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迷茫 (5): 当保皇派
第二章 少年迷茫
1965年的冬季，一天晚上，我像往常一样翻阅着当天的报纸，突然发现《人民日报》最末一版的“学术研究”专栏整版篇幅登了一篇醒目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作者是姚文元，还加了编者按，要对《海瑞罢官》进行讨论。姚文元是谁？我望着这个陌生的名字和振聋发聩的战斗檄文，充满了好奇,我请妈妈看看她们图书馆有没有姚文元写的书，给我借来看看。妈妈借来了两本姚文元写的书《兴灭集》和《文化革命的巨人一鲁迅》，还借了另外的两本书，是《首都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记实》和《胡风反党集团材料》，让我好好看看。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妈妈的神情特别忧郁，还有担心。
妈妈担心的是历史还会重演，一而再、再而三地跟我说反胡风时株连一大片，朋友之间互相揭发、反戈和反右派时“引蛇出洞”的前车之鉴，可是那对于我已是遥远的往事了。我是在阶级斗争说教下长大的孩子，根本听不进，也不懂什么是经验和教训，反而觉得妈妈跟不上这革命的大好形势了。
我曾经很遗憾，没有赶上那如火如荼的革命年代，不能像保尔那样百炼成钢，也不能像卢嘉川那样为最崇高的事业献出生命，而只能过这种平淡无奇的日子和平庸的生活。现在好了，姚文元为我们吹响了新的号角，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开始了，这也是一场革命，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我终于赶上了。那些日子我很兴奋，特别想投入一场革命中去。报纸上每天有被批判的“专家”、“学者”和“权威”，一场“灭资兴无”的斗争铺天盖地的开始了。
我当时正在学的语文课本有一篇杨朔的散文《雪浪花》,里面有一句话让我提高了警觉。这句话大意是，雪浪花成年累月地冲击着岩石，“就是铁打的江山也能咬出个豁来”。“铁打的江山”是我们用来形容社会主义制度的专用词汇，要咬出豁来，他多么反动，不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吗？我告诉姐姐我的“重大发现”，然拿出课本让她看。仅一个晚上，我俩就写出了一篇评论《雪浪花》的文章，不由分说的批判和质疑，语气尖锐，颇有“斗争精神”。第二天一早，我就把批判稿寄给了人民日报。
过了半个月左右，我们收到了《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来信，大意是稿件已看过，因近一段来稿太多，暂时不能刊登，希望我们继续关心时事，密切注意斗争动向，努力学习革命理论，批判资产阶级，积极投入到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竟然能收到《人民日报》的来信，这是我想不到的事情，从此我更认真的看报纸，听广播，决心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做一个坚定的革命者。
可笑的是，在现实中，我没有成为自己想象中的革命者，而是当了一个保皇派。校长被打倒了，学校里有名气的老师都被揭发批判得体无完肤了，这些，我可以因为不了解他们而拒绝批判，可是我们的班主任被“揪”了出来，并且被全班同学所揭发的时候，我拒绝签名，并且申明自己的观点：张老师不是反革命。
我成了一个被全班同学孤立的学生。每天在教室出入，没有人和我说话，我也不和别人打招呼，因为那样会连累别人。那种剑拔弩张的气氛很怪异，似乎谁一挨上我的边，就会成为立场不坚定的人。想不到被我期盼的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的“革命”，竟会以这种方式出现。
我每天还是按时到校，按时离校，虽然并没有人管束，也不上课，但从小养成的习惯已变成了自觉行为。我每天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看书写日记，日记本放在书桌里。一次，我到外面去的时候，几个男生翻出了我的日记本，然后把我写下的内容背下来和我辩论，不知他们是为了证明自己的革命，还是显示自己的才华，总是寻找这种机会来和我做交锋。可是我并不觉得自己孤独，我在家里说了张老师的事情，爸爸、妈妈和姐姐都认为我没有错，我心里很踏实，虽然形单影孤，我一点都不怕。我的好朋友李慧洁、刘萍都和我站在一起，我们一直在交换各自的观点，互相鼓励支持着。有时放学很久了，天色完全黑下来了，校园里空无一人，只有我们三个人站在楼前的松树下，激动地谈论着，对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每一件事情做出分析和判断。那些被全班同学孤立，视为异类的日子就这样在温暖和寒冷的双重包围中一天天过去了。
一天，听说市委派来了组织部领导带队的工作组，领导学校的文革运动。我们担忧:市委工作组怎么会了解张老师呢？如果他们听了“革命派”的一面之词，还坚持把他打成“牛鬼蛇神”怎么办？
一切担忧都写在我们的脸上。一个“红五类”同学用笨拙的书法在整个黑板上写下了两行难看的大字：“工作组进校，全校革命师生都热烈欢呼，只有吕旭、李慧洁愁眉苦脸，这是为什么？”又挑衅地在我们身边走来走去，弄得教室里一个人都没有了，显得我俩更加孤立。黑板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提醒了我们，我俩决定去找工作组谈话，说出我们的观点和看法，这是我们认为的大是大非，我们不能沉默。下午，我和慧洁敲响工作组办公室的门，毫不客气的对开门人说：“我们要找工作组的组长谈一谈。”
我俩被带到储组长的单人办公室里，受到和气的接待和耐心倾听，两个没见过世面的小丫头既不会客气，也不懂寒暄，占据我们头脑的只有张老师的“冤情”，它是我们关注的最重要的大事。听我俩忧心忡忡、语无伦次的说完张老师的“大案”，储组长耐心地告诉我们，要澄清张老师是不是阶级敌人，需要揭出的事实来证明，所以不能不让大家揭发，现在也不能下结论。我不同意他的话，反驳说，文革也是革命，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我，如果连敌我都分不清，把人民当敌人打，那还是革命吗？可储组长不直接回答我的问题，随手拿起桌上的暖壶比喻起来：“四大，就像这暖壶里的水，只有把水全部倒出来，才能让大家都看清，这瓶里装的是什么水，装多少量，如果不把水倒出来，大家就不清楚。”他可能以为自己的例子足以说服我们，有些得意地看着我们。但我俩根本就不同意他的观点，因为张老师对我们来说不是一瓶未倒出的水，他是教了我们两年的老师，两年来，他作为班主任、语文老师已经把自己从暖壶里全部都倒出来给我们看了。还要倒什么？很久以后，我才明白，工作组长的指导思想是说要先把所有的人都当作假想敌，然后拼凑一切材料证明这个假设，实在证明不了，再还你清白, 其实是“打倒一切”。
工作组长让我俩失望，但我们不甘心，我们坚信自己的观点，张老师不是敌人，而且还是一个好老师。经过几天的讨论，我和慧洁决定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一封信，阐明我们对运动中不分青红皂白，乱打乱批的意见，还要介绍我们学校运动的情况，更要讲张老师的问题。这封信我俩很快写好了，只记得开头的一句话是“敬爱的江青同志及中央文革小组”，寄往北京：中央文革小组收。结果是泥牛入海，永无音信。
运动不断升温，对牛鬼蛇神的批判从“灵魂”进展到“肉体”，王校长等八个老师终于成为了“阶级敌人”。大字报运动结束了, 他们被“专政”和“劳动改造”了。
我们也在运动之余参加劳动，一次，分配我们班去操场清理废砖土，需要两个人抬一个筐。因为那时，我们的运动还在深入进行，我的被孤立境遇没变，我想可能没有人会和我一起抬吧，这时，一个运动之前关系很好的同学来到我身旁，对我说：“咱俩抬一个筐吧”。我有些吃惊，在众目睽睽之下，竟会有人和我搭讪，还主动要求和我抬一个筐，虽然谈不上受宠若惊，心里还是感到一丝安慰。于是，我俩就配合默契地干了起来，我已经习惯了自己的身份和处境，一直是只干活不说话，当我们抬着大筐走过菜园地时，正看到“牛鬼蛇神”队伍跪在地上拔草，张老师也在其中，这个同学回过头对我说：“张老师真可怜”。我不知道她是向我这个“保皇派”示好，还是对张老师动了侧隐之心，苦笑着以沉默回答。
第二天上午，我正在教室里坐着，一群同学从走廊涌进教室，冲到我面前，大呼小叫地质问我：“你为什么说张宝信可怜？”“你为什么同情牛鬼蛇神？”我愣住了，不知这一幕从何而来。原来是前一天和我一同抬筐的同学在教室外的走廊上贴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吕旭说张宝信可怜”，把昨天她说过的话完完整整的送给了我，给我戴上了一顶顶大帽子进行批判。
我没有申辩，也没有解释，申辩什么呢？我没有说过这句话，但我想的要比这“严重”得多，张老师在我心里根本不是可怜不可怜的问题，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冤案，这是我自始至终的公开态度，还用得着揭发吗?更没有什么好解释的，难道要把写大字报的人“交”出去吗？我的选择只有沉默。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共十六条。当天傍晚，我和刘萍拿着登载“十六条”的报纸逐条研究，我在第五条《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中看到一句话:“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这句话和我写在日记中的话竟然完全相同，一字不差，而且是引起一些人和我辩论的一句话，也是我们和工作组长的分歧观点。我俩不知哪儿来的劲头，用一元零四分钱买下了52份锦州日报，准备把登有16条的报纸送到全班每个人手上。我俩买了报纸就开始行动，先从离我家近的同学开始,一人一份的发，后来又委托收到报纸的人转交。第一天，我俩一直走到天黑，才送出去十多份。第二天我俩联系上慧洁，象“联络网”一样，一层层的转发，报纸是全部发出去了，但不知道有多少同学收到、看到，理解了我们的用心！现在想起来，真是只有我这个傻瓜才会想出这样的主意，也只有刘萍这样的朋友才会陪我做这种事。
一九六七年春节前夕，听说“牛鬼蛇神”被放假回家了，我和慧洁、刘萍商量好去看看张老师。我们像地下工作者一样找到陶瓷厂的职工宿舍住宅，在那个简陋破旧的房子里，我们见到了两个脏兮兮的小孩和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那是张老师的妻子和他的孩子，张老师没在家，张老师的家人用惊恐的眼神望着我们这几个不速之客。好一会儿，我们才反应过来：他们家已经很久没有来客人了，他们会以为我们和那些来抄家的是一伙人吧。我们很快离开了张老师的家。
很多年以后，当张老师成为第三职业高中校长的时候，一些人重拾“师生情谊”，常常出入于张老师的家，我也曾陪同外地回来的同学去过，但慧洁、刘萍一次都没有去过。我提出要和她俩一起去看看老师，慧洁说：“现在他们家已是今非昔比，人来人往了，我们就不去了。”直到1993年夏季，久居江西的老班长黄世宇回锦探亲，约了金成智、慧杰和我一起去看望张老师,而五十年前那寒冷冬季的一次登门探望，张老师可能一生都不曾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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