,如何落实政策才算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这个会议是胡耀邦刚到中组部时就向中央建议举行的。汪东兴遂让胡耀邦主持会议,并在开幕式当天作主要讲话人。对胡耀邦这个讲话,政研室的苗枫林认为非同小可,很可能引发一场激烈争论。因而在起草过程中,他尽量地把观点阐述得十分周密而无懈可击。等把稿子弄好送给胡耀邦过目时,他又一次劝阻胡耀邦:“最好等时机成熟了再讲。”胡耀邦一听,不免有点气,说︰“你们这些人就是谨小慎微。”苗枫林请胡耀邦再考虑一下,胡耀邦义无反顾地说:“怕什么!就是下油锅,也总得有人下嘛!”
9月18日,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如期开幕。胡耀邦从从容容地走上了怀仁堂讲台,并发表了平生第一次照本宣科的那篇讲话。台下掌声连连。
“照本宣科”还是出了事!按规定,大会秘书处应该立即把胡耀邦讲话全文登上会议《简报》。但是,等《简报》发下来,许多代表都傻了眼:胡耀邦讲话的精髓——用“两个不管”针对“两个凡是”的内容——被删得一字不剩。接着,续出的《简报》连篇累牍,借用某些会议代表之口,对胡耀邦的讲话进行了一系列批评指责。其中据说来自河南省的代表说:胡部长的讲话太离谱了!连毛主席定的案子都要否定,也太不遵重毛主席了!
会议闭幕,汪东兴作了会议总结讲话。他又直接面对全体代表宣告“两个不管”的说法不妥。散了会,9月25日,胡耀邦找汪东兴同志讨论这句话究竟有何不妥。被询问的同志中有人反问胡耀邦:“如果是毛主席批的定的案子,你怎么办?”
胡耀邦说:“我相信:如果他老人家还健在,也会恢复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所以对他老人家过去批的定的实践证明了的冤假错案,我们都应该平反改正。”
对方又有人说:“‘不管什么时候、什么人批的定的’,这说法未免太大而无当了!如果这说法可以成立,那么国民党时代定的冤案错案,难道也得由我们去平?”
耀邦即刻把这种挑衅也顶了回去:“国民党都被我们推翻了,他们搞的冤假错案就自然而然地都被平掉了嘛!”
对方哑然。
过了些日子,中组部的《组工通讯》发表了耀邦的讲话全文,完全恢复了“两个不管”的提法。
经过胡耀邦一系列委婉而顽强的斗争,“两个凡是”的阵地越来越狭小,“两个不管”的洪流节节壮大。到最后,汪东兴等人不得不把中央专案组管辖的所谓“大案、要案”,全部转交中组部重新复查。1978年11月30日,中组部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这《报告》列举了大量经得起检验的历史事实。1978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向所属全体党员和党外群众广泛传达。
随之,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对为数寥寥的“两个凡是”论者作了最后冲刺之后,一向对党对人民耿耿忠心的彭德怀元帅的“庐山沉冤”终于昭雪于天下;陶铸也与薄一波等人一起,从“叛徒”的桎梧中被解放出来……(摘自《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修订版)》戴煌/著)
(二)我们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1980年2月,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在胡耀帮的主持下,全国各个领域开始拨乱反正。几十件影响巨大的冤假错案,在胡耀邦的亲自过问下得以平反和纠正。面对各方的阻挠和压力,胡耀邦鼓励办案的同志:“我们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他说,我们要永远记住八个字:“坚持真理,旗帜鲜明”。
例如对“现行反革命”李九莲昭雪︰1977年12月14日,粉碎“四人帮”已一年又两个月零八天,江西的一位女工李九莲的下颚和舌尖,被尖锐的竹签穿在一起,被拉到赣州西郊枪杀,抛尸荒野,并被歹毒之徒奸尸、割去双乳。十二名曾为李九莲辩护过的干部、群众,同被判以重刑。起因是李九莲在日记中写了对有着重重困难的青年、干部的被迫上山下乡,深表同情;对在所谓的“二月逆流”中受害的老帅老将军们,深表不平,说这是“宫廷里指鹿为马”;对“红海洋”和“三忠于”的愚昧活动,她极为反感。对“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她认为“不见得”。她觉得林彪“越来越像个奸臣”,隐喻毛泽东成了“残冬的太阳”。在对李九莲平反的道路上经过了艰苦曲折的斗争。记者戴煌于1980年除夕写了一篇《内参》于1月25日送到党中央,立刻受到了胡擢邦的重视,他当即给中央政法委书记、最高法院院长、公安部部长做了这样的批示:彭冲、江华、(赵)苍壁同志︰此事请予妥善处理(包括对她的家庭亲人),但处理这类事情,应考虑不要声张,以免引起不良后果,而应着重总结经验教训。彭冲当天就给江西省委主要负责人写了两行字:“(江)渭清、(白)栋材同志︰耀邦同志的批示,请阅《清样》所反映的情况,请予查明,妥善处理。”2月17日开始,江西省法院按照省委的指示,并请省检查院、省公安厅和赣州地区公检法机关派人参加,3月9日就做出了比较合乎实际的结论。接着,由省法院、地区法院和有关单位出面,做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改正决定。
到1982年底,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基本结束。据统计,这次平反的历次(从“三反”、“五反”到“文革”)立案审查而被冤屈的人达300多万人。还有一大批没有立案而受害者这次也得到了解脱。如此大规模的平冤,带来了中国改革的春天。
胡启立曾经评论说:“胡耀邦旗帜鲜明,当仁不让,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率先组织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推翻‘两个凡是’,推动思想解放运动;继而又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果敢精神和坚定决心,毅然为千万人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这两项伟大壮举,拯万民于水火,解精神之枷锁,为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掀开了历史的帷幕,立下名垂青史的不朽功勋。”
在推进党内民主化的同时,胡耀邦放手在一些人民团体中实行民主化。1984年,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代表大会召开。按照过去的做法,作协领导班子由中宣部、中组部提名。胡耀邦说:“人事管理问题,要区别两种情况,一种是党和政府直接领导的单位,另一种是人民团体。对于后者,我们根本不要干涉。比如作协、文联、科协等,还有民主党派,这些团体愿意选谁就选谁。”结果作协四大选举时,作家们实现了自已的意愿,上面指定的人没有选上。
胡耀邦还有一件令人肃然起敬的事。请看《工人日报》原总编辑张宏遵在《大悲无泪祭耀邦》(《炎黄春秋》2015年第9期)一文中的记述:1985年9月18日,也就在党代表会议开始的同一天,北京大学突然爆发了一次学潮,虽然没有形成什么气候,却引起了中央的高度关注。
中央书记处曾几次开会研究学潮的事情,就学潮的性质,发生的深层原因,包括改革开放以来的内政外交政策都进行了总结和反思,提出来在全国开展形势教育,加大对改革的宣传,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等措施。胡耀邦比别人想得更多些。在一次书记会议上,他讲了这样一番话,说:“看来,今后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这类大大小小的乱子恐怕少不了。至于他们喊打倒胡耀邦(国家教委的负责人汇报学潮中喊出来打倒胡耀邦和某某某的口号)也没有什么,不要老盯着抓几个坏头头,关键是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搞好。我们共产党人要学会在大大小小的动荡和纷争中,提高和增强治国安邦的本领,要靠民主和法制处理各种乱子,化解各种矛盾和纷争。这段话,我是从书记处会议纪要上看到的,当时还将其转抄在笔记本上。之所以印象深刻,一是我对学潮的发生感到意外,不明白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带来民族大进步、经济大发展、民生大改善的时候出现学潮。二是在告别了阶级斗争为纲理论和文革极“左”路线之后,该怎么分析和处理自发的民众诉求?耀邦的这个谈话如醍醐灌顶,让我思想为之一震:耀邦跳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传统思维,从一个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大目标、大视野来看社会阶层的分化和不同利益诉求,对于从革命党转为执政党后的共产党人如何执政的问题做了深层思考;对如何认识和处理新的历史时期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和纠纷,有了新的思维,这就是靠民主法治道路,靠把党自身建设好,把自己的事情干好。作为党的领导人,敢于提出打倒胡耀邦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除了毛泽东当年在延安说过类似的话,到目前没有另一个中央领导人说过。这种共产党人真正的政治自信和政治自觉,实在是大音希声。”
一个国家的一把手有这样的胸怀,怎不令人感怀之至。
与胡耀邦共过事的领导及身边的工作人员,还写过许多胡耀邦的事迹:
(三)胡耀邦提出“四不主义”,并身体力行
在中央党校复校之初,胡耀邦曾宣布:“中央党校实行‘四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戴帽、不打棍子、不装袋子(指档案袋——笔者注),大家对学校领导,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在这种民主空气的影响下,学员的思想相当活跃。
虽然这“四不主义”是针对中央党校说的,但在全国广泛流传,大家反映说,总结得太好了,许多冤假错案就是乱抓辫子、乱戴帽子丶乱打棍子、乱装袋子行成的。这“四不主义”至少在全国对“四乱主义”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
胡耀邦首先否定四人帮“文艺黑线专政”。中国文联举行“迎新茶话会”,胡耀邦到会讲话。他首先否定“文艺黑线专政”,认为文革期间把全国文艺界办成“管教所”。强调说:从今开始,建立党与文艺界的新关系,要把党的宣传部门建成文艺界同志的“服务站”,下设:一、“问讯处(指出文艺的方针、路线,给文艺创作以指南);二、“资料室”(提供过去和现在的资料);三、“休息室”(歌手们渴了,有一怀凉白开水喝);四、“医疗室”(感冒、嗓子哑了,给搞些清凉剂);五、“修理室”(乐器坏了,总得修理修理)。“医疗室”和“修理室”也就是文艺评论、文艺批判。
这虽然指的是文艺界的事,但文革初期,是在全国范围内批“文艺黑线”的人,把在报刊上发表过一点文艺作品的人,都打成“三家村”分店的黑喽啰,被打成反革命,被排成三类,批判、隔离审查……,虽然这个案随着“三家村”一起翻了,但知识分子多为黑的这股流毒并没有肃清。
胡耀邦保护顾尔镡并平息《苦恋》事件。1980年9月底;《雨花》主编顾尔镡在会上作了《也谈突破》的发言,说:“政治上的突破最主要的是‘四项原则’。四项原则,我们要坚定不移遵守的,怎么又要突破呢?首先,‘四项原则’本身也是在发展的;其次,我们对‘四项原则’的认识也是不断加深的。突破的问题,就由此产生。”这些话并不违背哲学发展观,但是,有人反映到中宣部,状告“顾尔镡要突破‘四项原则’。”于是,顾文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作。《文艺报》受命发表批判文章,后来又莫名其妙地叫停。事后有人透露说,胡耀邦知情后,立即托人转告江苏省,不要斗顾尔镡了。请省委传话给顾尔镡同志,要他振作精神,抬起头来,搞好今后工作。
半年后的1981年4月,《解放军报》批判电影《苦恋》的文章无无限上纲,像是文革又要来了似的。叫停“批斗顾尔镡之后,胡耀邦又忙于平息恶批《苦恋》的事件,发表了顾骧撰写、署名“顾言”的文章《开展健全的文艺评论》。
《文艺报》编审阎纲一次悄悄问荒煤:“听说此次作代会前,耀邦同志当面叮嘱张辉、唐达成和冯牧说:“反党、反人民,这些词以后不要用;是经济犯罪就是经济犯罪,是刑事犯罪就是刑事犯罪,而两种思想、两种观点、两种作风的问题,是长期的、几百年的问题,只能谈心、批评,不能登报批评;以后‘三反分子’、‘四反分子’一概不提了;创作应有充分的自由,有广阔的天地,可以有独特的风格,有独特的题材,这些词句在作协报告中都可以用……荒煤同志,是这么说的吗?”荒媒说:“耀邦同志的确这么指示的,中央同志在场,都表示赞同。”
一次,书记会议上提出需要召开一次全国理论工作会议。几个同志在勤政殿小会议室研究怎么开这个会,胡耀邦要外出正在等车来接他去机场,趁这个空当,他走进小会议室,问:你们开什么会?听说是理论工作会,就来了兴致,问道:哎,我新请来了个理论司令,你们觉得怎么样啊?耀邦指的是朱厚泽。那时朱刚从贵州调来北京,任中宣部部长时间不长。几位同志异口同声地说:好啊,不错啊!耀邦说:他最近讲了个“三宽”(指宽厚、宽容、宽松),听说有些不同意见,你们怎么看?
耀邦要听的是真话,这几位同志在他面前也没有什么顾忌,而且他们他很欣赏朱厚泽这个新部长,于是就坦诚发表了他们的看法︰
“‘三宽’符合思想文化工作的规律,是精神文化产品生产的内在要求;
“这个提法有利于推动思想理论工作进一步解放思想,推动开拓创新;
“‘三宽’是我们党处理和广大知识分子关系,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积极性、创造性的正确方针;
“是对过去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和总结。”
…………
耀邦也不时会意地点点头。
关于文学艺术,群众早有议论:我国的工农业的生产发展了,科学技术发展了,但是凭良心说,我们的文学艺术是滞后了。一批解放前就己成名老作家,解放后基本上搁笔了;老解放区的作家、解放后成长起来的作家,相当一部分被打成“右派”,谁还敢写东西!到了“文革”,八亿人只看八个样板戏。在邓小平复出主持国务院工作的时候,在这个问题上与江青针峰相对地争辩过,邓认为这不符合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结果说邓小平是右倾翻案,第二次被打倒。谁还敢再说话。
解放后,我们抓阶级斗争抓得过头了,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不是空讲,而是要见实效的,结果是反革命分子,年年有、月月有、天天有。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臭老九,搞得人人自危,到最后弄到领导层身上,才认识到“文革”是场劫难。
另外胡启立说:“令人想不到的是,后来在对华国锋同志作组织处理的时候,胡耀邦却充分肯定他在粉碎‘四人帮’这一历史事件中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力主把他继续留在党的领导核心里。并勇敢地为‘华国锋是造反起家’的不实之词辩诬。公正立世,公道办事,公平待人,无一私己之杂念,没有博大的度量和胸襟是做不到的。”
(四)胡耀邦辞职
胡耀邦任职总书记的几年间,正是中国打开国门之后第一个关键发展阶段。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得以深化,国家“七五”计划顺利实施,沿海十四个改革开放窗口城市也陆续确立。年近七旬的胡耀邦争分夺秒地工作。他频频外出视察,几乎跑遍了中国所有“老少边穷”地区;他厉行机构改革,提拔年轻干部,坚决废除终身制;他的外交风格不拘一格,给人留下坦率、热情、开明的中国领导人印象……1987年1月,胡耀邦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辞职。仍保留他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胡耀邦辞职据说与他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核查”右倾有关。胡辞职以后,中央决定赵紫阳为总书记。
1988年,沉默的胡耀邦突然涌起对故乡的思念。11月,他去湖南游览张家界,一路上被数千游人认出来,不停地被人拦下,握手、拍照。“11月20日晚,胡耀邦在长沙住处独自吃了一碗加了辣椒油的清汤面。事后,工作人员才知道,这一天是他73岁生日。
胡耀邦曾说,我这辈子有两个“没有想到”:一个是没有想到被放在这么高的位置上;另一个是没有想到在我退下来以后,还有这么个好名声。
(五)胡耀邦猝然病逝
胡耀邦于1989年4月15日猝然病逝。
李平写了一篇文章《参与胡耀邦追悼会的回忆》(见《炎黄春秋》2015年第3期),现摘要如下:
胡耀邦同志时年73岁,原本身体很好,性格开朗豁达,为人正直厚道,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拨乱反正中,大智大勇,冲锋陷阵,为挽救党和国家于危难,建树了历史性功勋,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乃至海內外都有崇高的威信。他过早辞世,使群众中敬重、怀念之情更为浓烈。
胡耀邦追悼会比照叶剑英追悼会的规模。最初预计参加人数4000人,实际发出的请柬超过5300张。胡耀邦追悼会确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主席杨尚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致悼词。追悼会于10时开始,9时5O分入场完毕,老同志晚入场,早退场。追悼会及向遗体告别时间,不超过一个半小时,致悼词时间大约20分钟。向遗体告别时,中央领导人包括四副两高大名单上的共110名负责人与家属握手,其他人员一律不握手。
追悼会历时近30分钟,奏《国歌》后问耀邦遗体告别。胡氏家属从站立在水晶棺前移至水晶棺后,领导人以邓小平为首,排成单行走过,向在水晶棺中安卧的胡耀邦遗体鞠躬致哀,然后上前与家属一一握手。
领导人向遗体告别并与家属握手后退场。这时又请胡氏家属移至水晶棺前,然后是参加追悼会的其他人员分由水晶棺两边向胡耀邦遗体告别。治丧办公室的人员挡在前边,拦阻人们与家属握手,并催赶着人们快走。由于态度焦急、生硬,甚至有推搡的动作,所以引致不满。而按原计划,在大批与会者向遗体告别时,应请李昭等家属到休息室小憇,但她执意不肯,连工作人员拿来的折叠椅也不坐,一直站在那里,扬着两手向人们致谢。
送灵车队开出人民大会堂西南门,从南长街口转问西行,一露面,早已等候在街上的人们便发出巨大的哭泣、呼唤声浪。十里长街,全部停驶了无关车辆,百万人涌上街头,为胡耀邦送行。南长街口至新华门一线,虽然围聚的人多,但警力充足,大量武警排成几行,手拉手拦住人,能保持较宽的道路,车行顺暢。过了六部口,就开始出现紧张状况,人越来越多,拥挤着压向路中间,仅容车队通过;西单至复兴门路段,几乎发生压车情况,此时灵车前后两辆大轿车上的公安、武警,跳下车来,一边声音嘶哑地呐喊“谢谢大家,请大家幇帮忙,向后退”,一边奋力推赶,才得使车队通过。出复兴门后,在工会大楼、京西宾馆、公主坟等处均是此状。再向西行,人仍不见减少,车队前方新增加了不少公安、武警的面包车开路,向外拐行,以迫使人们向后让路,历时一个小时,方到达八宝山革命公墓。
对胡耀邦中央没有要求基层群众人人表态,转弯子,因为他还是政治局委员,没有什么弯子可转。对高层领导人的事情,一般群众都不了解,都听中央的,与中央绝对保持一致。
十、“核查”补课。
松如婵突然在电话里急促地告诉东方泥:“核查”补课工作组进驻综合研究所。工作组组长在全体职工大会上说:“有人在‘文革’中打了老红军,到了综合研究所又搞帮派势力的复辟。这个人是漏网的‘三种人’,是漏网的黑帮分子,这次一定要把他挖出来。这不得不令人猜想,这个人到底是谁呢?综合研究所没有老红军,厅里才有,打老红军一定是厅里来的人;来了又搞帮派势力的复辟,那得当个小领导才能算复辟啊!这能是谁呢?有人分析说可能是指的你。最近见不着你,只好在电话里向你通通气,让你思想上有个准备……”
祸从天降,一桶冰水劈头盖脑地泼下来,凌激得东方泥几乎断了气,只是说了一声:“谢谢你。”
东方泥抽出来搞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及平反冤假错案的验收工作快半年了,验收了七个厅局及其下属的二十八个单位。
有一天走在路上,有一位女同志突然地向东方泥喊道:“东书记,我的问题拖了十几年,这次终于解决了,我的心情太愉快了,真要谢谢你。”
这是最近才办的一件事,东方泥当然还记得,于是说:“这是党的政策好,终于使冤案得以平反,让许多有冤情的人能重见天日,我理解你的心情。我个人微不足道,你应该感谢党。”
这位女同志说:“那是当然。但是,你这次对党负责任,严格把了关,一个不漏才使我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东方泥回到厅里交差时,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小朱告诉他︰“鄢局长太欣赏你了,他在我们办公室里说,你们那个老东啊!不错,头脑清醒,做事果断、冷静,有条不紊,对政策扛扛明了,判断准确,善于做思想工作、解决矛盾。说话、写文章、写评语,分寸把握得好。他验收的单位我放心。我们还有一个组的组长是个厅局级的老干部,办起事来稀里糊涂的,我真不放心。XX州的问题比较复杂,落实政策的工作不顺利。验收工作队去到那里是要帮助解决问题才行哩!我想把你们的东方泥再借调出来,派到XX州去,怎么样?”
东方泥说:“鄢局长向我提出过继读抽调我到专县搞落实政策验收的事。我说,哪得向218号信箱党组提出来才行。”
小朱说:“后来,厅里经研究,你另有任务,不放你走。”
东方泥心想,是什么任务,现在清楚了。
省委组织部召集各工作队开总结大会。副部长做总结,讲了这次组织了多少人的工作队,历时多少天,工作的方法和经验,解决了多少问题,一些典型的事例,知识分子的反应,落实政策对象的反应,等等。副部长作完报告以后,请大家发言,都没有吭气。鄢局长突然问道:“东方泥来了没有?”东方泥答:“来了。”鄢局长说:“你讲讲嘛!”东方泥说:“不讲了。”“讲讲嘛!”鄢局长还是要他讲,东方泥仍说:“不讲了。”
当然是让他讲点认识、经验和体会。在目前的遭遇情况下,他说什么?怎么说才好呢?还是不讲为好。
会后,大家在一起合影留念,各自回单位。
十一、《六·四事件》与赵紫阳总书记靠边站。
(一)《五十天的回顾与反思》说“六·四”
《六·四事件》以后,根据国家教委党组的要求,由国家教委社会科学研究与艺术教育司、思想政治工作司和北京市高等学校工作委员会,组织编写了《五十天的回顾与反思》一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150000字,供各高等院校组织学习,但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也组织学习了。大家学习得很仔细、很认真。过去只在电视上了解到北京的一些表面现象,那是很不全面的。这本书上对一些细节说得很详细,从而使群众对“六·四”事件有了深刻的认识,并且人人都表了态,拥护中央的决定。现摘其要点如下:
极少数人利用悼念活动挑起动乱。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广大群众和青年学生以各种形式表达自己的哀思,并表示要化悲痛为力量,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贡献力量。各高等院校为学生的悼念活动提供了各种条件。在悼念活动中也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情况。但是,极少数人却利用这个时机,以“悼念”为借口,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使这场风波一开始就具有了政治动乱的性质。极少数人煽动并利用了部分学生偏激、冲动的情绪,张贴大量的大小字报、口号、传单和挽联等,对党和政府进行了肆意的攻击和诋毁,甚至公然号召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现政权。贴于北大三角地的一张无署名大字报说“政府无能,社会腐贩,政治专治,知识贬值。这是当今的社会,当今的现实,当今的悲哀,我们要求︰撤换无能政府,推翻专制君主。”有的影射党中央、人大、国务院是“独夫”、“橡皮图章”、“草包衙门”攻击中央有一个“搜刮民脂民膏”的“新四大家族”;有的对中央政策进行了全面的攻击,说“中国正在死去,人民正在堕落,一切都在死亡”,“让我们从那流着血的眼睛里发出血色的火焰烧毀那可憎的世界;有的攻击党是“一代奸党”,“是个即将溃灭的组织”,党的领导干部是“欺世盗名”的“窃国奸雄”,老一辈革命家是“朽翁听政”,还说“不该去的去了,该死的却没死”;有的公开提出“取消共产党专制,实行多党制……,取消团体、军队、学校、单位的党支部、政工干部等”。4月18日,人大贴出一副对联:“悼胡公,论赵公,哪及倒了李工;提千条,道万条,不如砸了四条。”
在极少数人的策划下,北京高校开始出现非法学生组织,并提出了这个时期的纲领性口号。北京大学贴出署名“几个中国人”的《强烈要求》的大字报,要求“中共中央对胡耀邦同志作出公正的评价,公开平反昭雪,以慰胡公在天之灵”,“公开纠正反对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
与此同时,一些知织界的所谓“精英”分子,也就是长期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极少数人,与学潮相配合,组织种种座谈会,利用舆论阵地大肆宣传。他们议论的中心也是两个,一个是为胡耀邦“平反”,二是为反自由化“翻案”,并且明确表示支持学生的游行示威,说什么由此“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
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还提出了“南下北上,东来西走”的口号,企图发动全国的大串连。上海、西安、湖南等地也发生了学生游行的事件。这期间,南京、武汉、西安、长沙、上海、哈尔滨等地的高校都发现从北京去的学生,天津、河北、安徽、浙江等地已有学生到北京参加游行、请愿等活动。
他们不顾宪法对“四大”的废除,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和学生不听劝阻,在校园里铺天盖地张贴大小字报、标语和传单。据不完全统计,从4月15日至24日,北京31所高等院较共贴出大小字报、标语、条幅2015份。其中有些是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大量的是肆意攻击、诋毁党和政府,有的甚至公然号召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取消四项基本原则。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绝对不容许的;他们不顾北京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若干暂行规定》,不经申请批准,连日不断地大举游行,严重扰乱了北京的社会秩序;他们组织部分情绪冲动的学生在4月18和19日深夜接连冲击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新华门;他们违反天安门广场的管理规定,21日夜,北京几十所高校四、五万学生涌入并占据了天安门广场。他们无视北京市的有关法规,未经申报登记就成立了跨校的“团结学生会”、“临时行动委员会”,(后改为: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并向合法的学生会、研究生会夺权。他们谩骂学生会是“狗腿子”,抢占广播站、办公室,北京理工大字的一些学生还砸了学生会的牌子!他们不顾法纪和校纪,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在校园里造成严重的无政府状态。事态的发展证明,非法组织“高自联”是这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直接策划者、组织者、指挥者。
这期间,社会治安遭到破坏,日益恶化。一些不法分子聚集王府井、前门等繁荣地区,扬言“非砸不可”,伺机作案。其他地方的打、砸、抢事件连续发生,有的不法分子抢银行。东西大街慧源百货商店遭到几十个痞子的行抢。广安门乳品厂一辆送奶的3800瓶牛奶被一抢而光。还有的不法分子围堵、冲击党中央、国务院的办公机关和中央领导同志的住所。
《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对动乱的定性是正确的。 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到4月22日治丧结束这段时间里,已出现了日益明显的动乱。然而,赵紫阳同志一直采取姑息和放纵的态度。他只强调克制,只强调对话,始终回避对事情的性质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讨论。4月22日追悼会结束后,中央的同志再次建议在他4月23日出访朝鲜之前,召开一次会议研究一下学潮问题,而赵紫阳同志不仅拒不接受,反而若无其事地去打高而夫球了。
4月24日下午,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向万里同志作了汇报。在他的建议下,当晚由李鹏同志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对事态的发展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会议一致认为,当前的种种迹象表明,在极少数人的操纵和策动下,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会议决定在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小组,同时要求北京市人民政府放手发动群众,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力争尽快平息动乱,稳定局势。4月25日上午,邓小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完全赞同支持中央常委的决定,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是—般的学潮,而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并对动乱性质作了深刻分析。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决定和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人民日报》于4月26日发表了《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这篇社论在4月25日晚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提前播出。
《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在列举了4月15日以来,首都和全国其他一些地方出现的种种不正常情况后,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一场极少数人策划的政治动乱,“他们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搞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其实质是要从基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动乱”这两个字也恰如其分。
社论发表以后,非法组织北京“高自联”在4月26日发出了“新学联一号令”,要求各高校于4月27日“在拥护共产党的旗帜下游行到天安门”规定的游行口号中包括“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宪法”、“坚持改革”、“民主万岁”、“科学万岁“、“人民万岁”等。一句攻击谩骂的口号都没有。可是,就在27日游行队伍散发的传单《学运问答录》中,提出学运的目的“是以非暴力的方式向现政府施压,促进政府体制改革,从而达到建立真正的民主政府的目的”。“学运近期目标”,“一是成立全国各学校学生联合自治会,领导和协调全国学生民主运动”。“二是通过罢课、舆论宣传等形式,争取社会各界的声援,促使政府就“七条”与同学公开对话”。可见他们的纲领并未改变,只是策略、手法变换而已。
这一阶段,极少数动乱策划者和组织者提出的具体政治纲領,主要的也是两条:一是彻底否定《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二是承认这次运动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高自联”是合法组织。其险恶的政治目的是为这次动乱“翻案”,为“高自联”翻案,迫使党和政府承认他们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合法性,为他们在中国建立反对派、反对党打下基础。为了进一步要挟党和政府接受他们的政治要求,为了利用中苏高级会晤,向党和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经过精心策划,他们于5月13日悍然发动了北京高校部分学生的绝食请愿活动,从此,长期占据天安门广场,而上街游行示威和声援绝食学生的各界群众亦与日俱增。
赵紫阳同志对动乱的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五·四”以后,北京高校绝大多数学生愿意复课,恢复正常秩序,愿意同政府对话,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在赵紫阳同志出访朝鲜期间,中央曾将4月24日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和4月25日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发专电通报于他,并征求他的意见,而他曾回电报明确表示完全同意常委的决定和小平同志对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赵紫阳同志在4月30日回国之后,在5月1日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再次表示,同意小平同志的讲话和4月26日社论对动乱的定性,认为前一阶段对学潮的处理是好的。但是,仅过两天,突然改变了态度,指责根据常委会决定写的《人民日报》社论定性有错误,提出要加以纠正。他的这一错误主张理所当然受到其他常委抵制和反对。他还拒不接受政治局常委的意见,在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缄口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5月4日下午,他事先没有征得政治局任何同志的同意,在接见亚洲开发银行会议部分代表时,发表了一通同政治局常委决定、邓小平同志讲话和“4·26”社论精神完全对立的意见。这主要是:第一、在已经出现明显动乱的情况下,他却说:“中国不会出现大动乱”;第二、在大量事实已经证明动乱的实质是否定共产党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他还坚持说:“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第三、在已经有种种事实说明极少数人利用学潮策动动乱的情况下,他还只是说“难免”“有人企图利用”,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央关于极少数人已经在制造动乱的正确判断。
赵紫阳同志的讲话对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却是个兴奋剂。极少数唯恐天下不乱的人看到有机可乘,重新活跃起来,遂使局势骤然逆转。在事态日趋恶的情况下,赵紫阳同志又鼓动新闻界,进行错误的舆论导向。5月6日赵紫阳同志对当时中央主管宣传和思想工作的胡启立、芮杏文同志说:“对学潮的新闻放开一点,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说“这次运动不能归结为一小撮人挑动,不能归结为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不能归结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泛滥”;还说,“不能违背潮流”,“面对国内人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
极少数人以绝食相要挟,使动乱更加扩大。 接着,在极少数人策划下,“高自联”通过所谓对话代表团,提出相当苛刻、毫无协商余地、最后通牒式的对话条件,迫使党和政府接受。5月2日,清华大学贴出未署名的《走向谈判桌》的大字报,声称“我们现在应该走向谈判桌而不是对话桌”,“谈判的前提条件”是︰“高自联是唯一能代表广大学生的组织,必须由联合会出面与政府谈判”;“政府必须“由不低于政治局委员的人出面率领代表团”参加“预备性谈判”,“由总书记、总理或不低于政治局常委、副总理出面组成代表团,参加“实质性谈判。”这一情况表明,他们俨然要以反对党的架势同政府进行谈判。
5月13日上午8时,北大又贴出署名“首都高校自愿绝食者”的《绝食宣言》,提出“绝食要求:第一、要求政府迅速与北京高校对话代表团进行实质性的具体的真诚平等的对话。第二、要求政府为这次学生运动正名,并给以公开评价,肯定这是一场爱国民主的学生运动。”“绝食地点:天安门广场”。发动了一场历时七天,前后有3000多人参加的大绝食。5月18日上午11时至12时,国务院总理李鹏等领导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绝食学生代表。李鹏同志说:“如何使绝食人员解除目前的困境,党和政府对这件事很关心,也为此深感不安。”“建议由中国和北京市红十字会负责把参加绝食的同学安全地送到各个医院去”。李鹏同志再次强调:“事态的发展不以你们的善良的愿望、良好的想象和爱国热情为转移。事实上北京现在已经出现秩序混乱,并且波及到全国”,希望同学们“尽快结束绝食,尽快到医院去接受治疗”。但是,在场的“高自联”头头王丹、吾尔开希以十分狂妄、蛮横的态度对待李鹏同志,多次打断他的讲话,并倒打一耙,说什么动乱的出现“应该由政府负全责”,继续以绝食要挟政府。各高校负责人和广大教师也经常不断地到绝食现场和医院看望、探视绝食学生,进行苦口婆心的劝导,但收效甚微。
绝食当晚9时,北京市人民政府即派市红十字会和市急救中心的两辆救护车进入广场附近,为绝食学生准备了食盐、白糖和开水,医护人员到广场给学生送水送药,进行巡诊、治疗、接送病号等救护工作。在整个绝食过程中,前后有3500多人次晕倒或病倒。在市政府的协助下,红十字会和各有关方面先后调配了1000多辆救护车,抽调了数百名医护人员,昼夜守护在绝食现场,并动员52家医院腾出近两千张病床,保证因绝食休克或致病的学生及时得到救护和治疗。
在长达7天的绝食期间,没有发生一起学生因绝食而死亡的事情。但是,党和政府的这些努力,都没有到到任何积极的反响。
在事态急剧恶化的情况下,中央政治局常委于5月16日晚召开紧急会议。常委中多数同志认为,面对险恶的形势,绝对不能退让,只能更加坚定地反对动乱、制止动乱;如果承认《人民日报》社论有“错误”,承认这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必然要进一步强迫党和政策承认他们提出的一切错误乃至反动的政治纲领,承认一切非法组织,进而在中国搞反对派、反对党,最终迫使共产党下台,颠覆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这就是他们制造动乱的目的;不达此目的,他们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当天晚上,赵紫阳同志利用会见戈尔巴乔夫的机会,有意识地把矛头引向邓小平同志,他在会见一开始就说:“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通报,向他请教”,他还说,这是“第一次”公开透露中国党的这个“决定”。第二天严家其、包遵信等人发表极其猖狂、恶毒的《五·一七宣言》,他们咒骂说:“由于独裁者掌握了无限权力,政府丧失了自己的责任,丧失了人性”,“清王朝已经死亡76年了,但是,中国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称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5月17日,北大三角地贴出未署名的《致XXX同志的公开信》,征集簽名,要求XXX同志“公开承认4月25日讲话和人民日报社论是重大失误,以缓和当前危机”,当天就有近百人签名。清华大学贴出署名“经四班部分学生”题为《他的声音颤抖,我们的灵魂颤抖》的大字报,攻击XXX同志是“垂暮老人”,“凌驾于四千万党员之上”,胡说“我们推翻了‘两个凡是’,又遵(尊)起了新的‘两个凡是’”。有的人攻击政府是“流氓政府,无耻下流”。
首都局势越来越严重。5月16月以后,上街游行的人越来越多,声势一天比一天大,从几万、十几万发展到几十万。参加游行的不仅是大学生,还有部分教师、科研人员、机关干部、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工作人员、工人和农民。据不完全统计,5月15日至19日有人参加游行的北京地区单位:北大、清华、人大、师大等58所高等院校,石化专科等31所中专、技校,北京一中等130多所中小学,新华社等70多家新闻出版单位,社科院等50多家科研单位,国家体改委等中央、国家和北京市机关60多个,民主党派及人民团10多个,北京重型机器厂等厂矿企业200多家。从外地来京声援的有各地85所高校数万学生,还有四川工人声援团,蛇口人声援团等。
事态的发展越来越严重。动乱的策划者企图借混乱之机,乱中夺权。当时,非法组织“高自联”、“工自联”的头头完全控制了天安门广场,使之成为绝食请愿、游行示威的指挥中心。北京市的许多部门几乎瘫痪。有的单位酝酿要求领导“交权”;国务院有的部门一些人要求部长下台。北京市的一些新闻工作者散发传单,要求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向人民交待‘请战’真相”,诬蔑市委、市政府“对当前中华民族的空前的危机有不可推诿的责任”。一些人散发传单,宣传成立“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筹委会”,取代市人民代表大会,鼓吹成立“北京区政府”,取代合法的北京市人民政府。
更为严重的是,北京的事态已经波及到全国,影响和破坏了全国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从5月13日至5月19月,全国各大城市乃至所有省会城市上街游行、声援北京绝食学生的人数急剧增加。一些中小城市也出现了游行,波及面之广,骚乱之严重,是建国以来没有过的。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城市上街游行的大学生人数直线上升;16日为10.97万人,波及21个城市近百所学校;17日为25.3万,蔓延27个城市170多所学校;18日猛增到52.5万,扩展到30多城市300多所大学。上海、抗州、太原、成都等地相继发生学生绝食请愿,参加绝食的学生宣称“北京学生绝食不停,我们不吃饭。”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党和政府已经毫无退路,如果再采取克制、容忍的态度,如果还不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那么就会再度严重贻误时机,就会导致全国范围的大动乱,进一步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
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正确措施。 中央政治局常委于5月17日召开会议,讨论进一步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的问题。会上,赵紫阳同志仍然固执己见,坚持退让。多数同志坚决反对他的意见,认为绝对不能再退了,再退就会发生全国性的大动乱。为了制止动乱,会议决定立即调集一部分军队进驻北京,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这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也是坚决、果断、正确的决策。
但是,赵紫阳同志拒不执行常委会议的决定,并提出辞职。当受到严厉批评后,他虽然撤回了辞职要求,口头上表示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实际上继续进行完全同党相对立的分裂活动。极少数掌控国家核心机密的人,出于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在17日当天就泄露了国家核心机密。当晚,在北京站广场等公共场所还发现题为《关于学运策略的几点建议》的传单,指出“目前绝食对话已不是我们的手段和要求,应当改为和平静坐,并旗帜鲜明地提出新的政治要求和口号,即(一)赵紫阳同志不能走;(二)立即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特别会议;(三)立即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最近一些已经逮捕归案的“高自联”和“工自联”的头头也交待:5月19日下午4时许,有人用“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的名义,拿着条子到“天安门广场指挥部”,透露了即将实行戒严的消息。
在这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紧迫时刻,赵紫阳同志仍然置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于不顾,置中央常委中多数同志的正确意见于不顾?顽固坚持同中央正确决策相对立的错误立场和态度。19日凌晨,他到天安门广场去看望绝食学生。他告诉学生,性质问题、责任问题终究是可以解决的,实际上起了鼓励学生坚持绝食的作用。他还说“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这些话,既表明了他坚持同党相对抗的态度,又传递了他在中央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的信息。
由于中央和国务院的决策事先被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所掌握,戒严令的实施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和阻挠。进京戒严部队在所有路口被堵被围,不能及时按计划进入指定地点。
极少数人阻挠和破坏戒严,挑起反革命暴乱。 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编造各种耸人听闻、光怪陆离的谣言去挑拨离间,欺骗與论,并煽动部分群众拦堵和围攻戒严部队,不断挑起事端,激化矛盾,使动乱步步升级,终于孤注一掷,策动了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暴乱。
6月3日晚10时前后,奉命向城内开进的各路戒严部队虽然在各主要路口都受到严重阻拦,但是仍然采取了极其克制的态度。而反革命暴徒利用这种克制,发动了骇人听闻的打、砸、抢、烧、杀。暴徒们强行拦截公共汽车和过往的车辆挡在路口,甚至放火焚烧,阻断道路。许多军车被围、被砸、被烧。6月3日23点前后,建国门立交桥有30辆军车被围堵,北京煤炭工业学校以西有300多辆军车被围堵。6月4日凌晨以后,焚烧军车的暴行愈演愈烈。在北京的数十个路口的数百辆军车,被暴徒用汽油、燃烧瓶和土制喷火器引燃,火光冲天,与此同时,戒严部队官兵、武警战士和公安干警受到暴徒们猛烈的袭击,被打伤的有战士,有慰官、校官和将官;有的战士被活活打死、烧死;武器弹药大量被抢。在几天的暴乱中,被暴徒砸毁、烧毁、损坏的军车、警车和公共汽车达1280多辆。其中军用汽车1000多辆,装甲车60多辆,警车30多辆,其他机动车70多辆。
6月4日凌晨以后,大学生们的情绪开始激烈,行动失去控制。有的抢占学校广播室,有的围攻办公楼,有的围斗、谩骂和殴打校领导。全国许多大中城市也出现了同北京的暴徒们几乎一样的口号,一样手法的破坏活动。
平息反革命暴乱取得决定性胜利。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一支从军事博物馆出发的部队用了4个小时才到达天安门广场。当时的情况是:头上雨点般的砖块,脚下是各种障碍物,身边随时有暴徒打来的棍棒和捅来的钢筋,前边是火海浓烟,战士们冒着被绑架和被打伤、打死的危险推走着火的车辆,搬走路上的隔离墩。据统计,仅这支部队被打伤的官兵就有1100人,重伤116人,牺牲6人,下落不明2人。被中央军委授于“共和国卫士”称号的王锦伟烈士生前所在的部队,从右安门到前门西大街,短短十几公里的路,竟艰难地进行了近5个小时。
为了迅速平息反革命暴乱,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戒严部队在伤亡严重、忍无可忍、让无可让的情况下,迫不得已鸣枪开道,进行有节制的自卫反击,击毙了一些肆虐的暴徒。如果不对这伙以身试法的暴徒给以严惩,就没有什么法制可言,没有什么社会秩序可言,没有什么安定团结可言。当然,由于围观的群众和在场的学生很多,有的被车撞、人挤,有的被流弹击中,造成误伤。这是党和政府不愿意看到,但是戒严部队执行任务中难以避免的。不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分子,暴乱就不能平息,那就会发生更多更大的流血事件。据统计,暴乱中有3000多名非军人受伤,200多人死亡,包括北京地区高校学生36人。这当中有一部分是罪有应得的反革命暴乱分子。
实行改革开放必须清除腐败,惩治“官倒”。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这是必须充分肯定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在这十年中也出现了一些失误,产生了一些消极现象。这主要是出现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社会分配不合理,“官倒”横行,社会风气差,有些早已被消灭了的腐朽现象重新出现,如宿娼、赌博、贩卖妇女、封建迷信活动等,特别是部分党政干部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腐败现象。全党全国对这些现象深恶痛绝。在这次波及全国的动乱中,有84个城市的600余所高校约280万人次参加游行。广大青年学生高喊:“打倒官倒”、“清除腐败”等口号,得到人民群众的赞同。腐败滋长和蔓延,严重地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声誉,损害了广大人民群众同党、政府的关系,扰乱了社会的安定。这场风波中,有那么多人被卷进去,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极少数领导干部中存在着腐败现象,引起了人们强烈不满。总之,腐败不除,四化难成,人心难固,国无宁日。会断送我们党的社会主义事业,我们决不可对此掉以轻心。
在经历了一场重大的社会震荡之后,我们党认真地总结了历史经验,并明确表示,一定“坚决惩治腐败,切实做好几件人民普遍关心的事情,决不辜负人民对党的期望。”党中央的这一决策,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
(二)赵紫阳总书记靠边站
中央电视台播送了赵紫阳5月19日凌晨,到天安门广场去看望绝食学生,并讲了话的消息以后,广大基层群众就未见赵紫阳有什么公开的活动。
继赵紫阳之后,江泽民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2005年1月16日赵紫阳去世。1月29日赵紫阳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举行。
如果是换了我,我就一定会比他们做得好吗?
——杨奎松
在那个时候,如果我“做得比他们好,那我的结局一定会比他们更悲惨”。
——金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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