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迷茫 (4): 风雨骤来
第二章 少年迷茫
1965年夏季的一天，张老师找我去办公室，对我说，要在教室门口的走廊里建立一个壁报，每周出一期，每期都要有变化，要有不同的主题，然后发动有兴趣的同学投稿，或是从作文中选稿。老师说，壁报要有一个名字，你说叫什么好呢？因为当时我正在读妈妈刚买来的秦牧散文集《艺海拾贝》，于是脱口说出：“艺海拾贝。”老师想了想说，你知道周扬吗？他是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最近他有一个讲话，提出文艺是时代的风雨表，我看《风雨表》这个名字挺好，有战斗性。我听了老师的话，知道这是他早想好了的，就表示同意。
几天后老师召集了几个同学开会，宣布成立“风雨表编辑部”,到会的都是编委,主编是我，老师做副主编。我不知道这个主编要做什么，老师告诉我，要根据每期主题选稿，改稿，设计版面。这是我升入初中后最忙碌的一段时间，每当星期日下午，我们便聚集在教室里，煞有介事的研究稿件，布置版面，将投稿者精心抄好的稿子镶嵌进走廊里的玻璃橱窗中。我喜欢上了这件事。我本来是个胸无大志的孩子，从小写作文，一涉及到“我的理想”之类，我便不知所以，因为真不知道我喜欢做什么职业。科学家、工程师是那个年代几乎所有孩子都愿意表达的理想，但我没有那样的向往，我也不想当医生、教师。有一次听妈妈说，她读书的时候，大学里有一个叫“家政”的专业，竟然让我很向往，虽然知道不合时宜，但还是常常胡思乱想。现在我突然有了“理想”，我要当一个出版社的编辑，最好是《中学生》杂志或者《中国青年》杂志，我更愿意自己办一份刊物，像《新青年》那样，我开始想入非非。
《风雨表》诞生不到一年，便被一场骤来的风雨夺走了性命。一夜之间，遍布校园、走廊的大字报铺天盖地，罩在《风雨表》上的玻璃橱窗被打碎了。《风雨表》没有像老师设想的那样，反映“时代的风雨”，它像它名字的原创者周扬一样，被从天而降的暴风骤雨淹没了。
在我还没有从瞠目结舌、目瞪口呆中反应过来时，风雨就来到了我们身边，淹没了课堂和校园，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张宝信首当其冲的成了全校第一批牛鬼蛇神。张老师的罪名真吓人：“现行反革命”。原因是他放学后经常找身为干部子弟的同学谈话，说什么:“你们要各方面表现得好，否则对不起你们父母的希望，如果你们不好好学习，接不了革命的班，将来国家变了颜色，资本主义复辟，国民党反动派来了，会先杀你们的头，所以你们一定得努力啊！”
就是这样的一些话，被所有他约谈过的同学纷纷证实、批判，他无可辩驳。其实谁心里都明白，这些话跟反革命没有半点关系,在那个言必称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年代，这不过是他恨铁不成钢的一种表达。我倒是觉得这正是老师缺乏平等对待学生的观念，所有的同学不都是一代接班人吗？为什么对干部子弟总是照顾有加、过分宽容、网开一面呢？ 结果，这种特殊关照换来了意外的报答。
我们的班主任是学校里一颗正在冉冉上升的新星，已经被作为入党的培养对象了。作为语文组的副组长，负责初中年部的语文教学领导工作，他的办公桌上立着一个牌子，写的是“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为此，他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他家里有三个孩子，都还年幼，他家住的地方离学校又远，每天他要带着两个饭盒上班，一盒午饭，一盒晚饭，在办公桌上吃完晚饭后，还要继续工作，常常是十点钟以后回家，最晚的时候十二点才能离校。我以一个孩子的眼光看出他并不是一个健康的人，他的脸色苍白无血色，常常咳嗽，爱感冒。他是一个敬业的老师。
此时，他的言行放在“照妖镜”下一分析，都成了反革命罪证，在劫难逃。一张张大字报贴在墙上，每一张都像子弹一样射中了他，张老师应声倒下了。我身边的同学，争着抢着在大字报上签名，唯恐落后，不管是平时因成绩不好，或违犯纪律被老师批评过的同学，还是被老师所倚重、信任的团干部、班干部们都表现得“爱憎分明”。
我因为拒绝在所有的大字报上签名，一下子变成了“孤家寡人”。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一个天天教导我们做革命接班人的老师转瞬之间变成了阶级敌人，我们的教室变成了阶级斗争的“战场”，平时把“尊敬老师，团结同学”挂在嘴上的我的同学们喊起“打倒张宝信”的口号来，都是一副充满深仇大恨的样子。
一次，在一楼会议室里召开的批斗张老师的大会已经结束,他被押解着走到门口的时候，一个平时很老实，甚至有些腼腆的男生竟然伸出了紧握的拳头，狠狠地打了张老师一拳。一些“红卫兵”还带人去抄了张老师的家，当时张老师正生病卧床，一个本来被红卫兵们所排斥、冷眼的“黑五类”同学一步跨到炕前，揪住张老师衣领喊着“张宝信，起来”,一把把生病的老师拖了起来。更离谱的事情还有，一个一直受到老师青睐的共青团员竟然把他自己的日记本一页页撕下来，贴在教室外面的墙上，然后对每一篇日记的阴暗心理写出批注，最后总结为，“这就是张宝信所教育的好学生，是张宝信重用培养的结果,从日记中可看出张宝信的反动嘴脸”。这是多么大的“创意”。
我一遍遍地在心里问自己:难道他们真是这样恨老师吗？答案是否定的，这让我很愤怒,也坚定了我对这种“革命行动”横眉冷对的态度。我就像螳臂挡车一样,阻挡不了任何的潮流，张老师稳稳地当上了正式的“牛鬼蛇神”，首批被实行了“专政”，享受这种“待遇”的全校共有八个老师和校长。
从那时至今，五十个年头过去了，我们已经从十几岁的少年成为了六十多岁的老人，但历史留给我们的思考一直在继续。我常常会想这样一个问题:当年那些形式主义的教育，那些积极写思想汇报、口头汇报的训练，是不是也为“运动”中写大字报，搞大批判打下了基础呢？那些“突出政治，又红又专”的政治说教、大话空话造成的后果，就是让我们与人性中的“真善美”背道而驰,而让人性中最恶的东西大行其道。我不知道当张老师挂着“现行反革命”的大牌子被一次次批斗的时候，被监督劳动、跪在地上爬着拔草的时候，还有一次次唱着“牛鬼蛇神歌”向领袖画像请罪的时候，被他所教过的学生们白眼相向、恶语相加，甚至拳打脚踢的时候，他是否会想到，当初靠近他就是靠近“组织”，而他日把矛头指向他也是为了向“组织”表忠心，难道不是源于这一代人所受的教育吗？作为一名教师，他的初衷为什么和得到的结果大相径庭？
在这漫长的几十年岁月中，我曾一度和张老师住在相邻的两栋楼里，无数次地和张老师相遇,也有过多次谈话，我特别想问他一些这样的问题，还想和他讨论:为什么竭尽全力培养的某些“典型”会成为言行不一，心理和人格分裂的人呢？但是我一次也没有问，没有说，我们甚至都没有谈过“文革”，因为它是我们不敢正视的“痛”。可是我即使问了，说了，又能怎样，毕竟他那时只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而现在，我们的孩子们都远远地超过了那个年龄。我还有什么苛求的呢？
我知道他的观念仍然和我不同，他仍然在“与时俱进”，追赶着时代的潮流，以“发财”、“成功”为荣耀，为骄傲。他曾志得意满的对我说:“过去我爸爸是地主，现在我的孩子又是地主。”让我无言以对。与他相比，我永远是跟不上形势，赶不上潮流的落伍者。
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一年前，张老师去世了。当我在电话中听到同学金成智告知这一噩耗时，我沉默许久，脑子里一片空白，继而又波涛汹涌，一切往事都一一再现。
由于某些理念认知上的不同，或者说是价值观的差异，我不会是张老师理想中最好的学生，即使没有文革，也永远都不会。但是我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好老师，他尽职尽责的工作态度，给我留下了不能磨灭的印象。我不知道我们的国家还有多少这样忠于职守，献身教育的老师，他却遭到了那样不公正的待遇,在他刚刚三十岁的时候。
我不知道那些当年咒骂他，抄他的家，甚至动手打过他的人是否在他生前曾向他道歉，在他身后曾有过忏悔。我也不知道，他在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心中会不会有遗憾和失望。我什么都不知道，又好像什么都知道。反正，我的心里很难过，特别难过，为此，我没有参加入校五十年的同学聚会，我怕我会更难过。
作为锦州中学曾经的学生，我们在这个学校停留了四年多,读书不满两年，然后是革命、造反、斗争、批判，无休止的折腾后，被送往农村。我想，我们大概是这个百年老校历史上最不堪的几届学生吧，因为是我们将宁静安謐的教室搞得乌烟瘴气，把美丽清洁的校园变成了武斗战场，将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视为仇敌，把他们一个个安上莫须有的罪名揪到高台，拳打脚踢，逼他们下跪，游街示众，剥掉他们所有的尊严，然后再看管起来“专政”, 让他们成为“阶下囚”。
我们考进了这所学校，没有得到过毕业证书，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毕业。五十年后，当我们回头凝望自己走过的路，我想最应该做的是忏悔、反思和对自己人生的总结,而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念叨什么“小清华”、“尖子生”那虚幻和无聊的过往。五十年前我们不明是非，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或选择参与，或选择逃避，或选择观望。那是因为我们浅薄、无知、愚昧。今天，我们改变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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